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能立即民主化的无数理由中，只有一条是真实的：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势力可以与中国共产党竞争。也就是说，在可以预测的时间内，只有中共才有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力量。问题是：中共会推动中国民主化吗？如果是，是何时？如果不是，是不是就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民主就无望了？(有关讨论)
外部：缺乏压力
作为一个付出无数生命、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即使坐上了江山，对权力依然特别敏感，总是担心鲜血白流。正是因为从来没有过安全感，中共才更极端地去维护、巩固政权：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等等，都是其不断努力的表现，没有一次，不是倾全党全民之力；没有一次，不是让全党全民付出代价。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今天的结果：不能让江山变色，不能让自已可以被取代，不能让民众有选择的机会。
然而，在维护一党专政、执政过程中，中共也在不断调整和改造自己及民众，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统治模式，不但有别於前苏东国家，而且在改革过程中比经典的国家转型模式更要?富和独特，这正是人们常常对中国局势失察的根本原因。
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就是中共同时坚守的两个支柱。这不仅仅是中共的政策指导原则，更是中共的生存哲学，这使得中共在具体操作上变得非常有弹性又有清楚的底线：发展经济？一切好说！威胁政权？一切压倒！改革开放这三十年，这一软一硬，正是中共的“葵花宝典”，从而可以应对各种变化，又得以保全自己：冷战之后不但没有走向崩溃，反而藉全球化使自已迅速崛起。
现在，可以说是中共建党以来最辉煌、最自得的时候，一方面经济持续增长，一方面没有真正具有迫切压力的外在力量。
以往政治变革不断受到挫折，犬儒主义便成了国人精神的主旋律，使有民主理念的人越来越边缘化：思想界和商界的精英不但不构成压力，由於需要从官方获取利益，反而甚至变得比体制内官员更没有政治变革的冲动。
改革开放使民众生活和思想变得?富和多元，对中国现实、对中共、对民主、对西方的看法也变得多元，尤其对民主的期待不再是那麽浪漫。正是这种多元，即使有社会衡突也表现出多面性，孤立、区域的骚乱事件没有精英的参与支持，弱势群体的力量不易持续集结，人们对求变形不成共识，就不会有全民共振。
国际社会同样功利，面对全球最繁荣喧闹的市场，没有国家挡得住中国的“吸引力”，没有几个人可以持久地举起人权牌。
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经济，稳住了一切，给了执政者更大的能力和?旋空间，应对问题、软化和控制反抗。“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已升级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控制中国”，任何想绕过中共进行和平变革，任何想以中共为敌进行暴力革命，都只会被视为唐吉珂德。
内部：没有动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领导人近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民主化的可能性极小。除了上述外部压力的状况，还有其自身诸多因素：
第一，官僚体制的惯性和箝制力仍很强。尽管中共领导人每一个人都多少受到官僚体制所害，但是他们的权力又来源於这个体制，他们熟悉并运用自如，便会自觉不自觉地继续受制於体制；尽管他们深知这个体制正是中国改革最大的阻力，但是没有这个体制将使改革在他们手中完全脱序。所以，他们所谓的体制改革，只在旧有体制上进行局部修补、更新，而且常常有反复，目的是既让这个体制具有生命力，又让这个体制仍然可以为自已所用。
第二，没有具胆识的领导人站出来。虽然，中共对外策略具有灵活性，但内部周密的互相依靠、牵制的组织原则和命运共同系统，随时都在形成合力压制、围歼内部可能离经叛道者。在过去的中共党史上，即使是在政治斗争中被打倒的官员，也鲜少有真正的“反党分子”。那些被视为“改革派”的领导人，也无一表示要挑战党的领导。即使有心改造这个党的人，也知道绝不可以在体制内表露这种企图：脱离了党，他们就没有了力量。
第三，担心自已失去利益。中共能够凝固力量、吸收各类精英的根本原因，是其体制保障了各级领导者的特殊利益。革命时期如此，夺取政权后如此，改革开放中更是如此，甚至可以说，改革开放正是“让他们先富起来”，才得以进行的。如果说当年老一代还有理想的牵引，那麽现在领导人更多地是被自己、家人、群属的利益所牵制。现有的体制，一般情况下就足可使他们享受顶级生活待遇，何况有无数机会可以使他们获取暴利：他们正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转移、分配。如果现在进行根本性的体制变革，无异於剥夺他们的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
第四，担忧中国会乱。民不民主，并不取决於人口、素质、资源、经济等因素，但在中国却成了不施行民主的一大堆理由，朝野均如此。事实上，中国民主化过程中出现某些混乱几乎是难以避免的，这正是以前不民主的恶果。但不少中共党员以此为由认为，中国如果在中共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持久一些，会减少、降低中国民主过程中混乱的机率、程度。这种说法，居然使中共现在拒绝民主化的理由还有了道德性。
列宁说过，革命和变革，只有在上层无法统治，下层无法忍受的情况才能发生。而综上所述，今天的中国，是上层“无法”（没有法理）统治，下层“无法” （没有办法）不忍受的状况，民主化的动力资源出现前所未有的短缺：有推进民主的实力的，没有推进民主的动机；有推进民主的动机的，没有推进民主的实力。
很多人作出的结论便是：即使中国社会矛盾重重，但只要经济还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长，中共政权就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照目前状态生存，也就是说，民主化在相当长长时间内无望。
好消息是：中共有不民主之痛
然而，我们仍然需要对中国的未来重新建立一种想象，我们不能生活在没有希望中，物质最富足也只能满足我们一部分需求，如果没有对民主的想象，没有建立民主的目标，中国不可能真正成为世界主流文明的一员，也不可能在国际上真正获得信任、尊严和尊重。更重要的是，中国长治久安的问题得不到根本性解决，公平正义不可能实现。
有人寄望於偶然因素。的确，历史大变迁，不少由偶然因素催化而成，往往突破了现实的框框。有人说，即使过去并没有一种预言，成为今天的全部现实，但那些预言所指出的元素，不是没有存在於今天的中国，一旦遇某种配合物，就会可能使预言成真。
只是，我们不能将中国未来的想象，建立在不可想象的意外之变上。事实上，我们仍然可以在中国寻找到很多积极的民主变量，这些变量甚至可以在共产党人身上发现。
如果你接触到很多中共官员，你会发现没有任何势力比新一代共产党人更痛切地体会到，不民主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无休止的衡突，给中共执政所带来的困扰，尤其是未来永远都是不能确定。在他们内心深处，并非不向往和尊敬现代化民主国家，更不是不希望中国永久国泰民安。
今天的中共领导人，并不是一批闭关自守、意识形态僵化者，他们甚至比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更具有认识世界的主动性，他们也不是对政治体制没有思考，他们并不比知识分子缺少深刻性和前瞻性。
虽然他们有的人也说，民主很难说一定是好东西，民主不能保证一定选出好领导人，也不能保证经济繁荣，在某些地方，民主化后情况甚至变得更糟。但是，他们更普遍知道，民主之所以成为普世价值，是因为它是民众不能被剥夺的一种权利，一种公平的竞选体系，一种公开的利益博弈原则，一种国家的稳定机制。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稳定程度，基本指数就是民主化程度：在过去一个世纪，极少有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是民主国家。
“党内民主”使权力博弈公开
今天在中国，无论庙堂还是江湖，“民主”这个词都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甚至反复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中，虽然人们对民主的内涵还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但民主这个词至少开始在去妖魔化，都在承认民主是一种普世的价值。民主不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样要的问题。
一种叫“党内民主”的东西出现了，这是精明的中共领导人所创造的，本质上并不是民主。然而，这种“党内民主”，使中共内部选拔有了一些硬性标准。这些标准，便成了官员们追求晋升的指标之一。所以有人就预见，“党内民主”是通向“全民民主”的过渡，因为党内权力博弈最终会引入外力。
表面上看，中共十七大仍是毛式党代会，一片红色海洋中，讲着和听着枯燥浮夸的话，然后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大堂里投出几乎一致的选票，但是，某种内部的规则正在生长。
这对於一个革命党而言，实在不容易。以往多数党代会，几乎都是一次胜利者的盛宴，意味着另一批路线斗争失败者失去了权位，甚至进了监狱。从十六大开始，肃杀之气消失了；而在十七大上，没有一派取得压倒性胜利。更重要的是，没有人在大会上被批判，没有人是因路线斗争而下台。
有关内部海选领导人的故事出现在境外媒体上，即使这种传说有点戏剧化，但是中共内部权力分配越来越不是某个人所完全决定，权力博弈过程趋向於规则化是可以肯定的：成为赢家，还是经过了比以往更大?围的民意调查过程。而且越是年轻的领导人，越是要通过有内部规则的竞争。
这种竞争，必然会孕育新一代官员表现自我的冲动。中共十七大后，一批新上任的地方官员，尤其是上海、重庆、广东等地的新书记，展现了完全不同以往官僚的个性作风，就是中共演化、体制变化的必然反映。
新一代官员们整日都浸淫於这个社会，了解这个社会和体制，他们不是刀光火影中提着别人脑袋上来的，他们不是终日坐在密室里听汇报的元老，了解下属们的花花肠子，了解百姓们的要求；他们知道没有人相信大会上的政治说教；他们知道中共官员在人们的心中是什麽样的形象；他们具有更强烈表现自已能量的企图，甚至敢於公开表示对现状不满、渴望改变。
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使他们不会象过去那样轻易因为个性而夭折。民间热烈的回馈，政绩的闪光，会成为他们进一步的动力，同时会对整个官场形成效应。 当然，这远不能说是官员间形成了公开的竞争，但进取、务实的作风，和法律、民主意识的萌芽，会更多地表现在这批官员身上，这势必会催化中共内部建立他们认为更公平的规则。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一个“党内民主”的升级版势必出现，至少在某些层级会出现更多的候选人、更广泛地徵求意见，也会走向公开化。
中共十八大之后，一个地区的民主竞选开始酝酿??虽然这只是香港特区的行为，但对於内陆的辐射，尤其对中共官员的信心，远比台湾民主对中共的影响来得大。香港在2017年才进行直选，但从2012年开始，民主竞选的气氛便会从香港扩散。
香港的民主化不会走向民粹，也少有可能失控，尤其在2017年的选举中，传统的民运、亲共、亲英派都被淘汰了，这会使北京不安的香港内部冲突的可能性也降低了。充满活力，而又温和的香港民主竞选，对於中共和中国大陆而言都是一个良好证明。
百年中共：蜕化和新生
这个时候，在一个日益企业化的社会，中国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程度，人们对法治功能有了更深的理解，对政府管理能力和合法性自然有更多、更高的要求。社会阶层日益复杂，业界、地方、城乡等各方面利益都会寻找诉求渠道。
而“党内民主”，本来为的是延长中共党人利益的时间，但它必然的结果是：中共内部的竞争机制建立有了合法的可能性，官员们的竞争也会表面化、公开化。
2017年，在与香港直选同年举行的中共十九大上，当“党内民主”很难再摆平党内的竞争，权力的不平衡便产生了要求民主的动力：一些志在必得又有志未伸的政治人物，势必藉助新的力量扭转乾坤。
这个新的力量，便是外在的压力，或党的新机制。一来，民主的萌芽、尝试，有了更多的生长缝隙；二来，权力来源越来越多样化（也越来越透明），就需要对各自的来源负责，互相之间要“争权夺利”，大家就需要能够进行博弈的公正平台：要体现公平公正公开，选举人就要有自由表达自己意愿的环境和机制，被选举人也应该有和选举人见面表达意见的制度。
即使十九大上，尚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但这时，六七十年代出生者己成为中国社会中坚，他们是全球化成长的一代，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多元利益中成长，他们不会让中国只是全球化的一个工厂，而不是主流体系的一部分。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他们都希望推动中共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政党。
尤其是，民间的声音，专业的声音，更容易表达和集合，对中共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可能形成全民性的威逼式的压力。一些开始没有明显政治符号的事件，在演化过程中，可能升级为中共体制不能消化的政治变数。
而且，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增长会开始平缓，中共能够利用经济平衡社会矛盾、平衡国际关系的能力也在减弱。当那些商学界的精英分子，不再需要或者难以从政府手中获利，甚至他们的权益还常常被官僚掠去，他们有力量发出声音；当那些平民百姓发现，“暴富”的神话不会出现在自已身上，而官商勾结的暴富，正是从自已身上掠得，他们忍受的临界点也在降低……这很可能将从局部矛盾，发展成全民性的焦虑和不满。
也就是说，到2020年左右，中国社会矛盾会酝酿到一个成熟程度，中共“一软一硬”的“葵花宝典”不再有效。民主化，是一种必然的要求。
这时，正是中共百岁之际，对历史的回顾，势必转化对现实的审视。一百多年前，“民主”开始出现在中国，自由言论、结社组党、立宪议会都曾出现。一百年前，一批中国的理想者为追求中国的民主、自由、富强，创造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万万没想到，他们与国民党的拚杀、自已内部的惨斗，走这一条路居然走了一百年，民主在中国居然拖延了一百年。
2021年，中国共产党百年之际。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势必开始蜕化，对党章和对宪法的根本改写，几乎是不可阻挡的。2022年，是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年，是中共百年之后的第一年，也是中共新生命的开始。
对於中国民众，一个躁动的时代开始了，一如一百年前。只是，这不再是只会重复历史的一批人，百年的血腥，不应该让中国人还学不会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