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和朋友一道观看了多伦多话剧团倾情演绎的《我跟前妻谈恋爱》。在一个近两百的人小剧场里，演员们丝丝入扣，炉火纯青的表演让所有的观众体会了一次视觉与心灵的精神盛宴。 波澜起伏的情节，妙趣横生的台词，啼笑皆非的故事，力透纸背的婚姻洞察，加上演员们挥洒自如，荡气回肠的表演，让我们的心随着剧情跌宕起伏。当冷峻幽默的对白与演员们真实如家常生活般的表演让我们乐不可支，捧腹大笑时，我们却又分明感受到曾经激情相爱的恋人变成油盐柴米夫妻后，那种激情燃成灰烬，爱情变得枯萎，审美也疲劳，甚至连“睡”都起茧的悲哀；在我们笑容绽放的脸上，我们又分明感到有泪在轻轻滑落。 台上所有家居按1：1的真材实料来布置，演员们在台上真的涮火锅，真的切黄瓜，甚至连睡床上的男女也透过薄纱呈现在大家面前。这些颠覆了你所有对话剧的夸张与距离的记忆，变得如此真实，生活化，不仅没有丝毫的低俗与色情之嫌，反而让我们每个人都在这真实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婚姻抹煞了激情，因家居琐事而频繁争吵失去信任，因失去信任而误解，因误解而离异。很多的婚姻重复着这样的故事。当别人的生活成为自己的镜子时，我们开始了心灵的反思与自省。 离婚后的“俞小红”与“马勇”以普通朋友的方式大度、克制、关怀地对待对方时，才发现这种相处的方式正是他们七年婚姻中逐步失去的，正是这种方式才是让感情更和谐，让婚姻更稳固的法宝。 我在生活中与主演“俞小红”，多伦多话剧团的团长边红丽有过交流。台下的边红丽漂亮、文静、优雅，有一种书卷气和知性美。台上的“俞小红”任性、率真、泼辣，不仅快人快语，干脆利落，连切黄瓜的刀工都了得，我不知哪个更贴近真实的边红丽。可是我常常因她而感动。看似柔弱的一个女子，带领着一帮热爱话剧艺术的“老少爷们”在不得不挣着面包的业余坚守着他们对艺术的追求。常常，他们的出色表演收获了观众的鲜花与掌声，却不能够为大家给予一些与水平相当的补贴，甚至他们的布景也不得不分散在演员的车库。 很希望大家都去体验这场由他们精湛演绎的精神盛宴，更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来关爱和支助话剧团，让他们为我们的异国生活带来更多的精神享受。

七月一日是加拿大国庆节，没有阅兵仪式没有歌唱我爱首都渥太华。加拿大人用他们的方式表达对加拿大的爱。 国庆到处飘国旗 义工给大家分发国旗 国旗插在行人的包中 国旗举在老百姓的手上 看妈妈的腿，看宝宝的手 国旗在小姐妹的胳膊上 国旗在新移民的手中 国旗在原住民的脸上 国旗在我那劳动了近六十年的沧桑的手背上 国旗在美美的脸颊

在北京东北角大山子地区，有一片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旧工厂，而今被称为“798艺术区”，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在这片充满后现代气息的街区中，静立着一座古朴的艺术空间——“菊香书屋”。它的主人，就是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 “798”里的女老板 “我们这个空间，大到整体设计理念，小到墙上的每一幅画，都是老板精心布置的。你看，这是切·格瓦拉，这是甘地，这些摄影作品非常珍贵，很多是老板从国外收藏来的。”正当工作人员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介绍时，“老板”孔东梅走了进来。 她一身简洁的黑裙，一条长长的鲜红色围巾，红与黑的经典搭配，显出独有的高雅气质和艺术品位。虽然之前从未谋面，但记者早有耳闻：“毛泽东有个漂亮的外孙女，长得和他很像，下巴还有一颗和他一样的痣。” “菊香书屋”曾是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生活过十几年的地方。如今，孔东梅把它“搬”进798艺术区，又给了它新的诠释。这里的一切，都充斥着多元的融合与强烈的对比：德国包豪斯建筑风格，巴洛克乐曲回荡其间；书架上，记载着中国历史的红色经典作品，整齐地排列着；大厅里，一根立柱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毛泽东画像，熠熠闪光……新与旧，中与外，理想与现实，记忆与未来，在这里交融。 “我从小就喜欢写作，从中学到大学都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也是校杂志社的一员。上中学之前，读过大量17到20世纪的西方文学书籍，还经常听广播小说。我也算是个文学青年吧。”孔东梅还介绍了她所写的书籍：从《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到《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再到《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 孔东梅说自己希望做一个在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自如穿行的女人。她也一直试图用自己的视角追寻先辈的足迹：“对于外公外婆，我心里有许多的谜团和疑问。通过写书，探访过去的一些事情，既可以更为深入地认识他们，也是对我自身心路历程的梳理，可以释放自己。” “这个地方很特别。你母亲来过这里吗？她喜不喜欢？”望着眼前个性而前卫的一切，记者无论如何也无法将其与毛家联系到一起。 “来过。她对这个空间，还是挺满意的。不过走在艺术区里，看着一些行为艺术的雕塑，母亲有些不能理解。” 如今，孔东梅和母亲李敏一起生活。谈到现在的日子，她的脸上洋溢着笑容，同时也很感慨：“我能有今天的生活，其实也是这么多年一点点找寻回来的，我一直在找回‘普通人的日子’。” 与外婆独处的日子 1972年，孔东梅出生在上海，妈妈李敏把她的照片带给外公毛泽东，又把毛泽东的照片带回给她看。“我们只在照片上见过面，外公为我取了‘东梅’这个名字，‘东’取自他的名字，‘梅’是他平生最喜欢的植物。” 孔东梅自小与外婆贺子珍一起生活在上海，她们居住的湖南路262号，成了她童年最重要的记忆。“记得那时上学回家，门铃太高够不着，每次我都要用书包垫脚才行。在我的童年记忆中，那个院子非常大，还有假山。我和外婆在花园里种了四棵橘子树，每年都可以收获橘子；还有桃树，枸杞子树等等。” 每当孔东梅想起外婆，都会想起那个大院子，想起外婆坐在椅子上，一支一支地抽着烟，望着远方沉思。在家中，孔东梅衣食无忧，工作人员对她照顾得很周到。 “然而，我没有真正的童年，那时我就是一个深宅大院中的小女孩，不自由。哪怕是过马路买一个五分钱的冰棍，都要费尽周折。”孔东梅说，童年的她渴望像普通孩子一样，有父母在身边，可以随意去玩耍。“外婆的病使她自顾不暇，父母又都在北京，工作人员对我的管教非常严格，我不能像其他小朋友那样随便出去玩，童年的那种孤独是可想而知的。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某些心理，也受到了那时候的影响。觉得吃别人家的饭就特别香，有什么东西也特别愿意与人分享，都是出于童年对这种回归普通家庭的渴望。” 孔东梅6岁时，被父母接回北京上小学。她说，如今自己对文化艺术的浓厚兴趣，源于母亲和家庭的教育。“母亲很古典，喜欢欧洲的、浪漫主义的东西。可能因为她从小在俄罗斯长大，受俄罗斯古典艺术的熏陶比较多。我小时候身体不好，也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随便出去玩，母亲就给我买了很多书。” 让“红色经典”有个性 1992年，孔东梅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英美文学专业。她说自己更喜欢文学，天生对油墨纸张一类的事物感兴趣：“那时候，我还曾幻想过开个小书店，过着读海明威的小说、喝咖啡、养一只猫的小资生活。” 大学毕业后，孔东梅进入刚刚创办的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孔东梅告诉记者，在泰康人寿的3年中，她从端茶倒水打杂干起，几乎在各个部门都干过：“随着泰康人寿变成十几万员工的大企业，我也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孔东梅渐渐发现，这并不是自己追求的最终目标，她还有很多梦想，渴望走出去，寻找更广阔的空间。 1999年是孔东梅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她想过办企业，做自己的生意，“当时公司都注册了，又碰巧遇到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 “当时我跟妈妈说三个月就回来，可一去就是两年多，快三年。”刚到美国的孔东梅从找房子开始，半年内搬了三次家，才慢慢稳定下来。 “下了飞机，拎着皮箱，谁都不认识你，你就是孔东梅，沧海一粟，淹没在人海中。这个时候你才能看清自己，看清自己的血脉和家族。我开始安静下来，逐步为自己的角色定位。” 在美国读书时，孔东梅感觉到西方年轻一代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程度非常好。他们不仅深知历届总统的经历，对过世的总统每年还都去凭吊。“《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等爱国、反战题材的电影上座率都非常高。我就开始反思，我们的红色经典文化应该以什么形式出现，才能让年轻人从内心深处真正接受和喜欢？” 孔东梅坦言，她也是到了国外，才开始真正从不同的文化观念和角度来看待外公、认识外公。“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特别对毛泽东这个人，尽管基本上都听说过，但毛泽东到底建立了一个怎样的国家，现代中国什么样，他们并不了解。课堂上经常因此发生辩论，碰到他们不理解的事儿，我就讲给他们听。没有人知道，我就是毛泽东的外孙女。” 那时，母亲李敏寄来的回忆录《我的父亲毛泽东》深深触动了孔东梅。“我一看就哭了，几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很多细节令人难以平静。毛家三代女性都有在异国学习的经历。29岁出国的外婆算是‘老’留学生，4岁出国的妈妈是小留学生……从外婆到母亲，她们有太多我不知道的历史。”孔东梅开始思索，如何将“红色经典”传承下来？ 回国后的孔东梅开始一边走访，一边写书。2001年，孔东梅注册成立了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从文化角度研究百年毛家以及中国，开始传播和推广“红色经典”。在写书的探索中，孔东梅对自己的外公、外婆、母亲以及整个家族的历史，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外公给我的最大影响就是一种执著、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定自己的理想，坚定自己的人生道路，不要因为一些小的挫折而放弃。” 王行娟老人向记者谈到孔东梅时，一下舒缓开原本沉重的情绪，笑着说：“东梅啊，一个很外向，很阳光的孩子。他们毛家第三代的两个外孙，都外向，而且都漂亮。东梅有学识，视野开阔，希望她能够生活幸福。” 不管怎样，经历了风风雨雨，毛家第三代的人生，和他们的前辈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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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鬓斑白的陈锦洪一大早便赶到了佛山市中院,当时法庭还未开门。在听证过程中,陈锦洪显得很激动,顾不上辩护律师的劝告,多次要求发言讲述自己所蒙受的不白之冤。 在被法官多次打断后,陈锦洪最后仍然抢着说了一句———“今天,我很欣慰也很激动,相信法律会还自己一个公道。” 而经历了13年马拉松式的民告官案的陈锦洪,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打官司,他甚至把留给小女儿的学费也花光了,当时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读大二的小女儿大哭大闹了一场后,不得不选择辍学,差点服毒自杀。 红帽子企业家的财富惊梦 在上世纪80年代末,虽然改革开放逐步开启了市场化的进程,但当时《公司法》尚未出台,仍然不允许个人办企业,权宜之计是找一个国营单位来挂靠,通过戴上这顶“红帽子”,摇身一变成为集体企业。 6月23日,陈锦洪的代理律师从广州来佛山了解案情,陈锦洪骑着那台破旧的女式摩托车去接他。 现在,摩托车已成为陈锦洪最值钱的家当之一。20年前,骑摩托对拥有多台豪华车的他来说形同笑话,那时的陈锦洪,是佛山家喻户晓的“电梯大王”,拥有家产过千万。 1980年代初,还在佛山市第一建筑公司当工人的陈锦洪,敏锐地嗅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商机。他和妻子果断辞掉“铁饭碗”,组织了一支小小工程队,搞起装饰工程。 在尝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甜头后,陈锦洪决定追求更大的财富梦想———成立装饰公司。 面对政策限制,陈锦洪的策略是借鸡生蛋,自己出资20万成立了“佛山市兴业装饰公司”,并找到了佛山市商办工业开发服务公司进行挂靠。双方约定:商办工业服务公司只出具资信证明,不出钱也不派人管理,陈锦洪独资经营兴业公司,必须自负盈亏,同时按照每年的经营利润向其缴纳管理费。1989年,因为隶属关系, 佛山市经委代替商办公司成为了兴业装饰公司的主管部门。 实际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名为公有实为私有的“红帽子”企业全国遍地开花,成为中国经济的别样风景,包括知名的万科、科龙、海尔等企业。“红帽子”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最初的“私营企业”,也让这些私营企业主免于考虑政治安全,一心一意谋发展、搞经营,还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对好的外部环境。 随着中国民营经济一路高歌猛进,陈锦洪率领着他的创业团队也越做越大———1987年10月,兴业装饰公司投入自有资金98万元,组建了佛山市兴业(国际) 电梯冷气工程公司。1988年他又投入资金150万元,组建了佛山市兴业集团。这两家公司成立时都挂靠在佛山市经委旗下。 “当时公司有近2000员工,来自全国各地,公司还招来了好几个国内外知名院校机械专业电梯研究的硕士生。”陈锦洪至今仍能清楚地回忆起那段点石成金的风光岁月。 招揽优秀人才加盟、引进境外先进技术、引进外资……陈锦洪在电梯业做得有声有色,成为了国内外知名的“电梯大王”。 掉进擦边球的漩涡 正当陈锦洪卷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当初催生企业的“红帽子”已经变成了一颗危险的“定时炸弹”。佛山市经委的一纸命令,让他从身价千万变得一无所有。 陈锦洪实现了自己的财富梦想,但由此埋下的祸根却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广东体改研究会会长黄挺说,邓小平南巡后,政策逐步开放,上世纪90年代初期,“红帽子”企业曾经发起过一轮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公司化改革。“那是‘脱帽’的一个好机会。” 只顾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的陈锦洪错失了脱帽良机。事实上,即使陈锦洪知道政策也无济于事,脱下“红帽子”绝非易事。佛山市经委当时负责此事的相关人士至今还坚持认为:“兴业公司是集体企业,不符合改制条件。” 面对兴业集团公司和美国著名电梯企业展开全面合作,陈锦洪和佛山市经委在高层任命和股权转让等利益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且一直僵持不下。 1994 年5月3日,佛山市经委决定免除陈锦洪兴业(集团)公司总经理职务,改任公司副总经理；1996年2月12日,又下发通知,决定免去陈锦洪副总经理职务；接着就以兴业集团的名义免去陈锦洪兴业装饰公司、兴业(国际)电梯冷气工程公司经理职务,并先后变更3家兴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派人强行接管了兴业旗下的 3家公司。 这意味着,陈锦洪从此被扫地出门,从身价千万的老板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人。 而佛山市经贸局一位不愿具名的主任透露,当时兴业集团已经出现了巨额亏损,企业在走下坡路,经委觉得陈的经营理念和思路出现了问题,为了挽救企业才作出重新任命企业负责人的决定,“兴业(公司)是集团所有制企业,企业负责人本来就是经委来任免的。” 陈锦洪一直强调自己企业当时非常成功。时任佛山市经委生产科科长的潘棋现在已经72岁,他说当时曾去陈锦洪的企业进行过调研,“我记得他那边(企业)发展很不错的,马上要和外国人合作,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垮掉了。” 陈锦洪被免去职务后,公司也陷入了一蹶不振的状态:电梯、冷气、装饰等业务停顿了下来,公司在外的一千多万元债权无法收回,中美合资电梯工业区的厂房和仓库里几百万的进口电梯物资,甚至价值近3000万的土地也都被100万元贱卖…… 不到两年时间,曾经辉煌无比的兴业顿时成了一副空架子。 针对贱卖土地和厂房,佛山市经委相关人士也进行了解释,“因为当时兴业欠下了债务,那些(土地和厂房)是由法院来拍卖的。” 昔日热闹的工业园已经荒草丛生,未竣工的厂房里面布满了蜘蛛网。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把陈锦洪的“电梯工业航母”的梦想击得粉碎,电梯巨人———兴业集团也就此倒下,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和记忆。 赢了官司,赔偿却未得分文 信函反映、拒交公章、登报声明……能想到的一切抗议手段都被证明无效后,陈锦洪决心和佛山市经委打一场民告官的行政侵权索赔案。 1996年4月15日,陈锦洪向佛山中院提起行政诉讼侵权赔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佛山市经委所作的免除兴业集团旗下三个子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行为,并索赔3家公司注册资金共计1100多万和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此开始了漫长的诉讼之路。 巨额索赔一时间轰动全国,加之是一起典型的民告官案件,该案被称为“中国行政第一案”。同时,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关于红帽子企业产权界定的讨论。 陈锦洪一开始就遇到了难题,注定了这是一场拉锯战。佛山市中院先是对陈锦洪呈交的《行政诉讼状》既不予签收,也不予立案。 在陈锦洪看来,这场官司,他的对手是整个政府,当中牵涉的人事太过复杂,“难度可想而知”。 但陈锦洪并没有因此退缩。他先后21次向佛山市公检法、党政机关提出申诉,经过陈锦洪不断向佛山市中院和广东省高院申诉,花了1055天,佛山市中院终于在1999年3月12日作出了立案决定。…

李莲英是晚清著名的大太监，名声颇为不佳。李莲英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本是直隶河间府大城县人（今河北省）。据说李莲英性本无赖，曾经私贩硝磺，差点被抓下狱，后来侥幸逃脱改行补鞋，因而有个绰号叫皮硝李。 清朝时，河间府盛产太监，经常有人阉割了进宫去做太监，运气好的还真的发了财，家里人也得到提携。后来李莲英见补鞋也没有什么前途，不久便净身入宫，准备为自己和家人谋一条出路。 当时宫里有个太监叫沈兰玉的，是李莲英的老乡，他见李莲英刚进宫，又不认识人，颇为可怜，恰好这时他得到一个消息，说慈禧太后听说外边流行一种新发髻（发型），但宫里太监怎么也梳不好，慈禧太后很不高兴。后来沈兰玉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莲英，让李莲英好好揣摩新发型的梳法，等到李莲英练得差不多了，沈兰玉便把李莲英推荐给了慈禧太后，李莲英由此展露身手，后来果然大得慈禧的欢心，而这也就是李莲英得宠的开始。 慈禧太后对梳头极为重视，甚至有发癖之嫌。自从有了李莲英后，不管是挽髻还是簪花，慈禧太后都指定要李莲英亲自动手，不然的话，她整天都会觉得很不自在。据《奴才小传》里说，慈禧太后对李莲英的宠信可谓是无可复加，李莲英甚至可以和慈禧太后并坐听戏；宫里给慈禧太后做的点心，要是碰到李莲英喜欢吃的，慈禧太后往往会自己少吃或者让太监拿开留好，专门留给李莲英。 李莲英除了梳头外，更重要的本事是善于逢迎，揣测慈禧太后的心意。李莲英性格诙谐，喜欢说笑话，虽然小时候读书少，但讲出来的笑话玲珑圆转，并不粗俗，倒也颇招人喜欢。慈禧太后没事的时候，经常让李莲英说几个笑话来给大家解解闷，遇到这种时候，李莲英总有本事把大家逗乐，即使是说一些街面上讽刺官府的政治笑话，他也能说得委婉诙谐，让人听不出有讽刺抵触的意思。 李莲英作为宫中的总管，他对于本职工作还是颇为精明。比如宫中物品的陈设位置和礼仪程序，李莲英无不烂熟于心，宫里的太监遇到事情往往都要向他请教。碰到宫里有喜庆等大事，李莲英最善于安排调拨，样样完成得很出色，以至于其他王公大臣家有什么喜事，特别是慈禧太后要“临幸”的话，往往都要请李莲英先来指点一下礼仪和布置，以讨得慈禧太后的欢心。 慈禧太后原本宠信的是太监安德海，其曾在“辛酉政变”中立下大功，但安德海为人嚣张，做事情不知道给自己留余地，结果自取其咎。有一次安德海想出宫去风光风光，慈禧太后便派他到南方去置办皇帝的龙衣，不料这安德海一路上招摇过市，向地方官员大肆索贿，结果在慈安太后和恭亲王的授意下，安德海被山东巡抚丁葆桢以清廷祖训“太监不得出宫”为由，以假太监的名义处死。慈禧太后的把柄被抓，也不敢声张，也只能怪安德海过于张扬了。 就这点来说，李莲英要远比安德海来得聪明而且低调。1886年，当北洋海军的建设初具规模的时候，李鸿章奏请朝廷派员前来检视阅兵，当时慈禧太后拟派的是醇亲王奕澴，但奕澴是光绪的生父，他生怕慈禧太后猜忌他擅权，于是便主动要求让慈禧太后身边的红人李莲英陪同前去，以表示自己没有二心。 慈禧太后也想趁着这个机会让李莲英出去见见世面，风光一下，于是醇亲王便作为朝廷的正使、李莲英作为副使，前去视察北洋海军。这太监作为朝廷钦差大臣外出视察，这在其他朝代不奇怪，但在清代历史上则是第一次。 要是换了安德海，那尾巴肯定翘到天上去了，但李莲英则不然。为了避免别人说闲话，李莲英出发前还特别把慈禧太后破格赏赐给他的二品顶戴换成四品顶戴（按理太监最高只能获得四品顶戴），然后规规矩矩的跟在醇亲王后来出发了。 一路上，李莲英丝毫没有钦差大臣的架子，而是一直跟在醇亲王的后来，好生伺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李莲英是专门派来伺候醇亲王的。就连晚上醇亲王洗脚，都是李莲英亲自给打热水，还说自己以前没机会伺候王爷，这次一定要尽点孝心，一下把醇亲王感动得连连拱手，回去后自然在慈禧太后的面前极力称赞李莲英的忠诚可嘉。 检阅的时候，按理李莲英也是检阅人员之一，但李莲英刻意和醇亲王、李鸿章保持距离，他拿者醇亲王的大烟袋，退后半步，低眉敛目，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给醇亲王站班伺候的。就是在沿途当中，李莲英也不像安德海随意结交地方大员，他基本就不出去，那些准备好了贵重礼品想要讨好李莲英的人，根本就进不了门。就这次出差来说，李莲英算是给慈禧太后挣了面子，也堵住了那些大臣们的嘴，慈禧太后后来也喜滋滋的说，“总算我没白疼他”。 《德宗遗事》里也说，庚子年慈禧太后带着光绪西逃，一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后，一行人才返回北京。在返回到保定的时候一行人停下休息，当时慈禧太后的卧室铺陈华美，供给周备，当李莲英伺候慈禧太后睡下后，各太监及内务府的人也纷纷散去，或饮酒赌博或休息。李莲英后来走到光绪的卧室，发现里面居然一个太监都没有，只有光绪一个人对着油灯枯坐，李莲英跪安后问：“主子为何这时还不睡？”光绪说：“你看看这屋里，教我怎么睡？”李莲英一看，发现这隆冬季节，光绪屋里除了坐褥和椅子靠枕外，竟然连被子都没有。 李莲英觉得光绪这皇帝做得真是太可怜了，他跪下抱着光绪的腿痛哭道：“奴才们真是罪该万死！”随后便赶紧把自己的被褥抱来，说“今夜已深，不能再传他们，这是他们为奴才所设被褥，请主子将就用之，奴才罪上加罪，也没有办法了。” 光绪回到北京后，还经常念叨这事，说：“若没有李俺答，我恐怕都活不到今日。”（俺答在满语的意思为师傅）。光绪的最后十年，经常被慈禧太后为难，李莲英也没有落井下石，有时还会给光绪一点照顾，相比其他趋炎附势的太监们来说，李莲英还算厚道。 1908年，光绪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李莲英在办完两人的丧事后，也在次年请求退休，隆裕太后准其“原品休致”（即享受原薪每月六十两银子的退休待遇）。就这样，李莲英无比眷恋的离开了他生活了五十一年的皇宫。 巧合的是，李莲英死在1911年，那一年正好清朝覆灭。死前，李莲英用八个字总结了自己的一生，那就是“事上以敬，事下以宽”。不过话说回来，太监也是人，也可能是人才，一个太监做成这样，也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何必苛责？

甲型H1N1流感肆虐全球，另一种流感原来亦在美国悄悄爆发，并估计有上万宗感染个案。这种致命流感的死亡率可能高达8%，比1918年杀死逾千万人的西班牙流感的2%更高。不过据研究，这种流感病毒目前暂时只在狗身上传播。 据香港明报报道，科学家相信，这种H3N8狗流感是在5年前从马匹变种，并传染到狗身上，但从未感染过人类。上周，美国农业部已批准推出针对这种流感的疫苗。《纽约时报》指出，其实这种流感在美国传播已有一段时间，但除狗主和兽医外，甚少被人提及。狗流感的重灾区现时集中在佛州、费城、丹佛及纽约北部市郊，万犬染病。兽医发现像老虎狗、八哥犬等扁鼻狗(brachycephalic)，在这次疫潮中均属于高危狗群。 病毒现时会否侵袭人类仍是未知数。美国专家克劳福德(Cynda Crawford)说：“我不认为我们会知道这病毒接下来会怎样”。她在2004年1月开始研究这病毒，令她首先注意到这种病毒的，是佛州一个狗场的灰狗，出现神秘的咳嗽及肺炎，当中高达三成死亡。在之后一年，她在美国7个州也发现这病毒的踪迹。她发现病毒的传播途径非常广泛：狗在街上嗅来嗅去、共享同一个饮水盘都有可能感染，人类的衣物亦可能带病毒。专家担心，病毒最多可以杀死美国7000万只狗中的一成。为消灭病毒，一些狗庇护所甚至已将所有狗杀死以作消毒。 可幸的是病毒传播速度比克劳福德预期慢得多。病毒暂时在30州发现，但传播地点大都局限在狗集中的地方，像是狗庇护所、宠物店、狗场及狗学校等。病毒另一个发现者、康奈尔大学的杜博维(Edward Dubovi)博士说，传染速度这么慢，大概是因为病毒“仍未适应在狗身上生存……它花了5次变种才由马转到狗身上，它在马身上已流行了40多年”。但他指出，若再经一两次变种，问题“可变得非常严重”。

7 月1日，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第88个生日。据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7593．1万名，是新中国成立时的17倍。88年来，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独特且让世人瞩目的道路。与此同时，国际共运历经风雨起伏，面临着新的形势和处境。本专题就当下国外共产党，特别是非执政的共产党的状况进行调查和探究，希冀发人思考、与时俱进。” 那群“心怀理想”的人 纽约曼哈顿区23街有一个普通的八层楼。和对面那栋在文艺界大名鼎鼎的切尔西旅馆相比，它显得毫不起眼，访问者甚至一不小心，就会错过入口。在这个资本主义心脏地带，它是一个心怀“异志”之地——美国共产党总部所在地。 美共的办公室位于八楼，从外表上看，似乎没有什么能和红色政党联系在一起，除了两面红色墙——办公室没有马恩的巨幅画像，只有墙上的几幅普通工人的黑白照片，显示出这个办公室所代表的阶级及其政治纲领。 办公室在去年重新装修，采用了绿色环保的理念，几百平方米的空间采用开放式布局，分成一个个的格子间。天花板上爬满密密麻麻的各种管线，地毯、板材等全部是循环使用或可降解的无毒材料。办公室正中，用玻璃隔出一个会议室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小办公室。其中一个，正是现任党主席山姆·韦伯（Sam Webb）的办公室。 美共总部刚经历了一个繁忙的周末：25位来自全美各地的骨干党员和共青团员，在纽约总部办公室，进行了两天的党校学习。 更重要的事情是洪都拉斯的军事政变。纽约当地时间6月29日下午，美共派出代表前往联合国和洪都拉斯领事馆抗议。而谴责政变的英语和西班牙语声明，更是一大早就在网站上挂出来了。声明措词严厉，要求军方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工人、社区和学生领袖，敦促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拒绝承认军方政权。 90年历史，17名全职工作人员，10名全职志愿者，2000名骨干党员，这是今天美国共产党的概貌。周一下午，可能是因为年轻的员工都去抗议洪都拉斯政变了，办公室大多都是上了年纪的志愿者。一位老太太在办公室颤悠悠地忙碌，一问年龄，已经92岁了，也许是现在美国最年长的党员。 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相比，美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自不待言。一条奇特的规定是：所有员工，从党的主席到普通工作人员，无论年龄、党龄、学历和职务，全部领同样的薪水，从上世纪70年代的每周150美元，涨到现在的每周500美元，外加健康保险，没有加班费、职务津贴、出差津贴等任何补贴，并且自 2001年以来没有涨过工资。 没有官职，缺乏收入，不确定的未来。即使对于许多美国人而言，他们是一群奇特的存在——在象征资本主义最高成就的纽约，这群月收入两千多美元的中低收入者心怀理想，每天经营着一个看似遥远的红色梦想：要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和平实现社会主义。 守卫者 美共主席山姆·韦伯中等身材，花白的头发，上唇留着短髭，看起来和街上的普通美国人无异。他走进房间，和记者握手、打招呼，然后就坐在一边，笑眯眯地听同事介绍情况，并不插话。轮到他回答问题时，两位部下倒是时不时插嘴，甚至反对他的说法，完全没有要在外人面前给领导面子的意思。他也不生气，始终微笑着慢条斯理地说话。 山姆今年64岁，是一名有着37年党龄的老党员，全职为美共工作也有32年。他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在纽约布朗克斯区拥有一套合作公寓（即公寓楼内所有单元用户集体拥有楼房产权，每位住户只拥有股权，而没有产权，售价相对产权式公寓要便宜很多）。作为美共的高级干部，他没有专车乘坐，每天坐地铁上下班。 “和我那些大学同学相比，我的收入简直不值一提。”韦伯笑着说，“但是我很满足，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 身为党的主席，他没有任何特权，出差常常是住汽车旅馆，和其他员工一样待遇。 山姆说：“这也是体现党内民主的一个方式。我们为党工作并不是为了赚钱。对党的忠诚和奉献更为重要。” 和很多当年的美国人一样，山姆在上世纪60年代投身各种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从民权到反战，一直是各类活动的积极分子。 “当时的年轻人都希望能够进行激进的变革，有什么比马克思主义还要激进呢？”从23岁起，山姆几乎每天把闹钟设到凌晨两点，醒来后读两三个小时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然后睡上几个小时，再起来上班或者上学。 他坚持了九年，读完了所有的马克思著作和大量马列主义的相关书籍，然后顺理成章加入共产党，从康涅狄克州的普通党员，到密歇根州党委书记，最后被选为美国共产党的全国主席。 他继承的是美国历史悠久的社会主义精神传统。19世纪70年代，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总部，曾经迁移到美国。1883年马克思逝世之际，6000人在纽约隆重集会纪念，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悼念活动——那时中国知道马克思的人屈指可数。 1891年，美国在劳工运动中诞生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美国社会党。1917年十月革命后，在列宁的号召下，美国社会党的左派——相当一部分是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德国移民——于1919年正式成立了美国共产党。 从最初的建立地下组织，为劳工争取权利和反对种族歧视，到后来组织人民战线，美共在经济大萧条年代迅速成长，在二战前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党员最多时达到7.5万人。 但内部的分裂，加上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在美国盛行，美共党员人数急剧减少。美共和苏联的密切联系，亦令一些反共人士高度恐惧。当时的工人到钢铁公司去应聘，甚至要签署一份文件，申明自己在雇佣期间不会成为共产党员。反共人士渲染共产党已渗入到政府和舆论界内部，许多著名人士如演员查理·卓别林和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等，被指控为向苏联透露机密和为苏联充当间谍。这些对于许多中国年轻人来说陌生且沉重的故事，折射出美国共产党生存的艰辛。 对美共最大的打击是在1990年前后。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东欧一夜倾覆，美共内部出现分裂，党员人数锐减为几千人。 美共的90年曲折历史像一面镜子，映照出美国社会发展的光荣与黑暗。老一代中国人，或许还记得当年的美共主席福斯特，以及美国劳工运动的传奇英雄、歌曲作家乔·希尔。希尔在被犹他州行刑队枪决前，在最后的电报中留下那句后来被反复传播的“不要浪费时间哀悼我——组织起来！” 而作为共产主义信仰的现实守卫者，山姆在他40年的经历中，也见证了美国共产党的规模逐步缩小，无论是党员数量还是社会、政治影响力，过去几年都进入了历史低谷；但即便如此，即使面对美国厚重的反共氛围，山姆这群人仍然在守卫着他们的信仰。 山姆说：“马列主义的很多先驱就预言过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经历不同的阶段。现在看来，这个过程要比我们之前认为的要漫长和复杂许多。短期内，美国不可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从长远看，社会主义会在美国得以实现。” 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山姆认为，共产主义运动近年来在美国式微，有其内部和外部原因。一方面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解体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大重创，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也趋于稳定，年轻人相信“美国梦”，相信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只要努力，就会成功，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失去了一些现实吸引力。 而在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刘建飞看来，美共的一大问题是，他们的群众基础变了。美国产业工人有工会、有劳联和产联代表他们的经济利益，在大选中支持民主党。这些组织与共产党联系并不密切。 事实上，现在两千多名美共党员中，有一部分是产业工人，部分党员来自科技、教育和医疗白领阶层，相当一部分党员是知识分子，如教师、记者等。有学者甚至认为，美共今天几乎和工人阶级脱离，逐渐成为少数激进的知识分子的活动圈。 在山姆的带领下，美共既坚持以往的一些原则，同时又在一些方面“与时俱进”。 美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具有美国特色，反对垄断，反对种族主义。而现在，“我们理想的社会是人人有工作、享受医保、接受良好教育等，这样的社会主义理想活在美国民众心里。” 在他们目前的党纲中，仍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我们的行动”，要建立广泛的联盟对抗美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势力。 美共同样声称要建设“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们坚持“民主集中制”，但更加强调“民主”的一方面。 如今，他们的党章号召“和平演进到社会主义”，已不再强调暴力斗争。 他们认为美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障碍不是政治体制，而是经济体制。金钱的力量扭曲了政治体制，他们希望金钱淡出政治，为经济体制注入民主。…

据鲁迅先生的研究，中国“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无非是‘役夫’，‘奴’，‘死公’，较厉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厉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赘阉遗丑’罢了”（见鲁迅1925年文《论“他妈的”》）。 纵观历史上的骂词，从士大夫在经史之上流传下来的骂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种意思来—— 一是骂错位的，比如骂“贱”等。关于“贱”，《史记》有“贩贱卖贵”（见《史记列传第二十五》），本意指的是货物，是指便宜货，后引申为地位卑下，又作动词用，即“下贱”之意，多是骂妇人，比如“贱妇”、“贱人”之类，或者骂某人不好的行为，比如“作贱”；同样的，还有骂“役夫”之词的，“役夫”出于《左传》文公元年，楚成王的妹妹江芈被商臣（楚成王之子）故意激怒之后，骂道：“呼，役夫！……”现代将“役夫”译为“奴才”。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骂“贱”、骂“役夫”，其实质骂的都是“地位的主观降低”——即被骂人的现实地位与骂者口中骂出的地位形成差异（不相符），人家商臣就是后来的楚穆王，即使是他姑姑江芈骂他的时候，他的地位也是高贵的王子，怎么会是“奴才”呢？显然，是江芈在骂词中故意将侄儿的身份降低了，或者换句话说，只要故意将对方的地位降低就可以起到骂的效果。 二是骂“缺”的。《南史/宋本记》有载：“帝（前废帝刘子业）自以为昔在东宫，不为孝武所爱，及即位，将掘景宁陵，……肆骂孝武帝为齇奴。”这说的是小皇帝骂老皇帝的故事。怎么骂的呢？并不是骂“民不聊生”之类政治上的东东，而是骂老皇帝的生理缺陷，因为“齇，zha”是指长在鼻子上的红斑，意思是小皇帝骂老皇帝“酒糟鼻”，同时将“齇”与“奴”相联，又使骂词多了一层“错位”的含义。看来刘子业是一名通晓骂技的皇帝。这种骂法是骂生理缺陷——换句话说，如果将别人的生理缺陷说出来，也可以达到骂的效果。 三是骂“死”的。骂“ 死公”之语，出自《后汉书/文苑列传》，是弥衡骂黄祖的话，骂词为“死公！云等道？”“死公……”何意？唐代李贤注：“死公，骂言也；等道，犹今言何无语也？”如果用现代白话，大约可以译为：死人，你为什么没有话说了呢？当然，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把弥衡的骂词改得更有文采了：“（黄）祖曰：‘似我如何 ’？衡曰：‘汝似庙中之神，虽受祭祀，恨无灵验。’祖大怒曰：‘汝以为我为土木偶人耶！’遂斩之。黄祖不满的是自己明明大活人，你祢衡却将活人说成是“死人”，这其实也是一种咒骂，其中含有及其轻蔑的意思，所以黄祖要杀他。骂人骂“死人”大约是弥衡的发明专利。 四是“老狗”和“貉子”的骂法，“老狗”出自《汉孝武故事》（汉班固著），栗姬骂景帝“老狗，上心衔之未发也”（怀恨在心）；“貉子”出自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惑溺》：“孙秀降晋，晋武帝厚存宠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笃；妻尝妒，乃骂秀为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骂人为“狗”，现代人仍然继承未弃，后世、特别是现代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将“狗×的”使用得很普遍，寻求“狗骂法”的开山鼻祖，可能是栗姬（至少是因为她而让骂狗法名垂青史、源远流长）；当然，将人骂成“貉子”的，最后没有人发扬光大，恐怕是貉子经过历史发展变得比较珍贵了，骂人就要骂他贱，怎么能够往珍贵方向骂呢？这是把人骂为畜牲、动物，并且是骂成比较低贱的那一类。 五是骂别人的家人的骂法。最有名的是《战国策/赵策/秦围赵之邯郸章》所载：“周烈王崩，诸侯皆吊，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田婴齐后至，则斫之！’（齐）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为天下笑。”用现代白话是说：“周烈王死了，各诸侯国都去吊丧，齐国派的相国田婴去晚了。周室大臣都很生气，在给齐国的讣告中说‘天子驾崩，如同天地塌陷，新天子都亲自守丧。而……齐国迟到，按理该斩。’齐威王勃然大怒，竟然骂道：‘呸，你妈也不过是个奴婢罢了！’结果成为天下的笑柄。”看来，齐威王说别人的老妈是下等人是遭到天下人耻笑的，所以，鲁迅没有确认齐威王是骂妈的源头（鲁迅说“‘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其实，在门第观念与联姻制度十分严格的封建社会，诬他人的先人是下等人，是很难容忍的。周王的母亲不可能是下等人。这只是骂人的一种骂法而已。还有比较著名的是“赘阉遗丑”，是三国时的袁绍与曹操宣战，要在舆论上搞臭曹操，所以请了当时的大才子陈琳写了一篇颇有文采的檄文，其中一句就是骂曹操父亲（家门）的名句“赘阉遗丑”，骂曹操的祖上是阉人（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说此文将曹操的偏头痛也治愈一次）。这里的骂法是不骂本人而骂他们的亲人，是一种本体转移的骂法。 根据以上的了解，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骂人，绝大多数人骂人不骂女人，即使是齐威王骂人家的妈出身卑贱，也是被天下人耻笑了的。 当然，经史是“国学”大典，有历代士大夫把关，骂人的话没有挡次，怕也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所以，我们有疑问——非士大夫的民间骂法，又将是如何的呢？ 历史人物不可能直接跟我们对话，所以，我们不妨到中国的四大名著中去转一转，看看顶尖级的小说大家是否收集了古代骂人的东东？根据一般人的印象，骂人骂得最凶最难听的话，恐怕就是两句颇为著名的粗口，一句出在《水浒传》中，是粗人黑旋风李逵的口头禅“杀去京城，夺了鸟位！”“鸟”在这里是骂语，似乎应该读作 “diao”，而不应该读作“niao”（前些年说书的名嘴都是发的“niao”音）；另一句骂人的粗口出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是通过纨绔子弟呆霸王薛蟠的行酒令〈女儿乐〉显示出来的，是一句现代民间很常见的骂语，同时，也是当代文人常用于小说中的骂语，50后的王小波（《青铜时代》）、60后的邱华栋（《教授》）、80后的韩寒（《他的国》）都使用过，可能是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具有阳刚之气的骂语，其骂意与李逵骂“鸟”之意一致，只是来得更加直接，完全是口语化的而已。在过去的经史之中是看不见的，但可以在通俗读物中看见。 除了以上两句骂词之外，中国古代的民间，还有哪些精彩的骂人之语？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到了具有风俗民情大杂烩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发现它给我们提供了相关的资料。《金》不但是社会小说、艳情小说，天下第一奇书，震撼了明末文坛，即使是在描写的骂词中，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属于上乘之作。我们就以其中的第八回“薛媒婆说娶孟三儿，扬姑娘气骂张四舅”为例，来看一看我们的先人是如何骂人的。可以说，作者独具匠心，运用了非常细腻的笔法，写实主义地描绘了宋明社会的骂词骂风。第八回主要是描写三个老女人、老男人之间的骂架，出场的是“婆子”（媒婆）、“张四”（舅子）、“姑娘”（实际上是姑妈，文中是一位拄拐的老太），他们三人之间的一场精彩骂仗。单看三人的身份，你也就知道，这应该是下里巴人中最没有底线的骂法了。 现将核心骂语录于下—— 张四在旁把婆子瞅一眼，说道：“…凤凰无宝不落。”只这一句话，道着婆子真病（讥她贪财），登时怒起…骂道：“…你这老油嘴…”张四（回）道：“…你这老咬虫…”姑娘（即姑妈）道：“贱没廉耻老狗骨头…”张四道：“…老杀才，搬着大，引着小，黄猫黑尾！”姑娘道：“张四，你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骗口张舌的好扯淡！…”张四道：“你这嚼舌头老淫妇！挣钱来焦尾巴！怪不得您无儿无女！”姑娘急了，骂道：“张四，贼老娼根，老猪狗！我无儿无女，强似你家妈妈子，穿寺院，养和尚，合道士！”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得出结论：中国历史上的骂法，虽然骂词不少，但细一捉摸，可以很快发现有，所有骂词均有一股阳刚之气，或者说其主要骂风是刚烈之风，因为其中多骂男人，不但士大夫骂男多于女；名著就更加阳刚，整个骂就对准男人自己；就连市井之徒（最有骂人经验的老男人老女人）骂起人来，也以男性的“根” 为多。悠悠历史，泱泱大国，连骂人的人，无论他的地位如何（士大夫也好，市井之徒也罢），他们骂起人来，总有那么一股雄风犹在胸中，真正是有点“风啸啸兮易水寒”的壮烈情怀。 够爷儿们！ 但是，就在近代，阳刚的骂风突然转向，变成了“阴风”，所以，鲁迅先生不得不在二、三十年代，将中国的国骂总结为“他妈的”。你看，由骂男人转而骂女人，而且是女人中地位最高的“妈”，鲁迅先生无奈的道：“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见‘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封建社会，长期压抑妇女，孔夫子也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可是几千年来，却没有全国共骂女人中最高地位的“妈”！真是想不到，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人，抛弃了雄风犹在、壮烈情怀的阳刚骂词和骂风，居然将自己的母亲当作为了全国一致共骂的对象，怪不得鲁迅先生要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将“他妈的”总结为“国骂”！也不知是不是当时的中国人受多了洋人的打击，胆子变得小了，但又忍不住要骂，于是“半夜吃桃子，按住软的捏”，骂了被侮辱被欺凌的女人，以骂弱者来平衡痛苦的心理？ 然而，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离鲁迅《论“他妈的”》发表八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早已挺直腰杆子站起来了，进了联合国担任了常务理事国、还加入了那个 WTO。可是，我们的“国骂”不但没有丢弃“他妈的”，不但没有转向阳刚，反而更为变本加厉的阴惨了，骂人的东东，已从骂“妈”普及到了胎生物种的女性，凡是“B”都在被骂之列。并且，骂人之风除了向女体外延扩张之外，还向女体的内涵深入，已经深入并具体到达一个很私人的部位，比如我们都十分熟悉的流行骂语“傻B”，就是其中的一件杰作！现代人的时间紧，效率高，目的强，头脑单纯，连“妈”也不要了，直接就奔了“B”去！（注：本人写有《考证傻B来源》的五篇文章，在此先按下不表）。 并且，更让人感到可悲的是，骂人的阴湿之风，一时还没有往阳刚方面转动的意思，大有再向更阴的方向发展的趋势，这不但表现在骂人者不敢骂“鸟人”和相同的意思的男根的那个双音节词组（王小波最喜欢使用的那个）之类的豪言壮语，还表现在骂人者越来越胆怯，不中用，连在网上也不敢留真名（有时假名也不敢留，在假名之上还穿件马甲），可使用起骂女性的语言来，却又凶得像他爹就是黄世仁！更有甚者，不但是逃学的坏孩子、无名草根在骂，也有在文学、电影方面的有名人物们也成批量的使用起像“B”这样的“深入性”语言，为“他妈的”阴风劲吹不断鼓劲，为中国的“国骂事业”添砖增瓦！ 历史在前进，现代也将成为古代，这就像古代发展到现代一样。我听阎崇年先生讲清代史，说现在的人考证清代的文章，当弄不清楚具体年代时有一绝妙的办法，就是查文章中对于皇帝的忌讳，如果查到在写“玄晔”时，“玄”字少了一点，那文章就一定是康熙年间，或者也是那之后不久的。当时，我觉得挺有意思，但同时又为现代担忧起来，因为现代早已没了这样的忌讳，尚是过了几百年，后人把我们当作古人来研究时，他们凭什么来推断我们留下的文章的年代呢？ 现在，我不用担心了，我们替后人留下了一个标识，凡是文章中有“他妈的”，一定是二十世纪的，凡是文章中有“傻B”的就是二十一世纪初的。当然，如果带同样标识的文章多了，也就可能影响到后世学者的思维，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位乙者向另一位甲者请教一堆文章的年代，甲兴许会说：“不用再看了，这些都是‘傻B时代’的文章，你看，它们满篇都是‘傻B’呀！” 鸣呼，要不想进入“傻B时代”，现在打扫卫生还来得及…… 当然，也许骂人者会怒道：“扫什么扫？你整个就一傻B！” 果然“他妈的”是个“傻B”横行的时代！！

现年50岁的美国流行歌后麦当娜成名前拍摄的数张裸照当地时间2日将在伦敦展出并出售。这些黑白照片是1979年麦当娜20岁时在纽约拍摄的，当时她正努力追求音乐事业上的突破，并通过当模特赚取舞蹈学校的学费。 此次展览的组织者之一杰米·麦卡特尼说：“这些照片可能是麦当娜真正能控制自己形象前拍摄的最后一部分照片。”他说，摄影师马丁·泽艾贝尔为给学生教授摄影课程而雇了麦当娜，当时麦当娜是个无名小卒，仅得到30美元的报酬，相当于目前的90美元。 麦当娜成名后，泽艾贝尔将这些照片卖给《花花公子》杂志。1985年，即麦当娜发行首支单曲《每个人》3年后，《花花公子》将这些照片刊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