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傍晚，南京路步行街近西藏路入口附近，两组外地人（说话口音）大打出手，一组是夫妻加孩子齐上阵，另一个人男子显然落入下风，被打得满脸是血。 后巡逻警察赶到，劝架后将当事双方带到警署。 为何如此在大白天和这么热闹的南京路大打出手？其原因居然是……为了争一个步行街浏览车的位子！（为了争抢一个座位，据说是那个被打的红衣服男子，先对对方的孩子动手，那对夫妻于是狠打红衣服男子）

《人民日报》变身记 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谢国明说，他比较欣赏季羡林的一句话：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我们到了一个关口，整个新闻界都在改革。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是重要原因，更直接的因素是 2008年几个重大事件的推动” 打开7月1日的《人民日报》，人们发现手中的这份党报更厚实了一些。从这天起，《人民日报》由过去的16版扩大到了20版，扩充的版面，主要用于增加要闻、国际新闻、社会建设新闻和理论、文艺评论、文艺副刊等方面的内容。 改版后的第一期《人民日报》，最醒目的要数社会建设新闻版的主打文章—《广西高考第一名“真的非常累”》，描写广西考生黎璇赢得头名后被媒体追捧的内心感受。旁边还配发了简短的评论《让他们喘口气儿》。这样的标题、选材和文风，很是清新。 对中国的媒体来说，2009年是大变革的一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于今年初改版，央视的改版也正在进行中，三大中央媒体“联动”，似乎预示了某种变化的方向。 在《人民日报》的历史上，这已经是第四次扩版，而大大小小的改版，算起来共有13次，无一不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这是一份特殊的报纸，它所承载的内容太复杂、太丰富，它不仅记录历史，从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历史，甚至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因而，《人民日报》扩版的消息一出，社会各界的议论、建议和期待，立刻此起彼伏。 “《人民日报》扩版首要标准：百倍珍惜‘人民’两字！”一位网友这样建议。 “党报姓党”与“新闻立报” 说起此次扩版的重心，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谢国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一是强调新闻性，另一个是突出民生。” “要闻版侧重新闻性强的时政报道，新闻版追求有时效性的深度报道，周刊专版要推出有专题研究的深度报道。《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党报姓党’的根本原则是不能变的，同时也应该确立‘新闻立报’的办报理念。” 谢国明说：“对党报工作者来说，只有更好地报道新闻，才能更好地宣传党的政策。从上到下，从报人到读者，在这一点上的意见都是越来越一致的。” 1948年6月15日，毛泽东亲笔题写报名的“人民日报”创刊，当时还只是中共华北中央局机关报，但由于党中央在华北，也就行使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的职能。 《人民日报》的政治属性姓“党”，社会功能是“报”，这个特点是中国特色决定的。 正因为如此，《人民日报》的读者群和都市报不同。“我们的读者主要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层，总之是管理中国的人。有些老同志对《人民日报》也非常有感情，他们是曾经的管理者。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我们同时也代表人民，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到读者对于民生内容的需求，这些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谢国明说。 他表示，在这次扩版过程中，《人民日报》要把时政报道里的新闻性做出来、编出来，而且正式改版前就已开始试验。比如，4月1日的一篇时政报道是一则900多字的消息，结果做了300多字的提要。 “ 有人说这太浪费版面了，也有人说《人民日报》要突破了，其实我们是为了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更醒目地体现和传达党中央的意图，让大家能够轻松、有效地阅读。基本内容没有变也不能变，形式手段可以变也必须变。”谢国明说，现在大家都很忙，很少有人能把一张报纸从头看到尾，所以标题和内容提要很重要，“应当在提要中就实现宣传效果”。 对于国际新闻版面的增加，谢国明认为，“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主要是关注《人民日报》和央视等中央媒体，原因是他们独特的权威性，尤其是《人民日报》，在很多问题上代表中央说话，所以加强新闻性，可以有效增加国际影响力。” 在谢国明看来，不用刻意区分外宣内宣，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报道出去，明确表达立场态度，肯定会对国外产生重要影响。 曾经一个月发120余篇批评稿 人民日报图书馆馆长卢文斌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人民日报》第一次改版发生在1948年10月4日到12月15日，与当时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紧密相关。 他研究发现，当时的版面数量随着战事而屡有起伏，有时两块版，有时四块版。“像辽沈战役，有很多突兀性的遭遇战，所以报纸版面上就无法控制。” 而到了平津战役期间，“由于控制了战略主动性，报纸版面也就稳定了。”自当年12月16日起，《人民日报》改为每日固定四块版，这也是创刊以来首次定式扩版。 1949年，《人民日报》正式明确为党中央机关报，在8月18日“砍掉”了“北平新闻”专版，并扩至6个版面。这个模式持续了6年又3个月。 1956年1月1日的改版，没有增减版面，只是将竖排改为横排，由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下一次的重大改版发生在1956年7月1日。这一天，《人民日报》由6版增至8版。在“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改进文风”的指导思想下，改版后的7月份，《人民日报》上发表了120余篇批评稿。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国民经济领域，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良好，文化领域又有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读者也希望该报能真正代表党中央，代表人民的呼声。 “报纸上整版登的大会发言稿，张三讲一段，李四讲一段，内容雷同，除了发言人和熟悉他的人可能看看外，恐怕很少有人看。”当时曾有人这样严厉地批评《人民日报》。 在胡乔木领导下，编委会成立“七人小组”，设8个专门问题研究小组，同年6月20日，由《人民日报》编委会向党中央作了“改进报纸工作”即改版报告。 原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李庄是“七人小组”成员之一，他曾在个人文集中写道，自己当时“就有一种顾虑：步子迈得相当大，会不会跌跤？谁知竟不幸而料中”。 “刚刚‘大鸣大放’没多久，1957年6月，‘反右’开始，人们再也不提改版这件事情了。”卢文斌说。 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11月1日，《人民日报》进行了创刊后的首次缩版，变为每天6个版。“文革”爆发后，1966年9月1日到9月3日，《人民日报》再度缩至4个版。 令人疑惑的是，缩版前一天，也就是8月31日，毛泽东刚刚在北京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这本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好机会，《人民日报》却选择了缩版。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卢文斌也搞不清楚，“不过周恩来总理有点不高兴，质问当天为何只有4个版面报道。”于是，这次缩版仅仅持续了3天，从9月4日开始，又恢复为每日6版。 在人民日报图书馆里翻阅“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突出的感觉是，那几年头版的设计非常大胆。有时报头甚至让位于大幅照片而居于版面的右下角。卢文斌说，这个时期，《人民日报》头版一共有9种报头格式，和当时的政治形势一样“变幻莫测”。 改革开放的浓烈气息，以文字定格在了1980年1月1日《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中。这篇名为《迎接大有作为的年代》的社论写道：“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开始了??”这一天的《人民日报》由6个版扩至8个版。…

多伦多市政工人大罢工已经进行了一个月，本市市长苗大伟遭遇到了空前的信任危机，不仅民众对他好感大减，一些竞争者也开始行动起来。昨天，安省副省长兼能源厅长施密瑟曼（George Smitherman）拿起扫帚带领一帮志愿者打扫街道。评论人士猜测，施密瑟曼这一举动颇有深意，似乎暗示他会角逐下届多伦多市长之位。同时，本市的一些市议员也渐渐对罢工失去了耐心，呼吁召开特别会议，以便尽快结束罢工。 副省长扫街有政治意义？ 据悉，自从罢工以来，本市居民对市长苗大伟对工会的“耐心”一直不甚满意。本地主流媒体《多伦多星报》和民调公司Angus Reid 上周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已经有67%的市民不满市长对罢工的处理方式。 昨日（周三）早晨，居住在本市市中心的安省副省长史密瑟曼（George Smitherman），带领约40名市民，自带着各种清洁用具清扫市中心Younge街和Wellesley街附近的社区。史密瑟曼亲自挥舞着一把大扫帚，卖力地将街道上的垃圾聚在了一起。他还打趣地对记者表示，自己过去曾经舞弄（wield）过大扫帚几次，谁都能看出来他确实懂得怎么使唤扫帚，不是笨手笨脚的门外汉。 当媒体问道省政府对罢工的态度时，副省长则拒绝谈论省府会否介入这次市政工人大罢工，也拒绝透露省府是否会通过立法的手段强迫工人复工。他表示，自己只想通过这次活动来呼吁市民，在周末的时候都出来清洁街道，一起维护令大家为之骄傲的都市多伦多。 副省长亲自扫街，在社区里面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过，坊间早就有流传，说史密瑟曼一直在暗中盯着多伦多市长的位置，准备在下届竞选的时候和现任市长苗大伟一较高下；因此，昨日史密瑟曼率领市民扫街后不久，立刻有评论人士指出，副省长这一行动背后有着“政治意义”，暗示他在培育自己的人气，为日后的竞选铺路。 对于这一说法，史密瑟曼则坚决否认。他澄清道，清扫大街只是一些热爱多伦多的市民自发的举动，根本不是什么政治活动。他还表示，市民们已经启动了一个名为onetoronto.ca的网站，鼓励鼓励市民在本周六（18日）参加多伦多市清洁街道的活动。该网站除了是一个聚集市民的平台之外，也会向市民提供市內卫生问题的热点、市内各社区的垃圾堆积状况的资料等等。 在获悉了史密瑟曼扫大街的行动后，市长发言人格林（Stuart Green）表示“不做评论”。他指出，市长一直在忙于如何快速地解决罢工，以及如何让劳资协议既公平又合理、不会给市政府带来很大的困难，不会评论（史密瑟曼的）这场“政治秀”（political dynamic）。 资深市议员沃克（Michael Walker）也表示，他个人相信史密瑟曼扫大街包含着政治目的，虽然副省长自己矢口否认这一点。沃克指出，罢工已经持续了快一个月，可是史密瑟曼才站出来大张旗鼓地清扫街道。从这点上来说，即便他确实没有什么隐藏的目的（ulterior motive），这次活动也已经变得很政治性（political）了。 工会方面则对史密瑟曼的行动很不满。市政工人416分会（室外工人工会）主席弗格斯（Mark Ferguson）表示，无论是公众、还是政府方面对罢工行动的阻挠、试图增加谈判筹码的举动，都会让罢工持续得更长。 据悉，工会一直非常反对政府请人清理路上的垃圾。不久前，他们甚至采取了“流氓手段”将垃圾车堵在了几家私人垃圾公司的门口，强迫他们承诺不帮助市政府清理临时垃圾站的垃圾。 市议员呼吁召开特别会议 随着罢工延续的时间本市的一些市议员也渐渐对罢工失去了耐心，呼吁召开特别会议，以便尽快结束罢工。 市议员黄旻南（Denzil Minnan-Wong）则表示，市政府的新提案是公平的，他跟数名工会员工谈过，他们都想看到罢工结束，可以回去上班，只是他们没有表达自己的能力。他提议，市政府应该让罢工工人直接就市府的新合约提案投票。不过，约克大学教授David Doorey提醒说，根据安省的法律，市府只有一次机会让工会会员直接就提案投票。 与此同时，省府依旧保持着“耐心”的姿态。昨日，安省省长麦坚迪表示，不少迹象显示多伦多市的罢工问题有了进展，这很令人“乐观”。他指出，市政府提出的新提案虽然被工会否决，但是已经表明是市政府在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而工人方面看来亦想重返工作岗位。 他还表示，双方均显得很有诚意去解决问题，而且谈判工作亦应该有了进展，因此他更鼓励双方保持对话。省长重申，他尽量避免省府直接介入劳资纠纷，而只会在卫生官员对公众健康发出警告的时候，省府才会介入事件。 省长还提到，最近有媒体指出，罢工可能跟一名多伦多男子之死有关。据男子的亲人表示，当病人明显是心臟病发后，虽然已三度致电911，但救护员在30分钟后才抵达。麦坚迪指出，多伦多救护员有责任提供所有必须保证，在紧急情况下採取所有步骤确保不会因为罢工行动，令任何人的健康问题被疏忽。 增开三个临时垃圾站 另据报道，由于一些临时垃圾站已经被填满。昨日，市政府宣布关闭三个临时垃圾场，同时增开三个临时站点。 被关闭的三个站点是：Earlscourt Park、Ted Reeve Area和 Wishing Well Park；增开的三个临时垃圾站包括：Clairlea Park Arena的停车场（地址：45 Fairfax…

–7月13日江北茂业百货杀人事件真相 7月13号重庆江北茂业百货，一个男子持刀把一个女子砍死了。完全没想到，死者还是我朋友的熟人，虽然我不认识她，也不知道她名字，但是朋友以前的照片有拍到过她，看起来个子高高的，文静清秀的脸上带一个眼镜，她比我小几岁，才上大学。生命真是无常，花般的年龄就这样划上了人生的句号，才20岁啊。 我朋友去参加了葬礼的，说起来那个MM实在是太可怜了。听我朋友说，那个MM和凶手男都是四川外语学院的学生，两个人是一个年级的，凶手男对MM一见钟情，非要找MM耍朋友（谈恋爱），结果MM对他没得感觉，就拒绝了。凶手男多次要求，被多次拒绝，于是他心里就恼羞成怒了- -！ 川外貌似7月11号放的假，MM刚回家2天，凶手男就给MM打电话，说最后约出来谈一谈，说清楚就不在缠她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约的13号下午在江北的北城天街看电影，MM性格比较单纯，没什么心机，也就毫无戒心的好心答应了。约的时间还没有到，MM先在茂业百货里面逛街，买了东西正在收银台付账，然后那个男的就从后面冲过来提起两把钢刀朝MM背后猛砍！！（完全是蓄谋的，出门就带2把钢刀- -！还是磨锋利了的！）MM很无助的绕到收银台跑，凶手男刀刀都往脑袋，脖子砍，当场就把MM砍死了，可怜的MM。。。。（后来我朋友告诉我，尸检出来 MM被砍了78刀，脖子上有一刀直接就砍掉三分之二了，好黑人哦。。。完全不砍死不罢休，刀刀不留情，七十八刀哦，要多深的仇恨才下得了如此重手，不过是被拒绝而已，这么多刀怎么砍得下去，简直是丧心病狂啊！！），现场看到有人说，MM早就断气了，他还在那里砍。。。。。（好凶残- -说当时那个收银员都吓傻了，一直到派出所录口供都站不起来。） 砍完之后，凶手男提起钢刀直接走出商场，保安就在后面跟着。其实这个也不能怪保安不冲上去，事情发展得太快了，实在太突然了，凶手男是安心要砍死人的，砍得那么疯狂，鲜血四溅的，占先手的情况下，手无寸铁的保安是很难施救的，除开愕然的反应时间，等找到工具想上前的时候，MM的头都快完全砍掉了。。。。。最后凶手男看到跑不掉了，就往自己身上砍- -！。据说现在凶手男的伤已经没撒事情了- -！ 我朋友给我说，那个MM的妈妈可怜得很，和老公很早就离婚了的，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女儿平时很乖巧可爱，结果现在相依为命的女儿死得恩个惨，那个妈妈完全觉得人生都失去意义了。派出所的人也说那个现场完全惨不忍睹，所有人看到都受不了，那个MM的妈妈看到尸体的时候，不知道会伤心成什么样子。。。。。。 据那个MM的同学说，凶手以前还有强奸前科！现在凶手男家里还想私了？！，想逃脱法律的严惩。（懂点法律的都应该清楚，这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肯定是死刑）听朋友说，凶手男是个高官的儿子，听说是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武装部部长，也是重庆警备区后勤部供应处处长的儿子，家里在政府部门还有很多关系，想把儿子办成死缓或者无期，然后再慢慢减刑，最后就无罪释放！强烈要求各大网友顶起来，严惩凶手！！希望大家发动人肉搜索，有料爆料，有图贴图！！挖出凶手男的背景！！现在知道凶手姓周！他父亲是重庆合川政法委书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高官子弟也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为逝去的年轻的生命，为活着的哀伤的母亲，还一个公道！！！ 这是当天网上的新闻：（新闻有点没说对，不是匕首，是两把长钢刀） 女子商场购物遭刺死 凶手割颈自杀被送医抢救 据重庆日报消息7月13日13时38分，一男子在江北区某商场二楼处，持匕首将一正在购物的女子杨某连刺数刀，致其当场死亡。随后，该男子割伤自己颈部企图自杀。江北区公安分局接警后，迅即派出警力赶赴现场，进行现场警戒并展开勘验工作。目前，嫌疑人邹某已由警方送往医院抢救。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资源局局长罗亚平敛财涉案过亿，其数额超过了曾经轰动全国的“慕马大案”。但在2009年1月20日庭审时，这位女局长还表示：“我不是贪污，是借钱！”有人这样形容罗亚平：“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贪官”。人送“三最女贪官”。 还有人评价：“她是把自身资源和手中权力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女人，到头来落个身败名裂，充当了一个很好的反面典型。” 离婚后强取豪夺他人夫 1960年12月，罗亚平出生在抚顺市郊区的一个小镇。因不漂亮，罗亚平从小就不愿意和女孩玩，整天跟着哥哥和一帮男孩子混，加上有个当乡领导的父亲，逐渐养成了霸道专横、为所欲为的性格。 1979年高中毕业后，罗亚平很快爱上一个男人并结了婚。但当她的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回到抚顺时，罗亚平已经成了怀抱两岁孩子的弃妇，在抚顺市郊区政府(现顺城区政府)城建局团委做通讯员。 1990年，30岁的罗亚平在众人面前自编自演了一场夺夫大戏。大戏女主人公自然是罗亚平，男主人公则是当时她的上级领导高士强。时年38岁的高士强仪表堂堂、相貌英俊，是那个时候罗亚平所接触的男人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罗亚平疯狂地爱上了他。高士强当时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其妻是顺城区某局一名干部，温柔贤惠，两个儿子也都很优秀。然而，一向蛮横的罗亚平根本无视这个家庭的幸福，她看准了高士强骨子里的懦弱，千方百计、使尽所有手段诱惑他，最后终于将他俘获。两年后，高士强调任顺城区某局局长，罗亚平的夺夫大戏变成了夺夫大战，正式开始逼婚。 她到高士强和高妻各自的单位又哭又闹，直闹得两个局鸡飞狗跳、天翻地覆。有关领导出面做她的工作，她便拿出撒泼耍赖的看家本事，往办公室的沙发上一躺，号啕大哭。哭够了，闹够了，她跳起身来放下狠话：“告诉你们，谁要是敢逼我，我就先杀了他全家再自杀！我反正都这样了，我怕个啥？” 夺夫大战整整进行了两年，最后，高士强夫妇双双投降，离婚了事。高妻净身出户，罗亚平带着女儿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与高士强的两个儿子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但是，这强取豪夺来的婚姻很快让罗亚平尝到了苦涩。 暗地里，高士强和两个儿子一直没有断过与高士强前妻的来往，为此罗亚平闹过、打过，仍无法改变这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局面，而高士强的两个儿子对她更是恨之入骨，仇视的目光常让她不寒而栗。老的小的都不听话，这让控制欲超强的罗亚平苦恼不已。眼见情场再次失意，她开始将心思和精力转向官场：她要以官场的得意和升迁证明自己。 疯狂敛财疯狂花 当时已升任城建科科长的罗亚平胆子大，关键时刻能够黑下脸，撒泼耍赖更是她的拿手好戏，单位有什么事摆不平，领导让她出面就能马到成功。渐渐地，罗亚平成了顺城区的一名干将。努力争表现的同时，她还不断以行贿等手段换取升迁。从城建局一个普通科员到科长，再到土地经营管理中心副主任，罗亚平的仕途一帆风顺。 1997年，随着市政府搬迁到这里，顺城区开始大规模的房地产和商业地产开发。罗亚平此时已是该区的发展计划局副局长，是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无论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是众多的房地产商，都围在她身边恭维她，巴结她。这让喜欢控制别人的罗亚平自我感觉良好。 有了权，就会有钱；有了钱，就会有更大的权……罗亚平的人生进入权钱的“良性”循环之中。2002年，罗亚平兼任该区土地经营管理中心主任。作为掌管市政府所在地的黄金地段土地征用和审批大权的领导，罗亚平此刻的权力已经大得让人无法想象。当时抚顺市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管理存在着巨大的漏洞：这些巨额资金不但没有由财政部门收取，甚至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管，这就使罗亚平将国有土地当成了自己的摇钱树。刚开始，她让前来缴款的单位拿两张支票，一张她交给土地经管中心，一张她拿到银行兑换成现金装入自己的腰包。到后来，卖地得了钱，就完全凭罗亚平的心情了：高兴了，就分一部分交给土地经管中心；不高兴了，就一分不剩地据为己有。 检察机关指控她的第一项罪行就是在这个时候犯下的：2004年7月，某开发商投资开发顺城区15号和14号土地建幼儿园，向土地经管中心缴纳380万元征地款，结果一转身就被罗亚平全部带回了家。 将下属和领导都发展成情人 罗亚平很清楚，因为相貌不佳，一直以来没有一个男人真正爱过她。可现在不同了，她有权也有钱，她要让男人都环绕在身边追逐她、爱她，她要尽情掌控他们、享受他们。 罗亚平把目光瞄向了自己的下属，小她12岁的葛锋。她首先提拔葛锋做自己的副手，然后不费吹灰之力又将他发展成情人。为了与葛锋安心享受偷情生活，她一出手就是100万元，命令他把家里的事摆平，不要让老婆来闹。此后，每逢出差开会、外出考察，她都让葛锋如影随形；在抚顺的时候，只要她需要，一个电话就把葛锋叫到酒店。 区里的一个主要领导仪表不凡，罗亚平看上了他。一天下班，她走进这位领导的办公室，说：“今晚你跟我走，我让你发笔小财。” 领导乐颠颠地跟罗亚平上了车。谁知道罗亚平竟将车直接开到了一家酒店，带他进了一个豪华套间。看领导有些发蒙，罗亚平从包里掏出一个大信封，拍了拍说：“ 这是5万块钱，是我孝敬你的。但是，你要陪我一个晚上。” 此后，只要罗亚平高兴，就带着这位领导去“发小财”。也许是实在缺乏发财的机会，也许是领教了罗亚平的慷慨大方，这个领导也从来不扫她的兴。两个人配合默契，各取所需，各得其乐。 罗亚平的胆大妄为，引起了当地很多百姓的不满，大家联合起来四处上访，有的人甚至威胁要她的命。为防不测，罗亚平索性又包养了两个有黑道背景的社会青年，给他们买车买房还给钱，需要时供自己享乐，遇到什么风吹草动就带在身边当保镖。 离婚准备外逃 2006年，罗亚平再次升迁，任顺城区国土资源局局长。离开土地经营管理中心之前，她力主小情人葛锋接她的班，让他做了土地经营管理中心主任。 此时，罗亚平已经像一列失控的火车，朝着罪恶的深渊疾驰。她已经不再满足几十万、上百万的贪污，她要鲸吞一切能够让她摸得着的钱财。 2006年，抚顺市腐败案被查，罗亚平预感到大事不妙。她首先将女儿送到国外留学，之后火速托在加拿大的朋友找了个加籍华人，以20万美元的代价办理假结婚手续。结婚先得离婚，担心丈夫高士强不同意，她安慰高士强说，自己只是假结婚，等到了加拿大就立刻和那个华人解除婚姻关系，将他和孩子迁到加拿大。其实她不知道，高士强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她在外面的荒淫生活他心里一清二楚，只是一直敢怒不敢言，听说要离婚，高士强很快和她办了离婚手续。 2007年4月20日，罗亚平的移民申请被受理。罗亚平将这些年敛来的巨额钱财清理了一番，全部送到了大连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准备找机会将钱转移到国外。 嚣张狂妄牵出过亿贪污款 2007年7月16日，根据抚顺市原国土局局长姜润黎的交代，罗亚平贪占土地出让金和受贿的问题露出了冰山一角，抚顺市纪委对她采取了“双规”措施。 面对审查她的办案人员，罗亚平态度强硬而恶劣，一进房间就嫌对她进行“双规”的招待所条件差，嚷嚷着要办案人员给她找个高级酒店：“我自己花钱还不行吗？这破地方怎么住啊！”办案人员不答应，罗亚平就撒泼：“你们没有资格审查我！叫你们书记来，我有话对他说！他敢不来，我就绝食！” 办案人员只好找来罗亚平“钦点”的纪委书记。见纪委书记真的来了，罗亚平说：“你把我放了算了，我给你600万。”她竟然一张口就要给他600万元！纪委书记感到她的问题不简单。 纪委书记不动声色地离开了，离开后第一件事就是作出深挖罗亚平一案的批示。 不久，市纪委将罗亚平一案上报辽宁省纪委。省纪委很重视，组织了精干力量全力查办此案。 在一系列人证、物证面前，飞扬跋扈的罗亚平知道大势已去，终于低头了，并最终说出了赃款藏匿地。办案民警飞速赶往大连某银行。打开罗亚平的保险箱后，民警大吃一惊：除多本土地证之外，里面还有几张存单，拿着那些存单，看着那数字后面的一长串“0”，办案民警直发晕。当反反复复地数了几遍，终于确定那真的是一个多亿时，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呼起来：我的天哪，这么多钱，她一个女人是怎么弄到手的！这些存单，使得罗亚平案成为辽宁省迄今为止贪腐犯罪涉案金额最大的案件，甚至超过了震惊中外的“慕马大案”。 罗亚平案发，平日里围在她身边的那些人立刻做猢狲散：高土强虽与罗亚平离了婚，但依然怕被牵扯上，他和罗亚平的哥哥闻讯逃亡外地；那个平日里经常和罗亚平出去“发小财”的领导也一喝农药二跳楼，最终因伤势严重被隔离；罗亚平的小情人葛锋，因涉嫌与罗亚平一起贪污受贿，很快被抓捕归案；她的另外两个黑道情人在得知消息后出逃；她手下两名工作人员也被起诉……

香港《文汇报》今日在“要闻”栏目刊发报道称，《福布斯》中文版15日发布了“2009年中国(A股非国有)上市公司最佳、最差和最贵CEO”榜单。 其中，中国玻纤总裁张毓强位列最佳CEO榜首，而宁波富邦等10家公司的CEO或总经理则位列今年最差CEO，深发展A董事长兼CEO法兰克•纽曼在2008财年从上市公司领取1598万元薪酬，成为最贵的CEO。 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膺最贵CEO。（图片来源：文汇报） 内地媒体报道，这次是《福布斯》中文版第5次推出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调查。由于上市公司岗位 设置有所不同，今年统一采用CEO作为CEO、总裁、总经理的简化称呼。 在最佳CEO的50人榜单中，中国玻纤总裁张毓强、仁和药业总经理梅强、宗申动力总经理胡显源分列前三位。全部50位高管中，只有8位同时身为企业董事长，表明大多数中国非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已习惯于聘请职业经理人打理企业。 于此同时，许多董事长和CEO、总裁、总经理实际上有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如中鼎股份的董事长夏鼎湖和总经理夏迎松是父子关系，海印股份的董事长邵建明和总经理邵建聪是兄弟关系……表明中国许多企业依然保持了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同时也说明中国高素质、值得信赖和托付的经理人队伍尚需培养。

根据SITA的新闻专线报导，斯洛伐克内政部长Robert Kaliňák在7月1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胡锦涛6月出访问斯洛伐克时，在首都布拉迪斯拉发总统府前，人权人士举行了示威活动，有三名身着黑衣的华人攻击示威民众，警方现已确认了该三人的身份，这三人一直都在与中国的安全部门有来往。斯洛伐克内政部长表示这三人可能被开除国籍。 斯洛伐克内政部长Kaliňák说，这三人都是中国商人，X.J，A.Y和S.L，他们在2002年至2006年分别获得了斯洛伐克国籍。其中一人是在斯洛伐克的几个华人组织的头领。而且这三人一直都在与中国的安全部门有来往。Kaliňák部长表示根据斯洛伐克情报局（SIS），这种国籍是有条件的（可能会被开除国籍）。他说，这样与其他国家安全机构保持联系的人被获准加入斯洛伐克国籍，令人吃惊。 报导说，6月18日胡锦涛访问斯洛伐克的第一天，上百名自发抗议人士在位于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总统府前进行和平抗议，中共从周遭国家调集了约两百名当地华人和中共特务前往干扰、殴打抗议人士，几名法轮功学员打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他们遭到3名身穿黑西服的人的袭击。警方当天共拘捕了9人。 Kaliňák部长表示，目前警方的调查还在继续，在调查结束之前不会透露具体细节。 根据斯洛伐克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新时代》拍摄的一个视频，当时法轮功学员的横幅“法轮大法好”被人抢去了，行暴者还用脚踢法轮功学员……警察抓走了这个穿红短袖紧身衫的矮个华人。 从画面中还看到，中使馆的两位官员也在场，一个是武官隋长军，另一个是隋的助手何璜。在警察抓了那个殴打抗议人的华人之后，大使馆的武官隋长军走了过来，先对踢人的华人讲：“你别跟他们说！”然后走到警察面前问警察：“懂俄语吗？”警察回答：“懂一点儿，他（指踢人者）必须平和的，而不使用暴力！”大使馆的武官立即替这位华人开脱，撒谎说：“他什么也没有做过，他是无辜的，把他放了吧！”这时一个中共的帮凶出面领走了肇事行凶者。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15日，在听取了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的主席热比娅就新疆“7·5事件”所做的证词之后表示，美国应该考虑禁止进口新疆的产品、限制新疆官员赴美访问。 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说，美国奥巴马政府应该禁止新疆的产品进口美国，同时限制新疆的官员入境。国际宗教委员会的成员是经由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分别提名，主要的职责是观察世界各国的宗教自由情况。 此委员会有权就外国宗教自由问题向决策官员提出建议，但是没有自行实施制裁措施的权力。 该委员会2004年曾经向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提出一个列有11个国家的“特别观察名单”，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2008年下半年，邓建国的广东巨星影业公司一纸诉状将中国中央电视台告上法院，理由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未经许可，擅自盗播其拥有著作权的电视剧《格格要出嫁》。经审理，受理此案的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昨天一审判定：中央电视台赔偿巨星公司15万元经济损失费。虽然胜诉，但是邓建国昨天接受本报独家采访时却表示，他还要继续上诉。 2008年7月，邓建国发现中国中央电视台所属频道中央11套(戏曲频道)于当年度7月26日－31日未经许可播映了此剧。于是，邓建国将中央电视台告上法院。巨星公司在诉状中认为，“被告擅自播映的行为属于著作权侵权行为。侵犯了原告对原剧的许可播映权及获得报酬权，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根据《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巨星公司恳请法院依法支持诉讼请求：判令中央电视台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50万元；并在全国发行的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刊登声明、消除影响等。 对于150万元的赔偿请求，巨星公司认为这个数据并非空穴来风，据随片广告监测报告显示，中央电视台在播映《格》剧期间，插播了1364秒(约228分钟)的广告。 经过审理，昨天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决中央电视台赔偿巨星公司经济损失费及诉讼合理支出15万元。不过，巨星公司要求中央电视台道歉的诉讼请求没有得到支持。昨天，就此判决，邓建国向本报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我这是民告官啊。赢了官司我很高兴！”不过，邓建国还有点“不满”，他觉得15万的赔偿费太低，与他原来的诉讼请求“缩水”了正好十倍，“在央视盗播《格格要出嫁》期间，插播的广告收入就达到1000万。” 巨星公司的代理律师代明辉也向记者表示，15万元的赔偿金确实“没有达到当初预期”，在他看来，央视盗播《格》剧期间，插播的大量广告多属商业广告性质。而邓建国则干脆利落地表示，虽然赢了第一步，但他仍将继续上诉，争取更多的赔偿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