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俄国并入的原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发生接连爆炸，甚至出现了蕈状云。事后证实是乌克兰特种部队从事敌后破坏。 图 : 新京报（资料照） 俄乌战争延烧超过 6 个月，外媒指出，乌克兰利用了美国特种作战部队的战术，成功反击俄罗斯，使俄军持续陷入困境。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 今 ( 29 ) 日报道，乌克兰使用的“抵抗战”是跨洲国家乔治亚与俄罗斯开战后，于 2013 年制定的，并首度用在 2014 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它为小国有效对抗一个大国的入侵提供蓝图，为战争和全面防御提供了一种创新和非常规的方法，不仅指导了乌克兰的军队，而且还让该国的平民参与对俄罗斯军队的协同抵抗” 曾任欧洲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官的退役中将马克·施瓦茨（Mark Schwartz）表示，就乌克兰政府的全面防御而言，这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他们正在使用每一种资源，和一些非常规手段来扰乱俄罗斯联邦军队。 俄罗斯拥有强大火力，与乌克兰本身有的武器数量相当悬殊，至今却仍未完全攻下该国。施瓦茨直言，“抵抗战”是扭转第一世界强国局面的一种方式，尽管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命损失和牺牲，但乌克兰反抗的意志和决心让他们有所做为。 退休陆军上校凯文·D·斯金格指出，乌克兰最近袭击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阵地，就是利用这种战略。“由于你不能按照常规方式做到这一点，你会使用特种作战部队，而这些部队需要情报、资源、后勤才能进入这些地区” “抵抗战”鼓励展开广泛的信息宣传活动，控制有关于冲突的描述，避免让入侵者掌握舆论而占上风，还凝聚民众团结的力量。报道提到，乌克兰发布袭击俄罗斯坦克的影片，通常会搭配流行音乐或重金属音乐，使网友注意到并广泛流传，甚至登上外媒头条新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除了展开各种演讲外，也在前线附近访问，而让国际媒体关注。“持续的信息弹幕刺激海外支持的浪潮，并成功地增加西方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和弹药的力度。” 欧洲政策分析中心的研究员认为“抵抗战”的策略，是提高一个国家的抵御外部压力的能力。“复原力是社会在和平时期的力量，在战时变成了抵抗侵略者的力量” 报道指出，“抵抗战”目标是建立一支政府认可的部队，以恢复主权为目标，进行针对入侵者的活动，而非制造或支持叛乱。欧洲特种作战司令部发言人妮可·基尔施曼 ( Nicole Kirschmann ) 声称，至少有 15 个国家展开相关战略的培训。

中国教育部4月曾公布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大量置入习思想和谈话在前言之中，而在课程方案标准中，也强调跨学科主题学习。未料，近日中国微博出现一张2022版的历史“跨物理”考试题目，令中国网友困惑了。 中国教育部4月公布新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修订状况，其中，在物理教育课程标准内容部分，不仅与2011年版本相差甚远，在前言甚至只字未提及物理二字，洋洋洒洒列举习近平(专题)的谈话及思想，还删除了课程设计思路的部分。 而在新课程内容标准内，也强调跨学科主题学习，要求在教学中精选和设计课程内容，设置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根据光明日报报导，北京市中关村三小原校长刘可钦说，学校要特别注重结合这次课程标准修订中增加的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突破学科界线，鼓励教师展开跨学科教学研究，设计出主题鲜明、问题真实的跨学科学习活动。 微博以及微信近日广传一张考试截图题目，题目开头先注记“2022版课标精神，跨物理”，题目提到，“漂浮在液体中的物体，在自身重力不变的情况下，外来的压力加重力小于浮力时，就会上浮，反之则会下沉，下面与图二的外力有关的史实是”，而从图示可看到，“大清”成为漂浮在液体中的物体，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了液体”，选项A至D则为《辛丑条约》的签订、《马关条约》的签订、《南京条约》的签订、《北京条约》的签订。 许多网友讽刺，“字我都能看懂，怎么连起来就不知道啥意思了呢”、“答案应该是B吧，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先把考卷撕了吧”。

受前期高温干旱影响，长江流域的洞庭湖、鄱阳湖等大湖，一度从湖面波光粼粼变成了如今大片裸露的草洲。尤其在8月中下旬的高温炙烤下，鄱阳湖已瘦成一道“闪电”。水位能否在短期能恢复，成了众多网友关心的焦点。 8月29日，红星新闻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根据风云气象卫星监测，2022年8月21日，鄱阳湖主体及附近水域面积为939平方公里，较历史同期（平均为3110平方公里）偏小7成，相较6月27日今年监测到的最大水域面积3331平方公里而言，已减小7.2成，为近10年最小值。 中国气象局也明确表示，在8月份鄱阳湖湖底露出草洲和河道这种“汛期反枯”的现象，不属于正常现象。 ↑受连日高温少雨天气影响，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鄱阳湖进贤段水域滩涂在水流分支的冲刷下，呈现出“大地之树”景观 图据新华网 丰水期变枯水期 鄱阳湖水域面积“缩”至近10年最小值 红星新闻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根据风云气象卫星监测，2022年8月21日，鄱阳湖主体及附近水域面积为939平方公里，较历史同期（平均为3110平方公里）偏小7成，相较6月27日今年监测到的最大水域面积3331平方公里而言，已减小7.2成，为近10年最小值。 另据《江西日报》8月22日消息，鄱阳湖整体水体面积已缩水到600平方公里以内。8月4日，国家水利部的数据也显示，鄱阳湖水位已减少到枯水期标准，而枯水期的到来比往年提前了一百多天。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今年是有水文记录以来最早进入枯水期的年份。根据记录，近年来，鄱阳湖枯水期一般在10月至11月。而7月上旬到8月中旬，实际该为鄱阳湖的丰水期，到10月下旬至次年4月上旬，才为鄱阳湖的枯水期。 汛期反枯系不正常现象 中国气象局：高温干旱是最主要原因 对于鄱阳湖水域面积的骤减，中国气象局也明确表示，在8月份鄱阳湖湖底露出草洲和河道这种“汛期反枯”的现象，不属于正常现象。 高温是汛期反枯一大重要原因。根据中国气象局统计，截至8月24日7时，鄱阳湖所在的江西省，共有91县（市、区）最高气温超过35℃。其中91县（市、区）最高气温超过37℃，53县（市、区）最高气温超过40℃，以九江修水县42.6℃为最高，破江西省国家站2003年以来的纪录。 ↑鄱阳湖湖床干裂 图据中新网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今年7月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三个7月之一。今年的极端高温过程是在全球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的大气环流背景下发生的，近期北半球副热带高压异常强大，几乎绕地球一周。 中国气象局回应称，副热带高压异常强盛是旱情发生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西太平洋副高稳定且维持时间长，与大陆高压合并后控制范围更广。特别是进入8月以来，高压中心强度迅速增强，控制范围包括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 江西启动气象干旱四级应急响应 9月将出现3次降水过程 受持续高温影响，目前江西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气象干旱）四级应急响应。 对此，江西气象部门一直持续关注天气形势变化，提早部署，上下联动，密切监测高温干旱发生发展，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全力做好保障服务。 同时，南昌市也紧急召开全市人工影响天气抗旱调度会，九江市也及时发布高温、干旱预警信号，通过广播、电视、微博、微信、手机短信等渠道传播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和防范应对建议。农气中心发布农业气象服务专报，指导全市农业高温抗旱工作的开展。 那么，未来天气趋势如何？中国气象局通报称，预计8月底至9月中旬，江西全省平均气温25.5℃至26.0 ℃，较常年同期偏高0.5℃至1.0℃。其中赣北、赣中27.0℃至27.5℃，均偏高0.5℃至1.0℃；赣南26.5℃至27.0℃，偏高0℃至0.5℃。8月下旬部分地区极端最高气温将至38℃至39℃，局部可达40℃。 不过，极端高温干旱天气在8月下旬已有所缓和，9月上中旬预计没有大范围高温天气发展。 从长期影响来看，由于前期持续降水偏少，江西大部气象干旱蔓延。9月将出现3次降水过程，主要为9月3至5日、11至12日和27至29日，有利于改善湖泊水环境和生态环境，但也应留意旱后转涝的影响，防范局地强雷电、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自8月1日，海南三亚发现首个新冠确诊病病，本轮疫情已经持续29天。截至8月28日24时，三亚市本轮疫情已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6415例，无症状感染者8922例，共计15337例。 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胡洋告诉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近期出现的BA5变异株，R0值都是在10以上，传染性较强，隐匿传播的比例较大，很多患者可能起初没有症状，不容易被发现，但是也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同时，本轮疫情最初为聚集性疫情，感染人数较多，密切接触者也呈指数倍的增长，因此防控相对缓慢，目前正处于关键阶段。 “本轮疫情清零的难度主要在于BA5变异毒株的传播性强以及三亚作为旅游城市的特殊性。”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戴一帆告诉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本次三亚疫情的流行毒株是奥密克戎BA.5.1.3，是通过境外输入，在我国首次发现。其传播力略强于既往毒株，但致病性没有增强。“新的变异株相较于以往的毒株一定是有所进化的，当新变异株毒株出现时，毒株与人体的免疫系统有一个互相斗争的过程，疫苗接种仍然对现有变异株有一定的防御作用。” 戴一帆分析，本轮疫情发生正值暑假，三亚的游客较多，这给流调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当前疫情大多以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为主，除了病毒本身在变异中传染性增强但致病性减弱之外，主要得益于疫情防控的精准及时。“一方面疫苗接种起到了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在疫情初期，大家对新冠肺炎并不了解，入院时有很多重症的患者，现在通过常态化核酸检测，在轻症甚至无症状时就可以检测出来，早发现早治疗，因此才极大的提升了治愈率，降低了死亡率。”（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 徐婷婷 实习记者 杨晓露）

8月28日，张朝阳在他的物理课上为即将开学的大学生推荐“碎片化学习法”上了热搜。 这不是张朝阳的言论第一次引发大量关注，在微博搜索张朝阳，关联而出的多个话题都是热搜。 张朝阳究竟说了多少引发热议的话？ 碎片化学习 8月28日，北京。开学季来临，张朝阳在他的物理课上，为即将开学的大学生推荐碎片化学习法。他表示，学习知识不要一上来就想全部搞懂，而是要先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不懂的地方后面慢慢学，慢慢吸收，时间长了就可以都理解了。 消息一出，有网友评论：他能不能少说点，实在没事干，可以去睡觉。也有网友表示，提法很实在，只要不是“3分钟教你学会XX”之类的速成卖课话术就行。 睡四个小时完美 8月21日，张朝阳在直播中表示：睡觉的前两个小时是深度睡眠，三个小时之后，人的大脑就开始做各种噩梦。噩梦的过程中人是没有理智来控制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经常睡不好觉，是因为我们在噩梦中度过。睡觉多了对人是一种伤害，我是建议大家少睡，睡六个小时最好，如果能睡四个小时就很完美。 睡眠科医生表示，人的完整睡眠中，前半夜的睡眠叫做“非快动眼睡眠”，通常在凌晨2点之前，这部分睡眠中，会有3、4期的深睡眠，它的作用是储存能量，促进身体代谢等。2点后的睡眠叫做“快动眼睡眠”，也叫做“梦境睡眠”。这同样也是一种优质的睡眠状态，它有非常多的作用，比如说记忆的整合和加工都在这个阶段来进行，整个人的肌肉放松也在这个阶段。一般健康的成年人睡眠时间是6-9小时之间，但是有特例的存在。 作为回应，有网友晒出张朝阳在开会时候打瞌睡的图来反驳，也有网友称，4小时还是多了，这边建议他睡两个小时。“有没有可能是他年纪大了，觉少”“你做噩梦大家都做吗”等回怼的不少。 脱光待着就能减肥 最近，张朝阳在与俞敏洪的一场对话中，谈到从黑体辐射总结出的减肥经验。他表示，要减肥的话，只需要脱光了待一小时就可以。90%的散热都是靠辐射散热，这个辐射不是可见光，是各种红外线。此前张朝阳用物理公式推算出脱掉衣服辐射散热所消耗的能量，在气温20度的环境中光膀子晾着，每秒大约散掉36卡，10分钟能散掉21大卡，一小时能散掉120大卡。 这套理论听起来高大上，实际上有可行性吗？ 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陈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理论可行但实际复杂。通常人消耗能量的主要途径是基础的新陈代谢和各种体内活动，在这之外人体还在不断向外辐射电磁波，如果外界环境的温度比体温低，那么人体对外辐射的电磁波就比吸收外界的电磁波更多，也就形成了人体能量消耗的一部分。比如一个人身高1.7米，体重85千克，身体表面积就是1.95平方米，根据相关定律可以算出，如果一丝不挂地在20摄氏度的环境当中，辐射功率大约是195瓦。一天24小时下来，通过热辐射散失的能量大约有16800多千焦，大约是4030大卡左右，相当于慢跑了四五十公里。 可惜的是人在进化过程中并没有为这种散热方式提供相匹配的快速消耗脂肪来供能发热的机制。供热赶不上散热，就会因为没有办法保持体温，导致各种生理机能异常。也就是说，会冻出毛病来，所以用黑体辐射这种方式来减肥，不是可持续健康减肥的方式。 独居的人要多说话 张朝阳称，一个人的时候，一般没人说话，这时你就要朗读，每天朗读或者你自言自语，或者你去干别的事，总之说话非常重要。 相较于前面几条，这条说法的认可度相对较高。“所以我搞了个智能音箱没事聊聊天”“这倒是真的，独居久了感觉自己说话都不利索了”等评论都获得了不少赞。 除了张朝阳，其他互联网大佬也有言论引发批评。新东方俞敏洪曾说过“工资少是浪费生命”，网易创始人丁磊曾号称“大学生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都曾被回怼。

近日，唐山打人案背后的黑恶势力“保护伞”终于浮出水面。黑恶势力屡禁不止，说明“打伞”工作依然艰巨，扫黑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 本文弥补“保护伞”问题实证研究的空白，通过对83起案例的分析，探讨“保护伞”的规律特征及其治理对策。作者指出，当前黑恶势力“保护伞”呈现以下特点：（1）主体特征上，充当保护伞的以基层民警、街道乡镇社区（村）干部居多，较突出的问题是村干部在黑恶势力中起组织领导作用；（2）组织特征上，单独保护和共同或结伙保护并存，更危险的一种是对抗中央战略决策的伞外有伞、伞伞相护局面，应引起特别关注；（3）动机特征上，具有逐利性和互利性；（4）行为特征上，保护行为具有多样性，这与“保护伞”拥有的资源正相关，权力越大，资源越多，能够提供保护的方式也就越多，一些黑恶势力甚至注重捞取政治资本；（5）时空特征上，提供的保护时间以黑恶势力活动中为主，并向黑恶势力活动前、打击中、活动后蔓延；（6）对象特征上，保护的对象以恶势力为主，一些保护伴随着从恶势力向黑社会性质组织演变发展的全过程。 黑恶势力“保护伞”的滋生，既有社会风气不正、对保护伞打击乏力等社会原因，也有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信仰迷失、抵御力下降等个人原因。作者认为，要重点克服两种错误认识：一是在一些基层领导干部中，存在“黑恶势力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认识；二是“深挖保护伞就是给单位抹黑”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强化组织领导和队伍建设，坚持对黑恶势力和保护伞的“两个零容忍”原则，才能真正杜绝黑恶现象。 本文原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原标题为《黑恶势力保护伞问题实证研究——以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网站通报的83 起保护伞案件为例》，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参考。 黑恶势力保护伞问题实证研究 ——以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网站通报的 83起保护伞案件为例 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作出的事关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固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前，“扫黑除恶”既是党委政府和司法机关的工作重点，也是理论研究的热点。黑恶势力对保护伞的依赖关系，决定了“打伞破网”是“扫黑除恶”战略能否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保护伞不除，旧的黑恶势力被打掉后，新的黑恶势力又会不断地冒出来。同“扫黑除恶”的热点效应不相适应的是，理论界对“保护伞”问题关注力度还远远不够。根据对中国知网期刊网的检索，截止2019年3月4日，以“打黑除恶”为关键词的文章有229篇，而以“黑恶势力保护伞”为关键词的文章仅25篇。现有的黑恶势力“保护伞”问题研究以思辨为主，鲜见实证研究。犯罪学研究不能坐而论道，保护伞问题研究也是一样。要深入实践，揭示保护伞的规律特点，进而寻找有针对性的治理保护伞问题的对策，助推“扫黑除恶”斗争走向深入。有感于保护伞问题实证研究的匮乏，为弥补这一缺陷，笔者以中纪委国家监察委网站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间公布的83起保护伞案件为样本，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探索保护伞特点规律，寻求治理保护伞问题的对策。 ▍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案件资料收集困难是制约保护伞问题实证研究的最重要瓶颈。中央决定实施“扫黑除恶”战略之前，各类媒体对保护伞案件的通报披露都是零星的。2018年年初，中央部署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中纪委国家监察委网站陆续通报了一批保护伞案件的查处情况，一些媒体也跟进并进行了深度报道，这为我们开展保护伞问题开展实证研究提供了便利。根据笔者的检索，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一年时间里中纪委国家监察委网站先后公布了83起保护伞案件，本文以这83起保护伞案件为研究对象开展研究。 本文采用了文献检索追踪、数据统计分析、专家座谈等方法。通过检索收集83起保护伞案件及相关的资料，从保护伞主体特征、组织特征、时空特征、行为特征、思想动机特征及对象特征等六个维度进行统计分析，梳理出保护伞的特点规律。在此基础上召集有志于“扫黑除恶”的资深法官、检察官、扫黑警官及专家学者等参加的座谈会，研讨黑恶势力保护伞的特点原因，寻求治理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对策。 ▍当前黑恶势力“保护伞”的特点 从83起保护伞案件来看，当前的黑恶势力“保护伞”呈现以下特点： （一）主体特征：充当保护伞的以基层民警、街道乡镇社区（村）干部居多 根据梳理统计，83个保护伞案件中明确了职业身份的有669人，其中民警259人，这259个民警中除了省厅市局（设区的市）26人外，其他233人均为区县级公安机关的民警，占已明确身份的保护伞总数的34.8%，占民警身份保护伞的89.96%。也就是说，83起“保护伞”案件反映出1/3以上的“保护伞”是基层民警。当然，充当“保护伞”的基层民警绝大多数担任一定职务，有派出所所长、副所长，刑侦或治安大队中队长、大队长，有副局长，甚至是局长，等等。以往研究中交警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较为少见，但这83起保护伞案件中，有两起窝案，涉及车保恶势力和路霸，由此，基层交警充当保护伞现象开始凸显。259个充当保护伞的民警中交警竟然达到125人，占充当保护伞的民警数的48.3%，占已明身份的保护伞数的18.68%。由于抽取的样本是中纪委国家监察委网站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时间段内公布的保护伞案例，其与这一时间段内打击揭露出来的保护伞有关，具有偶然性和局限性，因而交警充当保护伞比例较高具有或然性。座谈中，专家学者及实务部门资深扫黑检察官、法官指出，交警受职责所限充当保护伞比例要远低于样本水平。监狱系统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以前极少曝光。83个保护伞案件中有一起是监狱系统充当保护伞的窝案，从省监狱管理局主要领导到监狱领导、管教干部共91人为一个黑老大充当保护伞。可以看出，监狱系统是除公安系统以外的充当保护伞最多的群体，占已明身份的保护伞数的13.6%。监狱里腐败问题集中反映在对包括黑恶势力在内的服刑人员的非法减刑上，与会的资深法官、检察官、警官与专家学者认为，监狱系统黑恶势力保护伞比例水平真实、可信。从样本案件来看，街道乡镇、社区（村）干部充当保护伞达46人以上，占已明身份保护伞的6.87%，其中社区（村）书记、村长11人，街道乡镇书记、乡长、副书记、副乡长（主任）15人，另外20人是街道乡镇的中层干部。值得注意的是，村长、书记除了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外，更突出的问题是其在黑恶势力中起组织领导作用。中纪委通报的五起典型的保护伞案件中，第一起就是村书记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河北、山东、广东、陕西、福建等地纪委监察委均通报过村官组织领导黑恶势力犯罪的案件。83起保护伞案件中有7起是给普通村官组织领导的黑社会组织案件提供保护的，有16起是给村长、书记为首的恶势力团伙提供保护的，也就是说83起保护伞案件中有27.7%是给村官组织领导的黑恶势力提供保护的。村官组织领导黑社会组织腐蚀性强，对基层政权巩固，及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危害最直接。83起保护伞案件中共有基层民警与其他街道乡镇的基层干部279人充当保护伞，占已明身份的保护伞数的41.7%。保护伞身份的这一重要特征佐证了中央将巩固基层政权作为“扫黑除恶”战略目标的科学性。应当注意的是，中纪委国家监察委网站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在通报83起保护伞案件的同时，还通报了28起村级班子成员及党员村民涉黑涉恶案件，其中普通群众2人，党员村民小组长2人，老年协会会长1人，其他23人均为村长、书记等村官。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中纪委国家监察委网站通报涉黑涉恶及腐败问题案件共111起，其中村官涉黑涉恶及充当保护伞的案件就达51起，占同期通报的全部涉黑涉恶及腐败问题案件的45.9%。保护伞的身份情况见表1。 （二）组织特征：单独保护和共同或结伙保护并存 83起保护伞案件中单独保护的有45起，占保护伞案件样本数的54.2%，表明超过半数以上的保护是单独的。共同或者结伙充当保护伞的有38起，占保护伞案件的45.8%，说明共同保护或者结伙保护的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也反映出当前保护伞问题的严重性。单独保护中，公安民警充当保护的有27起，占单独充当保护的60%，其中普通民警仅4人，其他都是担任一定职务的民警所为。这与公安民警职责权限有关，一是基层一线民警个人权限较大，特别是一些现场执法民警；二是尽管程序法上均要求两人以上执法，但由于基层警力严重不足，一人执法或者一个民警带领若干协警执法的现象较多见；三是90%以上公安执法任务是由基层完成的，事多人少监督滞后乏力。上述因素综合作用导致少数民警甚至协警得以充当起黑恶势力的“保护伞”。38起共同保护或者结伙保护涉及624人以上，平均每起案件有16个以上共同或结伙充当保护伞，可见，个案如果是共同或结伙保护的，保护伞的规模都较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保护伞的窝案比例较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共同保护有的是众多保护伞有意识联手提供的，也有的虽不是有意识共同保护，但保护伞们对被保护对象均心知肚明形成一种默契。还有一种更危险的共同保护是在“扫黑除恶”行动中临时纠集形成的，进而呈现出伞外有伞、伞伞相护的局面，这种在“扫黑除恶”中临时形成的共同保护有对抗中央战略决策的嫌疑，应当引起特别关注。共同保护又分系统内的共同保护和跨部门跨系统的共同保护两种。案件性质越恶劣，影响越大，作案时间越长，充当保护伞的人数就会越多，保护伞的网络就越大，有意识的共同保护就越明显，跨部门保护成分就越大。83起保护伞案件中，哈尔滨市市区两级108名交警和14名公管共同充当了7个车保恶势力团伙的保护伞，是有意识的以交警为主的跨系统的共同保护；浙江杭州虞关荣黑社会案件仅逮捕的省市区三级公职人员就达27人，是一起以公安为主的跨系统共同保护案件；广东清远市清城区罗氏兄弟黑社会组织保护伞案件，市区两级公安机关有29名民警涉案充当了保护伞，其中任市局副局长兼分局局长的1人，任分局副局长的2人，29名涉案民警中已有5人被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该案件是典型的公安系统内部共同保护的案件。保护伞保护形式见表2。 （三）动机特征：逐利性和互利性 根据对83个保护伞案例的梳理，充当保护伞最重要的动机是经济因素即逐利性，有受贿的，有接受利益输送的，有在黑恶势力非法经营里面投资入股分红的，有既受贿又接受利益输送或者又在黑恶势力非法经营里面投资入股分红的。受贿是最主要的逐利形式，83个充当保护伞案件中51个是受贿，比例高达61.4%，如果加上受贿且接受利益输送或受贿且在黑恶势力非法经营中投资入股分红的，则受贿因素在充当保护伞原因中比例高达74.7%。杭州虞关荣黑社会保护伞案件中，27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保护伞均被认定犯有受贿罪。83起保护伞案件中因利益输送充当保护伞的有13起，占通报的保护伞案件的15.7%。利益输送有的是直接输送给保护伞本人，也有输送给保护伞的配偶或近亲属。湖南永州郭怀安黑社会性质组织案，郭怀安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通过向时任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杨某的妻子输送利益，关键时刻让杨副厅长出面打招呼，2006年在杨某的干预下，郭怀安得以重罪轻判，出狱后又因杨某打招呼，郭的6个情妇及私生子得以落户。每起保护伞案件里都可以看到“黑金”的身影，正是由于“黑金”的作用，一些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才充当保护伞。充当保护伞原因情况见表3。 （四）行为特征：保护行为具有多样性 通风报信、包庇、纵容是最为常见的保护方式。应当注意的是保护伞在提供保护时往往是多种形式并用，单纯运用一种方式保护的不多，更多的是多种保护方式并用。保护方式与保护伞拥有的资源正相关，受保护伞掌握的资源限制，保护伞权力大资源多，能够提供保护的方式也就会越多，反之保护伞权力小资源少能够提供的保护方式往往就较为单一。如公安机关的110工作人员，派出所接警平台的协警，充当保护伞的，只能是接到警情举报获悉出警情况，及时给黑恶势力团伙通风报信，让其避避风头。从83起保护伞案件来看，有通风报信的16起，占全部保护伞案件的19.27%，单纯的通风报信的10起，占全部保护伞案件的12.04%。保护方式也随着国家政策、法律的调整变化而发展变化。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对具有人大代表等身份的嫌疑人有特殊规定，一些黑恶势力的首犯或骨干分子注重捞取政治资本，一些保护伞通过为黑恶势力的首犯或骨干牟取人大代表等政治资本来给黑恶势力提供保护。83起保护伞案件中有4起是帮助黑恶势力的首犯或骨干捞取政治资本。此外还有帮助黑恶势力承揽工程项目牟利，为黑恶势力骗取国家资产、财政补助等提供帮助的，甚至邀请黑恶势力参与执法或者非法授予黑恶势力执法权的，等等。保护伞保护方式见表4。 （五）时空特征：提供的保护时间以黑恶势力活动中为主，并向黑恶势力活动前、打击中、活动后蔓延 83起保护伞案件中，35起是发生在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中，占全部保护伞案件的42.17%；20起发生在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行动中，占全部保护伞案件的24.06%；23起发生在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中和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中，占全部保护伞案件的27.71%。三项合计，发生在黑恶势力活动中打击中的保护行为占全部保护活动的93.94%，极少数发生在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前的。广西打掉的一个派出所所长充当保护伞案件中，黑恶势力活动前通过中介找到该派出所所长，许诺给好处后，再前往该所长的辖区活动，该所长的保护贯穿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前和活动中。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后的保护是指被打击处理后的保护，山西监狱系统系列涉黑涉恶腐败案件就是因黑老大任爱军被判处无期徒刑，因其在服刑、减刑中提供系统性保护，导致一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黑老大服刑不到十年就刑满释放。83起保护伞案件中另一起发生在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后的案件是黑老大被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在缓刑期间属地司法所长因在黑老大非法经营中投资入股分红而不履行职责，导致该黑老大缓刑期内较长时间脱管，且又犯下了新的严重罪行。保护伞提供保护的时空情况见表5。 （六）对象特征：保护的对象以恶势力为主，一些保护伴随着从恶势力向黑社会性质组织演变发展的全过程 83个保护伞案件中，54个是为恶势力团伙提供保护的，占保护伞全部样本数的65.06%，29个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提供保护的，占保护伞全部样本数的34.94%。保护对象这一情况与笔者曾经对我国黑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相吻合，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的黑社会正处在向成熟期迈进的阶段，成熟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并不多，大量的是恶势力处在向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一些保护行为贯穿了由恶势力团伙向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演变的整个过程，如果缺乏保护伞的保护行为，则恶势力团伙就会被铲除，其向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就会中断。2018年10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曝光了五起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典型案例，其中湖南长沙的文烈宏黑社会组织案中的保护伞保护行为贯穿了该团伙坐大成势的全过程。正是由于原湖南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周符波，原湖南省纪委副书记李政科，原长沙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湘涛，原长沙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单大勇等人不遗余力的保护，在20多年的时间里，文烈宏从一个靠街头打打杀杀的流氓混混，发展成长沙有较大影响的黑社会组织老大。周符波在邵阳市当副市长时就是文烈宏赌场、娱乐场所及饭桌上的常客，其嗜赌欠下巨额赌债，在追求升官时运作的钱，也均是文烈宏所出，周符波由此沦为文烈宏的一条走狗，从而导致周符波多次在文烈宏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发可能遭受毁灭性打击时出手相救；张相涛在任长沙市望城县委副书记、县长、书记期间给了文烈宏大力支持，文烈宏给张相涛巨额回报，案发时张相涛被追缴1.6亿赃款及二十余套房产。我国大陆地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主要是由恶势力团伙发展而成，少数是境外黑社会组织渗透进来的。恶势力向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演变均离不开保护伞的保护，少了保护伞的保护，恶势力就会被司法机关铲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凡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均存在着保护伞，所谓“有黑必有伞”。 ▍黑恶势力保护伞滋生的原因分析 有学者认为，保护伞的滋生一般有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三个方面原因，笔者认为保护伞的滋生与发展既有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的自身因素，也有腐败丛生等社会因素。自身因素是内因，是充当保护伞的决定性因素。 （一）社会因素 滋生保护伞的社会因素主要表现为社会风气不正、对保护伞的查处打击乏力等方面。 1.社会风气不正 所谓社会风气是指社会上或集团内部普遍的好恶取向，表现为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行为意向、行为方式甚至嗜好和习惯的竞相仿效。违法犯罪问题严重与否，与一个地区社会风气好坏负相关。社会风气越好，则该地区违法犯罪问题越轻，反之，社会风气越坏则违法犯罪越猖獗。一定意义上讲，违法犯罪猖獗是社会风气不正所致。黑恶势力是一个地区违法犯罪严重化的重要标志，也是违法犯罪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黑恶势力的滋生与发展离不开保护伞的保护，一些地区出现的有恶不除、有黑不扫，不仅是部分党委政府及职能部门的失职渎职、疏于监管，更重要的是保护伞在作怪。社会风气不正，体现在理想信念缺失，拜金主义盛行，买官卖官、贪污受贿等腐败丛生等方面。一般发生保护伞事件的单位都存在着严重的风气不正问题，保护伞的保护行为越严重，参与对黑恶势力保护的人越多，则该部门单位风气不正也就越严重。浙江打掉的徐栋杰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目前为止被逮捕判刑的区级公安机关中层以上干部七人，其中三人曾在一个党委班子里共过事。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在通报分析山西监狱系统充当黑老大任爱军保护伞窝案时指出：“山西监狱系统‘圈子文化’‘打招呼文化’盛行，在钱色利诱和黑恶势力威胁下充当保护伞。”。 2.对保护伞打击乏力 对保护伞打击乏力，保护伞的违法犯罪成本低，助长了极少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积极性。对保护伞打击不力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极少数地区党委政府对政法工作领导不力，对区域内发生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充当保护伞问题麻木不仁；二是部分领导为不影响队伍考核，出于护短、遮丑等考量对暴露出来的保护伞问题，能不处理就不处理，能从轻处理就从轻处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很少按“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论，一些保护伞案件中连受贿罪也不去认定；三是保护伞干扰，一些保护伞出于自保，千方百计干扰扫黑除恶行动，同时拉关系找靠山结同盟，形成伞中有伞、层层保护的复杂局面，加大了对保护伞处理难度。由此导致了对保护伞的打击乏力，造成充当保护伞的成本过低。犯罪经济学认为犯罪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决定着犯罪人的犯罪动机，犯罪成本低、收益大，则刺激着犯罪人的犯罪动机，反之，犯罪成本大、收益低就会抑制着犯罪人的犯罪动机。如保护伞因提供保护，赚了数千万钱，但由于更大的保护伞没有被挖出来，在大伞的运作下，小伞被判处的刑罚过轻，就会导致充当保护伞的成本过低但收益却巨大，纵容了保护伞，刺激了被轻处的保护伞的周边的人员，使他们肆无忌惮、前赴后继地去充当保护伞。 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2018年10月10日在通报五起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时指出，“有的地方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惩治不力、疏于监管、失职渎职，客观上助长了黑恶势力的蔓延坐大”。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网站刊发的《一起涉黑案件竟然牵出90余名公职人员——谁在充当他的“保护伞”》一文中指出：“滋生黑恶势力的地方，往往就是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区域，必然存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存在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问题，这些都为黑恶势力坐大成势提供了可乘之机”。山东省纪委监委通报朱永君组织领导黑社会案涉及“保护伞”和有关人员失职失责问题时指出：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意识薄弱、责任缺失，基层组织职责弱化，职能部门监管失位，基层党员干部纪法意识淡薄，甚至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对动机不纯、别有用心的候选人缺乏警觉，对歪风邪气抵制不坚决、斗争不彻底。笔者认为，这些既是滋生黑恶势力的重要条件，也是滋生保护伞的重要条件。如果这些地区的党组织都能从严治党，职能部门都能监管到位，那么黑恶势力一旦露头就会被打掉，或者对保护伞行为严惩不贷，也就不可能出现保护伞，黑恶势力也就无法继续坐大成势。 （二）自身因素 保护伞自身因素主要有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信仰迷失，价值观、人生观、权力观变异，免疫力下降等。 1.信仰迷失，价值观、人生观、权力观变异是充当保护伞的重要思想基础 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都存在理想信念迷失及价值观、人生观变异，他们的工作就是为了能升官发财，为了能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在腐朽的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下，他们捞钱不问出处，为了捞钱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也在所不惜。浙江查处的一起涉黑大案里，一个打黑中队长，受拜金主义思想影响，为了升官发财，竟然向黑老大索要娱乐场所的干股，在获得巨额分红后，死心蹋地为黑老大服务，一有涉及到该黑社会组织的消息，甚至连上级派来的专案组成员的信息、举报人的信息也会第一时间向该黑社会老大通报，这导致该黑社会组织成员屡屡逃脱抓捕，一些出面举报的群众也遭到行凶报复。…

综合俄新社、俄《消息报》等媒体28日报道，奥地利《快报》（Exxpress）宣称，被俄罗斯官方指控涉嫌谋杀达莉娅·杜金娜的纳塔利娅·沃夫克已经死亡。随后，奥地利内政部称无法证实这一消息，俄罗斯媒体也指出这则消息不实。 周日（28日）早些时候，奥地利《快报》刊发报道称，被指控涉嫌杀害俄知名社会学家亚历山大·杜金女儿杜金娜的沃夫克被发现死在其租住的公寓里，但并未说明这处公寓所在国家或城市。而该报这则报道的来源是在社交媒体Telegram上“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的一条消息。该消息称，沃夫克的身上有17处刀伤，手里拿着一张便条，并且该报还发布了一张据称显示沃夫克死亡的照片。 不过，奥地利内政部在对此事发表评论时告诉俄新社，“在询问（奥地利）国家安全情报局（DSN）的同事后，我们可以告诉你们，并不知道奥地利发生过此类案件。因此，我们无法证实此信息的准确性。” 俄《消息报》称，奥地利《快报》这则报道是假新闻，其信息与事实不符。俄媒指出，实际上那张照片是2020年拍摄的，上面是一名26岁的莫斯科女性，她在婚礼前不久被未婚夫杀害。 纳塔利娅·沃夫克 图源：俄新社 当地时间8月20日晚上，杜金娜在莫斯科州发生的一起汽车爆炸事故中身亡。俄联邦安全局22日确定这起犯罪行为是由乌克兰特勤部门策划和实施的，执行者是乌克兰公民纳塔利娅·沃夫克，她在事发后逃往爱沙尼亚。 在对杜金娜被害案发表评论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日称，杜金娜的死不是乌克兰的责任。俄方所公布的杜金娜遇害案执行者沃夫克不是乌克兰公民。此前在21日，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乌克兰和这起汽车爆炸事件没有关系，乌克兰不是犯罪国家，更不是恐怖主义国家。

作者｜王贵松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近日央视报道了一起陕西榆林的行政处罚案件。一家个体户卖了5斤芹菜后，被市场监管部门认定为不合格。处罚决定书认定，因涉案芹菜已售出，无购买者信息因而无法召回，个体户不能提供供货方许可证明及票据，不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涉嫌经营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食品的行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对其作出6.6万元的处罚。 在收到群众反映后，国务院督查组对此案展开调查走访。新闻视频中，国务院督查组质问：“你说这几十块钱的一个案值，罚他几万块钱，过罚相当不相当？”市场监管局的同志也只能说：“不相当。” 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处罚？ 卖了5斤芹菜就被罚6.6万，的确违背一般人的朴素法感，但具体执法的人员也可能感到委屈。执法机关之所以仍旧作出此种处罚，原因可能有两个： 其一，法律的规定是明确而具体的，很难不适用。 新闻案情介绍过于简单，不过从芹菜、被罚数额、“涉嫌经营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食品”的表述来看，执法人员适用的是《食品安全法》第124条第1款第1项。“不合格”可能是农药残留或者重金属超标。相应的罚则 是 “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从执法的角度而言，如果存在明确的法律规则，就不能直接适用法律原则。只有存在更强的理由，比如明显的不公，才能不适用明确的规则转而适用法律原则。但怎样才是更强的理由，怎样认定社会危害程度，如果真是农药残留超标算不算危害较大，怎样才算是过错与处罚相当，确实较为不确定。要求普通的执法人员，不适用具体的法律规则而适用宽泛的过罚相当原则，有强人所难之嫌。 然而，这里要附带指出的是，如果仅仅是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销售记录制度，应当适用《食品安全法》第126条第1款第3项 （罚则是“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5千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更重要的是，不能没有记录就推定“涉嫌经营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食品”。 其二，现实存在的问责机制也让执法人员很难不适用这一罚则。 因为一旦适用过罚相当原则，作出低于法定处罚幅度的处罚，现实中就很可能认为，这样的处理会让财政收入应收未收，导致国有财产流失，进而对具体的执法人员实施问责。 虽然这样的认识未必妥当，现实中这种做法一直存在。故而，为保险起见，执法者还不如去执行法律的明确规定。当然，本案是因为适用了这一罚则，却招致了督查。执法人员可谓处于罚与不罚都尴尬的境地。 问题的根源是机械执法吗？ 类似于芹菜案的案件并不少见，拍黄瓜案、香蕉案、豆芽案等等莫不是如此。 但此类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机械执法，而在于法律自身的规定。 这里不妨简单地比较一下前后规定的变化。 1995年《食品卫生法》第39条第1款 （针对造成食物中毒的食品） 规定的罚则是“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千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第44条规定的罚则 （针对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等） 是“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5千元以下的罚款”。 2009年《食品安全法》第85条规定的罚则是“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千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相较而言，2009年《食品安全法》的立法技术已有改进，提高了没有违法所得者的处罚力度，同时加入了“货值金额”大小的考虑，使行政处罚更加有效地发挥制裁效果。当然，其立法背景是彼时食品安全事故频发、消费者普遍不安的困境。2015年修改《食品安全法》，常委会为了落实“四个最严”的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在修法审议时几次提高处罚力度，最终形成了现在的规定。 这种基于民众对于食品安全的不安而采取“重典”的做法，属于典型的“象征性立法”。立法者希望借此表明国家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也希望通过制定修改法律来安抚民心。但如此“严惩重罚”问题多多，不予纠正，很可能导致日益完善的食品安全保障制度无法落到实处。具体而言其弊端包括： 第一，破坏法制的协调性。 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的今天，应当着力维护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性，相同的情形应当作出相同的处理，没有特别理由不得差别对待。有很多违法生产经营的情形与食品安全违法生产经营在危害程度等方面具有相似性，与食品的重要性程度也相当，但法律并没有作出如此严厉的惩处。 重典将会破坏既有规则的整齐性和协调性。 第二，违反过罚相当原则。 过罚相当不仅是适用食品安全法的原则，也是立法者设定行政处罚所应遵循的原则。按照《行政处罚法》第5条第2款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设定处罚讲究的是，有多大的违法就要接受多大的惩罚。大幅度提高处罚力度，有无客观的理由，是否过于随意，颇为可疑。 第三，影响行政处罚的效率。 按照《行政处罚法》第63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较大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依据各部委或各省的规定，对于5万元以上的罚款，通常已经属于“较大数额罚款”，需要按照听证程序作出处理决定。如此，高额处罚势必增加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率，不必要地增加食品安全案件的查处难度。 第四，可能降低法律的可执行性。 5万元以上的罚款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或个体户来说已经是不小的数字。生产经营者既可能认为罚款的数额过高而难以承受，也可能认为自身并非“罪有应得”，自己的违法不应受到如此严厉的制裁。故而，拒不执行相应处罚的可能性较大。行政机关有时考虑到暴力抗法的可能，也可能“保大放小”，只去查处有处罚承受能力的大型企业。如此，《食品安全法》所设计的种种食品安全保障机制，将因法律责任的备而不用，而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和有效的执行。 立法者还能有其他选择吗？ 当然，立法者可能也感到委屈。当初不是你们这些消费者感觉不安心吗？我们如此规定，不都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吗？…

据美媒《国会山报》当地时间8月28日报道，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调数据显示，美国承认吸食大麻的人数创历史新高，并且首次超过了吸烟人数。 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有16%的美国人吸食大麻，高于去年的12%，是历史最低值7%的两倍多。 最近一周内吸过烟的美国人则减少至11%，低于去年的16%，也远低于上世纪50年代45%的峰值。 这两项数据是盖洛普咨询公司开展相关调查以来，吸食大麻所占比例最高的一次，也是吸烟比例最低的一次。 报道称，盖洛普公司的此项民意调查于7月5日至7月26日进行，共有1013名美国成年人参加，抽样误差幅度为正负4个百分点，置信水平为95%。 美媒CNN分析师哈里·恩顿（Harry Enten）评论道，“在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那一年（1969年），大麻有一天会比香烟更受欢迎的说法是不可思议的。” 在1969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只有4%的美国人承认曾尝试过大麻，但也仅仅是尝试而非经常吸食。而到如今，已经有48%的美国人称他们曾吸过大麻。 几十年来，美国人吸食大麻和烟草的趋势是背道而驰的。1985年的民调报告显示，有33%的美国人尝试吸过大麻，而最近一周内吸过烟的美国人所占比例为35%，两者几乎一样多。 此后美国吸烟人数一直持续下降，到2013年，只有19%的美国人每周至少抽一次烟。 吸食大麻的人越来越多，这一趋势主要是由美国年轻人推动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上周报告称，2021年吸食大麻的年轻人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 而在盖洛普最新发布的民调中，近三分之一的35岁以下成人受访者承认他们吸食大麻，这一比例明显高于35-54岁的中年人群（16%）或55岁以上的人群（7%）。 CNN指出，吸食大麻人数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势必带来重大的政治影响。盖洛普此前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支持娱乐性大麻合法化，这一比例创历史新高。在1969年，支持大麻合法化的美国人只占12%；10年前，美国人在大麻合法化一事上的立场还是五五开。 大麻具有成瘾性，是联合国禁毒公约中被管制的麻醉药品。 今年4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一项法案，寻求联邦法律层面将大麻合法化，招致舆论谴责。批评者指出，这是开历史倒车，势必在美国业已非常严重的毒品和药物滥用问题上火上浇油。 虽然大麻目前在美国联邦政府层面仍是非法的，但自2012年华盛顿州和科罗拉多州率先实现“娱乐用大麻”合法化以来，美国的大麻合法化进程就从未停止过。在罗德岛州于5月25日签署立法后，美国已有19个州及华盛顿特区实现“娱乐性大麻合法化”。 《国会山报》报道称，美国还有6个州将会在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就大麻合法化法案进行投票表决。如果相关法案获得通过，美国的半壁江山都将“娱乐性大麻合法化”。

导语：每年高考填报志愿时，师范类院校的报考热度都是非常高的，尤其是近几年，毕业生就业压力提高，像师范、警校这种，毕业容易获得稳定工作的高校，更是成了“大热门”。 但是师范生和警校生不同，警校生毕业之后，只要能通过公安联考，甚至可以绕过公务员考试直接成为一名公务员，但师范生的处境就很艰难了，从师范毕业，大家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对于师范生来说，最理想的工作自然是考取重点学校的教师编制了，所以从毕业开始，师范生也就开始了自己的考编之路，但想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却不是一件容易事。 一般来说，毕业生会优先考虑一些名校，因为名校的薪资待遇往往也比较好，像今年上海中学公开招录教师，开出来的薪资待遇便相当让人十分心动。 因为本身上海的薪资标准就比较高，再加上上海中学本身也是名校待遇一直不俗，所以如果能够入职上海中学的话，薪资待遇一年大概能够到18-20万左右，随着工龄的提升，这个薪资待遇还会不断上涨。 根据已经公布的拟录取名单来看，入围的一共18名教师，其中有8位老师是博士研究生学历，9位为硕士研究生学历，仅有一位本科学历，但这位老师却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用能力弥补了学历上的不足。 不仅入选老师的整体学历让人叹为观止，看到毕业院校，也可谓是“大咖云集”，其中有多位毕业生来自于复旦大学，另外还有一些老师来自于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全国排名靠前的名校。 在了解了上海中学的待遇之后，不少毕业生都表示自己心动了，但是看到入职门槛之后，大部分师范生表示：打扰了，确实大咖云集之下，普通师范类院校以及其他普通学校的毕业生，的确是很难有这样的机会。 但话又说回来，虽然入职门槛高了一些，但也并不意味着，学历和名校光环就是高中招聘教师的唯一标准，哪怕是本科学历，但是教学能力出众，也一样可以像来自郑州市第一中学的张老师一样，在众多优秀教师中脱颖而出。 招录教师的门槛提高，已然是当今的“大趋势”，师范生还需未雨绸缪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也在不断地进步，每个家庭对于学生的教育问题也越来越重视，想要学生们能够接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师资力量就是不可回避的一环。 所以，不仅仅是关乎高考的高中会提高教师准入门槛，中小学甚至是幼儿园，其实都在逐步提升，包括新提出的《教师法》草案中，也对学历教资证书的考取门槛做出了新的规划，不管草案会不会通过，教师学历门槛提升其实都已经是大势所趋了。 所以如果同学们想要报考师范类院校，求学压力也是日渐提高，不仅要认真对待专业知识，提高专业能力，更要做好提升学历，未来可能会读研读博的准备。 未来什么老师会成为“香饽饽”？师范生求职，不妨多关注关注这类岗位 随着普职分流政策的退出，关于职高的建设问题也提上日程，根据有关部门的规划来看，未来职高的教育水平也会逐步提升，并且开通职校高考的升学渠道，这样一来，职校就会有大量的教师缺口。 而且公立的职业高中也一些公立高中一样，为入职教师提供一定数量的事业编制，所以师范生在求职时，也可以考虑把目光锁定在这类岗位上，不仅可能会收获一个薪资不错的工作，甚至还可能会“捡漏”编制。 另外，随着双减和双增政策的相继提出，大家对体音美的重视越来越高，未来公立学校对于体音美老师的招录数量也会有小幅度的提升，这类教师未来考取事业编制的概率也可能会的大幅提升。 笔者寄语： 看到上海中学招录教师的拟录取名单，不得不说的是，名校的招录门槛确实不低，毕业生想要实现和心仪学校的双向奔赴，提升学历、提升能力都迫在眉睫，希望尚未毕业生的师范生们，能够未雨绸缪，好好为自己的未来做好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