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C 表示将为需要立即获得心理健康或预防自杀支持的人推出一个新的紧急危机号码。从2023年11月开始,加拿大人将可以免费拨打988联系心理健康危机或预防自杀服务。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将决定由哪个团体提供服务,以及提供的护理范围。此举将使加拿大与上个月推出988服务热线的美国保持一致。在此之前,有精神健康困扰的人可以拨打1-833-456-4566联系加拿大Talk Suicide。 图源:durhamradionews
Over 5000 dolphins perish in Black Sea, biologists say https://t.co/VNpjNHPTmT — BlueRiver (@riv39525750) August 23, 2022 乌克兰科学家鲁塞夫每天巡视黑海沿岸检查有无海豚搁浅,他估计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已有5000只海豚死亡,并指俄军使用的声纳是海豚死亡的罪魁祸首。 法新社报导,63岁的乌克兰科学家鲁塞夫(Ivan Rusev)在黑海沿岸细白的沙滩来回巡视,庆幸今天没有发现任何海豚尸体。片刻前,他以为有只海豚搁浅在沙滩上,冲过去之后发现幸好只是“缠绕在一块的渔具”。 鲁塞夫是图兹利河口国家自然公园(Tuzly Estuaries National Nature Park)的研究主任,这座自然公园位在乌克兰西南部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地区的保护区,占地280平方公里。 鲁塞夫现在的工作包括每天早上在沿途埋有反战车地雷的沙滩巡视,找寻俄乌战争开打以来遭冲刷上岸的海豚。 鲁塞夫告诉法新社:“去年我们在公园长达44公里的海岸线只发现3只海豚。”他说:“今年我们在还可以进入的5公里范围内,已经发现了35只。” 当地海岸线大多已禁止园区人员出入,因为乌军为避免俄军从海上攻击而在海岸线架起岗哨,这使得鲁塞夫和他的团队无法确切给出在公园搁浅的海豚数量,也不能全面调查受害程度。 鲁塞夫指出,无论如何,死亡总数一定“很可怕”。他将战争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写成网路日记,现在在脸书(Facebook)受到许多人关注。 今年3月海豚开始被冲上岸时,鲁塞夫和他的团队必须马上动工,抢在在该区游荡的胡狼发现盘中飧之前找到动物尸体。 鲁塞夫说:“后来我们联系了土耳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同仁,大家都目睹同样的事情,战争开打以来,已经有大量海豚死亡。” 土耳其海洋研究基金会(Turkish Marine Research Foundation)3月警告,冲刷上黑海沿岸的海豚尸体将“异常增多”。 20世纪,估计有200万只海豚在黑海优游,但捕捞和海洋污染导致海豚数量下滑。有项调查指出,2020年剩约25万只。 鲁塞夫估计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已有5000只海豚遭杀害,约占黑海海豚总数2%。 在鲁塞夫看来,俄军战舰使用的军事声纳,毫无疑问是这波大规模死伤的罪魁祸首。 他解释,战舰和潜舰使用的强大声纳会“干扰海豚的听力系统”,使其内耳受损呈现“失明”状态,“无法确定方向或猎食”。此外,海豚的免疫力也会下降,导致它们更容易染上致命疾病。 海豚尸体上没有任何渔网或伤口痕迹,鲁塞夫认为这便是进一步证实了,海豚的死因没有其他可能性。 法新社称,俄罗斯和乌克兰连在战争造成的环境破坏上都相互指责,鲁塞夫的理论因此引发争端。…
台湾(专题)知名作家龙应台 取自龙应台脸书 山东青岛市、江苏盐城近日流出一份给学生家长的禁书名单,其中山东版本的禁书名单中,赫然可以见到台湾作家龙应台的名字,通知中提到,要家长整理家中龙应台所有作品并封存,“不要再让孩子读”。对此,龙应台今(30)日于脸书发文表示,“被你禁,真的是我的光荣”。 近日中国多家媒体都报导,江苏盐城及山东青岛市各校都传讯给家长,罗列一份禁书清单,令其封存,其中山东版本的清单中更出现龙应台的名字。讯息中提到,“根据上级文件通知,部分图书不再适合学生读,如果家中有类似书籍,不要再让孩子读,也不要再带到学校来,请家长注意整理以下图书,并进行封存。” 这份禁书清单中,除了“龙应台所有作品”外,也包含了作家易中天的《中华经典故事》系列丛书、杨红樱《天真妈妈》、北猫《米小圈上学记》、陈丽华《幼儿趣味中国历史绘本》及漫画家大雄的所有作品。 “被你禁,真的是我的光荣。”龙应台透露,其实自己很多作品早就被禁了,其中《大江大海1949》与《请用文明来说服我》都已经被严禁十多年。2019年龙应台为香港(专题)发声后,部分作品如《目送》、《安德烈》等等,也多所下架。 话锋一转,龙应台喊话,“我会继续为你努力,真诚地努力,用每一字、每一句,用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故事,打开你心里一扇又一扇不幸紧闭的窗,让你领悟人心有向往,让你明白文明有力量,让你认识和平有意义,让你看见控制的路上其实血迹斑斑,希望你有一天终于知道:国家存在的唯一理由是给予人民幸福,政府存在的根本前提是保障个人的自由。”
苏联最后一任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长期重病医治无效,于当地时间8月30日在莫斯科去世,终年91岁。 已经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发布推文表示,他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去世感到悲伤,他一直钦佩戈尔巴乔夫的勇气和诚实。 约翰逊说:“我对戈尔巴乔夫去世的消息感到悲伤。我一直钦佩他为和平结束冷战表现出的勇气和诚实。” 约翰逊还表示:“他开放苏联社会的执着精神是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榜样” 。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也发布推文表示哀悼。 马克龙推特截图 他在推文中写道:“我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去世表示哀悼,他是一位和平人士,他的选择为俄罗斯人开辟了一条自由之路。他对欧洲和平的承诺改变了我们的共同历史。”
近日,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网站副主编萨莫鲁科夫撰文评论祖博克的新著:《崩溃:苏联解体》(Collapse: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萨莫鲁科夫认为,该书客观地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后果以及戈尔巴乔夫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现将书评编译如下,供参考。文章观点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苏联解体30多年后,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这一进程的看法——仍然令人惊讶的模糊。在俄罗斯,对这一事件的解释仍然局限于略有不同的两个传说。一个是关于善良的戈尔巴乔夫如何给予人民自由和让国家崩溃(因为它注定要崩溃)的白色传说。另一人是讲戈尔巴乔夫有多么邪恶的黑色传说,他不知是出于愚蠢还是贪婪,变成了美国人手中的傀儡,最后他们通过这个傀儡摧毁了苏联,目的是为了赢得冷战。 苏联的解体并不是一段久远的故事,许多人更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但却没有弄清楚真实的情况。也许是这种“不久远”和情绪化阻碍了人们将其视为历史。对改革、民主化、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态度正在转变为某种政治信仰的要素,甚至是评价道德的标尺,这与客观的历史分析是不相容的。 《崩溃》一书的作者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Владислав Зубок)在导言中说,20世纪80-90年代,他已经长大,开始密切关注正在发生的事情,但他对这一时期的研究直到2021年底才发表。直到现在,围绕这件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情绪才开始退居次要地位,使我们可以更客观地看待当时所作决定的原因和后果,并评估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石油与宿命 《崩溃》一书不是一本辩论性的著作,相反,作者试图尽可能从无党派角度,仅基于事实和常识,来描述和分析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但关于苏联最后几年的争论在任何俄罗斯读者的脑海中都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最公正的描述仍然被认为是对流行神话的破译——既有辩护性的神话,也有妖魔化的神话。 苏联解体不是在激烈冲突中发生的,而是清晰的历史事件的一个副产品。X的情况导致了Y的决定,Y产生了Z的后果,在这些逻辑方程中,既没有世界性的阴谋,也看不到高尚的动机。 这本书有400多页,在这里复述这本书是没有意义的,哪怕是对最重要的内容。读者应该完整地通读一遍这本书,至少为了理解今天许多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但我可以尝试简单地列举一些被本书打破的关于苏联解体的神话。 这些神话大部分都与戈尔巴乔夫有关,戈尔巴乔夫的决定对事件的发展影响最大。事实上,描述清楚这种影响的大小已经是一个挑战,这本书就是要迎接这个挑战,它顶着这样一个主流观念逆流而上:即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接手了这个注定要灭亡的国家。世界石油价格停滞和崩溃是他得到的政治遗产,这一破坏性遗产并没有给他留下回旋余地。国家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他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至少保证了没有出现大的流血事件。 祖博克旁征博引,画出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是一个许多问题被忽视的国家,但戈氏的无能使这些问题急剧恶化。不仅如此,在戈尔巴乔夫统治初期,联盟的关系问题根本没有出现,只是在他统治结束时才浮出水面,主要是改革和苏联领导人的不作为交织在一起(电视剧),才导致这一局面的出现。 戈尔巴乔夫似乎不是从人人羡慕的阳关大道进入克里姆林宫的,而是从国家官僚机构的底层诚实地一步步爬上来的。但矛盾的是,他居然一点也不明白苏联的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从他领导国家的第一步就可以看出来。比如戈尔巴乔夫建立了一个“国家验收委员会”,这个由专家和工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监督国有企业的产品,以提高其质量。这种产品控制制度虽然其来有自,但产品控制标准忽左忽右,结果导致商品供应不足的情况加剧,最后不得不中止该委员会的运行。 改革第一步的失败,让谨慎的戈尔巴乔夫感到困惑,他没有分析错误,而是选择提高赌注,这样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国家验收问题可以收场,随后的经济改革却难以逆转。 苏联的金融体系已经如此低效,戈尔巴乔夫却又使其变得无法管理。他允许建立商业银行和合作社,取消了非现金补贴和现金之间的明确划分,但却不敢提高勃列日涅夫时期就确定的固定价格,即使是在企业之间的批发贸易中。所有这些都很快导致合作社在国内外市场上以低价出售从国有企业购买的东西,货币发行量的扩大则导致商品短缺问题更行严重,甚至超过了停滞时期最糟糕的年份。 苏联的统计数字不可信,但祖博克在其中找到了能够反映戈尔巴乔夫“改革成果”的指标。1986年,苏联印钞39亿卢布,1987年59亿卢布,1988年改革开始时印钞量已达183亿卢布,1991年更是达到934亿卢布。而在此期间官方确定的产品价格没有上涨。 上述情况加上企业自治法和其他破坏国家对经济控制的措施,引发出一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石油价格的下跌是致命的吗?当然,这加重了困难,但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将自治企业的石油收入纳入中央预算的情况下,石油高价又有什么好处呢? 暴力的替代 这本书同样沉重地打击了戈尔巴乔夫作为统治者的形象,他将民主原则置于政权之上,从未完全掌握权力。戈尔巴乔夫真诚的理想主义和他个人的正派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与权力和民主的关系却非常复杂。 可以看到,1988年秋天的政治改革,苏联朝着更自由的选举迈出了大胆的一步,但也可以看到斯大林以来最大的一次政党清洗,在这一年里,超过80万人失去了职位,许多部门被解散。这一决定是在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失败已经显而易见的时候作出的,心怀不满党员和党的机构考虑更换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对对手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打击,事实证明,保持自己的权力更重要。在一场严重的危机中,这位苏联领导人实际上扭转了现有的管理体制,他将权力交给大量随机产生的集体领导机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改革理想,同时也为了捍卫自己的职位。 随后而来的是“自由的施予者”的形象,但戈尔巴乔夫本人并不希望承担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风险。他避免作出最不受欢迎的决定,比如提高商品价格,也不敢参加任何自由选举。从1990年到1991年,他这种(对自由选举的)拒绝,在苏联社会看来,是对中央权力合法性的致命打击。当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和总统已经在统治各加盟共和国时,戈尔巴乔夫却端坐在克里姆林宫俯视众生——他是由前一届最高苏维埃推举产生的。 这种不愿按自己的规则行事的做法,使我们陷入了关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所扮演角色的另一个神话,即当时唯一的选择是像南斯拉夫那样大规模使用暴力的神话。如果在看完《崩溃》之后,我们退一步想,假如使用暴力作为保持苏联存在唯一办法的话,事态将会如何发展?这时这种二分法的错误就会变得显而易见。 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拒绝对分离主义者使用武力,将苏联从南斯拉夫式的命运中拯救了出来。也可能正是他一度让苏联危险地接近重演南斯拉夫的悲剧,因为当时他将许多权力和民主合法性转移到了加盟共和国,而将最不受欢迎的权力留给了中央,比如经济改革。此外,由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存在的最后两年犹豫不决,联盟中央甚至无法行使仅剩的一点权力。 在1988年,即使在波罗的海国家,也只是要求扩大自治权,在苏联解体前的几个月里,大多数共和国都没有大规模的独立运动。脱离联盟的普遍愿望与其说是由于民族主义,不如说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未能阻止迅速加深的经济危机,哪怕他当时做一点什么也好。 当时的苏联越来越像一个混乱发生器,人们只希望远离它,至少可以在自己的角落里恢复秩序。民族主义口号只是这一愿望的一种最方便载体。而当戈尔巴乔夫决定在民族自治区域(即苏联各共和国)举行自由选举时,他便亲自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领导人改造成了民族主义者。 没有幻想的美国 在这场完美的苏联风暴中,美国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但它并不真正了解该如何使用这种影响力。为了获得美国的好感,苏联的主要政客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当时美国的软实力在苏联的影响力已经超出预期,但布什很谨慎,害怕采取激烈的步骤,固执地不相信自己的运气。 祖博克讲述了华盛顿为如何应对苏联日益激进的变化而展开的讨论。从这些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它的变化规模就超过了美国人最疯狂的梦想。华盛顿并没有以某种方式指导或推动这一进程,而是相反,它在花时间控制新事态所带来的风险。有时,布什似乎是最担心苏联解体后果的人。 在1991年8月政变之前,美国领导层认为苏联的解体过于危险和不可预测。而且,自相矛盾的是,它为维护其冷战对手的领土完整作了很多努力。1991年夏天,布什亲自会见各共和国领导人,说服他们签署新的联盟条约。这远非象征性的姿态——要知道在当时,美国总统的话在苏联精英眼中的分量,比苏联总统要大得多。 这种支持背后有一个明确的逻辑。布什、科尔和其他西方领导人都对戈尔巴乔夫继续和平撤退的同时尽可能长时间地掌权感兴趣,担心过于剧烈的变化可能会引发保守派的报复。只是在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之后,人们意识到这场复仇将是一场更可悲的惨剧时,美国人才开始认真讨论,维持一个弱小的苏联或者解体对西方更有利。 描写1991年9月初的一章是这本书中最有趣的一章。美国国务卿贝克主张保留苏联,因为他担心联盟的迅速解体将导致南斯拉夫式的战争。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担心核武器的命运,也担心俄罗斯——苏联最大的民族,如果美国推动他们的国家解体,俄罗斯人将长期憎恨美国。 国防部长切尼认为,俄罗斯的民主化是一个可逆的过程,在短短几年内,这个国家可能会再次变为独裁,并改变对美国的热情态度,但苏联的解体已经无法逆转。因此,美国最好作好面对各种转变的准备。 这段对话的部分内容至今仍然是保密的,但我们记得,贝克和斯考克罗夫特随后都退休了,老布什在1992年秋天的总统选举中失利了。切尼在2000年成为小布什政府的副总统。 在这里,美国人可以被指责为忘恩负义——戈尔巴乔夫把一切都让给了他们,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但当时苏联的状况并没有给美国留下太多的援助机会,即使他们有援助的愿望。解体后的苏联一片混乱,到底应该把钱给谁?谁来分配这些钱,按照什么原则分配?谁应该控制开支,怎样保证美国的援助不会打水漂?…
在被查1年多之后,宋亮被判无期。 8月30日,甘肃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党组副书记、副省长宋亮因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 落马前两天曾露面 宋亮,出生于1963 年12月,河北辛集人。1985年7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经济师。 公开资料显示,宋亮曾在内蒙古、甘肃任职,2021年2月1日,宋亮在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上被查,成为2021年第二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也是甘肃“新年首虎”。 宋亮被查也十分突然。 去年,1月30日上午,甘肃省省长曾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对省政府党组和班子成员的意见建议。当时,宋亮出席。 没想到两天后,其就被宣布落马。 将手中金融监管职权作为谋取私利工具 2021年8月,宋亮被双开。 通报指出,其利用职权搞利益交换,捞取政治资本,对抗组织审查;将手中掌握的金融监管职权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攫取非法利益;利用职务便利在审批成立小额贷款公司、获得融资贷款等方面为他人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政知君注意到,宋亮曾在金融系统工作多年。 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工作期间,宋亮大力推动城市商业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 据《人民法治》报道,宋亮鼓励城商行设立村镇银行,包商银行、内蒙古银行、鄂尔多斯银行、乌海银行等城商行在其推动下快速发展。 2019年5月24日,包商银行因出现严重信用风险,被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接管,在金融圈掀起风暴。 2019年11月以来,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联合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历时一年,查明原内蒙古银监局党委书记、局长薛纪宁等6名干部以权谋私、长期包庇纵容包商银行野蛮扩张、违法经营等问题。 宋亮在任自治区金融办主任时,与薛纪宁等人有多年的工作交集。 2021年1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十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宋亮成为反面典型之一。 通报显示,2013年春节前至2019年2月,宋亮先后收受私营企业主等人礼金共计57.15万余元。2017年8月至2019年6月,先后5次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2017年至2019年春节、端午节等节日期间,宋亮及其家人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的安排,先后6次到海南三亚、云南大理、重庆等地旅游,住宿、餐饮等费用均由管理服务对象支付。 敛财时间节点 一个细节值得关注。 今年2月24日,宋亮在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 当时检方指控称: 2003年至2020年,宋亮在多个岗位上为他人在成立小额贷款公司、获得贷款、成立村镇银行等方面提供帮助。而宋亮敛财的时间是2000年至2020年。 与受审时相比,此次法院审理查明,宋亮早在2000年就已经开始为他人提供帮助了。 法院审理查明: 2000年至2020年,被告人宋亮先后利用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金融证券办公室副主任、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中共赤峰市委副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中共乌海市委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通辽市委书记,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成立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以及获取贷款、职务调整、企业经营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现金、股权、房产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专题)7968万余元,其中,价值212万余元的股权尚未实际取得。 “价值212万余元的股权尚未实际取得”,是官方首次披露。 另外,法院还提到,“宋亮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其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职务调整,帮助他人获取贷款造成重大公共财产损失,依法应当从严处罚。” 法槌落马,宋亮被判无期。 据媒体报道,宋亮在甘肃担任常务副省长期间,曾发感慨称,“自己的愿望,是退休后能去大学教授经济”。 如今,这个愿望,是实现不了了。
1982年3月23日,北京朝内大街203号。 在一处10平方米的小公寓里,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在向一位病床上的老人宣读一份决定: “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并不存在汉奸问题……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关露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当沉冤终于昭雪,老人浑浊的双眼里噙满了泪水。 在历史的错勘之下,她曾是公认的“汉奸”,以43年的“戴罪”之身等待一个公正的判决。 当平反这一天到来时,关露已76岁。 这一天,她等了太久,直至垂垂老矣,身心俱残。 7个月后,关露在完成了回忆录以及她的老上级潘汉年的纪念文章之后,服下了大剂量安眠药…… 作家萧红临死前,留下绝笔: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而当关露永远地阖上双眼之时,曾萦绕于她内心的,是否也是这一份“不甘,不甘”? 2007年,《人民文学》给予了麦家的小说《风声(电视剧)》这样的授奖词: “《风声》具有强劲的叙事力量;它探索人的高度;它塑造超凡脱俗的英雄;它以对人类意志的热烈肯定和丰沛的想象,为当代小说开辟了独特的精神向度。” 两年后,小说被拍成了电影,周迅饰演的顾晓梦更是成就了一个红色经典形象。 ● 周迅饰演的顾晓梦,图片选自电影《风声》 影片的最后,顾晓梦以一段独白道出了万千“地下工作者”拳拳的报国之心:“我身在炼狱留下这份记录,是希望家人和玉姐原谅我此刻的决定,但我坚信你们终会明白我的心情,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后来,麦家在央视栏目《重访》中披露,顾晓梦的原型就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左联女诗人,后又成功打入敌人特务机关的“红色间谍”——关露。 顾晓梦曾在那条墨绿色旗袍的边线上留下摩斯密码,却成为关露宿命的谶语:“我不怕死,怕的是爱我者不知我为何而死。” 如果没有成为一名“间谍”,关露大概是上海滩可以和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 ● 关露 但在命运的转弯处,她被带到了一条崎岖险峻之途,令其蹈死不顾的,是她毕生追求的信仰。 1907年,关露出生在山西右玉县一个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父亲饱读诗书,为她取名胡寿楣。 9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以纤弱的肩膀,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当时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母亲却为两个女儿在清静的小院里开辟出了读书一隅,并陪她们熟读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为两个孩子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不仅如此,母亲还教育女儿立身处世之道:女性一定要实现经济和思想上的独立,才能在时代的风浪中撑住自己的命运之船。 但因积劳成疾,母亲于1923年抱恨离世。 那一年,关露16岁,妹妹14岁。 母亲去世后,关露带着妹妹寄居在二姨家。而二姨认为女孩子的最终归宿就是嫁人结婚,相夫教子。 不久,二姨便给关露介绍了一名银行经理。 但关露无法接受这样的安排。于是某天清晨,她带着妹妹,逃离了二姨家。 离开二姨家后,关露和妹妹辗转来到了上海,暂居于老乡阎佩芳家,并重拾学业。 1928年,关露考入了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文学系(现南京大学文学院)。 ● 国立中央大学 读书期间,她正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对于关露而言,那是一种来自思想和灵魂上的荡涤与洗礼。 于是,她以笔代戈,既以锋利之言针砭时弊,又以切切之语为底层人民呐喊。 关露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她的故乡》发表后,又相继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反响颇大,遂有人将她和张爱玲、潘柳黛、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涠洲岛的晚霞。本文图片均为讲述者提供 摘要:民宿老板刘悦在涠洲岛生活了7年,她喜欢这座位于广西北海市北部湾海域的小岛。过去的三年,民宿业遭受冲击,和刘悦一块做民宿的老板已经走了3/4,但这个27岁的重庆姑娘还想再坚持一下。 过去的一周,涠洲岛上的民宿老板刘悦发现,周边的同行又倒闭三家。以往有人离开,大家会聚在一起(电视剧),就着海鲜和啤酒,做最后的告别,再狠狠吐槽一下岛上生意难做。但最近一个多月,散伙饭却是很久没吃过了。理由很简单:“因为大家都没钱了,吃不起。” 小岛离北海市大概50公里,完全靠海吃饭,对岛上的商家和民宿老板们来说,风景最美的暑期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能不能赚回一整年的房租就看这两个月。 今年人们很不走运。7月12日,北海发现一例新增病例,两天后,7月14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达到了161例,同日,北海市涠洲岛旅游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知,暂停接待游客上岛。 刘悦很平静。类似的事情她经历过多回了。就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前,北海也出现了一例确诊病例,不过很快得到了控制。宣布封岛时,刘悦的民宿里还有三四十个客人,几乎住满。她将客人们一个个送上离岛的游轮,盘算着封岛可能持续一周,最多两星期。即便7月没了,还有整个8月。 涠洲岛上一直没出现病例,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岛民、商家、民宿老板总共做了9轮核酸筛查,岛上的新增病例始终为0。但北海市区的新增病例持续增加,日子一天天数下去,岛上游(电视剧)客数量是0,所有商家的当月流水同样为0。 刘悦也从一开始的平静,到焦虑,再逐渐麻木。岛上的物资运送全靠船舶,封岛后,刘悦说,岛外的物资船只来过两次。岛上许多人家都种地,养家禽,基本能做到自给自足。只是肉越来越贵,从疫情前的12元一斤涨到25元,再到35元。没有收入,刘悦也不舍得花钱买肉,“每天吃地里的红薯叶和空心菜,吃得有点发绿。” 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难以忍受的问题。只在封岛近一个月时,岛上的酒店、民宿从业人员接到通知,需要自费进行核酸检测,一周两次。刘悦不理解,岛上一个游客都没有,哪来风险呢,她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质问,文章被转发了上千次。第二天,他们又接到通知,暂停营业的酒店民宿从业人员无需自费进行核酸检测。 刘悦重新平静下来,每天出门去海边看赤红的落日,继续熬,等待解封。 涠洲岛的大海。 刘悦27岁,重庆人,已经在涠洲岛上生活了7年。大学刚毕业时,她和几个朋友结伴到涠洲岛旅游,爱上了这座闲适又没有压力的小岛,很快第二次来到小岛,在民宿做起了义工。 过去,刘悦信奉的人生准则是,必须赚到足够多的钱,才能过上简单、安逸又自由的生活。她在大学时就开始做微商,群里拉了几百号人,每天抱着三四台手机刷屏发信息,“压力很大。” 做义工的半年,刘悦发现,岛上的民宿老板、过往的背包客们都没有多少钱,大家忧虑或思考的也从来不是钱。比起挣钱,大家更愿意计划开船出海去潜水、钓鱼,到岛民家里帮忙挖地种菜,在悬崖边迎着落日一头扎进深海里。“那个时候的涠洲岛还是比较淳朴的,没有现在这么商业化,都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玩,压力也比较小。”刘悦最终决定留下,开一间属于自己的民宿。 她喜欢这座小岛,每天的生活是喂猫,遛狗,在阳台上种满多肉,带着客人去赶海,摸到海胆、猪仔螺、塔螺或面包蟹,再带回民宿加工吃进肚子里。夏天可以吃比手掌还大的芒果,和小臂一样长的皮皮虾。冬天可以去看鲸鱼浮出水面,海鸥在它头顶成群飞舞。岛上还有让她心醉的蓝色大海,每天从粉红缓慢过渡到赤红的晚霞,和各种各样不同形态的云。 因为一些旅游开发遗留问题,涠洲岛限电,有时游客刚住进来,电闸啪一声断了。岛上每家每户基本自备柴油发电机。7、8月的旺季,加上高温,岛上经常停电,刘悦就得忍着蚊虫叮咬,守在发电机旁。她自我调侃,“我们民宿人习惯了苦中作乐,想想能赚钱,苦就苦点。” 刘悦曾经差点离开小岛,那是2019年,她的父母希望她能回家,“一个女孩子晒得黑黢黢的,怕我以后嫁不出去。”她将自己的民宿转让出去,做好了告别的准备。但最终,刘悦说,自己还是舍不得,“黑就黑吧,但我喜欢啊。”那年4月,她投入自己的所有积蓄,又贷了一笔钱,投入130万重新装修了一家拥有两栋楼,19个房间的民宿。当时她还很激动,在社交平台发言说:“在我的坚持下,还是留在了小岛。” 按照正常行情,刘悦预计,干个两年可以慢慢回本。但仅仅过了半年,疫情来了。 “2020年还比较正常。”刘悦说,1月涠洲岛也暂停了接送游客上岛,但随着第一波疫情结束,游客渐渐回归,客流量和往年相比基本持平。“那个时候大家好像还没有这么恐慌,不去武汉这几个城市就没事。” 起初,所有人都觉得疫情过去后,旅游生意会迎来爆发期。她认识的好几个朋友都认为要抓住时间窗口,用尽量低的价钱盘下空置的民宿,“大家都想抄个底,谁知道被抄了个家。”其中一位朋友在2020年刷信用卡,重新装修了自己的民宿,“结果就是一直亏损。”7月涠洲岛禁止出入后,这位朋友送客人离开时,也申请了离岛手续。 “他现在在广州,自己做一些吃的,然后拿出去摆摊养店。”电话里刘悦叹了口气,“没有办法,装修成本在这里,放弃不甘心,就只能咬牙忍耐。” 因为亏损撑不下去,又或选择及时止损,转让民宿离开小岛的老板越来越多。刘悦说,和她同一拨来的老板,现在应该已经走了四分之三,“去年很多老板就直接走了,装修还是新的,也不用转让费,房租还一直在降,你就给房东交个房租,也花不了多少钱。” “去年暑假也是就干了10来天,然后成都出来疫情了。”刘悦解释,北海的游客大多来自周边的云贵川三省,由于害怕经过中高风险地区,有集中隔离的风险,一有零星病例出现,游客退房的电话便会成批打来,接电话能接到人耳鸣。 今年更是难熬。年初春节,原本是个小旺季,然而广西百色开始爆发疫情,“加上涠洲岛当时天气也不好,大家都不敢来。”到了4月的清明假期,还正好赶上广西壮族的传统节日三月三,刘悦想着可以多订出去几间房,结果从2020年开始一直没爆发过疫情的北海,第一次出现了确诊病例。 五一假期前,北海又发现了一例确诊病例。虽然疫情没有大规模爆发,也没有封岛,但影响依旧不小。刘悦接到了一批来自广州的游客订单,他们包下了整栋楼。那时,广州刚刚控制住4月初爆发的疫情,赶在五一假期前“摘星”。但当时要求,“只要广东过来的就先居家隔离7天。”她的客人们只能无奈取消订单。 “好像不管哪里发生疫情,最后都会影响我们。”回顾这几年经历,刘悦总结性地说。 带着游客赶海摸螺 现在,一年中最重要的暑假也要过去了。刘悦说,过去两年好歹能挣回房租,亏得不算多,“今年是彻底赔了。”民宿靠近海边,因为海风腐蚀,外墙斑驳得厉害,还得花钱重新装修,想到这她就觉得头疼。 为了增加收入,她朋友圈里的民宿、酒店老板们几乎都卖起了当地的土特产,云南的老板卖松茸,西藏的老板卖牦牛肉干,一刷过去,朋友圈成了动态橱窗,全是商品介绍。 刘悦也在2020年夏天开始卖皮皮虾一类的北海海鲜,当时“下单的人特别多”,她只顾得上给岛上的游客供应海鲜,外地订单来不及处理,也没有时间研究怎么和快递公司合作。但到了今年,这块生意也下降了一半,她觉得,“(可能是)大家都穷了。” 刘悦也考虑过,离开小岛,去找份工作,“总比现在一毛钱都赚不上要好。”可是大学一毕业,她就来了这里,干过的工作只有开民宿,“让我去修个门,拧拧螺丝还可以,其他的好像也不会做。”她认识的好几位旅行社老板已经改行卖猪肉了,刘悦强调,“是真的卖猪肉,不是开玩笑。” 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和社会脱节了。刚毕业时,她没想过会陷入如今的窘境。她喜欢开民宿,喜欢和一拨又一拨的客人彻夜聊天,带他们去赶海,去看岛上不为人知的美景,“我当时以为开民宿是能干一辈子的,就算我离开了小岛,我可以回重庆开,去其他地方也照样开。” “封”岛的45天里,她每天的活动只剩吃饭睡觉。过去看不够的大海和落日,最近也让她看得有些腻烦。 但不管怎么说,在夏天的尾声里,刘悦和岛上的其他民宿老板们还是暂时熬出了头。在北海市于8月16日陆续解封后,8月28日,北海至涠洲岛的游船航班恢复。 “重新爱上小岛的方式太多了。”刘悦的情绪高涨起来,“今天不想看海,等哪一天再去潜水摸个鱼,又会觉得这里真好。一个人看烦了,等带上客人或者朋友一起去看,心境又会不一样。” 人们总能找到方法坚持下去,刘悦说,夏天虽然过去了,“还是得挣扎一下,还有国庆呢。” (应讲述者要求,刘悦为化名)
蒋逸雯和詹敏。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蒋逸雯精心布置的房间。 蒋逸雯和母亲签订的《成年过渡时期权利法案》。 蒋逸雯(右一)和外婆(中)、表姐(左一)在一起(电视剧)。 今年8月,蒋逸雯给男友小胖过生日。 2000年出生的蒋逸雯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奇怪”的小孩,她很难把自己塞进寻常的轨道。 小学三年级,她从四川转学到广东,课上老师讲粤语,她听不懂,会直接举手说“能不能说普通话?”初二暑假,她给班主任打电话,大段陈述自己不想补课的理由,把老师说得“脑子嗡嗡”,成了班里唯一没补课的人。高中,她在班里稳居前3名,但总在考试时哭。 “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的标语、随处可见的排行榜、不断播放的铃声,都让她难受。她说话慢条斯理,动作也慢,但学校里干什么都要赶时间。宿舍8个人共用一个浴室,每晚共有40分钟洗澡时间,别人用5分钟可以洗完,蒋逸雯要用近10分钟,室友为此告到了班主任那儿。 在那所“当地最好的”高中——资阳中学,自习课上摄像头转动,一旦小动作被捕捉到,全班都要多上一节课,原本单周只有一天的假期又少45分钟。因此,高中同桌李玥阳很难扭头去关注蒋逸雯在干什么。除了哭,蒋逸雯总在写日记,休学后回去那段日子直接写“很想死”。初中同学李美琪每周都会接到她从学校电话亭打来的电话,一说就是半小时,话题越来越集中——她俩都不想上学了。 2017年6月15日,在经历了休学、转文科后,蒋逸雯还是无法适应。那天晚自习下课,她在课桌上给老师留下一封信,混在走读生的队伍里,心情平静地离开了学校。 “人是不一样的,不是吗?让他们卷入同样的模式,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他们,是不公平的。”“我不奢望老师能够理解我”“仅仅是接受它的存在就好了”。 母与女 詹敏在出差途中接到了女儿来电,女儿说,在给学校的信里留了詹敏的电话。詹敏说:“你既然为自己作了这么大决定,就不该留我的电话。”蒋逸雯解释:“老师会觉得家长的话比较有分量。”詹敏说:“那你就应该告诉他们,你家长的话没有分量。” 这就是詹敏和蒋逸雯相处的方式。她们常签书面协议,规定双方权利义务,例如零花钱要怎么花。詹敏对孩子发了脾气会道歉,从不逼她学不喜欢的东西,买来书,也只是“鼓励”她读。蒋逸雯从小就养成了维护自己权益的习惯。课上举手询问老师是否能说普通话,詹敏觉得很自然,因为她一直是这么教的。 詹敏是个特立独行的妈妈,她生于1975年,中专毕业后进了国营化工厂做机床维修,工厂倒闭后进光盘厂打工,自己花钱去学摄影、英语、计算机。2003年她就买了台式电脑,那时候论坛很火,2004年她在中国光盘论坛发帖,发起一个“为乡村失学儿童捐款”的倡议,得到几十人响应。詹敏就此开始了公益生涯。她联系起这些人,拿到捐款,联系助学机构,资助乡村孩子读书。再后来,詹敏和另一位创始人一起发起了“麦田计划”,又发展成麦田教育基金会。刚做公益时詹敏收入比在工厂里低,而且那时把公益作为职业的人“少之又少”。几乎同一时期,她和蒋逸雯的爸爸离了婚。 在蒋逸雯记忆里,五年级后,妈妈就不再做饭。她初中时,一个月里有20天詹敏都在外地出差,周末蒋逸雯不想回家,拿着200元零花钱在城市里游荡,去电影院、咖啡馆、茶餐厅泡着。为了有人陪伴,她总是花钱请同学吃这个、玩那个,有时甚至会找自己不喜欢的人玩。 李美琪蹭了她不少饭。她每次和蒋逸雯一起回家,都觉得那“不像个家”,很冷清,东西乱糟糟摆放着,厨房里也没有开火必备的锅碗瓢盆。她印象最深刻的一天是,她们两个小孩打算在蒋逸雯家做蛋花汤,拿出一个鸡蛋,最后做得很难吃。“很惨那种感觉,像两个乞丐”。 蒋逸雯形成了缺乏安全感的性格。“缺爱这个话题,从我们认识就在聊。”李美琪说。 但是,蒋逸雯“站在妈妈的肩膀上”,获得了超越同龄人的见识。詹敏身处公益圈,身边有很多“不走寻常路的人”,40岁还保持着单身的女性、大学退学的公益人。蒋逸雯和詹敏不够亲近,却喜欢詹敏身边有思想的朋友,很小的时候就和他们讨论哲学问题。这些成年人很尊重蒋逸雯,一直用平等的姿态和她对话。 詹敏工作能力快速提高,成为别人眼里的“女强人”,“麦田”发展成一个在90多个城市有志愿者团队的公益组织。做公益的人收入不会太高,她们至今没有房子,但蒋逸雯在高中前已出过国,参加过徒步旅行、公益筹款,认识国内外的大学生朋友,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初中时她对李美琪说要学泰语,李美琪觉得新奇,“从来没听说过”谁要学泰语。蒋逸雯记得小学四年级时第一次跟着詹敏来到安徽农村,这里新成立了一所麦田小学。她记得,志愿者从大巴车上下来,“所有人都认识我妈,所有人也都知道我”。 有同龄人羡慕她有这样开明的母亲。但李美琪的妈妈不想让女儿和她玩。有次她们出去,这位母亲在背后偷偷跟踪,李美琪发现后,和她大吵一架。 “有大路不走,偏走小路” 听说蒋逸雯从学校逃走,她高一时的班主任“生气极了”。这位老师很年轻,蒋逸雯是他带的第一届高中生。蒋逸雯高一在理科班排100多名,按照资阳中学往年的升学情况,如果保持住这个排名,她能被一所“985”高校录取。他曾评价蒋逸雯“太淘气了!有大路不走,偏走小路。” 但蒋逸雯那封措辞工整、言辞恳切的信在传递,这不是一个青春期少女的短暂出逃,她做好了承担代价的准备。除了母亲手机号,她留下家里的电话号,并附文“明天我会尽量全天候在家等电话”。 詹敏的工作是资助贫困少年儿童完成基础教育,自己的女儿却没读完高中。有同事言语间表达不理解,“不上学怎么行呢,还是要上学啊”。但詹敏最终接受女儿退学的理由是,女儿学习能力很强,只是不喜欢传统学校。她提醒过蒋逸雯,家里没有条件让她出国,“这会是一条比别人的路更难走的路,我没有任何资源能给你。” 真实的世界向这个17岁的女孩徐徐展开。 休学后她先去上海待了一阵子,在麦田教育基金会的办公室住。起初她对金钱没有概念,办公室其他工作人员做饭,她也跟着吃,没掏过钱。直到有一天一个叔叔跟她谈话,说她在这里住着,吃也不用掏钱,住也不用掏钱,家务也不主动做。蒋逸雯才意识到,这些小事都有成本。 正式退学后,她想去“环境好、有文化底蕴”的小地方定居,最后“很随机”定在了香格里拉,“觉得这里够偏僻了”。她把行李寄过来,找了客栈、酒吧做义工,可以管食宿。 一来到香格里拉,她就感觉舒服多了。“这里的人、生活方式、空气,都让我觉得,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地方、这样的生活啊。”前现代和后现代的元素在这里交织。天空的蓝、草原和树林的绿、木头和土地的黄,是香格里拉的三原色,建筑低矮、视野开阔。当地少数民族居民和外来定居者组成了一个多元社会,少数民族语言和英语都能派上用场。这里的人身份观念不强,宽容、松散。她在这里可以闲逛、去社区图书馆自学、去和僧人学藏语。而她为这个她眼中的“理想社会”承受的代价是,来这第一天就遭遇了骚扰,在手机屏幕这端看着对方说“要去开房”之类的话,吓得腿抖。后来她平静地说,这类事情“太多了”,“那也是我来到香格里拉首先打开视野的一面”。 2019年前,蒋逸雯把重心放在学习上,没有太多目的性,她远程找学习伙伴,学法语、日语、中国文化,去非洲参加公益项目——在当地社区给居民修厕所,教他们卫生健康知识、制定管理洗手间的方案。更多时候则纯粹是玩,时间长了,她感觉自己像一个“没钱人家的富二代”,做的事情都不为生存,“就剩开心了”。 她错过了高中毕业会考,没拿到高中毕业证,坦然接受了这一点,“我既然拒绝了高中的折磨,就不该索取高中学历的保护。”2019年5月,她和妈妈签订了一份《成年过渡时期权利法案》,“2020年12月31日失效”。其间,詹敏每月支付她1800元生活费、800元的创业资金,拥有她10%的营业额所有权。这样的协议,从初中开始,她们签了五六份,以前蒋逸雯觉得自己是“甲方”,这次她很自觉地把自己写成了“乙方”。 在詹敏看来,蒋逸雯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存。蒋逸雯听说一个朋友职高毕业进了工厂,没什么爱好、不怎么花钱,已经要买房了,觉得“震撼”。她的性格中,“3分钟”热度是常态。16岁休学那年,她在广州逛街时看到一块厚实的军绿色布料。她把那块布买回来,没有缝纫机,自己画图,一针一针地缝,用了一个月,做成了一件紧身“朋克风”夹克。詹敏看了那个过程,看到女儿一次次犯错,又打上补丁,很是感动。蒋逸雯爱上了服装设计,它创造性强,灵感会在很多时候到来:看到一幅画、一处风景。做衣服过程中,蒋逸雯心会很静,问题一个个出现,再一个个解决。这和她在学校的学习状态完全不同。 2019年,她“开始把重心放在赚钱这件事上”。她去成都待了半年,一边学服装设计,一边在一家青年旅社做前台。她是个尽职尽责的前台,存下人生中第一笔万元存款。 2021年1月,蒋逸雯有了一间实体服装工作室,年租金8000元。玻璃的墙面和天花板下,蒋逸雯在3米长的工作台前画图、制版、设计出20多件衣服,也根据客户要求定制,接100多件的批量订单。蓝天和红色土房在玻璃墙外形成一道风景。她习惯起床后慢悠悠吃早饭、看新闻,12点来到这,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剪裁的时候站着,缝纫的时候坐着,站着的时候很多,有时她抬头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像个裁缝”,她很喜欢这个样子。 蒋逸雯内心始终有很强的“边缘”感,这投射在她的设计风格上。她喜欢带有边疆文化、西域风格的设计,给自己的品牌取名“关外”,“有一种漂泊感、不安定感,有异乡人的感觉”,她一直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 叛逆和和解 以前读高中时,蒋逸雯总在课上读课外书,像避难一样逃进张爱玲、海子、泰戈尔的世界。张爱玲能让她看到“痛苦生活里的一点美”,海子和泰戈尔是她的两个极端,代表绝望和美好。 在她不知道的地方,还有很多不能适应应试教育的孩子逃向艺术。在衡水中学,一个经历了休学、复学纠缠的女生最终在大学选择了“艺术教育”专业,她说,她在艺术里才学会了认识自我、接纳自我。 退学、去香格里拉、做独立服装设计师,大家都觉得蒋逸雯是个叛逆的人,但李美琪看到的相反,“她很缺爱,需要一种稳定的东西。”很多人为了她的未来着急,詹敏有同事会觉得,在蒋逸雯身上“还没看到清晰的方向啊”。但李美琪,这位蒋逸雯近10年的老朋友说,“这几年虽然她没干什么实际的事,却是很有意义的一段时间。” 最近两年,蒋逸雯发现自己不再那么爱写作了。小时候她有强烈的成功渴望,总觉得自己长大了“会是个名人”,她觉得自己从小就早熟,“一切应该都会比别人来得更早一些”。但这两年,蒋逸雯接纳了自己是个普通人。…
8月30日,中国银行(SH601988,股价3.03元/股,市值8920亿元)发布公告,该行董事会收到陈春花女士的辞呈。因个人工作原因,陈春花女士辞去该行独立非执行董事、董事会企业文化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席及委员、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人事和薪酬委员会委员职务。 该辞任自2022年8月29日起生效。 据中国银行2021年年报显示,2021年陈春花从中国银行获得的税前报酬为50万元。 据悉,此前因华为(专题)“心声社区”的一则声明,知名企业顾问、管理学学者、网红教授陈春花陷入了学历事件的舆论风波。 陈春花博士学位受质疑 7月6日,华为“心声社区”发布的一则“声明”,将网红教授陈春花推到了舆论焦点上。声明称:“近期网络上有1万多篇夸大、演绎陈春花教授对华为的解读、评论,反复炒作,基本为不实信息,我们收到不少问询,所以正式声明:华为与陈春花教授无任何关系,华为不了解她,她也不可能了解华为。” 上述华为声明发出后,在舆论的关注下,陈春花在爱尔兰求学所获博士学位受到质疑。其所就读的“爱尔兰欧洲大学”,被曝出是个“学历工厂”。根据报道,“爱尔兰欧洲大学”非但不是中国教育部认证的爱尔兰大学之一,甚至连爱尔兰教育部也从未承认过这所学校。它既没有校舍,也没有真正的师资,所颁发的文凭更是一文不值。 随后,北大(专题)国发院官网上删除了陈春花“爱尔兰欧洲大学工商管理博士”这项教育背景,新加坡国立大学官网也已删除了陈春花的个人简历。 陈春花 视频截图 向华为表示歉意 自称也是受害者 8月3日,陈春花在信中提到,华为7月6日发出公开声明,引发讨论、评价甚至热搜,自己虽然已经在事发当日做简要回应,但仍受到后续舆论带来的极大困扰。 陈春花解释称,2016年底和姚老师一起去拜访任正非先生,一个上午的时间收获甚多,回来后把所获记录下来,整理成《与任正非:围炉日话》一文经在场华为友人确认后,于2017年1月17日在公众号“春暖花开”公号推送,“但是我绝对没有想到,这篇文章被扭曲、篡改。” 陈春花表示,“时至今日,我对这些由盗版机构引发的不实宣传炒作,给华为带来的困扰表示遗憾和歉意。就此事件而言,我们都是受害者…盗版机构的目的可能是为销售盗版图书和盗版课程,或者是为了吸引流量,为达目的不在乎运用多么低俗和耸人听闻的写法,不会在意编造的内容是否伤害一个人的名誉和一家好企业。” 陈春花在公开信中梳理了事件发生的时间线,在过去一年时间里,她已委托相关人员持续投诉,已经下架千余条不实信息。2021年,陈春花发现一些盗版书商为销售盗版管理书籍,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发布大量虚假信息,为博眼球夸大编造事实。2021年6月初与华为、新希望集团做了相应沟通之后,她决定打假维权。2021年6月下旬,她与出版社联动,委托律师起诉相关平台上运营的盗版书商,并按照律师的要求先不公布,2021年9月23号法院立案,目前案件还在推进中。 北大:终止其聘用合同 8月3日下午,北京大学发布声明,“近期,我校对陈春花老师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8月3日,我校国家发展研究院收到了陈春花老师的辞职申请。学校按程序终止其聘用合同。” 3日中午,陈春花在其个人自媒体账号“春暖花开”发文《陈春花:一封公开信》,公开回应公众质疑。信中主要表达了以下几点内容: 1,2016年见了任正非一面,被盗版机构不实宣传炒作,给华为带来的困扰表示遗憾和歉意。“就此事件而言,我们都是受害者。” 2,博士学位未被认证。2016年入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是北大国发院主动邀请的,已如实告知博士学位未被认证的情况。 3,慎重考虑后决定:将一如既往坚持自己的定位。 在这封公开信中,陈春花称:我毕业于华南工学院无线电技术专业,随后留校讲授马哲课程八年(期间于北师大进修学习哲学与伦理学)。之后决定就读新加坡国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学习管理学专业知识并了解中西文化的不同。我认为还需要寻找到一个基于哲学或者价值观视角研究企业成长问题的导师,通过文献阅读,我找到了苏东水教授。 陈春花称,论文导师苏东水教授推荐自己就读爱尔兰欧洲大学DBA。2003年2月,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出台,执行时间为2003年9月,随后自己才知道所获得博士学位未被认证,自己的这段求学经历是在国家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和学历学位认证相关规定出台之前。“对于苏东水老师让我读他的博士,至今我仍然感激。” 对于有关北大聘用过程,她表示,“2000年5月,我已在华南理工获聘教授。在2003年学历学位认证相关规定出台后,在涉及到可能影响组织对我的聘用评价时,如2010年被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聘为客座教授,2016年入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我都如实告知博士学位未被认证的情况,以及自己求学的过程。”“在北大人事系统中,我的学位认证材料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学位。” 头顶光环的“网红教授” 资料显示,陈春花1964年出生,籍贯广东湛江,于1986年获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系工学学士学位,2000年获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管理研究生院工商管理硕士。 陈春花曾两度出任大型企业的CEO,也曾担任多家知名企业顾问以及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陈春花也是头顶光环的“网红教授”,两次获评《财富》“中国50位最具影响力商界领袖”,蝉联四届《财富》“中国最具影响力25位商界女性”。出版著作近30本,代表作有《共生》、《协同》、《领先之道》等,专注于中国企业成长研究,数字化时代组织管理创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