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9政变：苏联解体前，克格勃垂死一搏 1991年8月24日夜，一台莫斯科市政府派出的大吊车来到卢比扬卡的克格勃大楼前，在围观人群一片欢呼声中，用套索吊住捷尔任斯基塑像的脖子，将其从底座上吊起，拖到美术馆附近的空地上。 对于这一幕，无论是6年前被老同志们选为这一超级大国和超级大党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还是克格勃掌门人克留奇科夫，都是此前做梦也想不到的。 尽管苏联的上层人事斗争始终蒙在一层厚厚的迷雾之中，但任何一个克里姆林宫学者都不难根据公开报道的蛛丝马迹断定，克留奇科夫属于戈尔巴乔夫的“红人”：克留奇科夫是第一个从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总局）局长的位置被提拔为克格勃主席的，而选择提拔他的人正是这位年轻的戈尔巴乔夫。 在之前的1987年12月，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华盛顿之行时竟带上了克留奇科夫——而第一总局领导此前还从未有过陪同苏联首脑一起访问西方国家的殊荣。 克留奇科夫在1988年走马上任时，接手的是世界最大的特殊机构。这一机构拥有近50万工作人员，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20余万克格勃边防军）、掌握了党和政府的通讯（6万通讯部队）、掌管了苏联领导层的保卫、休憩、日常消费，并负责运行战时指挥场所。克格勃既是苏联对外搜集情报、对敌国进行颠覆破坏的手臂，也是监视国内一切不稳定因素的眼睛。 它一年有35亿卢布的预算，而且开支不受任何外部监督。在它之上，只有政治局和一把手，而当政治局随着戈尔巴乔夫主导改革的深入，越来越被架空之时，它就更是一人之下了。与其说它是一个机构，不如说它是一个国中之国更为确切。 比起苏联军方、外交部、军工复合体等独霸一方的势力，克格勃拥有一个它们都没有的独门优势——信息。尽管没有明确法律规定，但克格勃实际上可以以“革命”和国家安全的名义，对国内一切人、一切机构进行窃听和监视，并可以伸出触角，从世界各处的茅屋和官邸搜集情报。 因此，克格勃首脑就仿佛是一只安坐巨网中央的蜘蛛，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在他这里汇集，并由其取舍、加工后送给一把手等情报消费者。这一权力看似不显山露水，实际上是惊人的。比如，当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与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视各自的部门为禁脔，并对他人的领域一无所知时，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却可以凭借掌管信息管道的优势，对国防和外交都有发言权。 在戈尔巴乔夫还“只是”一名政治局委员的时候（苏联政治局未设常委），他曾经和另外一名同僚找到安德罗波夫，想要看国家预算资料，遭到了后者的回绝：“那可不行！你们问得太多了，你们无权知道。” 或许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是，戈尔巴乔夫一直将克格勃视为他改革的支柱。1986年在苏共二十七大上，戈尔巴乔夫在就改革方案做报告时，特别提及：“在帝国主义反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破坏活动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国家安全机关所担负的责任也日益重大了。它们在党的领导下，严格遵守苏联的法律，正在做大量工作，揭穿敌人的阴谋，制止种种破坏活动，保卫我们祖国神圣的边界。” 这段话实际上是对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政策的一脉相承。这是因为，克格勃不仅可以为他的改革提供必要的铁腕支持，也可以通过经济和工业情报的搜集与窃取，为苏联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戈尔巴乔夫受克格勃的影响很深，特别重要的文件克留奇科夫总是亲自给戈尔巴乔夫送来。有时是亲自把密信封好给戈尔巴乔夫送来，很少假手秘书。 当“新思维”“改革”“公开性”等名词响彻东欧之时，克留奇科夫也做出了一些改变以适应新形势，比如在克格勃历史上首次在自己办公室接见美国大使、增加在新闻媒体的曝光率、拍摄对外宣传电影等。 不过，用克格勃的行话说，克留奇科夫这位安德罗波夫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一手栽培的人物，骨子里始终是一个“契卡分子”——始终抱着你死我活的斗争观念在看待世界。 比如，安德罗波夫在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一直坚信，美国里根当局即将对苏联发起全面核袭击，并将搜集该方面情报列为最优先事项，举行了代号为“瑞安”（即俄语“核导弹袭击”首字母的缩写）的全球性行动。 安德罗波夫 尽管驻西方的苏联情报人员对这一臆测普遍不相信，却无人敢拿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开玩笑，不得不根据上级制定的情报搜集范围，揣摩上层喜好搜集甚至编造相关情报，这又进一步加深了安德罗波夫对战略局势的判断。 这一方面反映了苏联此时对美国决策层已缺乏渗透，拿不到高质量决策情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苏联的情报工作越来越陷入阴谋论的老路，现实感越来越差。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就毫不客气地将莫斯科对里根政策的解释描述为“偏执狂式的”。 安德罗波夫去世后，随着国际局势的缓和，以及英美当局向苏联暗示并不存在核打击的打算，这一预测更显得异想天开。但克留奇科夫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都始终醉心于“瑞安”行动。 1990年12月，克留奇科夫指责西方在出口给苏联的粮食中做手脚，“提供不卫生、甚至是被污染了的谷物和带有超过平均放射指数或有害物质的产品”。这又被证明是无稽之谈。 对苏联兴起学习现代管理方式热，克留奇科夫也十分警觉，他马上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了个别地培训代理人的计划，最重要方面之一是教给他们在国民经济领导岗位的管理办法。 克留奇科夫对国内改革派恨得咬牙切齿，他眼中最大的叛徒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文胆、曾长期担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他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向戈尔巴乔夫汇报说，此人在三十多年前参加与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的学生交流活动时，就被美国发展为间谍了。 雅科夫列夫 戈尔巴乔夫自然没有相信这一鬼话。但克留奇科夫继续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攻击雅科夫列夫是外国间谍，以至于后来机关内的工作人员都在窃笑。 克留奇科夫在找不到把柄的情况下，口不择言，表示从来没有见过雅科夫列夫对卫国战争的胜利表示喜悦，因此身份很可疑。但实际情况是，雅科夫列夫在苏德战争中，作为海军步兵参加了激烈的战斗，在战后作为残废军人瘸了一条腿回家。而克留奇科夫在二战时，一直在后方做共青团的工作，从未上过火线。 当后者拼命攻击前者不够爱国时，这一反差是极为讽刺的。 当这样一位人物被举到高位、并深获倚重之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其实已经是建立在危险的流沙之上。 克留奇科夫从自己的立场和爱憎出发，利用对情报的垄断，大大缩小了上层的视野，使他们不能了解各种不同的观点——他甚至并不需要造假，只需通过对情报原材料进行取舍和组合，即“告诉部分真相”，就能如提线木偶一般操纵情报消费者的判断。 比如，在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之时，克格勃不断向戈尔巴乔夫送去这三个加盟共和国的人民反对独立的情报。但却不提这些反对者都是苏联官方组织起来的，参加的人都是共产党员和讲俄语的那一部分居民，但数量更多得多的人民支持独立的大量材料，却故意避而不提。 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黄金时代”相比，克格勃此时已经蜕变为一个官僚气息非常浓厚的组织。 一位负责政治情报的军官承认： “为了取悦上级，我们弄虚作假，呈送假情报，并依照‘把什么都推到美国人的头上就万事大吉’的原则行事。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情报，而是自我欺骗！” 深层次的原因，则是苏联体制问题，三四十年代的“大特工”是成长于西方或者十月革命前的环境，对西方社会很熟悉，在被渗透对象中活动起来如鱼得水；而苏联末期的克格勃特工成长于封闭体制，只能通过课本来认识外部世界。 而且和美国中情局不同，克格勃又实行严格的军衔制，等级森严的官僚制进一步阻绝了上层不想听到的信息，使上层对大势更加闭目塞听。 1990年秋，在民主派计划一次群众游行的前夕，克留奇科夫向戈尔巴乔夫报告，示威者计划冲进克里姆林宫，用专门的钩子和绳子登上克里姆林宫高高的城墙（须知围墙高8-12米）。戈尔巴乔夫居然相信了这一类似于中世纪攻城战的臆想，在游行前调动了军队入城，最终也未能阻止游行，反而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声望。 在苏联存续的最后岁月，随着多年来蛰伏于苏联体制内的危机全面显露，克留奇科夫一再要求戈尔巴乔夫实行紧急状态，通过对社会恢复强力管制，来挽救苏联。 而戈尔巴乔夫迟迟不愿动手，使克留奇科夫觉得他“软弱”——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术语中，这是一个对领导人物的致命评价。加上西方传来的情报显示，戈尔巴乔夫在西方的威望正在逐步降低，更使克留奇科夫觉得“彼可取而代之”。 1990年12月8日，克留奇科夫在卢比扬卡的办公室召见了其心腹，命令他们准备一个关于宣布紧急状态时，为保持国家“稳定”需要采取措施的报告。 1991年7月23日，戈尔巴乔夫同意了新的联盟条约，将中央政府的许多权力下放到各个共和国，并计划在克里米亚度假回来以后，在8月20日签署该联盟条约。…

近日，位于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磁器口的“曹雪芹故居纪念馆”开馆。有关曹雪芹在北京的居住地传说较多，其中在京西的落脚点就有十余处，如海淀正白旗、法海寺、门头村、北辛庄、四王府、北沟村、卧佛寺、峂峪、白家疃，石景山五里坨、慈善寺、双泉寺、谢草池、福寿岭等。 著书正白旗，死后葬于地藏沟 正白旗位于西山东麓的香山脚下，即国家植物园北园内，为清代西山健锐营左翼四旗之一。 从国家植物园南门入园，沿着林荫道，不多时便来到曹雪芹纪念馆，这里便是传说中曹雪芹家道中落后，先住在城里，后搬到西山正白旗的居住地，他在此开始创作《石头记》（即《红楼梦》），死后葬于该村东北面的地藏沟。 纪念馆的朋友介绍，早在20世纪60年代，红学家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等就曾到香山一带采访。当地老人也有曹雪芹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前居住于四王府西边正白旗、门前有棵大槐树的说法。早年间在香山地区，人们还根据《红楼梦》中的人物、故事编成单弦、莲花落、子弟书、打夯歌、八角鼓子等民间曲艺自演自唱。 1971年4月，居住在正白旗39号的舒成勋维修房舍时，在西耳房的西山墙上发现了一批诗文墨迹，其中有“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有，疏亲慢友因财绝义世间多”的题壁诗，与传说中提到的诗文很相似，引起史学界、红学界、文物界的关注。经考证，有人认为这里是曹雪芹晚年居住和写作《红楼梦》的地方。也有相当多的人持怀疑态度，他们逐条考查了题壁诗的出处，得出都是转抄古书中的结论，并对“故居说”予以否定。此后的40多年间，对“故居说”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至今也无定论。 1983年4月，在正白旗39号旧址兴建了曹雪芹纪念馆（原拟称“曹雪芹故居”），展出与曹雪芹传说相关的物品以及《红楼梦》所描述的实物仿制品等，由此成为“红学”爱好者的寻访之地。 曹雪芹纪念馆 而今，曹雪芹纪念馆门前确有三棵古槐，其东侧的“歪脖槐”甚是奇特，与传说曹雪芹家门前的古槐颇为相似。 在纪念馆内参观后，我便向西北而行，去探寻距此不远，也是传说中曹雪芹在西山落脚地之一的北沟村。 居于北沟村，时常寻游樱桃沟 步行20多分钟，便来到卧佛寺西侧的北沟村旧址。之所以称其为“旧址”，是因为该村已消失，而今是植物园的梅园和西山实验林场卧佛寺分场所在地。 据红学家周汝昌考证，曹雪芹曾住在卧佛寺附近的北沟村。1963年出版的《曹雪芹》和《红楼梦新证》都认为其京西的居住地址在卧佛寺西南的北沟村：“曹雪芹当时的故居附近曾有成片的竹子，这倒是一个很好的线索。” 笔者访问过一位曾居住在北沟村的徐姓老人，他介绍了一些曹雪芹暂居于此的传闻。据说曹雪芹每天著书，吟诗作对，总是离不开酒。自南京迁居北京后，他的家境十分贫寒，所以常付不起酒钱，只好赊账。他不但文章写得好，还善于书画，最拿手的是山水画和画扇面。有时叫村里酒铺掌柜找来纸墨，随手画几个扇面，叫他拿去换些银子，算是抵了酒钱，所以在香山一带提起曹雪芹嗜酒，有“卖画钱来付酒家”之说。 北沟村的西北面是樱桃沟，古迹众多，而水源头的元宝石和石上松是两处奇观。据传曹雪芹在北沟村居住时，时常到樱桃沟里寻访古迹。他观“石中松”生出灵感，在《红楼梦》中写出了贾宝玉和林黛玉“木石姻缘”的爱情故事。 北沟村东侧是古刹卧佛寺，传说那座建于清乾隆年间的琉璃牌坊，就是《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曲演红楼梦”的原型，而卧佛寺中的行宫院、藏经楼、娑罗树等也在《红楼梦》中有相应的描写。因此，卧佛寺便成为一些“红学”研究者所认同的《红楼梦》背景地。 北沟村落散布在山沟两侧，村民大多姓徐、姜。1993年以后因北京植物园扩建，村民迁出，村落消失，而今已无踪迹可寻。 北沟村东侧卧佛寺 暂居门头村，与酒铺掌柜为挚友 门头村地处香山南麓，是京西一个颇有名气的古村落。明代《长安客话》称：“下碧云循故道而南，约十里许，曰门头村。盖此地为西山门径，故名。”清代《日下旧闻考》也有“门头村在今静宜园东南二里许”的记载，而今村落已消失，地名被沿用。 从国家植物园到门头村有直达公交车，不到20分钟，我便抵达了门头村站。下车东行百余米左转，是一条梧桐树掩映的大道，向北而行，便是门头村。 1961年北京市文化局调查曹雪芹西山居所与葬地时，曾得到一条线索，认为曹雪芹一度住在北辛庄。红学家吴恩裕先生寻访中又听门头村的老人说，曹雪芹住过门头村。 《曹雪芹西山足迹考略》中列举了十余处曹雪芹在西山一带的疑似居住地，门头村是其中之一：“门头村紧邻西山健锐营右翼营房，是旗营官兵及家眷经常购物之地，曹雪芹对门头村、北辛庄、礼王坟一带较为熟悉，时有走动，民间早有关于他在门头村居住的传闻。” 在门头村附近寻访了近一个小时，不见任何古村落痕迹，只能依据“门头村路”大致确定古村落所在的位置。 80多岁、世居门头村的曹先生告诉我，据传曹雪芹在门头村断断续续居住了三个多月，是住在一位与他同在右翼宗学里任职的同事家中。这里远离京城，格外清静。曹雪芹寻访过村落周边的许多古迹，而村南面的礼王坟一带，他探访过多次。乾隆年间门头村有家“杏花春酒馆”，掌柜的姓杨，山西人，所出售的酒为自制陈酿，醇香四溢，许多人慕名而来，曹雪芹也慕名前往。这酒馆的杨掌柜上过几年私塾，识文断字，好看古书，还写得一手好字，很快和曹雪芹成了好朋友，所以曹雪芹一有空就到酒馆里来，谈天说地，聊古论今，还把写好的书稿拿给杨掌柜看，听他的见解，由此二人成为挚友。 记忆中的门头村，是一个很大的村落，主街为东西走向，沿街店铺众多，曾有三义庙、五圣庵、真武庙、铁关帝庙、曹家庙等，村外有菜地和果园。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四季青公社门头村大队，而今村落与农田均已消失。 出家北法海寺，还俗之后著“红楼” 门头村西面不远处的万安山上，有一座法海寺，传说是曹雪芹出家、悟禅的地方。 北京西山有两座法海寺，一座位于石景山模式口，另一座位于海淀香山南麓，一南一北相距数里，故以其所处方位，将模式口法海寺俗称为“南法海寺”，香山法海寺俗称为“北法海寺”。 传说曹家被抄后，曹雪芹随家人从江宁（南京）迁回北京，几年后看破红尘，在北法海寺遁入空门，并拜寺内的一位老僧为师。老僧了解了曹雪芹的身世后，对其多有开导。一年后曹雪芹领悟禅理，得以还俗，并开始创作《石头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终于写成。虽然此说未见史籍记载，但给法海寺增加许多传奇色彩，由此也引起红学界对此地的关注。 1964年10月，老舍先生在京西门头村体验生活时，也曾到法海寺寻访，并赋七律一首，其第三句“金玉红楼终是梦”后面注释：“父老传言，曹雪芹曾在附近北法海寺出家为僧。” 1991年9月11日，时年73岁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在友人的帮助下，上山考察北法海寺，并凭吊曹雪芹，记有《万安山访古刹》。 到法海寺寻访，幸有该寺的朋友为引导，并向我介绍了该寺的历史与趣闻掌故，其中说到曹雪芹出家的故事，颇有传奇色彩。 他介绍说，法海寺是在元代弘教寺旧址上于清顺治年间兴建的，民国时已破败，后毁于战火，但仍有一些建筑。因疏于管理，逐渐荒废，最后只剩下一座山门，几通石碑及柱基、柱础及残墙、乱石及古木，直到2016年才得以复建。而传说当年曹雪芹就住在寺内南侧禅房里，每日里打坐清修，十分虔诚。 在寺院里走走停停，寻访了一个多小时，除了整体格局没有改变外，多为新的建筑，古迹极少。但寻访于此，收获颇丰。 小居福寿岭，寻访古刹禅林 福寿岭位于京西石景山区中部，既是一座山岭之名，也是一个古村落之名。 据《北京市石景山区地名志》载：“福寿岭原名扫鼠岭（扫鼠即松鼠）。1930年（实为1923年）前后，美国人在北京开办同仁医院，同时在此地修建了一所疗养院，并将扫鼠岭改名福寿岭。”其实“福寿岭”之名明代已有，与福寿禅师有关。 乘489路公交车到福寿岭站，下车后却不见村落，向过路人一打听，方知村子早已拆迁了。在此寻访了20分钟，只有公交车站牌上的“福寿岭”和一块“福寿岭南路”的路牌，大致能确定“福寿岭”所在地。寻到一处工地，只见一块蓝底白字的牌子格外醒目：“一号线福寿岭站”。向一位建筑工人询问后得知，这就是正在改建中的地铁1号线福寿岭站，预计明年底建成。 据传，曹雪芹自雍正六年（1728年）由江宁回北京后先是居于京城，住在今磁器口十字路口东北角原称蒜市口的一处老宅，后迁至西郊。最初住在蓝靛厂镶蓝旗西面的两小间营房里，但没多久就发现旗营的房子狭小，人声嘈杂，终日迎来送往，实在静不下心来写书，便想另找地方。半年后，经他父亲一位故友的介绍，从火器营搬到了香山健锐营，后又经友人介绍，夏日时节，在西山脚下的福寿岭暂住了三个多月。…

28日晚，巴西总统选举举行第一场电视辩论。图为现任总统波索纳洛（Jair Bolsonaro）。(美联社) 28日晚，巴西总统选举举行第一场电视辩论，现任总统波索纳洛（Jair Bolsonaro）和前总统鲁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首次面对面交锋。波索纳洛和鲁拉互相指责对方，波索纳洛甚至还对女主持进行了人身攻击。 媒体报道称，这场辩论的主持人名叫薇拉·马加尔海斯（Vera Magalhes），当时她在质疑政府对疫情的应对措施。马加尔海斯询问波索纳洛有关巴西新冠疫苗接种率的问题后，波索纳洛居然回答说：“我认为你睡觉时都在想我，你暗恋我。你是巴西新闻业的耻辱。” 马加尔海斯后来表示，波索纳洛的态度“完全失控，没有必要，而且……对他自己有害”。她还说，她认为波索纳洛“不喜欢被女性质疑”。 早些时候，波索纳洛还在首都巴西利亚与一名质问他的视频博主发生了肢体冲突。当时这名叫雷奥的视频博主辱骂波索纳洛是“无赖”，并不断用手机进行拍摄。波索纳洛先是坐进了车里，随后走出车门，上前抓住雷奥的衣服和前臂，试图抢下后者的手机。雷奥最后被安保人员带走。 关于这场电视辩论，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称，67岁的波索纳洛将目标毫不犹豫地对准了76岁的鲁拉，提到了涉及巴西石油公司贪腐丑闻的“洗车行动”，称“你的政府是巴西历史上最腐败的，你为什么想重新掌权？为了再次对巴西石油公司做同样的事情？”他还多次称鲁拉是“有前科的人”（鲁拉此前曾因贪腐和洗钱罪名被判入狱）。 鲁拉反对给他粘贴这个标签，并指出巴西最高法院已经推翻了对他的所有刑事定罪。鲁拉还称，他的政府应该因为帮助数千万人摆脱贫困而被铭记，并指责波索纳洛破坏了这一遗产，并且正在“摧毁”这个国家。

中国无人机日前进入台外岛金门烈屿防区，低飞到岗哨前拍摄。（取材自微博） 台湾金门守军30日终于对飞来金门营区的中国无人机开枪驱离。中国鹰派媒体人胡锡进称，这是多年来台军对中国飞行物第一次实弹射击，虽然看来没有击中无人机，但实弹射击的性质恶劣，中国将有理由对台方的某个目标发射实弹，并且将其击毁、击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9日回应有关询问时表示，“中国的无人机到中国的领土上去飞一飞，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台外交部回呛：“不请自来谓之贼，台湾人民不欢迎这种贼”。台国防部长邱国正也称：“我放个鞭炮吓吓麻雀，你也不要大惊小怪”。 中国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31日称，中国与台湾之间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中国同样不承认在金门与厦门之间存在所谓“分界线”。从法理上说，中国无人机可以飞到金门地区的任何地方，台方动用军事手段袭击中国无人机才是催化局势的狂妄行动，对台海局势无疑造成负面加码。 他说，现在严格说台军已经开了“第一枪”，这很严重，如果接下来台军胆敢击落中国无人机，那么将更加恶劣、严重，构成极其危险且后果难料的先例。台军那样做，意味着中国将有理由对台方的某个目标发射实弹，并且将其击毁、击落。 台军和台当局必须清楚，他们的金门守军正在把台海局势带入一个发射实弹并且可能击落目标的危险时代。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之前耍政治手腕，搞各种虚张声势的“主权表演”是一回事，向中国资产发射实弹，而且一旦造成击落，将构成一道分水岭。前方可能是全新的博弈场景，一个用实弹互射的新空间。 胡锡进称，如果台当局无视告诫，继续对飞过来的中国无人机射击，甚至搞出击落，那么他们必须准备面对后果的可能失控，他们将为此付出代价。

开学了，但加拿大大部分学校仅要求采取很少的新冠防护措施，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谭咏诗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给出了她的建议与分析。谭咏诗表示，“随着更多人到室内聚集，今年秋季，包括新冠和流感在内的这些呼吸道疾病感染将再次激增。” 不过，谭咏诗表示，尽管疫情还没有结束，尽管相关病例可能激增，但是让孩子们体会到正常生活和学习的感觉，也是很重要的事情。”由于学校的防疫措施很少，“该如何更好地保护孩子的健康”就成了家长们最担心的问题。第一重保护：疫苗谭咏诗首先表示，“现在新冠疫苗已经可以让6个月以上的孩子接种……接种疫苗是第一重保护，尤其是对那些一针都还没打过的人来说。”据加拿大卫生部统计，目前5到11岁儿童的两针接种率为42%，这个比例远远低于其他年龄组。谭咏诗坦言，她听到过一些对孩子打疫苗心存犹豫的家长反馈—— 有些人担心“孩子们的身体接受不了那么多种不同的疫苗”。对此，谭咏诗表示，“首先，要确保孩子们及时接种加拿大疫苗卡上所要求的所有疫苗，因为近期不止新冠，还爆发了脑膜炎。其次，普遍来说，在同一时间段内接种不同的疫苗是没有问题的。” 也有一些人认为“大部分孩子在感染后仅出现轻症，因此没有必要接种”。谭咏诗表示，“虽然儿童感染新冠后需要住院或进ICU的情况比较少见，但接种新冠疫苗能进一步降低风险。”第二重保护：口罩除了疫苗，“是否要在学校戴口罩”也是家长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谭咏诗表示，“尽管现在大部分学校已不再强制要求师生戴口罩，但我认为，如果孩子对口罩并不排斥，那么就继续戴，尤其是那些本身就存在健康问题的孩子。”“我认为，教室里的学生是多样化的——一些孩子本身就有严重的健康问题，另一些孩子则想要戴着口罩增加防护，也有一些孩子选择戴口罩的理由是想‘保护彼此’。这些想法我们都应该尊重。”夏波还没走，秋波就来了……对于今年夏季出现的新一轮疫情，谭咏诗表示，新冠病毒的传播活动要高于预期，感染病例和住院人数激增，原因主要是Omicron及其BA.5进化分支所导致。“现在还没有迹象显示这一轮疫情会很快消退，我们仍在监测当中。我们希望，在今秋新一轮扩散来临之前，夏天这波疫情可以进一步减退。” 最新款疫苗……先紧着孩子打 近期，联邦政府刚刚又从辉瑞和莫德纳公司购进了数百万剂专门针对Omicron的新疫苗，谭咏诗说，预计国家疫苗接种顾问委员会将很快向青少年及儿童发布最新的接种指南。“我认为加拿大卫生部将以最快速度完成产品评估，而且，我们有足够的供货。”谭咏诗说：“起初，这批疫苗是供应给成年人的，但我想我们的疫苗接种顾问委员会也在了解是否可以将其优先用于青少年或者儿童。”【小编提醒】谭咏诗提到的“脑膜炎”值得特别关注。安省政府已经宣布“爆发”。对于新冠病毒，我们已经抗战了两年多，多少有了些经验……但对于“脑膜炎球菌”，其传播方式你可能并不熟悉，因此才要“特别留神”。最重要的是，虽然你或者你的孩子已经打过相关疫苗，但该疫苗的保护能力/期限要比你想象得低很多——脑膜炎疫苗在接种后一年内对婴儿的有效率为97%，一年后就已降至68%……

日前在长春航空展上亮相的中国新型战机首飞试飞员，左起分别是运20首飞试飞员邓友明、歼20首飞试飞员李刚、歼16首飞试飞员李国恩。（取材自北京晚报） 中国甫结束的长春航空展上，罕见亮相三名中国新战机的试飞员，中媒进一步报道，这三名试飞员身价不凡，他们是和平年代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培养一个试飞员高达2.1亿人民币（约3530万美元）。 中国近年新战机换代快速，今年在中国空军航空开放活动暨长春航空展新闻发布会上出现三名军人，他们是歼20首飞试飞员李刚、运20首飞试飞员邓友明、歼16首飞试飞员李国恩。三人在会中发表试飞这些新型战机的心得。 环球时报报道，李刚表示，歼20现在才刚刚起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中国空军的主力战机，未来一定有更让外界惊叹的发展。 他认为，“从战术上讲，歼20目前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对地、对空攻击能力，面对强敌可以做到抵近慑压。从战略上讲，中国和世界上装备有四代机的国家站在了对等的起跑线上，有足够的实力担负起维护国家主权、保卫领土安全的重要使命。” 本报系联合报引述北京晚报报道，这三人是空军试飞部队的代表，用自己身体的极限来测试出飞机的极限，以保证之后飞行员们的安全。 报道称，这是和平年代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培养一个试飞员的难度和成本高到无法想像，试飞员须是飞行员中最优秀的那一批，是菁英中的菁英，王牌中的王牌。有人从试飞员训练时间、耗油、武器保养的角度粗略估算过，结论是培养一个试飞员从2.1亿人民币起跳。 报道说，统计显示，中国每型战机列装前都要完成15004000架次的飞行试验，其中的险情不计其数。试飞员背后是无数的危险与牺牲。 报道透露，解放军空军试飞部队诞生于1952年，自1960年代以来，中国空军试飞部队有29名试飞员牺牲，很多试飞员的牺牲都是因为遇险时不愿立即跳伞而是想保全飞机，因为一旦弃机跳伞，试验资料和故障原因会一起消失。 十多年前，中国歼10战机首飞成功后，试飞员下机擦拭泪水。（取材自北京晚报）

《感遇》：四时常作青黛色，可怜杜花不相识。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清华北大(专题)这两个学校是并不陌生的，由于这两个学校的教学水平非常高，所以，这也成为了很多学生心中的梦想学校。一般来说，那些能够考上清华北大的人应该都是非常厉害的，而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他们也是非常重要的人才。 曾经，有这样一位北大才子，他成绩优异，是很多人眼中的学霸，在毕业之后，他也曾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后来的他却选择远走美国，并留美任教，而在临走之前，他所留下的三句话也引发了很多人的深思。那么，这位北大才子究竟是谁？他又为何会做出远走美国的决定呢？ 这位北大才子就是许晨阳，他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许晨阳上学期间，他始终保持着优异的成绩，而在读高中的时候，许晨阳也代表家乡参加了国家级的数学竞赛，而在那个时候，他也成功获得了冬令营的决赛金牌。而基于数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在1999年时，许晨阳获得了进入国家队训练的机会，后来，成绩优异的他也正式考入了北京大学的数学科学学院，并开始了新一阶段的研究。 在本科学习期间，许晨阳展现出了自己过人的天赋，在短短三年时间之内，许晨阳就完成了本科阶段的所有学习任务，而在毕业之后，他也留在了北京大学，并继续着对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在2004年时，许晨阳也正式毕业。 和很多高端人才一样，在毕业之后，许晨阳来到了美国，并开始了对数学的进一步深造。 在2008年时，年纪轻轻的许晨阳也成功完成了美国博士阶段的学习，而在毕业之后，他也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并进行着博士后阶段的研究。虽然说许晨阳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学生，但是，在美国学习期间，他却凭借着自己过人的科研能力，得到了众人的一致认可，而在博士后研究结束之后，他也进入到了犹他大学内，并开始了新一阶段的工作。 虽然说在那个时候，许晨阳已经在美国过上了稳定的生活，但是，在2012年时，他也回到了北京大学任教。由于许晨阳的数学成就非常出色，所以，后来的他也获得了中国的杰出青年科学家奖和中国青年科技奖。对于这样一位年轻的学者来说，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也是十分难得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人才，却在2018年时决定辞去国内的一切职务，并前往麻省理工任教。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对许晨阳的决策有所不解，但面对着众人的提问，许晨阳也为大家留下了三句话。 首先，许晨阳认为中国数学界内的造假情况非常严重； 其次，中国数学界内的许多学者都将逐名逐利当作是自己人生要目标； 最后，许晨阳也认为国内数学界内论资排辈的现象非常明显，而这也让他的很多研究无法顺利进行。 作为一位数学天才，许晨阳的离去显然给中国数学界的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损失，然而，在听过许晨阳离去的原因之后，很多人也开始对中国数学界内的种种现象进行了反思。相比于美国的数学研究环境而言，中国的数学界内确实存在着许多浮躁的风气，而这种风气的出现，也使得学者无法全心全意的投入到科学研究的事业当中。 对于许晨阳这种优秀的人才来说，科研环境对于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不能得到一个较为纯粹的研究环境，那么，他们的才能也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 可以看出，许晨阳赴美任教的行为也实属无奈之举，如果说国内能给予他一个更好的研究环境，那么，他也不会做出这种背叛祖国的事情。 结语 在对许晨阳的经历进行了解之后可以发现，对于那些能力较强的人才来说，只有更好的科研环境，才能让他们拥有更好的科研成果。虽然说如今的中国已经拥有了较高的科研水平，但相比于那些传统的发达国家来说，中国也仍然有着一定的差距。 对于中国来说，许晨阳等人的例子让我们认识到了提升自身科研水平的重要性，相信在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中国有关部门也将重视起对科研环境的改善。假以时日，中国的人才流失现象也将得到有效的缓解。

该文节选自吴强博士时评节目-录于2022.8.25-文字版，略有删减，作者留德政治学博士吴强。 01 京派民族主义vs.海派民族主义 我们今天谈的是大家都关心的最近司马南的案子，不光是司马南，背后是一群人。我们过去也讨论过，像金灿荣、陈平，还有他们背后的四月网平台，2008年以来四月网这个平台以及其老板饶瑾。但是这些人后来在上海有了新的合作伙伴，就是李世默的观察者网和得已传媒。 其实我们在谈民族主义，两种民族主义，一种京派的民族主义，一种海派的民族主义。我们很早就谈过，当时影响也很大。当我们在谈司马南的时候，发现林SL从上海到北京，从复旦到人大，这个很有意思，人大越来越复旦化，复旦要比我们外界对它的印象，比上海这种开放城市其实更保守。 上海的意识形态是非常保守的，大家不要以为上海的资本主义发达，没有，no，上海的资本主义非常保守，带有很强的官僚色彩。上海的官僚体制在过去几个月的疫情期间，大家都能看到它的底色。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水平确实是最高的，这个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一直存在，其实是最保守的。 那么我们现在再谈谈司马南，他背后同样有一个上海背景的李世默。李世默我们很多观众，尤其是北美的观众朋友们熟悉，他在过去十年是个相当出风头的人物，在《华盛顿邮报》写过文章，在TED做过演讲，也有美国硕士教育的背景，回国后在复旦拿了个博士。所以他是一个相当海派的人物。 那么所有这些人，包括司马南、金灿荣、饶瑾、还有李世默，他们已经是互相的沆瀣一气，就是京沪两地这些意识形态外围，尤其是他们以民族主义作为贩卖招幌，在过去十年大行其道——把一种排外主义情感加以精心的包装。更早追溯到2008年，但真正是过去十年李世默的加入，引入美国的背景，引入李世默自己对美国政治的理解等等，包括资本的运作，让这个平台还变得成熟。 然后才推出像李肃、司马南等，本来李肃、金灿荣还算是学界中人，但是像司马南完全就是宵小之徒，江湖混子——说骗子可能不合适，准确说是江湖混子，从气功时代就开始混的这样一些人，在过去十年大行其道，甚至在十年之前的薄熙来时代也是大行其道，非常的机会主义，非常的政治投机，然后风生水起。 他们确实是代表了过去十年中国的这种民族主义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很知道怎么样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市场，以平台经济、以流量经济的方式（变现）。我们知道，流量经济是过去十年中国新经济的弄潮儿、主流。他们确实是在流量的市场、市场化的民族主义上面，是所谓的头部人物。 这是一方面。 02 司马南们不是真左派，他们只是流量贩子 另一方面，他们所贩卖的东西，说是左派，实则大谬。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东西，包括大家对此的批评，其实他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在中美之间穿梭，在美国生活，然后在赚中国人民流量的钱。那么他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又是在制造中美间的仇恨的一群煽动者。 这种情形，在中国很容易把它归为左派，极左，其实在我看起来是不太对头的。 我们在说他做平台经济，在说他这样一些排外主义特色的民族主义话语的时候，他们又是嵌入在全球化当中，嵌入在所谓的新经济、媒体经济、流量经济当中。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恰恰是一种与1930年代纳粹德国纳粹上升期间的小业主、小资本、小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纳粹、国家社会主义非常的相似。他们是反对大资本，反对阿里，反对联想，反对这些大资本，这跟当年纳粹时代的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这种反大资本，如出一辙。 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当然不像当年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来宣称犹太人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当时大萧条、为当时德国所面临的潜在的威胁负责，所谓的背后一刀，所谓他们主导着社会民主党等等这样一些阴谋论。 相似，但是有不同。因为中国并没有犹太人，并没有这些。但是他们把类似阴谋论安放在所谓的大资本上面，他们以反资本的面貌出现，跟当年纳粹的反资本面貌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他们的反资本，主要是反大资本，以及反国际资本，但是他们自己却是这些资本的受益者；他们实际上是代表中国的小业主、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是有阶级立场的。这是他们与阶级意识模糊的胡锡进的最大区别。 当然司马南们也代表着中国底层阶级的很多声音，他们的意识，他们在给他们做塑造、做洗脑，在这个意义上讲，对这种公众的市场营销化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胡锡进的阶级斗争版。胡锡进总是把人民、江山挂在嘴边，并没有特定的阶级立场，还是一种泛民族主义的营销。 胡锡进是最早这么干的，所以才能让《环球时报》作为《人民日报》的子报，大赚其钱，在90年代末就能够发行几百万份，甚至上千万份。我们都知道胡锡进作为一个曾经驻前南的战地记者，他从南斯拉夫解体之后塞尔维亚的市场化的民族主义当中学习了很多，就是学习了米洛索维奇的市场化的民族主义。 而对司马南这些人，他们能有空间，能够变成有那么多粉丝、大赚其钱，其实是利用了中国的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在这意义上讲，他们是胡锡进的2.0版本。但胡锡进也不落后，胡锡进现在也很聪明，也平台化了，也流量化了。 在话语上，司马南们实际上与胡锡进大同小异，都是满嘴的谎言，各种的矛盾，充满矛盾的话语。但是他们不在乎。我们知识分子很在乎逻辑的一致性，在乎理论的自洽性，在乎有一个根据说一句话，我们知识分子一定是这样。但对他们而言，完全无所谓，反而采用的是一种诡辩的方式，是一种迎合的方式，是一种胡说八道的方式。 而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中国现在的公共话语的主流。当然这主流的背后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实际上整个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从公共空间退场、消声了，这才有这些人的空间、流量。 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没有声音的。END

乌克兰在抗俄战争中，得到3款西方援助的自杀式无人机，分别是波兰的“战友”（Warmate）、美国的“凤凰幽灵”（Phoenix Ghost）及“弹簧刀”（Switchblade），它们在战场上屡建奇功。据俄媒透露，俄国第一款国产自杀式无人机已通过验证，可能不久后就会投入战场。 据俄国《卫星通讯社》31日报道，卡拉希尼可夫集团（Kalashnikov Group）研发的“立方体”自杀式无人机（KYB-UAV）已通过国家验证，获得列装推荐。 报道称，“立方体”高精度无人机去年在“军队-2021”国际论坛上首次亮相，由卡拉希尼可夫集团子公司扎拉航空（ZALA Aero）开发。其任务是消灭敌军力量，对基础设施造成最大程度破坏，击毁轻装甲设备。 ��Paratroopers in the Kherson region attacking ��AFU positions with a KYB-UAV, also known as KUB-BLA (Cube) loitering munition system. pic.twitter.com/qYhyeUlPEB — Alexander Andreassen (@Alexand28901796) July 19, 2022 据报道，该无人机最多能携带3公斤的有效负载，时速80-130公里。起飞后空中巡飞达30分钟，在发现目标后发起攻击，包括从上向下进行垂直攻击。 去年2月，俄罗斯技术集团武器综合体经理奥兹多耶夫表示，俄罗斯有自己的自杀式无人机，并且已经在叙利亚实战中进行过测试。 自杀式无人机能够长时间在目标区滞空并在获得指令后攻击目标。美国、伊朗、英国、土耳其、德国、以色列、韩国、印度等国，目前都装备有这种无人机。

动物袭击人的事件在加拿大确实很常见，受伤严重的也大有人在，不过一般都是郊狼和黑熊等等。 前一阵，加拿大皇家骑警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一位住在BC省的小镇Celista的男子声称自己遭到了动物的袭击，需要进行健康检查。 随后警方赶到了现场，让他们深感吃惊的是，这名男子说，袭击他的“犯罪分子”居然是火鸡和公鸡… 这还是警方头一回碰到被火鸡给吓跑的，并且这名男子伤势还挺严重… 警方在对其健康检查后发现，该名男子有两处髋部骨折，一根手指骨折，还有几处撕裂伤。 不过他已经接受了治疗，不需要皇家骑警的其他帮助。 至于该名男子为何要报警，我们也不得而知，可能就是觉得自己太委屈了吧… 早前在美国华盛顿，也发生过类似火鸡攻击人的事件，以至于附近的居民都产生阴影了，根本不敢经过事发的树林。 据悉那群火鸡具有极强的攻击性，经常会用锋利的喙和爪子来抓伤路人，差不多有十几名步行者和骑行车者遭到过它的袭击。 一位70岁的退休法官表示：“就是因为那些火鸡！我在那里被袭击了，它们追着我不放，我试图跑开，但是根本就没法逃脱。” 华盛顿能源与环境部的野生动物生物学Dan Rauch说：“这件事确实还挺搞笑的，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了火鸡攻击人的视频，我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城市的神话故事。” 不过好在之后一个由六家机构组成的多部门特别行动小组逮捕了这群火鸡，附近的居民也才能放心生活。 看来大家以后遇到火鸡的时候，还得避而远之，千万不要去招惹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