华东地区，包括 上海 ，江苏，浙江，湖南等地 美容大奖赛 第一名讲师。 第一次路过加拿大3天游玩期间，托朋友的关系所以很有幸能请她为 多伦多的朋友们讲解一次美容知识 浅出易懂。 至于门票可能会在5元左右。有兴趣的朋友请提早通知我 好安排

东方卫视2009全新一季的《舞林大会》历时几个月的精心策划准备，于6月2日14：30在上海举行启动发布会，两岸知名主持人台湾综艺天王吴宗宪任嘉宾主持，并将与老牌电视主持人赵忠祥、SMG花旦主持王冠携手主持新一季的《舞林大会》。

6月3日晚20时30分，艺人陈冠希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专访的视频播出。在短短的30分钟时间里，陈冠希向《对话亚洲》的主持人安加利(Anjali Rao)敞开心扉，就沸沸扬扬的艳照门事件及其复出等相关话题进行深入探讨。以下为此次访谈实录： 主持人：这是艳照门事件以后你首次回到香港，为什么选择现在接受采访？ 陈冠希：现在庭审结束了，法律上我有权开口了。实际上关于这个事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引起了不少话题，有很多传闻和小道消息。而我个人觉得，我置身事外的缄默是对每个人的尊重，也是对法律的尊重。现在，庭审结束了，我也终于可以对着大众开口，而现在对于我也是一个机会。我有很多要说，而现在和你交谈，就是我个人觉得最好的时机。 主持人：感谢你对我的信任。谈谈你回到香港后的感受吧。 陈冠希：很久以前就想过要回香港，我也非常想回香港，所以我现在非常开心。这是我的家，能够回家当然开心。我已经离家太久了，这让我有游子归家的感觉。我带着行李在外面有快一年了，也确实有点像游子。而能够回到香港，回到熟悉了8，9年的环境下，和我的家人，朋友，以及伙伴待在一起， 真的有些紧张。这种紧张的感觉是必然的，因为我不知道人们能否接受我。我不知道自己会面对的是危险还是什么，但是我真的不再想担惊受怕的生活在外面。 主持人：你曾经说过，你将无限期退出公众的视线。但是其后你却拍摄了电影《神枪手》，你认为你还能复出娱乐圈吗？ 陈冠希：你谈到的这个话题很好，因为很多媒体都说，陈冠希将永远退出娱乐圈。实际上，我当时说的是“无限期”。可能一些人不理解indefinitely这个词的意思。它可以解释为5分钟，也可以解释为2000年。我从来没说过永远退出娱乐圈。复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并不是一时半会就可以搞定的事情。我需要经历很多事情才能重新开始，但是我觉得只要有热情，这些不成问题。 主持人：你曾经提到过，有人寄了一颗子弹到电视台威胁你，让你退出公众的视线。你有没有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陈冠希：如果我说我不怕子弹，天不怕地不怕，那真的是在骗你了。不过老实说，我从没想到会收到死亡威胁。为什么会有人想要杀我，我至今都想不明白，不过现在我已经挺过来了。我要过回正常的生活。我在1年半前收到过死亡威胁，在电影上映前也收到过。 主持人：鉴于你收到过2次死亡威胁，这对于你个人有什么影响？ 陈冠希：对于第一次经历我还是挺害怕的。我去哪里都会害怕，我当时会坐出租车去见律师，而出租车上的15分钟，我却几乎有窒息的感觉。即使我离开亚洲，去了加拿大和美国，我也花了3个月时间来摆脱阴影。我在美国与世隔绝了很久，我怕经过的人，我也怕过往的车子，我怕所有的东西。 主持人：你知道死亡威胁来自哪里吗？比如说，你会不会担心这是计划好的犯罪行为？ 陈冠希：我希望我知道。如果我知道他们是谁，我很乐意和他们坐下来谈谈，因为我觉得事情并没有达到如此极端的地步。不管他们是谁，我们都可以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随意夺走生命是不对的。 主持人：你在艳照门曝光之前算是出镜率非常高的明星，在这件事情发生后，你的日子怎么度过？ 陈冠希：我经历了很多时间。一开始我有些沮丧，但是周围的每个人，我的家人和女朋友都竭力帮助我，而我也恢复过来。我觉得我自己一无是处，我也怀疑我的演艺生涯就此结束，而我也有放弃的想法，我开始思考自己究竟能够做什么有价值的事情。后来我去了美国，大部分时间我在洛杉矶和纽约。我梦想执导或者是制作电影，所以我决定参加一些课程，跟随一些制片人，学习制片的技巧。这样一来我就有时间享受我喜欢的生活，做做洗衣丢垃圾去超市这样的事情，同时我也对我自己的人生有了不同的观察角度。要知道，我从19岁开始就进军娱乐圈，我太小了，老实说对于生活并没有太成熟的想法。我刚走出学校，而每天都像一场派对一样。我有些习惯于这样的生活，事事有人照料，尽管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还不错。现在，我可以有机会重新体会到自己照顾自己的感觉，而我对自己待人接物的方法也有所反思。对于这点我挺感谢的。你知道吗，我觉得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 主持人：让我们来谈谈艳照门本身，你为什么要拍这些照片。 陈冠希：那时候我还年轻，做的一些事情自己都不知道原因。觉得这有意思，那就做了，很少去思考后果，思考事后会发生什么。我的意思是，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艺人，有的时候会玩的过分了一点。而我就是这样，玩的过分了一点，狂野了一点。实际上我现在不再拍这种照片了，我也很久很久没拍这样的照片了。这些照片都是在2004年之前拍摄的，而他们是在2008年泄露出来的。当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人们会说：“看，这是陈冠希”，实际上，这些已经是4年前的陈冠希了。而那时候，我实际上和她有着认真的感情。我正在恋爱，我很开心，而这也是我第一次正式的恋情。如果你尊重一个人，并且爱着她，那么你会关心她，希望了解她的感觉。实际上我曾经和女友谈起过一些照片曝光引起的丑闻，她很不安，并且让我删除这些照片。 主持人：那你为什么不删除照片呢？ 陈冠希：我删了…但是… 主持人：全部都删除了？ 陈冠希：是的，全部都删除了。在删除照片的6个月后，我的电脑坏了，然后我让我的助理去修好这个电脑。而我在回到香港协助警察破案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复制了整个硬盘的内容，恢复了其中的数据。我都几乎不记得这事情了。我以为我把东西删除并且清空回收站之后数据就没有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主持人：你们现在还在一起吗？ 陈冠希：是的，这点真的是很棒。 主持人：她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陈冠希：她就像是一名勇士，一名女超人。虽然我不想让人听起来像个懦夫，但是在我闭门不出的时候，她仍然每天去学校。 主持人：其中也包含了她的照片吗？ 陈冠希：是的，不过很少很少。 主持人：据说网上曝光了1300多张照片，你想得起电脑上原来一共有多少张吗？ 陈冠希：不，说老实话，我从来没有数过。 主持人：大概有多少张？几百张？还是几千张？ 陈冠希：可能要更多一些。泄露1300张已经足够了…我从来没和任何人谈起过这些照片，我也从来没想到会发生这事情。 主持人：你从没有给人看过这些照片吗？ 陈冠希：从来都没有，只有当事人看过。 主持人：所有的当事人都对拍照的事情知情吗？ 陈冠希：当然，我不得不说，拍这些照片都是双方自愿的，经过了双方同意。我不知道她们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怎么对大众说的，但是我知道事实。我只想说，现在有太多的谎言，前后矛盾，很多都是道听途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拿着照相机在你面前拍照，闪光灯打着，你会不知道我是在拍照吗？所以真相很简单。 主持人：我们谈谈那个修理电脑的人。他盗走了你的隐私，听起来像是蓄意针对你，你怎么看待这个人。 陈冠希：我现在对他的感觉和8个月前完全不一样。我已经原谅了他，而他也会进监狱。他受到了审判，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不过我不知道盗走照片和传播照片的是否是同一人，不过我肯定他们对我怀有而已。这是蓄意的伤害，不带有经济目的。包括警察，有不少人问我，有没有人敲诈我？我要说的是，没有。他们对此表示质疑，但是确实是这样，没有人敲诈我。 主持人：当时大众群情激愤，你有没有意料到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美国一辆运钞车上周在雪城不慎掉落十多袋现金，有2名善心人士归还近28万美元，但有部分人拿走了另外6万美元。 据重庆晚报报道，雪城警察局警官康内伦表示，这辆运钞车是于5月29日在雪城古董店前遗失这些现金袋的。这些现金袋从运钞车敞开的侧门滑落。驾驶员显然没有注意到，继续按原定行程在路上行驶。 首先发现这些现金袋的是雪城古董店的两个人。其中一人表示，他起初以为这些袋子装的只是垃圾。他打开其中一个才赫然发现，“我的老天，里面全是钱。” 这些现金面额不等，从铜板到100元钞票都有。消息传开后，路过的车子及附近商家的人都跑出来，大部分都是帮忙捡钱。目前14袋近28万美元现金已归还。但是还有2袋约6万美元的现金下落不明。

英国大龄“超女”苏珊大妈在《英国达人》决赛中落败有“冤情”！英国媒体披露，苏珊大妈失败是因为YouTube视频网站给了错误的投票号码，致使苏珊的“粉丝”将票错投给了她的对手。 英国媒体3日报道，因在决赛中落败，人气最旺的“苏珊大妈”精神状态几近崩溃，被紧急送往医院。这一消息让苏珊的“粉丝”心痛不已。经过一番考证，“粉丝”们惊异地发现，苏珊失败和YouTube视频网站有直接的关系：YouTube播放的《英国达人》5月30日决赛短片里，苏珊的投票号码是错的。 “粉丝”们抱怨称，决赛当天，YouTube给出的投票号码中苏珊的错了，她的两位竞争对手的号码却是正确的。苏珊的投票号码后两位是“08”，YouTube给出的却是“07”、“09”，而这两个尾数都是苏珊对手的投票号码。由于这个失误，苏珊的“粉丝”错误地给她的对手投了票。 YouTube负责人对此回应，这段短片是《英国达人》举办方之一的英国独立电视台提供的非官方短片。而独立电视台发言人称：“这是非官方短片，对于任何号码正确性的问题，我们不负任何责任。”

据香港《文汇报》4日报道，法航失事原因仍扑朔迷离，有法航前机师指失事客机可能与军机或运毒飞机相撞后坠毁，法国当局预计本月底会完成初步调查报告。 法国航空安全调查部门主管阿尔斯拉尼安3日称，初步调查报告预计本月底完成，至今无迹象显示客机起飞前出现故障，调查员正研究该机的维修和其它纪录。对于有揣测指机长事发时可能不在驾驶舱，阿尔斯拉尼安表示不肯定客机坠毁时，机长是否正在控制飞机。 法航客机因何坠毁人言人殊，法航前机师马尼耶表示，客机可能撞中军机或毒贩用作运毒的飞机。他说：“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可能与另一飞机相撞，可能是一架军机或一架运毒飞机。若是后者，当然无人会报称失踪。” 天气因素依然是调查重点，有航空专家集中研究猛烈风暴肇祸的可能性，指客机当时正迎着时速160公里强风逆风而行。 世界气象组织(WMO)航空气象主任普姆培尔表示，天气可能是失事的一个原因，但极不可能是唯一原因，他强调“人为因素也很重要”，指出在飞越飞行黑点时，机师会承受较大压力。 两名退休机师接受媒体访问时称，虽然先进的飞机能抵受雷击，但机师一般都避免驶进风暴里，其中一位退休机师更曾为避开大西洋西部一个风暴而绕道近300海里。

5月23日，约250个日本人在上海影城集体观看电影《南京！南京！》，活动组织者是几个二十多岁的日本留学生，事情原本很简单。 5月6日，《南京！南京！》在北京上映。日本读卖新闻上海分社社长加藤隆则采访了陆川，陆川向加藤表示，希望《南京！南京！》能够在日本上映。加藤于是提议：或许可以让在上海的日本人先观看《南京！南京！》。陆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听到这个建议，欣喜若狂。我万万没有想到是一个日本人提这个建议。” 加藤隆则再三强调自己是记者，要保持中立，不能参与此事。他说回到上海后，他找到自己的朋友A女士来筹备这次活动。 A女士邀请了日本各大媒体：《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共同通讯社、NHK电视台……此前，日本人并没有向中国媒体公开，所以知悉此事的中国媒体不多。导演陆川认为这是一次中日交流的很好机会，中国媒体也不应该缺席，于是向日本人推介了两家媒体：《南方周末》和新浪网。 没人想到，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看片采访，却充斥着中日之间的误解、猜测。 南方周末记者拨通活动组织者A女士电话，问询活动的具体日程安排。她支吾说稍后回电。两天后，她回电：“我们决定不邀请《南方周末》来。”原因是“这是我们日本人内部的活动”，只邀请日本媒体，因为“要日本媒体报道给日本国内读者看”。 “日本人主动组织看一部讲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这对于中国读者同样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你们也在活动通知中说明，要用《南京！南京！》做一座桥梁，让中国人和日本人能够就此事进行冷静的交流。如果中国媒体这次不在场，中国人不知道这件事，那这种交流是难以建立的。这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你们的初衷，都令人惋惜。”南方周末记者告诉A女士。 A女士始终重复着：“这是我们日本人内部的活动，希望您能原谅。” 陆川同样坚持认为中国媒体应该有权报道这一事件，他出面协调了很久，日本方面终于同意。 然而，不到半个小时，“日本放映委员会”又开了一次会，专题讨论是否应该邀请南方周末来采访报道，其结果还是“不邀请”。 “不邀请”的原因还是担心，他们认为首先“要保证日本人正常地观看这部电影，不受到干扰”。“说是放映委员会，其实就是三个学生组成的。”陆川对“一丝不苟”的日本人也无可奈何，“在中国变通是很正常的。我们(按：中国人和日本人)长得这么像，思维方式却那么不同。” 陆川最后告诉加藤：“必须邀请《南方周末》。”然而这个“必须”，也带来了额外的猜想。 加藤隆则直接质疑：“陆川说《南方周末》必须来，这个‘必须’让我觉得……你们之间要么是有商业性合作，要么是政府意志，《南方周末》也是受广东的政府管辖吧。” 5月22日，放映前一天，陆川做了最后的斡旋，南方周末记者最终和加藤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当天下午也是放映委员会的筹备会议。“光是这几次艰难的沟通，就可以看出中国人和日本人沟通的难度了。”陆川说。 你们的真实感受是什么？ 5月23日，南方周末记者最终进入了观影现场。 观看《南京！南京！》是个漫长的过程。电影放映到字幕部分，片尾配乐在安静的放映厅中响着，没有一个人起立，没有一个人说话。陆川走上台向观众深深鞠躬，掌声随之响起。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在鼓掌，一些人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陆川站到舞台中间，对着高脚话筒，等待观众提问。他后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其实他更想做提问者，他的问题很简单：“你们看完后真实的感觉到底是什么？” 日本观众的提问者并不多，大约有10个提问者。没有任何一个提问者问及陆川：“这是否是真的？”他们的提问大致有：“导演对各个国家演员的表演都有哪些特别的要求”，“我觉得陆川导演的很多风格和日本六十年代的电影有相似之处，比如说黑泽明的电影，请问您有没有受到黑泽明的影响呢”，“最后日本兵自杀，是用枪的，这和我想象的不大一样，我看过很多讲以前日本人自杀的书，好像自杀是用刀的……” 现场有两个中国人提问，一个是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徐静波教授，他说自己哭了，因为他想知道有多少日本人相信这是事实。然后用流利的日语说，曾有日本教授问他，日本的统计资料显示，南京大屠杀对平民和俘虏的屠杀数量是12万-13万；而中国方面提供的数据是30万，不知道这数据是怎么来的，如果这个数据都是不真实的，我们日本人怎么可以相信中国人关于屠杀这件事的所有描述呢。徐静波的回答是：屠杀12万-13万人，在日本的概念里算不算屠杀？还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站起来哽咽难语：“我的丈夫是日本人，就因为知道南京大屠杀，他从来不敢去南京。在街上，他不让我和他说日语，因为怕周围人知道他是日本人。”她谢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只说了句：“我现在有点后悔我刚才站起来了……”然后迅速带着丈夫离开了现场。 在《读卖新闻》办公室，日本留学生问是否可以在刊发之前给他们看一下报道。为了舒缓这些可能被中国媒体“吓坏了的孩子”的紧张，南方周末记者承诺，刊发之前，可以给他们看一下文章，这样他们就会知道，中国的媒体并不像传闻的那样可怕。 学生们欣然接受这点，但是他们提出了进一步要求：请记者用笔和纸写一份书面的承诺。日本人的理解是：“既然承诺那么重要，写书面承诺次要一些。一个重要的事情你都做了，那么这个次要的举手之劳为什么又不肯呢？”学生们最终没有得到书面承诺，但看到了记者完成的稿件。 5月24日，新浪网刊发了整整一个网页的关于此次活动的报道。其中图片数量即有二十余张，网友跟进评论超过3000条。 5月24日，日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媒体在非显著版面刊发消息，对《南京！南京！》和上海日本人集体观看活动作了简洁的介绍，字数均在300字左右，加藤隆则说：“这个事，不像在中国，是头版头条的事，在日本，能发这样一个消息就很不错了。我正在写评论，评论应该会长一点。”他用手比划了一下报纸的三分之一版的面积。 日本人看《南京》 “启蒙”还是“救亡”？ “角川”的两面性，也恰恰成为电影饱受争议的原因 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认知能不能发现一点点重叠的部分？我们能不能拥有更加深层的感悟？ 一个小时前，笔者刚刚在北京的电影院看完最近大家热烈讨论的一部电影《南京！南京！》。坐在笔者旁边的观众们都在哭着，感觉很沉重。笔者毕竟是日本人，评述当年中日战争中在南京发生的故事，又是针对中国导演拍摄的一部战争片，只好带着复杂的心态，也许不太合适。但作为目前在中国生活的日本青年，笔者也不能有意避开讨论它，就站在会写中文的普通日本人，而不是什么专业的影评者的角度，尽可能真实地表达看完这部电影后的直接感受。 首先，笔者不能不谈《南京！南京！》体现的“残暴性”。这部影片的大部分内容是由日本兵对中国平民，包括妇女和孩子的残酷、强暴行为组成。开枪也好，屠杀也好，投弹也好，强奸也好，日本兵给观众们留下的印象几乎都是“绝对负面”的。看完这部电影的中国观众必然加深对日本以及日本人的反感和厌恶。此外，从被强奸的妇女们的裸体反复出现的内容结构看，这部电影恐怕也不太适合儿童们去看，中国国内舆论，尤其家长对此也会有意见。 关于陆川导演对整个电影采取的立场，笔者是非常理解的。陆导作为中国籍导演，尤其对于抗日战争片的政治正确性要必须保证。在整个内容当中，描述南京的残酷性是压倒一切、至高无上的政治任务，在这点上，他毫无别的选择，用笔者的语言说是一种“无奈”。而他的“意图”体现在角川(中泉英雄饰)的身上，陆导对角川的塑造是这部电影的亮点，甚至可以说是区别于以往抗日战争片的创新。无奈与意图之间争取平衡，使得观众们观看、思考的过程中增加不同的视角，持有多层的观念，在笔者看来，这是陆导的“高明”之处。 一目了然，陆导对角川这位日本兵的塑造是“人化”。角川在这部电影里不是完全被机械化的魔鬼，而是跟大部分人类一样，带着性、情、心的人。人性、人情、人心，人有时动心、有时疯狂、有时脆弱，角川在战场上扮演着所谓“正常人”的角色。他听从上司屠杀的时候，命令部下投弹的时候，让晚辈“搞”百合子的时候……他的心是动的、摇的、乱的。之所以角川显得非常人化，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言行和表情作为军人过于软弱(笔者仍不知陆导为何这样做)，另一方面是因为其他日本兵基本上都扮演非常“魔鬼”的角色。角川与其他日本兵之间明显存在的“对称性”是这部电影的看点之一，也是陆导用意展开的塑造点之一。典型的场面应该是结局部分，它是很深刻的，陆导故意采取“模糊法”，使得观众用自己的头脑探究当年南京发生的真实究竟何在。 角川带着一位部下，还有小豆子和胖胖的中年男人走到周围什么都没有的草地里，把两个被害者放走，等于“解放”了他们。然后，他在沉思中跟部下说了一声“活着比死还难”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做了部队特有的“告别”姿势。部下大喊，“角川兄！”他应该是整个部队里或多或少明白角川痛苦的战友，角川也比较信任他。角川看到他和两个获释的中国人都离开了一段距离后，忽然向自己头部开枪，自杀的瞬间，终于“解放”了自己。部下回头看，知道了事情的发生，感到悲伤。小豆子和大胖子听到开枪的声音，起初以为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等到发现没事儿，便感到放心，带着笑容走开了。 角川的选择是有理由的。角川选择自杀之前说，“活着比死还难”。关于这一点，或许不断向部下们发出无情命令，向战场的被害者们施行残酷暴力的那位角川的上司也有所认知，与角川同样坚信“活着比死掉艰难得多”。 坦率说，笔者在观看的过程中早就预料到角川最后会选择以自杀结束生命、解放自己的。这也许跟日本人的传统民族性有关。无论如何，一个人在一辈子里做了违背自己信念、原则的事的时候，他会想到以自杀的形式向社会请求谅解，以生命为代价向晚辈留下希望，以牺牲来寻求自己的安慰。在日本“武士道” 中，“切腹”是过去比较普遍的自杀方式。角川的行为也许可以与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联系在一起加以理解。 笔者只是想相信，当年选择类似角川那样命运的日本兵应该不少，陆导塑造的角川无论是在虚拟世界还是现实世界里，绝不是“个案”。笔者从当年被强迫遣送到中国战场的长辈们那里，亲自听过他们在杀人的时候是带着什么样心态的…… 笔者希望能够与大家一起正视的是，角川的言行、表情甚至选择是否真实？是不是富于真实性的角色？笔者很清楚，通过这部电影的公映，陆导被观众以及舆论批评的，很有可能恰恰是围绕对角川这个“人”的塑造方面。中国人会抱着反感指出：“日本兵怎么可能有人性？！日本兵不是魔鬼吗？！”陆导有意塑造出的日本兵的“两面性”，也恰恰成为《南京！南京！》饱受争议的根本原因。 问题在于，中国人甚至日本人如何理解陆导对日本兵两面性的处理？根据笔者的猜测，中国人会认为，陆导描述日本兵不够客观、全面，不能有像角川那样的“人兵”，太给日本人面子了，对日本、对历史过于软弱，不能接受。日本人则会认为，陆导描述日本兵不够客观、全面，把日本兵弄得一塌糊涂，过于残暴和无情，像角川那样的兵应该更多，不能接受。毕竟，中国和日本在中日战争中的立场是两个极端，作为历史的遗产，心理上的相反将永远存在下去。正因如此，中日两国的观众看完这部电影后，都有可能产生一种逆反心理，无法满足各方的需求，疑虑自己吃亏，用日语的方式说，“后味”难免别扭，让谁都感到不舒服和难受。在笔者看来，这一点恰恰是陆导经过精心策划体现出的创新和高明。 笔者的思考是，中国和日本的观众应该如何理解陆导给出的启示？他在电影中，有对日本兵、被害者、平民、难民、妇女、孩子、拉贝先生各色人等一举手一投足的描述，但对整个事件残暴的程度、覆盖的广度、表达的力度是会有争议的。有人会认为，描述残暴的程度有些过分；有人会认为，覆盖的面太狭窄；有人会认为，表达的力度不够强硬。尤其在中国观众和日本观众之间，对这部电影的认识差异是根本性的。不过，笔者想说的是，除了对《南京！南京！》的截然不同的评价，产生两国民众之间的分歧，加剧相互不信任感之外，我们能不能拥有更加深层的感悟？中国人和日本人了解到战争的残暴性、人类的共同性、人心的脆弱性、生命的可贵性、命运的不确定性后，能不能产生某种共鸣？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认知能不能发现一点点重叠的部分？得到某种共同感受是不可能的吗？难道历史认识是永远不会达成共识的吗？假如这部电影只是起到进一步加剧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感情隔阂，深化相互不信任感的作用，笔者认为，陆导的“愿望”不会反映于现实，艺术作品则只好沉淀于艺术本身。 但愿陆川导演拍摄的，票房将达到一定数字的《南京！南京！》对公众来说是一种“启蒙”，而不是某种“救亡”。…

本地调查公司Harris-Decima昨日（周三）公布的报告显示，随着本国经济渐渐走出谷底，居民的消费信心（consumer confidence）也大大增加，升至15个月来的最高点。有评论人士指出，虽然本国经济尚不稳定、何时能够复苏也无法预测；然而，消费信心地增加确实是一个很强烈的经济复苏的信号。 民众对经济的悲观情绪下降 据悉，此次抽样调查是Harris-Decima公司于五月下旬进行的，样本为1000人，误差（margin of error）2.2个百分点。 调查显示，本国居民的整体消费信心指数（overall confidence index）已经上升至78.5，不仅比今年2月份时候的67.0有了很大提高，也是自去年2月份（当月消费信心指数为79）以来的最高点。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本国居民对经济的态度还没有进入乐观状态，但是悲观情绪已经明显有所下降。调查指出，对未来数月经济持乐观情绪的人数比例也从前一次调查的10%增长到现在的20%，整整翻了一倍。至于对明年经济的看法，大约29%的被调查者认为会变得更加糟糕，比今年2月份时候的59%下降了几乎一半；另有44%的人则认为经济不会有多大改变。 此外，大约有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表示在未来一年自己的财务状况会转好；11%的人则认为比以前更穷，大约56%的人称不会有什么改变。 与此同时，本国商业机构“加拿大独立商业联盟”(Canadian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Business, CFIB)也指出，本国商业人士、业主对未来经济的信心也有所增加。该联盟的“商企征候指数”(Business Barometer index)目前（5月份）已经升至60.4，比4月份的54.9、12月份的39.4皆有了很大的提高。 CFIB表示，“商企征候指数”超过50意味着一半以上的业主（business owner）对他们的公司在来年的业绩持乐观态度。对正陷入衰退的本国经济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不错的信号。 不过，CFIB的发言人仍不忘指出，现在本国的“商企征候指数”仍然低于历史平均水平；而本国的GDP仍然呈负增长、离正常状态（positive territory）也尚有一段距离，暗示业内亦不宜对数据太过乐观。 Harris-Decima公司副主席沃克（Jeff Walker）同样也表示，本国经济何时能够复苏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不过越来越的人对经济抱有希望，这确实是令人高兴的现象。 加元汇率、股市双双遇压受挫 正如业内评论人士所言，本国经济“尚不稳定”。昨日（周三），受国际市场上原油价格降低，以及美国新出台的经济低于预期的影响，加元汇率、股市皆受挫。 据悉，由于本国是自然资源出口大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持续走高的商品、原油价格是支撑加元汇率和本地股市的动力，并让两者持续走高。然而，昨日的纽约商品交易所(New York Mercantile Exchange)上，低硫原油七月份价格每桶下降2.43美元，收于66.12美元。这是因为在这之前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报告称，上周石油库存量增加290万桶。其实分析师们已经预测到石油库存量会增加的局面。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的报告反映了投资者对美国能源需求和美国经济健康状况的最新担心情绪。 消息传来，加元兑美元立即下降2.29美分至90.22美分；而本地股市也遭受挫折，多股S&P/TSX综合指数下降了2.8%（298.67点），报收10290.12点。 在10大类股中，有9个类股收低，首当其冲的便是能源股票，降幅达5个百分点。其中，Canadian Natural Resources重挫6%至62.50元；EnCana Corp跌4.3%至59.98元。 ABC Funds的投资组合经理人迈克尔（Irwin…

1989年天安门学运至今20周年，中国社会已经历了大转变，但平反六四的日子仍难以预见。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骆思典（Stanley Rosen）对多维社说，比起20年前，中国政府更懂得管理公众，但由于政府高层无法从平反六四上获益，因此他们也没有理由再把这个议题带上台面。 美国南加大（USC）东亚研究中心政治系教授骆思典表示，若把中国高层的态度与六四事件刚发生后做对比的话，现在的态度可说比较软化。 “因为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还有得到公众广泛的支持，他们（中国政府）多了很多的自信，而年轻一代看起来对六四不感兴趣，很多人也不谈论，虽然这是可以改变的，例如赵紫阳回忆录的出版就引发话题，但比起以前，他们比较不担心了。”骆思典说，虽然中国政府仍不希望引发六四的讨论，但对于“平反”这个在过去令他们担心的议题，现在变得不太担心。 因此，骆思典认为天安门平反的日子还无法预见。“很明显地，这取决于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世界其他地方又发生什么事，只是现在还没有平反的迹象。对领导层来说，无法从平反中获益，只会引发问题，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会说还不能平反，只有在领导层发生分歧的时候、有人说他们可以从平反中获益的时候，才有可能。” 不过，骆思典对多维社说，中国领导层已经不再把六四事件视为一个问题，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再将此议题带上台面。“现在这个时候，显然还有很多与六四有关的人，比如天安门母亲、曾经经历过事件的人，他们能将这事再度搅动起来，但不会是一个能激起骚动的议题，因为这件事没有那么多的‘愤怒’。” 骆思典说，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就是藉由激起愤怒动员人们，而和六四相比，只要看看中国的其他事件，就能发现滥用职权等议题更令人愤慨。“例如前几天《人民日报》上，人们谈论最近两个事件，一个是在卡拉OK工作的女性（邓玉娇）刺死强迫她性交易的官员案，另一个是杭州的车祸（市政协副主席的儿子赛车撞人致死案），公众对高层子女任意而为或是滥用职权的人非常愤怒，这都是中国目前的愤怒所在，是能导致事件爆发的愤怒，而不是天安门这种发生在很久以前的议题。” 另一方面，中国高层如今也了解到，面对公众时，内部必需有凝聚力、抛开分歧，也应及早掌控情势。“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面向，一个是凝聚力；问题可能会来临、可能会变得严重，如果这个问题在领导层中造成分化，后果很严重。另外，社会主义、社会稳定方面也很重要，在事情变严重前，应早一点掌握公众的目光。” 这20年来，中国社会也发生许多变化。骆思典指出，六四后中国政府重塑政权的合法性，一方面带动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我认为中国政府在两个必需做的事情上取得成功，这两件事也是为了在1989事件后重塑合法性。一是崛起，利用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的力量让中国在世界上崛起，二是财富，提升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如果你看1989年之后的情况，他们曾在寻找合法性上一度遇到困难，特别是没有人真的相信共产主义，但他们后来做得很好。”骆思典对多维社解释，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谈论中国的时候，会觉得他们迅速复苏，只是在民主方面仍未改善。 “如果你看一些中国的调查，当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被问到西方的分权制民主时，他们觉得这是很好的事，因为他们也希望寻找某些能整治中国贪腐或权力滥用的方法。”骆思典说。 因此，骆思典表示，有的事情仍存在，仍会引发愤怒，但若是谈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让中国崛起，中国政府做得很好。 不过，这不代表中国的政治形态毫无变化，相反地，骆思典认为政治上的改变不断发生。“它正在进行，只是不一定会到达哪一个层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决策，公众观点也变得更重要。” 骆思典对多维社说，中国政府从1989年的事件学到很多，在管理公众时也更成功，例如让人们更有机会出国、也带进许多外国文化。“比如美国好莱坞电影从 1994年开始进入中国，中国也开始有夜生活，卡拉OK店、夜店，他们改革了很多方面，自从1992年冬天邓小平南巡开始的改革计划，引进大量的投资者后，与1989年相比，现在的中国已经很不一样了。” 骆思典说，六四时的学生推崇西方、严厉批评自己的政府，一部份原因是政府封锁西方的消息，现在，虽然政府仍试图封锁很多消息，但也开放了许多讯息，不只更了解西方、也更了解自己，这些都让中国从中获益。 骆思典研究比较政治、中国政治、东亚社会、政治教育等。骆思典为美国政治学会、亚洲研究协会成员，曾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编着有《21世纪中国国家与社会》、《中国电影艺术、政治与商业间的交互作用》等多本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