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平权会多伦多分会主办的《我们的历史并未终结—古巴革命中的三位将军》一书的中文版新书发布会，将于2009年6月6日星期六下午2：00在位于士嘉堡的爱静阁社区中心二楼举行。届时， 本书作者、古巴总领馆领事和平权会等相关人士将到会演讲并与大家交流，如果您 乐意了解世界华人的发展状况 热爱读书并希望与作者分享创作经过 想听取古巴总领事及各界人士对该书的感受 愿意和平权会人士共同探讨社区话题 请前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将为你提供学习和交流的良好机会，本活动提供中英文双语翻译！ 活动主席：孙嘉欣 平权会多伦多分会执行总干事 演讲嘉宾：陈世超平权会创始人之一 王秋月平权会多伦多分会 Emily Lefebvre皇后大学学生 Jorge Soberón 古巴驻多伦多总领事 Mary-Alice Water 本书作者 时间：下午１点钟登记入场，２点钟会议开始 日期：2009年6月6日星期六 地点：Agincourt Community Centre ,31 Glen Watford Drive,ON M1S 2B7 ( 位于Sheppard&Midland的东北角,可乘８５路和５７路公交车到达，免费泊车） 更多详情请致电：416-596-0833 ext 5 Cathy Zhao

演出地点：神召会活水北区教会5000 Steels Ave.East (Steels/Brimley西北角) 演出时间：星期六，6月6日，2009年，7：30pm—8：30pm 钢琴伴奏及节目主持：王舒薇 无论少儿观摩还是成人娱乐欣赏，值得一听

记者：你这里有一本《中国不高兴》的书，你看了吗？ 张召忠：他们送我一本书，但是我翻了几页，实在是看不下去。总的感觉是一些发牢骚的东西，没有理论，讲了一堆事，没有解决的方案。谁要是惹我我就怎么着。萨科齐不好，就中断跟法国的关系，不去家乐福买东西；跟美国关系不好，连麦当劳都不去。这都是极端民族主义，中国不要老搞这些东西，没有意义。 我们必须要有爱国主义，要有忧患意识。谁都会有不满意的事，都会不高兴。我也能讲很多不高兴的话，我刚才讲了那么多不高兴的事。但是我每个时期都很高兴，我一天吃一个窝头，人家吃完肉扔了的骨头我砸碎了吃，我很高兴啊，我没有不高兴。我的每一刻都是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我们共产党执政，还是以正面宣传为主，以鼓舞大家为主，可以发现问题，但问题是怎么改进，怎么解决。 “在我眼里看到全是危机和威胁” 记者：在你看来，看问题一定要有立场。 张召忠：站在什么立场上说什么话。我不是利益集团，我没有私心，不像一些经济学家，没有人给我钱让我替他们说话，我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一些人攻击我是有目的的，我从来也不跟他们争论，我就做自己的学问，我到了这个军衔了，还敢说个人观点，这点很不容易吧？ 记者：不容易。你独持异议，勇气非常可贵。 张召忠：作为专家必须要有骨气，如果不这样，那还要专家干什么？一个人不爱国，还谈什么学术，那对国家有什么用？不能像一些经济学家那样去忽悠。专家不能成为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不能成为帝国主义的代表，不能帮着美国来忽悠中国。 记者：今天的世界已经是和平世界，至少我们应该追求和平，难道还要用帝国主义这种方式来分析世界吗？ 张召忠：这是完全错误的，和平是你们看到的和平，在我眼里看到全是危机和威胁，怎么会有那么多和平呢？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加大对中国的封锁和围堵；陆地领土有争议，海上有争议，岛礁有争议，台湾还没有回归，从哪一个角度上来讲中国都不是强国！这次金融危机就是一次经济侵略。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不管是奥巴马还是谁，绝对不会变的，怎么会变呢？只是为了国家利益所表现的手法不一样而已。必须要看到这一点，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变的，绝对不会让中国好好崛起。 记者：有人说，我们应该与时俱进，现在没有帝国主义了，美国也成我们的朋友了。 张召忠：这是外交语言。我一向主张要把外交官和军官分开，军人要有军人的语言、军人的立场，军人的立场就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为党的利益服务。经济学家应该和军人一样，因为支撑国家的是两大支柱，一个是经济，一个是军事。军事这块没有问题，我们都是爱国的，我没有任何学术文章是帮着美国人来忽悠中国。可是，经济那个支柱被风化掉了，变得非常脆弱，非常有问题。 记者：你有很强烈的忧患意识。 张召忠：忧患意识是现在最缺乏的。中国跟阿富汗有几十公里的边境，现在北约的兵已经和中国兵面对面站岗了，已经到中国的门口了。一些学者是美国培养的，读美国人的书，接受美国的理念，帮助美国人来忽悠中国人。美国是衰落了，但是美国再衰落，三十年内中国都追不上。说中国二三十年超过美国，是别有用心，让中国人头脑涣散，捧杀中国！这是帝国主义所高兴的。美国想把你捧起来，多买他的债券，最后哪天掏空你，把你搞垮，美国从来都是靠忽悠！ 1983、84年我就建议中国搞石油储备，因为我在海军，海军要考虑石油运输通道的安全，考虑中国的发展。美国、日本都有石油储备，我们也应该搞石油储备。当时石油是3美元，没有人说搞。这些年终于开始搞了，全是高点100到147美元一桶的时候我们大量吸进石油，等它到了47美元的时候，我们就没钱买了。 记者：恐怕有人会批评你满脑子阴谋论。 张召忠：这不是阴谋论，这是实事求是的战略构想。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美国那么多智库，都是研究好了一齐对付中国。中国的智库瞎发牢骚，都没什么用，中国当前应该建立国家级的大型的民间智库，好好研究一些问题。我认为经济方面的智库必须有军事方面的专家参与，否则就经济说经济很容易出问题。 你刚才讲的很多事情，都牵扯到政治立场问题，明显是错的，到我这儿根本毫不怀疑的。例如，奥巴马刚开始选的时候我说，这个人很好，但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美国。奥巴马期间至少要打一次到两次仗，他不打仗他就当不了总统，这是帝国主义的本质。 记者：会吗？ 张召忠：奥巴马要想改变美国很难。打哪儿现在还不好预测，但是他肯定会发生战争，因为如果不发动战争，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我为什么判断奥巴马要打仗？他不打仗的军工企业怎么活，不打仗银行怎么活，没有消耗怎么能拉动国家的发展，怎么促进就业？我不只研究战争，我还研究经济规律，研究历次危机，因为政治、经济、军事都是一体化的。 记者：你还研究经济危机？ 张召忠：你知道历次经济危机美国怎么摆脱的？无一例外全都是依靠战争来摆脱的。比方说越南战争，比方说朝鲜战争，打一仗就缓和了，历次都是这样。我和经济学家的预测总是相反，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看到了政治、军事对经济的影响。 记者：但是经济学家会嘲笑你观念落后。 张召忠：没有军事专家参与，你研究啥经济啊！战争和经济是捆在一起的。看看去年奥运会之前我们经济学家对股市、楼市和世界经济走向的预测吧，有几个是正确的？经济学家在他那个圈子里认为是对的，到我这儿可能感觉是错的。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体化的了，必须把政治、经济、军事捆在一起去研究，决不能经济学家自己去研究经济，那肯定有问题的。帝国主义搞垮中国，要么通过军事的办法，要么通过经济的办法，肯定是这两个。 我想引用伏契克的名言来结束这次采访：“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2009 年似乎是一个与纪念有关的年份，我们纪念建国60周年、五四90周年、洋务运动140周年等等，不过，我们似乎还应该“纪念”50年前的那场大饥荒：从 1959年到1961年，后世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民经济跌入空前的萧条低迷。全国工厂关停近半，2千多万新招职工被驱回农村。因粮食的短缺，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的饿死人现象，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2千万，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况。 这一篇专栏要写的人和事，远跟整整半个世纪前的那场灾难有关，近则是被不久前的一个颁奖盛典引发出来的。 3 月28日，凤凰卫视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办了“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的颁奖礼，盛典的最高大奖——“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颁给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他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两年后就将成为百龄福寿老人。我在电视前，目睹了感人的盛况，而我的心底却隐约浮现出另外一些景象，我喝着很浓的普洱茶，沉着气，把它强行压了回去。 几天后，我去香港浸会大学演讲，在电影院观看了2008年奥斯卡获奖电影《朗读者》――香港人翻译成《读爱》。那是一个关于二战和德国人的故事。在影片中，德国人表现出了强大的忏悔力，影片中的每一个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少年，教授和罪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所有的人都在对纳粹的罪恶进行反复的辩论、反思和批判。 当我默默走出电影院的时候，一路上，我一直在回想几天前脑海中浮现出来的那个故事，然后，决定写这篇文章。 我想说的故事应该从1958年讲起。 那一年，中国在搞“大跃进”，粮食亩产要一年翻番，各地都在“放卫星”。1958年夏收结束，各地的高产记录不断被刷新：6月8日，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宣布，小麦亩产2105斤。四天后，这个县又宣称亩产增加到了3530斤。6月12日，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实现小麦亩产 3520斤，报纸的新闻标题为《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这是第一次出现“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 凡是稍稍有点农业知识的人，对于一亩地能够产出多少粮食，大抵都有一些基本的常识，新中国的领导人大半出生农村，并长期在农村从事军事活动，为什么对遂平县这样的“卫星”不产生怀疑呢？ 就在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放出“卫星”后的第四天，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 钱学森此时是国内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1955年，美国全面压制社会主义中国，正是在中美关系最为交恶、而新中国最最需要科技人才的时候，他从美国毅然归来，这一事件在全球科技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因为钱学森所从事的研究有关当时最尖端、最机密的导弹和核武器技术。 正是这位全球顶级的科学家在文章中详尽而“科学地”论证说：“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30%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2 000多斤的20多倍！这并不是空谈。”在另一篇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的文章《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 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学森还另外写了一篇题为《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的文章，发表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钱学森进一步从力学专业的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分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 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 钱学森的论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们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正是在这些文章发表后，“粮食卫星”从亩产数千斤一下子窜升到了数万斤。很多年后，北大哲学系教授季羡林回忆说：“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 更要紧的是，他的文章还深深影响了最高决策，1959年7月11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周小舟、李锐等人夜谈时说，“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还有钱学森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中央党校的党史专家罗平汉日后评论说，“出身于农家的毛泽东本来对那些放出来的农业高产卫星是将信将疑的，而科学家从科学原理对农业高产的论证，却使他相信粮食高产是有可能的。” “ 放卫星”的结果就是，到了年底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5亿斤，几乎是去年的十倍，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粮国――实际产量只有4000亿斤。毛泽东开始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放卫星”导致高征收，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到1959年，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甚至抓人、关人、打人。后来发生的事实就是让人不寒而栗的“三年灾害时期”，这一切，距今刚刚五十年。 我并无意让钱学森承担大跃进或“放卫星”的历史责任，不过，易卜生说的好，“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至少从史料来看，他的那一份似乎并不小。 钱学森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科学家。他在归国后的数十年中，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获得“两弹一星”（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简称）功勋奖章，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此次，凤凰卫视授予他终身成就奖，中华网的中华论坛就“钱学森获奖大家有意见吗”做网民调查，所有参与投票的人都表示同意，反对票为零，每一条跟贴都充满了对钱老的敬意。 从动手写这篇文章的第一分钟起，我的内心始终非常的忐忑不安，因为，我想听到一个98岁的伟大老者的最后一声道歉。 对于1958年的那两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钱学森应该有道歉。这是一个“档案社会”，人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越是大人物，所需负的责任自然越大。 没有这一声道歉，钱学森的伟大人生并不会逊色一分毫，然而，有了这一声道歉，他却可以给所有的后辈增添一份我们渴望而缺失的财富。他还活着，很多逝者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机会。 我们是一个“乡愿”的民族，我们很善于自我原谅和原谅别人，并视之为美德。而正是因为这样的民族性，使得我们常常忘却苦难，并重复地犯同样的错误。坚决的忏悔和永不自我原谅，这是一个民族得以进步的动力。一个有羞耻感的国家，才可能具备反思力，才可能持续前进和获得尊重。 行将百岁的钱学森，度过了一个壮丽而伟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许只剩下这一个道歉。

第21届研科（Telus）多伦多国际龙舟节 地点：多伦多中央岛 网址：http://www.dragonboats.com/

很多人在尝试Daytrading或是Short term trading, 很多人也想尝试,但并不清楚什么样的操作是Daytrading, 她有什么特点, 是否值得尝试. 作为一个职业的Daytrader 就谈谈自己的感受. Daytrading是一种交易模式, 也是一种介于投资和投机之间的操作, 它依赖可靠,高速实时的交易平台,和细致严格的自我风险管理. 而后者往往是评判成功与否的关键, 也是最难量化管理的. 也是与个人性格和经历息息相关. 虽然Daytrading 的无Position overnight, 已经大大限制了市场风险, 但是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 仍然存在巨大的交易和市场风险. 所以说是否能取得实效和成功, 就在于能否控制风险. 尽管Daytrading的Time frame仅仅是一天，但是所有的策略都是适用于更长时段的投机。同时很多长时段的投机策略也一样适用与Daytrading. 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任何市场,时候包括股票市场也同样遵循这个道理,相对强弱，买比市场强的股票，卖空比市场弱的股票，在大趋势涨的情况下，买入多于卖空，在大趋势跌的情况下，卖空多于买入。而很多人喜欢买跌得多的股票，越跌越买，结果不言而喻. 控制风险，扩大收益, 做为Daytrader ,进入一只股票的前提就是他的潜在收益要大于他的潜在风险，量化后，可以将比例列为2:1，具体策略就是，在一只股票接近主要Support level的位置上long, Stop loss会在这个support level的下方一点，这个就是潜在的风险，假如股票上方Rresistance level与这个入点差距是潜在风险的两倍或是更大的话，就可以进入。非常简单，对不对，但是能够Discipline地坚持做到的很少。为什么？很多时候，在做决定的时候，感情代替了理智。因为自己觉得这支股票有100%的可能在下一时刻要涨，然后就忘记风险和收益的毅然决然的杀了进去。其实这个股票的风险和收益比例在当时不是很好. 紧跟大势, 在每段时间，大势都会有个趋势，是uptrend or downtrend，只需要知道这个就行了。但是千万不能有presumption，而导致在交易的时候更多主观判断, 判断是判断，事实就是事实。很多时候，事实是不同于判断的，这个时候，学会接受事实，就变得非常重要. 没有人是永远对的，只有市场是对的,只要发现错了，就要改。 集中注意力Focus,注意所操作股票的买卖对比,…

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导/ 5月底，在香港立法会大楼外热热闹闹地轮番上演着一场场言论自由的大展览：建筑工人要求增加公务员薪水；退休工人吵著要提高退休金；而穿著印有坦克图案黑色衬衫的立法委员则呼吁北京政府要为20年的天安门大屠杀道歉。 北京越来越干涉香港事务 纽约时报刊登记者安德鲁·雅各布（Andrew Jacobs）一篇题为“北京统治12年后公民自由受限”（Civil Liberties Within Limits After 12 Years of Beijing Rule）的报导。报导说，在回归中国的12年里，在称为“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下，香港仍然是民权与自由的堡垒，而这种民权与自由在中国大陆仍然是缺乏的。 5月27日，示威者在香港立法会大楼外，要求政府为“六四”平反（资料图片） 这种制度安排的结果，就是使得香港原有的自由媒体、独立司法体系、运转顺畅的政府得以延续下去。本周四（6月4日），预期数万人会聚集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烛光守夜会，悼念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中，为了追求民主而丧生的数百名学生。目前在中国大陆，政府还禁止任何新闻媒体或者公共演讲提到曾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这个事件。 但是，许多香港的民主倡导者和民权人士越来越担心，一向实施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faire）的香港是否还能在北京的专政制度下维持其独立，以及它所具有的中西方文明混合物的独有特征。 去年，北京推迟了香港直接选举的日程，把香港行政首长的选举推迟至2017年，立法会的推迟至2020年，而且，香港的批评人士说，中国对香港事务的干涉越来越多。 指派领袖消磨香港自治 香港民众表达对六四大屠杀的抗议和对死难者的悼念（资料图片） 纽约时报的报导还说，还有越来越多的外国访客因为政治立场与北京对立而被拒绝进入香港，而且，亲共的立法委员否决了把对天安门广场事件真实情况写入高中课本的提案。 像李柱铭这样的资深民主倡导者发出警告说，中国正通过任命或者指派香港商界和政界领袖，在一点一点地侵蚀香港的自治权。 5月30日，香港民主党创立人李柱铭先生爆料说，去年8月他曾成为北京政府的一个暗杀对象，不过，计划没有成功。他说，在他写了一篇抨击中国政府未能兑现他们关于改善人权的诺言的社论后不久，暗杀者被逮捕了。 北京实施温水煮青蛙战略 李柱铭先生在他办公室接受访问时说：“如果你把青蛙扔入开水里，它马上就会跳出来；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青蛙放在温水中，慢慢地加温煮，它就一动不动了。我在香港就正在被慢慢地煮，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 李柱铭先生和其他民主拥护人士多年来一直都在担心北京在香港越来越强的影响力。但是，在天安门事件20周年纪念日之前，以及7月1日的香港回归纪念日之前，他们担心出现这样的新情况：香港的政府官员们有意公开表达对大陆政府观点的支持。他们说，香港在1989年的夏天，曾有上百万人上街支持民运，并且于之后每年的6月4日都举行示威活动，在这样一个城市里，现在如果有这种变化是令人难受的。 在两周前，当香港行政首长曾荫权被问及他是否赞同平反六四事件时，他对立法委员说，最好的就是忘却那场事件。“这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他说。“国家经济已经有了长足进步，并给香港带来了繁荣。”他还说，他认为自己的观点“代表香港大众的想法。” 其他投靠北京的地方官则更为无耻，这些人要么宣称镇压民运时无人死亡，要么说因为学生领袖计划杀害政府士兵，政府才迫不得已进行武力镇压。而在今年4月份，香港大学学会会长陈一谔甚至扭曲事实，谴责示威者要为煽动天安门的流血事件负责任。 民主民意强但人口构成在变 今年4月，香港大学学生经过连续三天的投票，以1592票赞同、949票反对、114票弃权的结果罢免了学生会会长，陈一谔成为港大历史上首位被罢免的学生会会长。香港大学学生会赞同罢免的同学表示，这显示港大学生的政治意识和坚持平反六四的立场。（资料图片） 纽约时报的报导指出，但是，这类言论并非无人质疑。愤怒的学生们在陈一谔发表那种言论后立即就投票罢免了他的职务，而香港行政首长也被迫道歉。香港大学于5月底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十分同情天安门示威者，接近70％的香港居民说中国政府处理学生示威的方法是错误的。 但是，那些密切注视香港政治文化的人们说，香港回归中国后已经开始慢慢地改变香港独特的民风，尽管，这些变化很难统计，而且支持民主的民意仍然非常强大。数据也可以显示部分的现实：在香港的西方人士数量不断减少，与此同时，大陆人在不断增加。 去年，有近1,700万大陆居民访问香港，相比下，1997年时只有200万人。人口构成的变化，对香港的大学有更大的影响，如今超出半数的毕业生都来自大陆，而2003年时仅有三分之一是来自大陆。 BBC在去年的一篇报导说，在香港的一些研究所，大陆研究生的比列甚至达到50%，顺理成章，一些研究生学生会都是以大陆学生为骨干，渐离亲民主派传统。 一名香港大学的教授说，一些大学的研究生学生会已经被”解放”了。 以社科学系来说，大陆研究生不会涉及一些敏感的研究课题，一位香港大学社科教授说，他们提交研究题目和大纲后，就知道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基于不同的背景、文化和教育训练等，大陆学生和本地学生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以本地学生为主的香港大学本科学生会甚少邀请大陆学生加入组织内阁。 由于大陆学生越来越多，在民主议题方面，本地学生为主的学生会担心受到大陆学生提出”不够客观”和”不代表全团学生意见”等批评，加上政治立场不稳定，此消彼长之下，本科学生会积极参与民主活动衰落，渐渐离开了亲民主派的传统。 在香港的中联办等也会在选举等关键时刻，邀请一些可能亲民主派的大专学生会干事到中国大陆交流，试图阻止他们动员支持民主派的参选人。 尽管中国当局没有刻意增加大陆学生的人数，但以非本地学生名义到香港读书的学生将越来越多，并把不同的文化、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处事态度等带到香港，他们在香港去殖民化的潮流中，将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六四”二十周年前夕，一些德语媒体回顾了从北京的大学生悼念胡耀邦、进而发起反腐败、争民主的抗议活动、直到遭到军队镇压的历史，更多媒体关注的是二十年后今日中国及其大学生的现状。 《新德意志报》写道：”二十年后，中国今天发展成了一个公认的世界经济和政治大国，但6月4日的事件一如既往仍然是禁忌话题。许多不得不离开中国的活跃人士仍然把1989年的基本要求列于自己的纲领中，要求实行自由多元的思想交流、政治透明和法制。 6月4日的心灵创伤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中国并没有倒退到人们担心的极左和自我封闭的时代，但此后中国领导人毫不留情地维护自己对社会的威权统治。1989年残酷镇压抗议活动的权力机构今天在促进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革。 毫无疑问，与二十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国社会在思维和行为方面无可比拟地更为开放、更为自觉、也更为多样化。但中国专家门警告说：七十年代’文化革命’留下的精神真空从来就没有得到正确的填充。中国好几代人幻想破灭，几乎难以接受社会价值观和理想。这为实用主义的大国观和过头的爱国主义提供了危险的土壤。过去几年，这样的思潮却恰恰在经济界和科学界的年轻精英中得到很大的赞同。” “六四”前夕，《柏林日报》记者在北京采访了中国新一代大学生后发现，今天的年轻人要么对’六四’一无所知，要么环顾左右而言它。他们更看重玩乐和功名： “对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活动，20岁至30岁的中国年轻人有人感到吃惊，有人认为勇敢，其他人则认为与自己的生活无关。一名不愿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真名实姓、自称为杰克的哲学博士生说：今天’六四’不再起作用，有两个原因。 杰克很张扬地身穿一件不时髦的衣服，好象对于他来说，八十年代还没有过去，但他谈起这个话题来持保留态度，很讲究方法，就象从事哲学分析的大学生习惯做的那样。他说：’第一，党在二十年前出手狠打，所以每个人都知道，任何为六四平反的试图都毫无用处。第二，1989年以来，中国人的生活条件好多了，人们不会不满。’ 在中国，这个话题仍然是一大禁忌。在公众中打破这一禁忌的人，有受到国家安全部门的人登门拜访的危险。杰克接着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二十年的日常生活淡化了民主运动，使它成了地下室中的一具木乃伊。他认为，’当今的时代精神完全有利于小资’。而在中国的革命词语中，小资是一种贬义的称呼，指的是那些只看重个人幸福、富足、升迁、也许还看重爱情的小市民。” （摘译：王羊）

金融风暴，让中国企业有机会收购美国企业。 在 通用汽车(GM)申请破产保护仅一天后，一家中国非上市建筑设备制造商突然冒出来收购了通用汽车旗下的悍马(Hummer)子公司，价格估计不到5亿美 元。如果这项交易能够完成，四川腾中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将成为首家真正进入美国汽车制造业的中国企业。悍马算不上是通用汽车炙手可热的资产。近一年来，通用汽车一直希望卖掉悍马，不过在当今的 市场环境下，对这个高耗油的豪华汽车品牌感兴趣的企业寥寥无几。 乍看起来，这项收购让人有些迷惑。尽管腾中重工拥有生产自卸车和沥青喷涂 机等特种车辆的经验，但它从未生产过面向消费市场的汽车。这家公司还将面对悍马销售下滑和中美两国都提高燃油经济性标准的挑战。也许这是对老牌美国品牌存续能力的考验。 与此同时，中投公司也对另一家美国知名品牌表现出了信心。这家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部门将成为摩根士丹利发售22亿美元普通股的主要买家，以12亿美元购买总计8,020万股新股中的4,470万股。这将使中投公司持有的摩根士丹利股份比例 重新上升到9.9%左右，与2007年首次以56亿美元持股摩根士丹利时的股份比例一致。 此次股票发行筹集的资金将用于偿还美国政府的问题资产收购计划(TARP)资金。中投公司在其网站的声明中说，对摩根士丹利的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中投公司称，当前国际投资银行业已经历重大重组，我们认为摩根士丹利的金融生态环境将有所改善，会更有竞争力。 目前，美国企业在品牌和历史表现方面具有优势。但它们也将越来越多地面临着外部融资资源有限的中国国内企业的竞争，如奇瑞汽车就向国内一家私募基金筹集了大约人民币20亿元（2.93亿美元）的资金，以在销售增长放缓和国内暂停新股发行的情况下筹集研发资金。 详情请查询网站www.respon.ca或致电416-889-2999.

近年来定居台湾的”六四”民运人士吾尔开希在试图进入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时候被有关部门扣押。 在美国的八九学运领导人之一-王丹向BBC中文网表示，吾尔开希这次前往澳门的目的，是想要求中国驻澳门的中央联络办公室协助他返乡探亲。 目前并不清楚吾尔开希是持用何种证件试图入境。 澳门移民入境事务部门则以”不便回答”拒绝向BBC中文网证实吾尔开希是否被扣。 先前香港特区已经拒绝多名和八九学运的人士入境。 北京八九民运期间曾担任高校对话团团长的流亡海外人士项小吉，周二（2日）经纽约抵达香港时被当局拒绝入境。 项小吉是应香港支联会的邀请抵达香港的，他本来准备在周三出席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的六四20周年研讨会，并在周四晚出席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烛光纪念晚会。 继丹麦雕塑家高志活被拒入境后，香港当局周二晚以”入境原因”为由拒绝让六四学运领袖项小吉入境，但并未详细解释什么是”入境原因”。 香港入境处已在周三凌晨将项小吉送上返回美国的飞机。 香港支联会常委张文光指责香港入境处的决定”错误和不明智”。 持美国护照、以学者身份抵港的项小吉表示，香港人坚持平反六四，会鼓舞中国人民继续追求民主，推动中国民主运动。 几天前，曾参与北京八九学运的流亡海外人士熊焱从美国抵达香港并顺利入关。 张文光说，据初步了解，熊焱日前能够入境，据说是来港目的是”探亲”，而项小吉说是出席六四活动，因而被拒入境。 张文光批评说，没想到香港基本法的出入境自由仅限于探亲。 项小吉在机场禁区内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表示，当他周二晚8点05分在入境处柜台等待入关时，被一名职员带入房间查问，表明了自己会出席六四纪念活动。 项小吉说，从纽约飞来香港的途中，首次在飞机上看到阔别20年的中国大陆，看到长江，黄河，就算这次无法回到内地，仍觉得这趟14小时的旅程有价值。 据悉，项小吉在八九学运时曾任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团长，当时他是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研究生。六四后偷渡抵达香港，辗转流亡美国。 项小吉曾在1999年抵港出席香港大学举办的六四10周年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