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问题的根源仍然在于砖头和水泥。随着失业率不断攀升，住宅市场的困境出现了新的变化。尽管今年年初当局大面积叫停抵押收回，并且出台了声势浩大的贷款条款修改计划，2009年上半年美国丧失住房抵押品赎回权案例仍高达150万起，与预期相符。事实上，随着6月份连续第四个月逾30万所房产收到丧失赎回权通知——这种现象是首次出现——美国住宅市场状况可能正在再度恶化。 新一波案例的分布更为分散，这至少表明，居住小区日渐衰败对房价的传导作用有所减小。由于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是由经济衰退、而非单纯的疯狂贷款所致，这些案例在爱达荷州、犹他州及伊利诺斯州等地正在增多。而对于银行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更多房产将被归到其资产负债表上的所谓“其它所持房产 ”(other real-estate owned, 简称OREO)项下。跟踪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案例的RealtyTrac表示，在所有被收回的房产中，有大约一半重归银行所有。就那些进入拍卖程序的房产而言，由于银行设定的（往往不现实的）底价无法引起买家的兴趣，逾五分之四的竞拍房产最终留在了银行名下。 成为地产大亨的地方银行下一步怎么办呢？视情况而定。某些地方监管机构在估值方面给予了银行更大的灵活性。瑞信(Credit Suisse)称，OREO亏损额继去年第四季度大幅飙升后，在今年头3个月有所下降，是因为一些持有大量OREO资产的银行在去年年底进行了大规模的资产清算。当时， OREO余额逐渐占到银行有形普通股权益的20%，可能迫使监管机构采取了行动。 瑞信预计，理论上讲，亏损会滞后违约3至4个季度出现，有鉴于此，OREO亏损额将于2011年达到峰值，并在2013年前居高不下。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将无法回避过去的罪孽。

力拓间谍间，澳大利亚的表现实在是令人惊诧，大跌眼睛。在案件刚暴发时，澳拉就拚命大打悲情牌，说由于之前中铝收购案被拒才导致中国政府报复力拓；而后又给中国政府摸黑，说中国想在最近的铁矿石谈判中争得更多的筹码所以才逮捕力拓员工借此向澳施压；然后就是澳国的反对党向政府鼓噪施压，各色人物纷纷登场鼓动政府不能在中国面前服软，要把问题提到国家层面来解决；之后就是澳政府闻“反”起舞，三次召见中方大使，向中国施压，后总理亲自出面，威胁说这会影响中国对外关系云云，最新的则是力拓公司正式出面否认间谍丑闻。 澳大利亚人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如无赖小人一般，不是一个国家该做的，一方面提出中国法律模糊说，质疑中国的制造，大泼脏水，说中国经济与政治不分，想抓人就抓人，随意性太强，想怎么定性就怎么定性；另一方面又制造恐慌心里，告诫他国今天是澳洲，明天就可能是他们，拚命拉拢西方其他国家，希望他们跟澳洲一起向中国施压，逼中国就范。 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澳大利亚人那么嚣张？偷了东西还倒打一把，贼喊促贼？联想到力拓案之前，澳国就涌起一股股的反华鼓噪，要充当西方在亚洲的桥头堡。这是西方人一惯的谈判技俩呢，还是他们真认为我国没有抓着力拓的把柄？ 澳国之所以敢这么嚣张与为所欲为地闹，主要原因是认为中国离不了他们的铁矿石。虽然我国也产铁矿石，但单位矿石的含铁量只有澳大利亚的一半。近年来我国又大幅度提高了对澳铁矿的进口额，形成了对澳矿的单一过分依赖，正是这个原因才使澳政府为所欲为，以为中国离开了他们就玩不转，趁机要挟中国。 其实澳人真这么想就完全想错了！从近期看我国好象是很需要他们的铁矿石，但真要是从依赖症上看，好像他们更离不开我们才对。澳洲的对外贸易伙伴，中国排第一位，在外对贸易中，澳洲对我国的依赖远远大于我国对其的依赖。真要是打起了贸易战，澳国的经济马上就陷入真正的悲情，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其实他们手里并没有多少牌可打，也不应该拿这个来要挟中国，理亏了做错了就该道歉认罚，不能这样乱摸黑，既丢了名声，也给人以泼妇无赖的感觉。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未来我国也应该改变过分依赖某一国资源的发展战略，比如在铁矿石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多开拓开拓巴西、印度等铁矿石生产大国，加大对这些铁矿主生产大国的基地开拓，不能也不应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评论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7月15日，全国人大财经委2009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在北京市西城区西黄城根北街二号，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会议室召开。包括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在内的财政部、商务部、人保部、央行、国家统计局等部委的副部级官员，先后代表本部门汇报了今年上半年各自负责领域的情况，并对未来的经济走势做出了分析和预测。 会上，相关部委和委员对下一步的通胀预期表示担忧。 央行认为，现在的资本市场和房市的上涨属非正常现象。央行担心，由于大规模信贷造成的流动性过剩，可能已经进入股市和房市，而对中国通胀的预期，可能会促使国外热钱进入国内资本市场。 “估计全年信贷肯定会超过10万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对今年上半年过快增长的信贷规模表示了担忧。他说，上一次经济过热中，流动性过剩主要因为外汇储备太多，这一次不同，这次就是因为我们的信贷规模快速增长。 “所以全国人大财经委建议，央行做一些信贷评估，对这一轮信贷的质量、去向、风险等做好评估，以便采取有区别的调控和监管”。贺铿表示，央行也认为现在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而不是完全宽松货币政策，因此应该对信贷有所调控。 会上，委员们还重点讨论了结构调整的问题。委员们普遍认为，当前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尚不到位。 事实上，全国人大对经济形势一直持续关注，除了财经委定期召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以外，全国人大常委会还通过听取审议国务院报告的形势，关心经济形势并对有关政策行使监督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些委员在6月24日，讨论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2008年中央决算的报告》时就对经济结构问题表示了担忧，他们认为，政府对于投资的要求要从速度转向质量。银行贷款的时候，要少搞高耗能的建设，少搞重复建设。从解决就业的角度讲，建机场、高速公路解决不了多少就业的问题。 委员们建议，应该利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在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上下工夫。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9%，日本最高也就是40%多。从这一个角度来说，也是逼着我们要调整结构。

张春桥为何在法庭上一言不发？ 这个谜不但使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感到困惑，也使许多的外国记者和朋友感到不解。 一些国外的记者在评述时曾说，这是一个不愿回答任何问题和不愿为自己辩护的人。 而我作为当年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审判员，却认为，这是一个在事实面前自认失败的人。 张春桥在法庭上的沉默，起码说明他认为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是不会得到全国人民原谅的。 其实，在开始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初期，张春桥并不是这样，他还是张口说话的。对此，他曾写信给叶剑英元帅谈自己的思想。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受到“宠幸”时的张春桥 1958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带着一个人前来见毛泽东。 这个人便是张春桥。当时张春桥是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兼柯庆施的政治秘书。 不久后的1959年1月，张春桥当上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仍兼柯庆施的专职政治秘书。 1963年以后，张春桥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1965年后，张春桥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早在1958年，张春桥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感兴趣，就批示在《人民日报》上刊登。 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并加了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 我后来得知，这个编者按就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写的。这份学习材料，我至今都还保存着。看来，当时毛泽东很赞赏张春桥提出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观点。我个人认为，张春桥提出的这个问题之所以会得到重视，也是在1958年那个“大跃进”的年代里搞“左”的思想的需要。 1965年，张春桥、姚文元等组织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再次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赏。1966年中央成立《五一六通知》文件起草小组，毛泽东主席提出让张春桥参加，文字由张春桥负责修改，然后再直接送他审阅。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张春桥任副组长，与江青平起平坐。以后，张春桥又先后任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73岁的生日。12月25日，毛泽东邀请张春桥、姚文元等几位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到家里做客，共同庆祝他的生日。 在这次小型的生日宴会上，毛泽东主席将张春桥拉到身边坐下，并夸他是“红色秀才”。接着，毛泽东主席就说：“上海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 毛泽东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 原来，1966年11月11日夜，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支持由王洪文等人把持的上海“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因为北上告状而造成的“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 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等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发表“宣言”，诬陷上海市委。10日，王洪文一伙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以进京“控告市委”为由，冲击上海火车站，强行登车进京，在安亭受阻后，又拦列车，迫使沪宁铁路中断31个小时，搞得群众怨声载道，制造了“安亭事件”。30日，张春桥又支持红卫兵和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组织围攻《解放日报》社，制造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轰动上海的“《解放日报》事件”。从11月29日开始，王洪文一伙造反派调动队伍，对上海《解放日报》实行了围攻和冲击，阻止报纸的正常发行，大搞打、砸、抢活动。 我亲眼目睹了这次事件。 我们高级法院机关与《解放日报》社相距只有几百米。那时我们机关还没有被夺权，我们这些人尚有自由，我就到现场看“风景”，只见马路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一个多星期没能看到这份报纸。 我感到有些气愤，好好的一个大上海，怎么能一下子搞得如此一塌糊涂! 与此同时，张春桥还指使上海市委写作班子里的徐景贤、朱永嘉，要他们“后院起火”。12月 18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带领朱永嘉、王承龙等人和市委的一些人，造了市委的反，并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夺了市委的权，同时揪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制造了“后院起火事件”。 此时，我们法院机关的造反派正在“打内战”，对我们这一级的干部暂时无暇“管理”，我抽空回到家中。在家里休息一会儿后，就听到马路上人声嘈杂。出去一看，见不少人往陕西路文化广场集中。 我走到文化广场，看见靠最西北角的大门未关，就走了进去，也没人问我。进去后我站在最后一排，看不清发言人的面孔，那时也不知道徐景贤、朱永嘉是什么人，只听到批判市委领导人，要起来造反之类的话，因为会场上吵吵闹闹，一片混乱，我就回家了。事后才知道是徐景贤、朱永嘉等人制造的造市委反的一次行动大会。从此上海大乱。 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上海逐渐地被“四人帮”控制，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基地。上海的权力到手之后，他们又提出了“稳住上海，搞乱全国”的策略。 可是，通过在法庭上对张春桥的审判中，人们不得不发出疑问，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提到这三件事？ 这里面有另外的一个原因。 通过预审，对张春桥提起公诉时，对于由他一手制造的当时轰动全上海和全国的“安亭事件”、“ 《解放日报》事件”和“后院起火”三件事，当时也是有争议的。有人主张，这三件事情既然是张春桥专门回到上海去支持的，那么就应该算在他的头上，对其提起公诉。可是也有人不同意，认为这三件事情虽然都是张春桥一手操纵的，但事后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应属于工作中的错误，因此不能提起公诉。 我当时所持的是前一种态度。1980年7月，我到北京秦城监狱参加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预审前后，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确定“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后院起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对此我是赞同的。 现在两种意见发生了争论，大家都从法律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双方相持不下。 后来，大家的意见都统一到一点上来，那就是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特别法庭，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曾对此有过一个意见，凡是经过毛泽东支持和同意的事件，都不能定有关被告的罪。…

男人对于钓鱼的热忱不亚于围棋。清早，女人眼睛还没睁开，男人就蹑手蹑脚地离开了家。八九点钟的光景，男人兴高彩烈提着一大一小两条鱼进了屋，小的鲈鱼约2磅重，大的鲤鱼约10磅重。 鲤鱼送了朋友，鲈鱼自己留下，这是今年钓到的第一条鲈鱼。男人拿出尺子量了一下，鱼身长45厘米，这比平常在超市买的鲈鱼大了一倍，足够三口之家吃两顿的。 第一顿就做了这道豆腐冬瓜炖鲈鱼，第二顿准备用小红辣椒来红烧。 菜做好了，亲口尝一尝。WOW! 鱼肉和豆腐很鲜很嫩，乳白色的汤汁味道醇厚，YUMMY! 博客链接 http://blog.51.ca/u-117920/2009/07/20/%e8%b1%86%e8%85%90%e5%86%ac%e7%93%9c%e7%82%96%e9%b2%9c%e9%b2%88/

据新华社报道，由中国自主研制的首台3.6万吨垂直挤压机，7月13日在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北重集团)成功挤出第一根合格的厚壁无缝钢管，这标志着此项目全面热调试成功。 万吨级重型装备是一个国家制造能力的标志，涉及设计、制造、运输、安装等诸多难题，属于“极端制造”领域。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威曼·高登公司拥有 3.15万吨挤压机组，而且用了7年时间建成；加上德国曼内斯曼公司、日本住友公司等几乎垄断了世界全部耐高温高压厚壁成型材料。 为了打破国外高端材料的垄断，北重集团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决定与清华大学合作，自主创新制造3.6万吨垂直挤压大口径厚壁无缝钢管生产线项目。这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十一五”期间实施的重大项目，也是国家十六大科技重大专项和十大基础制造装备之一。 北重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徐明和说，此项目投产后不仅将为中国核电设备和60万千瓦以上火力发电设备提供优质充足的装备，从而打破长期依赖进口的不利局面，同时也为风电、石油、航空航天、军工等行业自主发展奠定了高端材料基础，为推动中国大口径厚壁特种钢管制造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此项目一期建设规模将达到年产大口径厚壁无缝钢管5万吨，年销售收入25亿元；二期工程将达到12.5万吨，可实现年销售收入50亿元。 我国首根厚壁无缝钢管研制成功 内蒙古包头市科技局7月2日披露：国家重大基础装备——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高压厚壁无缝钢管垂直挤压机热调试初步在北方重工集团获得成功，6月26日顺利试制出厚壁无缝管毛坯。 据介绍，项目全部完成后将生产出世界上承受压力最大的厚壁无缝钢管，这不但可以满足国家在电站建设上对厚壁无缝钢管的急需，节约大量外汇，而且打破了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 超高压厚壁无缝钢管垂直挤压机为1.5万吨压力的厚壁无缝管坯生产设备，它是为3.6万吨大型垂直挤压装备配套的前一道生产工序装备，专门生产厚壁无缝管毛坯，是整套垂直挤压生产线的关键设备。它的工艺技术、制造生产过程复杂，技术难度大。 北方重工集团工程技术人员与清华大学专家教授联手克服困难，创造了大吨位设备吊装安装、超高压直供泵调试、整个液压系统信号与设备本身联动、油位控制系统多项世界第一。 此次制坯、加热炉、除氧化剂等前端装备联动试验成功，是整套挤压机生产装置的标志性阶段成果，也是对整个液压系统和整套生产线装置的考核和验证，为本月即将进行的3.6万吨大型垂直挤压装备试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包头市与清华大学开展产学研合作以来，双方签订的技术合同金额最大的一个项目，总投资为 8亿多元，也是技术含量最高的项目之一。 2009年7月13日，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方重工公司建造的36000吨垂直挤压机生产线经过近三年的建设，成功挤出第一根合格的厚壁无缝钢管，标志这备受瞩目的360工程负荷热调试成功。 本项目的建成是装备制造业中重型装备制造技术进步一次体现。306工程北极国家列为十六个重点项目之一，为目前立项最早、进度最快，唯一能够在“十一五”其间建成投产并实现批量生产的项目。 360工程的建成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热电锅炉管、石油化工高压管需求村财的矛盾，同时也为航空锻件制坯创造了条件。不但解决了这些领域受制于人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为我国电力、石油化工和航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满足未来发展超临界、超超临界电站提供了保障，具有非产更重要的战略意义。 360工程一期投资8亿元人民币，达产后可生产5万吨国内急需的管件，如果按上世纪90年代初进口价格计算，可减少5亿多美元的进口。二期工程完成后，年生产可达12.5万吨厚壁管，几乎可以满足国内发展的需要，不再需要进口厚壁管件。 360工程是我国独立自主研制建造的大型装备，几乎集中了国内方方面面的专家学者，从项目规划、工艺布置、设备方案制订、设备设计、工艺开发等等都是有北方重工会独立完成或同有关单位和专家共同完成，克服了大量的技术难点。 360工程建成可以生产直径1270mm,壁厚最大300mm厚壁钢管，几乎可以挤压成形目前已有的所有黑色金属材料。压机采用预应力钢丝缠绕和坎合结构，大大降低了机架单件制造的重量，同时也提高了机架及相关部件的承载能力和疲劳寿命。这种结构是首次应用于大型热加工设备，获得成功，从而开辟并验证了制造大型装备机架及部件新的途径。 360工程在制造安装过程中，还克服了制造工艺、运输、安装和调试中出现的各色各样的技术难题，攻克了机架缠绕、坯料润滑、去氧化皮、装取料等技术难关，获得巨大成功。 360工程组博采众长，虚心学习，严谨工作，埋头苦干，获得了业内所有参预和知情人的赞誉。360工程在建设之处也曾多次与美国、德国、日本等供应商情况，不是要价太高，就是觉得他们也无成功经验，最终放弃了。也曾希望与世界上唯一的挤压大口径厚壁管制造商合作，却被当场拒绝。他们说“我们依靠这一技术吃饭，不可能与你们合作”,更是扬言我们做不到，也做不成。这大大激发了北方重工和参预这个项目的其它单位和个人自行研制和开发的决心。360工程组、北方重工的领导们和参预这个项目的其它单位的人们都被这种压力所驱使，热情地投入到了工作中。 中国锻压协会从2003年起就呼吁我国应建设60000吨以上级别模锻液压机和25000吨以上级别黑色金属挤压机，并始终为这两个项目的推进贡献自己的力量。目前80000吨模锻液压机正在建设中，36000吨黑色挤压机已经建成，中国锻压协会做出了协会应有的贡献。

地产市场在众多人的疑惑中迅速变得火热，让那些持币待购，犹犹豫豫的想抄底的买家猝不及防，在一些热点区域已经变为卖方市场，如果去年冬天有能力买房但没有买，就应该考虑出手了，现在贷款利率很低，银行可以对重售房利率预批3个月有效，对楼花半年有效，早出手，早受益，相信在整体经济没有好转以前，贷款利率即使调整也不会有大的升幅，如果利率持续维持低位，就是买房的好时机。 本次介绍的湖滨区别墅，似乎不是本轮市场的热点，但对于某一批买家来说是介入的好机会。 一、Oakville 湖滨区别墅 Oakville紧邻密西沙加市，交通便利，驱车20分钟至密市华人超市，40分钟至多伦多Downtown唐人街，该市不大，但历史悠久，宁静，美丽，与多伦多比犹如世外桃源，该市居民素质高，以本地人为主，华人很少，职业多为小企业主和专业人士，人均收入居全省之冠，全国第二。 沿着湖滨路两侧，西起Burlington，东至密市，布满了翻建后的别墅，风格各异，典雅高贵，价格在100万至 1000多万，面积在2500—10000多平方尺。这些别墅还可分为两部分，一是非水边别墅，即房子的前后院不靠水边，步行几分钟可至湖边，Lot前宽一般为100-150Feet，深为150-250feet，价格在100—500万，房前屋后，参天大树环绕，很像York Mills的豪宅。这类别墅有的尽管不靠水边，但有的因地形关系可看湖景，价格则要高60-80万，另一是水边别墅，即后院与湖边相通，拥有私家湖边使用权，经政府批准可建私家码头，方便游艇、小船出入，有的在出售时码头已建好，这类别墅一般较贵，价格在150万—1000多万，那些豪华的高价的别墅多数是有水边使用权的。这里的豪宅如果与York Mills 的 Bridle Path， High Point，Park Lane 豪宅相比较，YorkMills的豪宅，高贵，富丽堂皇，有王者风范，而Oakville 的湖边豪华别墅，则优雅，美轮美奂，有乡土气息，别致的房屋外形，现代风格迥异的私家园林，私家泳池，一望无际的安大略湖，每日迎着初升的朝阳，踏着落日的余辉，一切的一切，在参天大树的掩映中，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恍如人间仙境，勾勒着一幅幅浑然天成的风景画，这种美是现代与自然的融合，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只能身临其境去体验、去品味。 二、密市湖滨区别墅 湖边别墅多集中在湖滨路沿线以南，在Southdown Rd 以东的Rattray Park附近，集中了密市较高档的别墅，价格一般在100万—400多万，Lot前宽100-250Feet，深为120—250Feet，由于很多街道的走向是南北向，造成很多别墅的后院不直接临水，这也是该区湖边别墅价格略低于Oakville的一个原因，然而，由于密市近些年的飞速发展，湖滨区很多旧房子已改造的焕然一新，尤其是步行10分钟左右能到湖边的旧房，土地增值较明显，现在华人的数量也快速增加，华人社区渐趋成熟，已陆续有华人入住湖滨别墅，相信未来若干年，湖滨别墅区也会像万锦、列治文，和密市新区一样成为华人的新宠。 三、多伦多的Etobicoke区，Humber College附近的湖边别墅 在Brown Line 以东，Royal York Rd以西，湖滨路以南的湖滨区，房子旧，Lot不大，但湖岸边的两条路Lake Promenade和Lake Shore Dr. 两侧的House较具有投资价值，靠湖一侧的房子有的直接临水价格在120—300多万，有的后院与湖岸之间有绿地和公共林荫小径间隔开来，该区域大部分湖岸边都有公共绿地和供游人散步的小路，漫步其间，湖光水色，垂柳婆娑，真有信步杭州西湖的感觉。这类房子尽管没有私家水岸使用权，但也省却了湖岸的维护责任，而窗前的景色照样优美如画，总之，该区湖边别墅价格适中，适合中等承受能力的买家介入，已陆续有一些旧房经改造上市，该区的另一个优势是交通极为便利，2分钟至QEW仅十几分钟的车程可至多市的Downtown 。 四、购买岸边别墅应注意的问题 1、如果别墅的后院包括湖岸，即含有湖岸的使用权，但向湖内延伸多远，要视地区不同咨询当地政府部门。如果湖岸已建有码头，应向卖方索要许可证，如果买方要买房后自己建码头，最好先咨询当地政府部门。 2、拥有湖岸使用权，自然增加了很多方便和情趣，但同时也要肩负岸边的维护责任，买房时要仔细检查湖岸防护的坚固程度，现在政府要求比以前严格，至少要2 台阶的防护。 3、湖岸区旧房翻建，政府对新建房屋的总面积，距岸边的距离，前后左右的间距，尤其是对建筑总高度限制严格，对此，请投资者认真咨询你的地产经纪和当地政府部门。 Cell…

长袍黑头巾女子率领骚乱？据新华社报道，在7月5日发生的新疆乌鲁木齐骚乱中，有10多名身穿长袍、头戴黑色头巾的年轻女子，在各个游行队伍中扮演指挥角色，紧随其后的男子则负责冲锋陷阵，袭击汉人，不过未有明言长袍女子是否属疆独“圣战姊妹”的成员。男子紧随其后袭击汉人 新华社19日发表“乌鲁木齐7.5事件采访思考”的长文，洋洋洒洒数千字，报道引述乌市天池路一个机构的人员指出，本月5日晚约8时40分，一名身穿黑袍、头戴黑头巾的妇女，率领约30人踹开机构大门，用石块打伤保安，并且大肆捣乱。至9时10分左右人民广场亦有类似情况，一名头戴黑头巾的女子，与一名身穿蓝色T恤的男子走在示威队伍的最前面，他们不断举起双臂，报道指他们“煽动人群闹事”，多名身穿长袍、头戴黑头巾的妇女加入人群，指挥骚乱者。 公安指出，这些女子多数穿着黑、白、棕色长袍，头戴黑色头巾，穿着很特别，在当地很少见到，而如此普遍地出现街头，更属罕见。公安分析，这些女子多数扮演组织者、引导者、煽动者角色，男的多是冲锋陷阵、袭击人群。不过，报道未有提及这些穿袍女子的详情，未知是否属于疆独组织的“圣战姊妹”。维人煽动圣战片段曝光 新疆自治区政府昨又公布闭路电视片段，回应上周一（13日）有三名维族人闯入白大寺，煽动寺内回教教民发动圣战事件。片段显示三名维族男子手持装了共20把大刀的大袋入寺，试图将刀分发给做礼拜的教民，煽动他们发动圣战，但被拒绝，许多教民转身离开；这时，三名维族男子拿起大刀，追斩教民。 其后三名煽动者在街上遭遇赶来的军警，双方追逐间，听到10多响枪声，其中手持长刀逃跑的穿白衣维族人被击毙，另一名穿深色衣服的维族人，最少身中三枪，中枪后一度站起身，最后仍倒地，伤重不治，另一名维族人则受枪伤送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接受境外传媒采访时强调，军警是看到三名男子持刀追着信众才出手阻止。 话你知：圣战姊妹恐袭为建国 疆独“圣战姊妹”在去年7月、北京奥运前首次出现，当时新疆乌鲁木齐当局在市内一个住宅单位，捣破名为“圣战培训班”的组织，拘捕五名女子，被捕女子承认她们参加该组织，互称姊妹，目的是要“杀死汉族人，建立自己的伊斯兰国家”。去年8月10日清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发生造成12人死亡的连环爆炸，当局拘捕15名疑犯，当中包括多名年龄15至20岁的女子，最少两人证实是“圣战姊妹”，一名15岁、疑是投掷炸弹的少女受伤。内地的反恐专家形容疆独“圣战姊妹”如同车臣的“黑寡妇”群体，进行激进、隐蔽的炸弹攻击。

慈禧太后举行“奉安大典”入葬东陵时的情景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组清末老照片有可能使人们从中窥见这位清朝末期实际掌权者入葬大典的种种情景。据悉，如此多数量的反映慈禧太后“奉安大典”的图片在国内现身，这恐怕还是第一次，而这些照片近期将在中国嘉德四季拍卖会上露面并进行拍卖。 “东陵照相案”: 摄影师混入送葬队伍获罪10年 由于慈禧太后的“奉安大典”在当时属机密事件，因此，大典举行当天当然也不允许任何媒体进入拍照。当时，天津著名的照相馆福升照相馆有几位摄影师悄悄混进了送葬的队伍，跟踪拍摄慈禧太后入葬的过程，为了能够混入队伍，他们不惜花重金买通了当时的直隶总督。然而，几位摄影师后来很快被人发现了，他们因此获罪，后来被判入狱监禁10年，而那位直隶总督也因此被免职，这件事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东陵照相案”。后来，几位获罪入狱的摄影师究竟是否获释已无人知晓，不过，这些照片后来却流入民间。

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自2004年以来，由于国际铁矿石价格的连续暴涨，力拓、必和必拓及淡水河谷公司已经从中国攫取了正常利润以外的7000亿元财富，这个数字是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的2倍。 铁矿石作为一种普通商品，其价格走势本来应该和其它普通商品一样遵循基本的价值规律，也就是说，铁矿石的价格应该由其开采成本、供需关系及普通商品的平均利润水平来决定。 1996 年到2006年世界铁矿石储量从1500亿吨增长到1600亿吨，可以保证世界100年的用量，而实际储量还在不断增加。2001年到2006年世界钢铁产量增长47.1%（从8.5亿吨—-12.5亿吨），而同期铁矿石产量却增长了59%（从9.32亿吨—-14.82亿吨）。1996年到 2006年世界铁矿石贸易量不过每年增长5.8%，世界钢铁需求近几年才达到7%的增长量，而世界铁矿石价格却从2002年的24.8美元/吨增长到 2008年的170美元/吨，仅仅6年的时间就上涨7倍，这样的上涨速度是不能用供需关系来解释的。 工资是开采成本中最主要的因素，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以来一直保持在2-3%之间，其工资增长水平也应该与此相对应，所以工资因素不能成为铁矿石涨价的原因。 铁矿石作为一种普通商品，铁矿石的开采并不需要多少高科技的投入，所以其投资利润应该在10%以内，利润率不应该成为铁矿石涨价的原因。 2004 年之前的世界铁矿石价格保持了近20年的稳定即在16—20美元/吨之间波动。力拓、必和必拓及淡水河谷公司在这20年里并没有由于铁矿石价格的稳定而出现亏损，相反，他们在铁矿石价格保持稳定的20年里（16―20美元/吨）保证了企业的利润与职工的基本工资正常增长，企业的发展也在良性的轨道里运行。 三大铁矿石公司连年漫天要价，说到底就是想谋取暴利。2006年力拓的营业额为254亿美元，而其税前利润却达到102亿美元人，毛利润率达到40%，经过2007年、2008年铁矿石价格的继续暴涨，其利润率更高。一种用普通生产工艺生产出的普通商品能获得如此高的利润率真的是不可想象的事。 为什么在由日本人主持谈判的时间里，铁矿石价格能保持20年的稳定，而中国人一接手谈判铁矿石价格就象断了线的风筝，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7000亿是个什么概念，7000亿元可以让中国2亿贫困人口（日人均生活费低于1美元）每人得到3500元，7000亿元可以制造35艘中型航空母舰，7000亿是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的2倍，7000亿是甲午战争赔款的7倍。 可以说，铁矿石谈判的失败，是一种比甲午战争还更让中国人在世界上抬不起头来的耻辱。 甲午战争的失败在军事上是由于当时的清政府对日本人的侵华战略及战争准备缺乏足够的重视并因此导致中国对战争的准备不足，政治上是由于北洋舰队成为李鸿章个人获取并维持政治权力的工具，惜战、惧战是失败的直接原因。清政府支付的战争赔款是2.3亿两白银，这个数字约合现在的955亿元人民币，但当时的中国政府是在战争失败的情况下签订马关条约的。而铁矿石谈判期间（2004年—2009年），经济上中国国力不断上升，政治上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远大于澳大利亚，军事上，中国并没有被澳大利亚打败。具体到铁矿石贸易上，澳大利亚也没有什么优势，2007年澳大利亚在7.5亿吨铁矿石贸易（海运）中仅占38%，而同期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量占世界总进口量的约50%，由于铁矿石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平衡，总供给的增长甚至高于总需求，在此情况下，怎么会出现中国的谈判总是失败的现象。 有人将铁矿石价格连年上涨的原因归咎于世界三大铁矿石企业控制了近70%的贸易产量，那我不禁要问，中国的焦炭出口量占世界的比例约50%，为什么焦炭的出口价格在2004年4月即已达到432美元/吨，而到2006年却下跌到130美元 /吨，即使到2009年，1―5月的平均出口价格也不过355美元/吨。如果参照铁矿石上涨7倍来计算，中国的出口焦炭价格现在最少也应该在2900美元 /吨。 而中国对世界稀有金融的出口量占了约80%，为什么稀有金属的价格却连年下跌。 尤其是石油价格，金融危机导致世界各国对原油的需求大幅下跌，而石油价格却从2009年初的33美元/桶迅速上涨到73美元/桶。此前1998年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原油价格仅14.3美元/桶，2008年涨到147美元，10年涨了10倍，而期间原油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也基本操持了平衡，也就是说，用市场规律无法解释原油价格的上涨，就如用市场规律无法解释铁矿石价格的上涨一样。 中国买什么什么涨，中国卖什么什么跌，这是人们对国际市场上商品价格走势的一种形象比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如何才能改变这种中国在世界经济领域令人宰割的被动局面，也许我们应该从铁矿石谈判、石油期货这些表面的圈子里跳出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从中国企业的所有制来思考这些问题。国有企业是腐败的温床，这是笔者对国有企业的一贯评价。国有企业之所以会成为腐败的温床，根本的原因是所有人对经营人的监管无法到位。 从法理上说，13亿中国大陆人是每一家国有企业的所有人，但由于这些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与13亿人并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不管赚了多少钱，13亿大陆人民并不能获得丝毫分红，反过来，这些国有企业亏了本，也不会要求这13亿人直接承担什么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大陆人民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情况漠不关心。作为国有企业的直接管理部门的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局也处于同样的利益无关的状态。既然无关利益，国有企业的老总们要怎样做，没有多少人会去认真关心。 铁矿石谈判在去年奥运会期间就被记者揭露可能存在猫腻（人民网8月26日报道），为什么直到近一年后的今天才着手查处。为什么每到铁矿石谈判的关键时刻宝钢就会带头提价，而当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之际，为什么中石油、中石化的老总公然唱高油价，发改委甚至发文支持涨价，这样公然的配合，为什么没有人制止并纠正，说到底是国有企业没有直接的利益主体。如果宝钢是私有企业，它的股东会放任其管理者这样公然地损害企业的利益吗，绝不会。同样的道理，宝钢等国有钢铁企业管理人员之所以愿意为了每吨 0.5美元的回扣而放任企业遭受7000亿元的损失，根本的原因就是企业不是他们自己的，如果企业是他们自己的，他们绝不会要那0.5美元。 凡在国有企业工作过的人就知道，企业老总们的开支（吃喝嫖赌等等）都可以种种名义在企业报销，企业里最有钱的除了厂长、经理就是供销人员。 中国从国际市场采购的商品远不止铁矿石与石油，沿海绝大多数的出口型企业的原材料都来自海外，这些原材料的采购金额绝不比石油、铁矿石少，为什么这些原材料的价格就能按照市场规律来运行，说到底还是一个所有制的问题，企业不是自己的，怎么弄都无所谓，何况通过违规操作还能为自己谋取巨大的利益。 其次，要从中国的选官体制去思考。商场如战场，这是人们对高度发达的世界经济竞争格局的形象比喻。要在瞬息万变，高手如云，竞争异常激烈甚至残酷的的市场经济中生存并发展，需要企业家们及国家经济决策部门的负责人们有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思维及顽强的意志，这些人尤其学需要有崇高的道德水平、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还要并比其它人更勤劳。上述品质缺一不可。但在中国现行的选官体制下，具备上述品质的人要进入管理层、经济决策层基本不可能。在和平时期的集权体制下，选官的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那些低能、无知、卑鄙、道德沦丧的人能更加顺利地进入权力层。这些人的心中早已没有了国家利益的概念，更不知羞耻为何物，他们一旦权柄在手就拼命地捞钱，奢侈地享受，至于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百姓的生活，甚至自己的声誉都轻如鸿毛。指望这些人去战胜那些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经过数不清职业励炼与道德洗礼的西方企业家是不可能的。 再次，要从中国的经济竞争体制去思考。以宝钢为首的中国国有企业为什么会放任铁矿石的涨价，这其中当然某些管理者个人的卑鄙目的（据说这些钢铁企业管理人员中有大量的子女在美国、澳大利亚留学、经商，他们的钱都来自于力拓等铁矿石公司），但他们在铁矿石进口资质方面的特权也是重要的因素，不管铁矿石价格多高，他们都可以通过向没有进口权的民营企业倒卖铁矿石进口配额而获利（据说每年仅这方面的公开利润就达200亿），宝钢等大型国有钢铁企业还可以通过自己在钢铁市场的优势地位大肆拉高钢价以向下游产业最终向消费者转移高成本以获取高利润。如果没有这种特权，宝钢等国有企业的老总们是不敢面对铁矿石价格的狂飙行情的。 最后，我们要从中国整体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去思考。经济上的垄断与特权必然导致经济领域的腐败、企业的低效益并不可避免地发生国有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对消费者进行的肆意掠夺，而经济上的垄断必然要以政治上的垄断与特权为前提。中国的老百姓之所以对电信、能源、金融保险及城市公共行业等垄断行业的公开掠夺行为无还手之力，就在于这些强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没有民权哪来的民生呢，如果中国的老百姓有选择县长、市长的权力，既得利益阶层敢这样猖狂吗。 慈禧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深刻认识到封建传统政治体制的危害，随后在她的支持下开始了戊戌变法。在康有为等人的帮助下，光绪在短短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颁布了 180条政令，试图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虽然这场变革由于光绪、康有为缺乏政治经验（操之过急，不幸陷入与慈禧的权力竞争并被以荣禄为代表的传统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利用）而失败，但他们的改革措施最后却大多由慈禧推行，比如废除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允许民间学会的成立，鼓励创办独立的报纸，裁撤绿营，改用西式方法训练军队，从法律上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成立翻译局翻译出版西方书籍，派出留学生到西方学习等等，这些措施最终使中国的近代工业得以迅速建立起来，中国人的思想得以跟上世界的步伐，并最终使中国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避免了在此后与日本的战争中亡国的命运。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甲午战争的切肤之痛，慈禧怎么可能支持戊戌变法，如果没有随后对变法新政措施的大力推行，中国最后肯定会走上分裂、亡国的道路。 甲午战争的赔款不过2.3亿两白银（约合现在的900亿元），而铁矿石战争与石油战争的失败给中国给带来的损失起码是甲午战争的20倍，给中国带来的耻辱与影响远甚于甲午战争。铁矿石战争与石油战争的失败使外国人更加看清了中国官僚的无能与腐朽，并将激起他们更大的对中国的掠夺欲望。铁矿石战争与石油战争的失败也同样使中国人民对腐败的官僚体系更加绝望，中国在和平环境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寻求出路的努力将更加艰难。 希望铁矿石战争与石油战争的失败能给中国社会各阶层以最深刻的警醒，并抓住最后一线机会扭转中国历史的方向，避免中国内外危机的总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