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李敦白这个人，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可能知之甚少。但是，对于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来说，他可谓是大名鼎鼎、广为人知，因为他是中共党史上与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人齐名的外国人。 20世纪40年代中期，由于历史的机缘，李敦白远涉重洋，从大洋彼岸的美国来到中国，从此终身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35年间，亲历了当代中国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惟一的外籍党员，也是中共党史上跻身高层核心圈的独一无二的“老外”，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交往甚密，被毛泽东誉为“优秀的共产主义国际斗士”，被周恩来称为“坚强的国际民主斗士”。他一直致力于帮助中国共产党打开对外交流的窗口，但就是这样一个热爱并献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的外国人，却先后两次含冤入狱达16年之久。他在中国的这段既传奇又大起大落的经历无疑是当代中国的缩影。 Sidney Rittenberg 与毛泽东 若干年之后，回顾自己在中国浮浮沉沉的35年，李敦白依然无怨无悔：“回顾过去，当然有不少事情使我感到遗憾和痛苦。不过，我对那些年代并不后悔，即使包括我在监狱里度过的岁月”，“中国使我有机会真正体验到人生的意义”，“在中国，我找到了自己通向稳定的、实在的、幸福的道路。它从来没有令我失望。” 美国大兵“一念之差”来到中国 李敦白，1921年出生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市的一个名门望族，英文姓名是SidneyRittenberg（中译为悉尼·里滕伯格）。他从小就“离经叛道”，17岁时开始参加工会和学生运动，支持黑人解放斗争，19岁就成为一名美国共产党员。1942年，当时还叫里滕伯格的李敦白应征入伍。根据当时美国的有关规定，他入伍以后不得不脱离了党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陆军当局调他去学习日文，这让他十分恐慌。他想，日本肯定会战败，美军可能长期驻扎在那里。而中国是美国的盟国，胜利以后，自己就可以很快回国建设自己的国家。于是，他坚决要求去学习中文，并得到同意。1943年，他被调到斯坦福大学陆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念之差”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而且在中国一待就是35年。 1945年9月1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个月，李敦白和他的战友们乘坐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起飞，飞越了长约800公里的“驼峰航线”，来到了中国的西南重镇——云南省昆明市。他被分配到昆明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专门负责调查美军在当地的违法行为以及当地的中国人向美国军方索赔的案件。在这里，开明书店的老板给他取了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李敦白，这个名字就是在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字中间加了个“敦”字，代表正直，而且与“Rittenberg”谐音。 李敦白经办的第一个案件是一个12岁女孩的死亡案。这个案件的受害者名叫李木仙，是黄包车夫李瑞山的女儿，肇事者是一名美国空军上士。案件的原委是这样的：据后来这位美国空军上士在供词中说，他在肇事的前夜借了一辆军用卡车，开到城里去“寻花问柳”，错过了回营地的时间，于是索性灌了两杯烈酒壮胆开车回营地。在经过李木仙家所在的巷子里，李木仙正在踢毽子。这个美军空军上士见状，就想吓唬这个女孩来找点刺激。于是，他把车故意擦着小女孩的身边开过去，没想到把她撞死了，接着迅速逃离了现场。案子发生后，李木仙的母亲受不了这个刺激，精神崩溃并于一段时间后就去世了。李瑞山通过甲长、保长将索赔的要求送到了美国军部。经过多方交涉，最后赔偿费是26美元，但由于甲长、保长等中间人的盘剥，到李瑞山手上的只有8美元。一条人命只值8美元！这对于崇尚人权高于一切的美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案件对李敦白触动很大，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一定程度上正因为此事他才留在了中国。 李敦白的这份工作，使他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民，渐渐看出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黑暗的统治，更对传说中廉洁并且充满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学好中文，李敦白经常找街头的报童购买中国报刊杂志。这位没有了党籍的美国共产党员，很喜欢阅读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日子一长，那位报童和他熟悉了，有一次，报童悄悄地问他：“你这么喜欢看共产党的报纸杂志，那你想不想与那些编这些报纸杂志的人见见面呢？”李敦白喜出望外，就随报童去见了当地的两位中共地下党员。几次见面后，地下党员了解了他的经历，就慢慢向他讲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 此后，李敦白常常利用美军的身份，替地下党朋友购买一些紧俏的商品，甚至用美军的吉普车，把上了国民党反动派“黑名单”的地下党员转移到城外，使他们脱离了险境。 1945年11月，在昆明的美军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准备复员回国了。可此时的李敦白由于与地下党员的频繁接触而一改初衷，“当时我学了一年中文，刚到这个向往已久的国家，完全被中国迷住了，”李敦白后来回忆当初的真实想法时说，“不论是共产党、国民党，工人或是教授，城里人还是农民，我都可以接触。未来有那么多精彩的世界等待我去开启。”他想留在中国，并渴望能到延安去看一看。为了避免退伍回国，他想方设法调赴上海的美军陆军总部工作。经昆明地下党员的介绍，他和上海的地下党“接上了头”，并认识了宋庆龄。不久，通过宋庆龄的介绍，李敦白成为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的救济观察员，任务是把救济粮食送往受灾地区，包括解放区。他非常高兴，从此脱离了美国军队。 向李先念提供绝密情报 1946年是中国风云变幻的年代，内战随时都有可能一触即发。是年春，李敦白奉命押运救济粮食到湖北省境内的中原解放区。当时，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将李先念率领的6万共产党军队重重包围在以大悟县的宣化店为中心、方圆只有两百里的狭窄区域。这个任务让李敦白喜不自禁，因为他正一直想找机会亲眼一睹解放区的景象。但是，救济善后总署的官员在行前对他说的一番话却在他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那位官员对他说：“你去了以后，要注意收集共产党的情报。”他回想起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后的这段日子，确实发现身边的同事大多有从事情报工作的经历。 李敦白到达中原解放区的首府——宣化店后，在这个被国民党军封锁的贫穷的地方看到了和国民党统治区截然不同的情形，这里没有死尸，没有娼妓，甚至没有乞丐。在共产党的组织下，当地农民通过公开讨论决定救济粮食的分配。在这里，李敦白还结识了李先念、王震、王树声等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工作之余，李敦白经常到王树声的驻地找王树声聊天，时间一长，竟被王树声的那种身陷敌军重围而不惊、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乐观情绪所感染。若干年后，有人问及李敦白为什么在解放战争爆发后没有回美国，反而投身于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时，他说：“当年在宣化店，认识了一个叫王树声的将军，是他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使我决定留在中国。” 5月8日，正当李敦白的工作刚刚结束，他得知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王天鸣、美方代表白鲁德组成的军事停战三人小组即将要到宣化店进行“和平调处”的消息。 说来也巧，国、共、美三方代表到达不久，李敦白就在厕所里碰到了白鲁德，白鲁德把李敦白当作了“自己人”， 毫不隐讳地警告他不要在此久留：“我可以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这里的人将会被消灭掉。我刚从东北回来，那里的共军是政府军的十倍，政府军不可能获胜。但是政府军在这里却占上风，所以我们决定让他们歼灭此地的共军。”白鲁德的话让李敦白很是诧异，同时也让他看清了美国政策的本质。用他后来在回忆录里的话说，“就在宣化店的茅厕里，我来到了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李敦白打定主意，决定把这个情报透露给李先念。 当天晚上，国、共、美三方代表举行第一次会议。在这里，李敦白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并被周恩来的精彩演讲所折服。散会后在回住地的路上，巧遇周恩来和李先念。李先念把李敦白介绍给周恩来：“这是我们的美国朋友，李敦白。”周恩来握着李敦白的手说：“我在会场上看到你，你给我的掌声比给其他人的都热烈得多。这样做不够明智。他们会注意到你的反应，等你回到国统区后工作便没那么容易了。你应该更加谨慎才是。”李敦白惊诧于周恩来的洞察力，不禁问周恩来，大厅里那样昏暗，他怎么会看到了他，为什么又要对一个落单的美国人如此注意呢？周恩来回答说：“照顾国际友人是我们的工作，我现在很忙，以后有机会到南京去见面吧。” 在送别周恩来后，李敦白把白鲁德的话转告给李先念：“我说的一点儿都不假，而且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商量，只能当机立断，向你报告。”李先念感到他是真诚的，向他表示感谢，笑了笑说：“好啊，你算什么美国观察员，把情报泄露给我们。”虽然李先念率领的部队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但李敦白的情报让他们更坚定了这一点。 对于李敦白对革命的这次贡献，李先念一直念念不忘。一次在延安，两人在一个私人场合见了面，李先念握着李敦白的手说：“我们很感激你提供给我们的情报，我们许多同志都不相信这事，他们以为你弄错了，不过我相信你，而且事实证明你是对的。我们很感激，也永远不会忘记。”还有一次是在1987年，李敦白给身为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写了一封信，李先念阅后非常高兴地向身边工作人员谈起了这段往事。他说：“1946年宣化店谈判时，李敦白作为随团记者（李先念记忆有误，应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观察员）来到宣化店。他听到美方代表白鲁德说，华北（应为东北，作者注）动手一时比较困难，但中原这五六万人，非收拾不可。李敦白把这个消息和阴谋告诉我，我当时就更加清醒了。” 5月10日，军事停战三人小组签订了制止中原内战的《汉口协议》。但是，由于蒋介石铁了心要打内战，中原的战火已经不可避免。李先念的部队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6月26日开始战略转移，史称“中原突围”，全面内战的第一枪就此打响。 中共党内早期惟一的外籍党员 回到上海不久，李敦白辞去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并决定立即回国，不再替美国政府干那些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勾当。他去向宋庆龄辞行，宋庆龄劝他先别急着走，并建议他“至少向周恩来道了别再走。” 于是，李敦白从上海来到了南京的梅园新村拜访了周恩来，并表达了回国的想法。周恩来听后，向他分析了中国的形势和解放战争的发展前途，然后对他说：“回国前你应该到延安去一趟，你应该拜会毛主席，和他谈一谈。你其实应该去看看那些比较老的解放区，在那里已有相当规模的建设。宣化店的情形只是一时的。这样你回到美国后便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讲，更多的内容可以写。” 在周恩来介绍下，李敦白经北平辗转来到共产党在华北控制的最大城市——张家口。在这里，李敦白看到了当地与宣化店不同的新气象：这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城市，有烟厂、大学、医院，等等。他拜会了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聂荣臻。聂荣臻告诉他，等共产党掌权以后，要跟美国修好，毛主席希望能得到美国贷款来进行战后重建。因此，他们正在成立一个英语电台，以便直接向美国人民提出诉求。但是他们缺少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矫正文法文体，并协助他们广播。从此，李敦白在新华晋察冀总分社开始从事英语广播的翻译、修改和播音工作。不久之后的1946年9月，在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大规模进攻晋察冀，进逼张家口之前，聂荣臻派人护送他前往延安。经过一个半月的长途行军，他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并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负责翻译和修改稿件。李敦白认为自己在为这个古老的国家的巨变留下记录，因此他安下心来，打消了回美国的想法。 还在张家口时，李敦白就已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延安后他再次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并且请在中原解放区就相识的李先念、王震作为自己的入党介绍人。经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这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的直接批准，李敦白成为当时惟一的外籍共产党员。 此后不久，斯特朗第二次到延安采访。新华总社的负责人廖承志委派李敦白担任翻译，访问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李敦白为斯特朗把一些文件、资料译成英文，两个人合作撰写、著述。 李敦白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肯定。1946年底，毛泽东在同几个西方记者谈话中说：“现在有两种美国人，马德海、李敦白、史沫特莱都是好的美国人，在延安有个斯特朗也是好人，这样的人我们都欢迎。”与此同时，李敦白也加深了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印象，他在后来自己写的回忆录中，还把周恩来和毛泽东作了一番比较，他写道：“与周恩来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朋友，也是同志；与毛泽东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似乎就坐在历史的旁边。”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新华社转移到太行山麓的涉县，在该地工作了大约一年。在此期间，李敦白协助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开办了英语广播。1948年5月间，新华社又转移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附近的几个村庄，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回首自己最初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段日子，李敦白坦白了自己的心迹，他说，在1949年之前，虽然他满怀革命的理想，但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员。每一次敌机轰炸，他总是不能克制住心中的恐惧大喊大叫，总是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寻找一个避难的场所，而且他还多次违反各种规定，因为他认为规定往往是不合情理的。他还说：“我知道他们是对的而我是错的，在我能控制自己的一己私念之前，我无法真正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 第一次蒙冤入狱6年 正当李敦白全心全意地做好自己工作的时候，他卷入了所谓的“斯特朗国际间谍案”。 所谓的“斯特朗国际间谍案”来龙去脉是这样的：1948年底，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的美国左派作家斯特朗从美国赶回苏联，准备再去即将解放的北平。在途经东欧的时候，她兴奋地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革命是自主的胜利，并不是搬用苏联模式。不想这惹来了祸端。她刚刚抵达莫斯科，就被苏联的特务组织——“克格勃”逮捕并且被驱逐出境。苏联方面认为她涉嫌“间谍和损害了苏联利益”，此外也认定了她布置了一个遍布世界的“情报案”，李敦白也受她的领导，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并通知中共方面，把李敦白抓起来。 1949年1月21日，李敦白收到了一份紧急调令。他的直接上级廖承志也把他叫到家里，说中央准备派他“到北平执行特殊任务”。他当时想，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可能是去当翻译，或执行有关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任务。可是，他被带到另外一个村子，有人指控他“接受美帝国主义的指示，破坏中国的革命”。他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仔细回想了到中国以后的全部经历，包括和斯特朗的关系，再三申辩：“我和美帝国主义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是间谍。我那么热爱中国人民，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你们为什么把我当成敌人呢？我所说的一切，你们都不信。你们要我承认的，我又没有干过，那怎么办呢？这一定是个可怕的错误。”但是，他的辩解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被关押在北平郊区的一个窗户被封死、前后只能走四步的小屋里。 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超出了李敦白的承受能力，经常性的审讯使他的精神几乎崩溃。 1950年春的一天，监狱长找到李敦白，告诉他：“我们现在基本上了解你了，但是，我们还是得了结你的案子，还需要不少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你还是不能出去工作或学习。否则，如果你放弃与中国的所有关系，你将获准回到美国。”对此，李敦白后来回忆说：“我根本没有考虑他的话，回去我能做什么？美国那时到处都在迫害支持中国的人，回去了我只能做反华派。”于是，李敦白决定继续留在狱中改造自己的思想，并给自己定下两条原则：一是不论受多大委屈都不能不爱中国，二是不论受多少苦都不能被整垮。“我暗想，一定要坚持住，哪怕是监狱，这也是我们的监狱啊。”李敦白回忆说。此后不久，李敦白被转移到北平第二监狱，日子也好过了一些，因为允许他读书看报了。1953年初，斯大林逝世，之后大量斯大林时代的冤假错案获得了平反，“斯特朗国际间谍案”也在其中。1955年4月4日，李敦白终于结束了长达6年的牢狱生涯。那天，组织上派人向他宣布：“我们花了许多时间精力调查你的案子。我们发现你是一个好人。你一直被冤枉坐牢，受了很多苦，我代表中国人民政府和公安部门，为这项错误向你道歉。”事隔多年，1964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宴请包括斯朗特和李敦白在内的外国朋友时承认了当年的错误并当面道了歉。毛泽东对斯朗特说：“当你在延安的时候，国民党开始轰炸了。我们担心你的安全，就让你走了。如果你那时留在延安，就不会当做间谍在莫斯科被捕了。”毛泽东又朝李敦白说：“你被牵连到她的案子，我们犯了一个很坏的错误，你是一个好同志。” “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

广州市公安局证实，由于有非洲裔人士为躲避治安检查导致受伤，引发生非洲裔群体抗议事件。 广州市公安局称，当地越秀区分局矿泉路派出所民警星期三（7月15日）下午到广园西路唐旗服装城二楼进行治安检查期间，有两名外籍男子为躲避检查而受伤。 警方称，一名外籍男子涉嫌非法兑换外币，他为了躲避警察”用手击破窗户玻璃后向外爬，背部被玻璃刮伤”。 在场的民警后来又发现有一名外籍男子”坠楼倒地受伤，伤势较重”。 警察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不过随后”陆续有一些非洲裔外籍人员来到矿泉派出所门口聚集，导致广园西路交通严重堵塞”。 贺顿 摄 纯属意外 尼日利亚人在广州的发言人奥株库告诉BBC中文网，星期三包围广州公安局的非洲裔人，大部分是尼日利亚人。 他说，这次事件”纯属意外”。 据他掌握的资料，周三警察突然前往尼日利亚商贩聚集的广州友谊商场商场查看做货币兑换生意的中国人，而两名尼日利亚人看见警察，以为警察是要查看他们的证件，惊慌逃跑。 他说，其中一人从二楼跳下，头部先着地，现在情况危殆；另一人击破玻璃窗向外爬，腹背被玻璃割伤，手术后已稳定下来。 他说，在商场的其他尼日利亚人看见这么多血，起哄了，他们堵塞在街道和警察局门前。 有目击者说，由于非洲裔人士的抗议发生在下班高峰时段，吸引大量行人围观，警方在附近商场前的广场上设立警戒区，允许数十名非洲裔人员入内抗议，不过警戒区外也聚集了上百名情绪激动的非洲裔人士。 广州警方调入数百民警到现场维持秩序，并对抗议者”进行劝解”。 目击者说数百名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到场增援，封锁路面，并用英语广播要求他们离开。 积怨已久 公安局通报说广园西路的交通在下午5时30分许逐渐恢复，不过在场记者说示威者在8时30分许才散去。 奥株库告诉BBC中文网，当时在场的尼日利亚人之所以愤怒，是因为警察几乎每天都查看他们的护照。 他说，事发当天早上警察已在商场搜查并逮捕了那些过期居留的外国人。抗议者要求警方释放这些人。 他补充说，警察很多时候在街上看见非洲裔人就直截了当把他们截停查护照，这也令当地非洲裔人愤怒。 官方统计称目前广州约有2万名常住的非洲裔人士，不过据信非法居留的非洲裔人士数量远远超过这个水平。 有专家估计广州的非洲人总数目前已有20万左右，而且仍在以每年30%至40%的速度增加。他们大多来自尼日利亚、几内亚、喀麦隆、利比里亚和马里等国家。 中国政府今年收紧签证政策，使不少非洲裔人士失去居留权，在非洲裔社区引起强烈不满。 奥株库说，在广州80%的尼日利亚人申请延长中国签证都被拒绝，除非你有家人在广州，或者花很多钱。 他表示在广州的尼日利亚人数目没有确切数据，但估计在广州有起码十几万非洲裔人，其中大部分是尼日利亚人。

7月16日报道，日前，英国一名叫杰西卡的小女孩在西班牙钓到一条87.5公斤的大鲶鱼，打破了同龄组淡水鱼垂钓的世界记录。 杰西卡站在河岸上，身高只有4.1英尺(1.2米)，体重不足84磅(38公斤)，在众多垂钓者之间看起来就像一条小鱼，但是她应该算是赢家。河中的那一条“怪物”，长近9英尺(2.7米)的鲶鱼，体重达到193磅(87.5公斤)。尽管年龄小，体重也不占优势，但11岁的杰西卡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在她父亲的协助下，巧妙地将这条鲶鱼钓到了手。 鲶鱼的体型比杰西卡大得多 据报道，杰西卡来自英国东南部的肯特郡，她是与父亲在西班牙东北部的埃布罗河垂钓时钓到这条鱼的。她说：“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它有多大，真到有人给我看了照片之后，我才感觉到我在它(鲶鱼)旁边是那么小。”她表示，当她拉起钓杆时，她父亲曾经也认为是一条小鱼，但是她凭感觉判断这条鱼的来头不小。因为她的手都拉得发麻了。 当这条鲶鱼被拉近并露出尾巴时，它看起来更像是尼斯湖水怪，岸上的每个人都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杰西卡对此感到非常自豪。她的父亲马克是一位49 岁的工程师，帮忙将它弄到岸边时，杰西卡看着这条大鱼不停地笑着，这一情景被人用照相机拍了下来。马克表示，杰西卡平时钓到的都是小鱼，但她非常享受这一过程。 据国际钓鱼协会透露，杰西卡已经打破了16岁及16岁以下年龄组的淡水鱼垂钓记录。国际钓鱼协会一名发言人称，她的鱼显然已经超过了此前的纪录。此前的记录为120镑(54.4公斤)，是2000年7月，在乌干达默奇森瀑布尼罗河钓起的一条鲈鱼。

邓颖超身为革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女人。和大多数结了婚的女人一样，邓颖超也渴望着能成为一个母亲，为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她虽然已经40多岁，但还曾去过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专家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因为当时邓颖超用的是化名，林巧稚只按一般病人对待，认为是她不太可能会再有孩子。 后来，当林巧稚知道她就是邓颖超后，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输通，说这样有可能会生育，但邓颖超拒绝了，她认为自己已经40多岁，也不想再麻烦大夫，遂就放弃了自己做母亲的心愿。后来，在与赵炜的谈话中，邓颖超曾怀着很惋惜的心情告诉她，若不是因为自己当年的不慎，她可能也会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1925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期间留影。 邓颖超第一次怀孕 在西花厅里，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总理和邓大姐特别喜欢孩子。他们休息时常把一些同志和亲属的孩子找来玩一玩，和我们工作人员的孩子一起玩耍聊天更是常事，我的儿子赵珂和女儿赵琦就都和周总理和邓大姐很亲。 没事的时候，邓大姐常念叨着百姓中流传的一句老话：一儿一女一枝花，无儿无女赛仙家。她总是说我：“你看你，一儿一女多好呀。” “大姐，那您不是赛仙家吗”我宽慰她 邓大姐笑了：“仙家虚无飘渺，还是一枝花实在呀。” “其实呀，我也差点是一枝花呢，”有一次邓大姐和我谈起孩子感慨地说：“我们当年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趁着邓大姐那天情绪好，我就让她讲讲孩子的故事，邓大姐便慢慢倾吐出她早年失去孩子的经历。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延安 邓大姐第一次怀孕是在1925年10月，当时她刚结婚不久，周总理率领东征军去了汕头，她留在广州工作。“那阵儿我上班总恶心呕吐，刚结婚也不知为什么，就去医院检查，结果医生说是怀孕了。”听到自己怀孕的消息，邓大姐心里很慌乱，丈夫东征走了，母亲也不在身边，她自己协助何香凝做妇女工作，才打开一点局面，哪有时间带孩子呀。想来想去，邓大姐就自作主张去街头上买了一些打胎的中成药吃了，想悄悄把胎儿打下。谁想到，那中药药性很强，她吃了后一个人痛得在床上打滚，虽然心里害怕也不敢对人说，只是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后来，杨妈妈从天津来到广州吓了一跳，当她得知女儿自己打胎之后，实在忍不住就责备邓大姐不懂事又不爱惜身体，“这么大事也不同恩来商量”。好在杨妈妈懂中医，就一直在饮食上多加调理，这样邓大姐的身体才好了一些。 到了 11月，邓大姐被派到汕头一带开展妇女工作，与周总理重逢，对于当时的情况她是这样回忆的：“一见面，恩来就看出我脸色不好，马上问我怎么啦，我不得不告诉他自己怀孕和偷偷打胎的事情，恩来听后大发脾气，他指责我是形而上学，怎么可能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对立起来。他说，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力把他随随便便地扼杀？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你又随便糟蹋自己，不爱惜身体，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他还说，为了革命，我们随时要有流血牺牲，但是决不允许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打胎，也该事先和我商量一下，听听我的意见嘛，怎么这样自作主张，轻率从事。说实话，在后来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我都没见过恩来发那么大的火儿，我知道是自己错了，就向他承认自己的轻率和幼稚，后来他也不生气了，还反过来安慰我要多注意身体。”讲完这段往事，邓大姐沉思了一会儿，缓缓地说：“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从她的口吻中，我感觉出了一点点懊悔，但一时又想不出用什么样话安慰她。 1940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15周年合影 邓颖超第二次怀孕 “我第二次怀孕时快生产时恩来又不在。”过了一会儿，邓大姐又接着讲述了她第二次失去孩子的经过。她是1927年3月的预产期，在这之前，周总理已于前一年的12月调到上海工作，邓大姐因为要分娩，就暂留在广州，她母亲也特意从梅县的中学回来照顾她。邓大姐还清楚地记得，她是在1927年的3月21日生产的——那一天正好是周总理在上海领导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的日子。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三天三夜也没生出来。当时还没有剖腹产一说，医生同杨妈妈商量后用了产钳，结果孩子的头颅受到伤害，刚生下就夭折了。“那是一个男孩儿，近10斤重，他如果活着比你还大几岁呢。”邓大姐说着拍拍我的肩膀。 邓大姐产后身体一直很弱，本来她想在医院里多养几天，然而，十几天后，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紧接着，广东军阀也开始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邓大姐她们以前住的地方被搜查，还有三位同志被捕了。还好，在搜查前，周总理刚刚寄给邓大姐的一份电报被工友收起来，后来他把那份电报送到了医院。邓大姐当时在医院里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只是听到马路上警车呼啸，她让母亲到外面去看看，正好遇到送电报的工友。广州无法呆下去了，邓大姐和母亲决定按照组织和周总理的安排去上海，但广东省的国民党政要多半都认识大姐，她必须尽快离开医院，否则军警很快就会来搜查。 要想安全离开医院是个难题，后来邓大姐是在德国教会医院一位叫王德馨的女医生帮助下在医院藏了两天，在军警搜查之后化装成医院的护士，乘着德国领事馆的小电船离开广州先到了香港，临行前，还是张治中给了陈赓一些钱让他想法转给邓大姐当路费。从香港到上海，邓大姐又经过几天的海上颠簸，等她找到周总理时，人已是虚弱的不行。 后来，邓大姐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住了两个星期，日本医生给她检查说因为产后过度疲劳，她的子宫没有收缩好，今后可能不会再怀孕了。果然，从那次以后，邓大姐就再也没有受过孕，战争年代使她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作者简介：赵炜 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长期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担任秘书，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辽宁省新民县人，1951 年参军，1954年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1955年调至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先后任干事、秘书，1965年起任邓颖超的生活秘书。1983年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是第七、第八、第九届政协委员，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理事、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及纪念馆顾问。著有回忆录《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三十七年》等著作。）

当地时间周四，法国城市马赛在为美国著名歌星麦当娜演唱会搭建舞台的工地上发生事故，导致一人死亡数人受伤。原定于周日举行的演唱会也在随后被取消。 参与抢险的消防队员透露，死者是一名53岁的法国人。共有九人在这起事故中受伤，重伤员是一名美国人和一名英国人，已经被送往医院。剩下的伤员包括三名法国人和一名科摩罗群岛人，另外三名伤员的国籍还没有确定。 维洛德罗姆球场 这起事故发生在能容纳六万名观众的维洛德罗姆球场。这座球场是法国第二大球场，也是法甲豪门马赛俱乐部的主场。 据马赛副市长何塞·阿里格里尼介绍，麦当娜的演唱会原定于周日进行，现在事故发生后已经取消。

国家保密局正在推动一场20年来罕见的保密检查。 在互联网时代，保密形势在各国空前严峻。不仅中国，世界大国的保密制度均趋于越来越严苛，包括注重信息公开的美国。 但同时，政府信息公开已成为满足公民的知情权的基本方式，保密与公开在中国延续了十余年的博弈，连一向神秘的保密局也逐渐出现在公众视野。 在最新的保密法修改中，一方面参与讨论者提出缩小定密范围、防止滥用定密权等主张，另一方面修法者也强调了“越开放，越要保密”的主张。 与此相关，学者、律师与媒体从业者尤其成为了走在保密与公开边缘的特殊群体。他们的言论如何做到既增益公众知情权，又不越保密雷区？这不但有赖于个人强化保密意识，亦有赖于保密的进一步法治化。 一周前，澳大利亚力拓公司驻上海办事处四人被上海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窃取中国国家秘密拘捕。 而一场20年来罕见的保密检查正席卷全国，不仅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也在其中。两个月前，国家保密局举办地方保密大检查高级研修班，这预示着，地方大检查也将拉开帷幕。 系统内称之为“保密风暴”。去年2月至9月，90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接受了一轮拉网式排查，重点是计算机和移动存储介质，某些要害部门一年内被查了4次。 紧接着，去年10月，中央保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令计划正式提出“五个务必”，即务必加强教育培训，务必加强技术防范，务必严格管理制度，务必加大查处力度，务必强化领导责任。 至少已有22人在这次风暴中受到处理。据保密系统内部人士透露，以往处理泄密人员只是轻描淡写，“一个人有的就泄密几百份上千份，只给了行政处分甚至处分不了”，这次，不排除追究刑责的可能。 不仅中国，世界大国的保密制度均趋于严苛，包括注重信息公开的美国。国家保密局拿出的材料显示，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采取了比布什政府更严格的信息安全和保密管理措施。 “动真格”的检查 只要离开办公电脑片刻，某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电脑屏幕上就会自动蹦出保密“五条禁令”。 大检查之下，各机关明显加强戒备。“以后碰到外国人，不能告诉真实号码，和敏感人谈敏感问题，要卸下手机电池才能防窃听。”上述机关人员说。 按领导要求，他们必须把中央关于网络信息安全和保密管理“五条禁令”设为电脑警示，保证开机登录时都能看到，做到时时看，刻刻学。 尚未接受检查的机关非常紧张。上述人士所在的中央级机关已经提前对每台计算机进行检查，该机关主管保密工作的领导在动员会上措辞严厉，“今天给内部处分，是为了避免明天有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处分，甚至被判刑进监狱！” 外交部正在进行的第四批外交档案解密，因这次检查需要对全部电脑进行安全测评而暂时搁置。这批形成于1965年到1978年的外交档案解密后，外交部将率先完成一般档案30年应解密的“补课”任务。 据透露，检查中发现，多起泄密案的发生，都是计算机内部网络和外部互联网串通所致。上月底，接受保密法征求意见的专家上了一堂警示教育课。“那个(移动)介质很厉害，三十米之内就能把你电脑上所有资料搞走。”一位专家说。 据了解，国家保密局多次到中央机关和中央党校作报告，讲述一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另一方面，对保密工作做得好的机关进行宣传。 要害部门、国家秘密最大集散地——中央办公厅被树为榜样。国家保密局官方杂志《保密工作》报道称，中办某核心涉密部门在楼门前安装了报警装置，对涉密移动存储介质强化了严密而复杂的安保工作。 中办的一些涉密单位，工作人员被要求把自己手机放进柜子里，再进入办公区。中办保密办还为距离公共场所较近的多台涉密计算机配备了视频干扰器，为多个重要涉密会议室配备了手机信号干扰器。 此外，一些重点涉密机关纷纷举行报告会、在内部刊物上发布保密特辑，重温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密故事。比如，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建党初期也没在一个地方共同工作，所以相互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恋爱期间，他们在通信中也从未涉及党的保密纪律不许说的事。 今年3月以来，中组部和保密局等多部门联发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涉秘人员签定保密承诺书。相关负责人称，这并非新举，但多数地方和部门一直未开展，此次带有“补课”性质。 主动出击:重视自己的职权 一系列动作，将原本隐秘的国家保密系统推向前台。6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保密法修改时，“国家保密工作部门”变成“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保密机构作为行政主体在法律上将得以明确。 一位接近国家保密局的人士说，保密系统的传统职能，限于保密宣传教育、制定保密法律政策等，并不主动出击。 作为国务院部委管理的22个国家局之一，国家保密局被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下属机构，与中央保密委员会办公室，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由中央办公厅代管。现任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令计划。 这样的设置是在1993年确定的，并沿用至今。全国人大内司委在调研中发现，由于目前保密机构不在行政序列，缺乏具体管理职能定位，与保密法配套的办法多是党内法规和一些规范性文件，执法中很难查处，“充分反映了保密工作部门地位和职能的弱化”。 这次出炉的修订草案，明确了保密局的规章制定权、行政处罚权、处分建议权等，其中的案件调查权，此前主要授予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 受访专家认为，草案体现了保密局强化甚至扩大其职权的倾向。据了解，监察部、工信部等部门曾对草案中保密局的某些权限提出商榷。 作为一项有历史渊源、曾为中共夺取政权发挥重要作用的特殊工作，保密得到各级各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不过实际工作中往往没有相应的人才、经费等资源配置。 保密系统的先进人物、包头市保密局长张学军1998年被任命为副局长时，迎接他的只有“一老一小”:一位老局长和一位刚考入的公务员。老局长说:“其他人一天都不想在局里待，调走了。”人口第一大省河南省保密局，经局长争取后，编制由原来的15人扩至26人。 保密工作人员任命的随意性，是定密、解密工作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提高保密人员素质，已有实际举措。近几年，国家保密局先后以合作方式，在南京大学成立“国家保密学院”，在北京交通大学建立研究生培养基地，在北京电子科技学院设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本科专业。 除职权和人力资源外，国家保密系统在相关机构设置上，也开始由虚到实转变。 截至去年10月，国家保密局涉密信息系统安全保密测评中心已在全国建立25个系统测评分中心，其中包括西藏自治区、国防科工委，以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据内司委调研报告，目前全国有27个省份和部分地市建立了保密技术检查中心。 鉴于目前的保密形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吕薇认为，现在国家保密局是一个局级单位，很难协调政府部门，应提升国家保密局的级别。据了解，作为极少数正局级的国家局(多数为副部级)，升格是保密系统多年来的呼声。 保密局走到阳光下 有保密局系统资深官员认为，近年来保密系统从被动变得主动，和2005年6月新晋的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有关。夏勇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在人权和宪政理论研究方面卓有成就，被认为是法学专家入仕途的典型代表，被寄予厚望。 据保密系统内部人士说，夏勇上任四年来，做成了几件事情。 国家保密局会同中央和国家机关制定“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以解决“拍脑袋”定密现象；此外还督促指导有关部门修订调整相关规定，缩小保密范围。…

不少人认为婚前同居有助于增进伴侣间的相互了解，还能够对婚姻进行“婚前测试”。因此，“试婚”一时在某些国家成为潮流。 美国一项最新研究结果可能会让伴侣们对婚前同居望而却步。14日刊登于《家庭心理学杂志》上的一份研究报告说，有过婚前同居经历的夫妻婚后离婚几率大大高于结婚后才住在一起的夫妻，他们对婚姻的满足感也相对较低。 事出有因 超过70％的美国夫妇选择结婚前先同居一段时间。研究人员发现，增加相处时间、生活便利及对双方关系进行“婚前测试”是人们选择婚前同居的三大原因。这三项原因在调查中排在前三名，所占比例分别是60％、19％和14％。 研究发现，抱有“婚前测试”想法的伴侣，通常对他们之间关系的稳固性缺乏自信。一名受访者说：“我的伴侣总是批判我的意见，忽视我的感受和愿望。” “用婚前同居来测试彼此关系，让人不由想到彼此关系中现存的问题，”美国丹佛大学研究人员加利纳·罗兹说，“‘婚前测试’给人的感觉就是要重新考虑是否应该作出承诺。” 事与愿违 婚前同居究竟能否给婚姻带来好处？丹佛大学的研究结果显示，婚前同居并不明智。 罗兹和她的同事以电话调查的方式，采访超过1000名年龄在18岁至34岁间的已婚男女。受访者的结婚时间均不超过10年。调查问题包括：关系满意度、对彼此的奉献意识、消极沟通的程度以及性生活满意度。研究人员根据以上问题的答案评估伴侣们离婚的潜在可能性。 约有40％的受访者没有结婚前同居的经历，43％的人在订婚前就住在一起，还有约16％的人在订婚后开始同居。 研究结果显示，婚前同居的伴侣婚姻质量不容乐观，他们离婚的潜在可能远大于没有婚前同居的夫妻。 三思后行 调查显示，婚前同居的伴侣离婚几率为19％，订婚后同居的伴侣离婚几率为12％，而结婚后才一起生活的夫妻离婚几率为10％。 “我们认为一些选择婚前同居的人最终结婚只是基于其他考虑，”罗兹说，“比如他们已经住在一起的事实，而不是他们真的想要一起度过余生。” “伴侣们在同居前讨论承诺和住在一起对未来的意义是值得鼓励的做法”，研究小组成员斯科特·斯坦利说，因为与约会中的分手相比，同居使双方分手难度更大。 美国“趣味科学”网站评论说，以上研究结果对正在考虑“试婚”的伴侣们冷静看待婚前同居与婚姻的关系有一定参考价值。伴侣们应该想清楚，走入婚姻究竟是为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还是只为那条一起饲养的宠物狗。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14日提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文件显示，该公司前任董事长兼执行长瓦格纳(RickWagoner)将于8月1日正式退休，而其退休金加津贴将逾1000万美元。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消息，现年五十六岁的瓦格纳，今年三月底在欧巴马政府的要求下被迫辞职。 文件显示，瓦格纳在未来五年，每年可获得164万美元的退休金，之后在他有生之年，每年还可获得七万四千美元的退休金。此外，他也可选择将公司为他投保价值约260万美元的寿险，折合成现金提领。 瓦格纳的退休金虽令人眼红，但相较其它大肥猫，仍是小巫见大巫。能源巨擘艾克森美孚公司前董事长雷蒙(LeeRaymond)2006年引退时，退休金近4千万美元；投资银行美林前执行长欧尼尔2007年下台走人时，也拿了股票、选择权和退休金等价值约一六一五万美元的丰厚油水。

由加中专业会计师协会（CCPAA）主办的主题为“中资企业在北美的发展机遇” 暨2009年年会将于8月8日和8月15日，分别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举行。 CCPAA是一个独立的非赢利性组织，由在加拿大和中国工作多年的具有中国背景的专业会计师组成。目前，协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和温哥华有两个分会。 今年在多伦多的年会将分为投资和融资两个部分。上午的主题主要侧重于投资领域。首先邀请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商务领事介绍加中贸易和投资的发展趋势。帮助大家把握投资动向，和发现有潜力的行业和产品。 其次，由加中金融协会会长,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总监王体博士，就美国总统奥巴马提案及其对资本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影响作主题发言。针对全球正面临的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提案，王体博士将从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投资风险的控制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三个方向进行介绍。 随着中国“走出去”的战略方针，愈来愈多的中资机构来到北美开拓市场，其中包括中石化，中兴电信，银联和美的电器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500强之一的餐饮企业小肥羊火锅自2008年在香港成功上市后，在北美已经开始推广连锁加盟。这是中国第一个连锁品牌走出国门。在这次年会上，加拿大小肥羊公司的总经理将介绍北美推广连锁加盟的管理经验，机会难得！ 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北美，提到投资一定会涉及到税务问题。随着加中贸易投资的持续增长和经济活动的不断活跃，中资企业和个人所面临的税务问题愈来愈复杂。林霞女士，CCPAA副会长，现任均富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税务经理，凭借她在全球性的大型专业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多年税务工作的资深经验，将借此机会，为大家对比加中税务体系，以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加拿大和中国的税法体系 以及怎样在税务方面更合理有效的安排在北美的投资和商业活动。 年会的下午部分将侧重于融资和并购等话题。随着中国企业到多伦多股票交易所上市数量的增加，全球性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都建立了中国项目组，专门为中国企业到北美上市提供咨询和服务。本届年会将邀请毕马威（KPMG）中国组的高级经理李军为大家介绍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新视角。随后，主办单位还邀请了GMP证券公司和SLF会计师事务所介绍他们是如何帮助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的。 这次多伦多年会将于8月8日上午9时在北约克的Novotel 酒店举行。感兴趣参加会议的朋友可以到WWW.CCPAA.CA 的网站，或者致电647-838-2677，了解更多信息。请注意在7月20日前注册将享受优惠。

在中澳关系因力拓在华员工被捕一事而出现紧张之际，澳大利亚方面又传来令中国人气愤的消息：澳大利亚最大的电影节不顾中方的反对，执意准备播放一部关于“世维会”头目热比娅的纪录片。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5日报道，下月的墨尔本国际电影节除了准备放映有关热比娅的纪录片，还打算邀请热比娅前往墨尔本参加这部名为《爱的十个条件》的纪录片首映仪式。对此．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工作人员向电影节组织者提出异议，并表明中国政府在对待“疆独”问题上的一贯立场。然而，墨尔本电影节组委会不仅无视热比娅分裂中国、策划暴力恐怖事件的行为，反而指责中方是在干涉电影节。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国际问题专家余万里15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不能代表澳大利亚政府的声音，但这说明在西方社会长期存在敌视中国的力量。中国应该有更多来自民间、非官方的声音和外交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