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名男子在St. Catharines附近的安大略湖内划气垫船时，发生翻船事故。该男子落水失踪后被找到，但已身亡。 （图源：globalnews） 尼亚加拉区警方表示，此次事故发生在周六晚7点半左右。在Port Dalhousie一带，由一艘船拖着向前行驶的气垫船发生倾覆，气垫船上的男子落水后就未再浮出水面。 水域搜救小组展开搜寻，于周日早上在发生事故的不远处找到了该男子尸体。 警方确认，这名37岁男子来自密西沙加市。 此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上市刚刚一年的每日优鲜，近日突然间传出了就地解散的消息。即使公司回应只是关闭了30分钟配送业务，把总部搬到了更远的郊区；只是退出了一些城市，关停一些前置仓。但仔细分析其经营状况，就会发现这已经不是壮士断腕，也不是就地躺平了。 一个烧光了所有融资，并且只能靠融资续命的企业，资本市场上的价格已经归零，它是没有资格躺平的。当所谓2亿元的股权融资没有到账，拖欠的工资发不出来的时候，企业最后一点门面也撑不起来了。剩下的恐怕就是每日优鲜这个曾遍及大街小巷，曾给无数城市家庭送过菜的金字招牌了。 作为生鲜电商第一股，每日优鲜去年孤注一掷的上市注定了是最后一笔融资，随后只能是和时间赛跑向公众投资者证明其投资价值。企业存续了八年，前前后后融资超过150亿元，2018年获得了腾讯的领投，2020年底还获得了青岛国资20亿元的资金。因为是生鲜电商第一股，去年6月的上市也颇为顺利，募集到2.73亿美元。所有这一切光环，在真刀真枪的生鲜电商搏杀中都不能帮助它生存下来，足以说明它的价值只能归零了。 这2.73亿美元使每日优鲜站在了比它的老对手叮咚买菜更优越的位置上。叮咚买菜上市落后一步，面对每日优鲜的跌破发行价，只好1亿美元“象征性”地融资。拿着这2.73亿美元，如果运营得当，每日优鲜本可以坚持得更久。 可根据内部人士的爆料，因为各自为政，它在全国的城市间缺乏统一的管控，利益方各有算盘，每日优鲜丧失了优化转型的机会，直到今年6月当资金眼看支撑不下去，才开始撤出天津等城市，大面积关停店铺。此时已经连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因为财报发不出来，只截止到去年第三季度，外界只能借此推测每日生鲜的烧钱速度。从财报上看，每日优鲜去年三季度亏损为9.74亿元，以此速度，其纳斯达克上市融到的资金也仅够半年。 创业辉煌的企业未必能上演绝地求生，在撤退的时候也可能一地鸡毛。在减亏增效的赛跑中，每日优鲜可谓昏招迭出，使消费者不解的是，其平台上价格越来越高，已经超出了认知范围；商品选择变少，售后也变差了，退菜退款没有回应；App频繁推送高利润率的商品，却远离了生鲜配送的基本逻辑。 因为拖欠供应商货款，上海疫情期间生鲜供应商和社区团购本来有一波赚钱的机会，每日优鲜却被他的老对手叮咚买菜落下了。那时候上海市民们每天天没亮就开始了抢菜，叮咚买菜往往是第一波，美团买菜是第二波，盒马生鲜是第三波，最早成立的生鲜电商每日优鲜却因为和供应商弄僵，无菜可卖。疫情暴发前就有消息传出，因为经济纠纷每日优鲜被供应商拉横幅讨债。有媒体报道，其拖欠诸多供应商货款，欠款金额最多的接近千万元。而围绕叮咚买菜的传闻则是大裁员。 这次的上海疫情，最亮眼的是社区团购而不是生鲜电商。由于履约能力不足、供应能力有限，疫情面前生鲜电商有力也使不出。反倒是各个地区的团长身处消费者中，在供需间架起了桥梁，以其灵活的沟通担当起保供的任务。而社区团购的商业模式与每日优鲜的前置仓是完全不同的买菜逻辑。 社区团购采取的是后置仓“预购+自提”模式，当日线上下单，商品集中从郊区大仓运往市区，消费者次日到线下社区的“团长”处自提。而生鲜电商采取的是前置仓模式，为社区居民提供线下1.5公里范围内最快30分钟送达服务。两种买菜模式，代表着网络买菜的两种发展方向，前置仓配送有水果，蔬菜，肉制品，冷鲜，海鲜，以及鲜活的水产，基本就是一个可以送到家的超市。后置仓有时滞，配送的物品不能和前置仓比新鲜，但因为节省了前置仓市中心的高租金成本，故而可以在性价比上体现出优势。 前置仓的优势是商品新鲜，就如同把消费者家里的厨房外包了，似乎很有存在的必要。但反过来买个菜也要跑腿代劳，似乎又非居家生活的“本分”。于是，这是一个和社区菜贩比效率、比购物体验的商业模式。前置仓虽不必临街，但地理位置是不会差也不能差的，否则配送距离太远，超出了居民下楼买菜的时间，就没了优势。故而，前置仓赚的是临街店面和非临街仓库的租金差价，但考虑到送货员的人工成本，这个商业模式本身就很脆弱。 当大资本看到了两种买菜模式的潜力后，它们更多的发力点在社区团购上。可当资本市场的砸钱逻辑发生了变化，夹缝中的中小电商仍面临着愈发艰难的环境。囤物资最火热的4月，美团就关闭了其在北京的团购业务，原因是亏损。此前它还关闭了甘肃、青海、宁夏的团购，而2021年美团优选在甘肃、青海、宁夏等省份的市占率一直保持第一，可亏损率远超过拼多多的多多买菜。没有了融资支持，靠砸钱抢市场，互联网巨头的惯常打法再也坚持不下去了。相反，当拼多多一洗此前数年的亏损历史，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66亿元，创下上市以来最好成绩。不再为亏损和融资忧虑，多多买菜得以平稳运营下去。 曾经动辄百亿补贴，四年内靠砸钱砸出国内第二电商平台的拼多多，居然不砸钱也能活下去，也是奇迹。资本似乎无所不能，资本的力量一时无两，可潮汐褪去才能看出谁在裸泳。 每日优鲜2018到2020的F轮融资，共有7笔资金，回头看就是资本市场最后的一场狂欢盛宴，被中国互联网巨头动辄几千亿美元市值的荣景鼓舞的投资人们，憧憬着一个个生活场景、娱乐场景和交易场景都将被APP纳入囊中。生鲜配送是重资产，不是互联网理想化的模式，可因为轻资产模式赛道已都被占满，还是有资本愿意为其添砖加瓦。 投进去的几十亿元全归零，算是对烧钱模式最好的警示了。

吃了一辈子笔杆子饭，换了无数“人生信条”， 但连老师有个老毛病，其实一直没改的了。 ——题记 连岳老师又来作妖了。 就是这条留言： 我一看，哦，原来是昨天（也可能不是昨天，用梗，勿当真），有读者问知名互联网写手、他们亲爱的“连叔”，怎么看最近火遍全网的那个治愈视频“二舅”。 有道是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关于那个视频，网上这两天说什么的都有，我在小号上前两天也说了点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就是个普通视频么，有拍的好的地方、就有拍的不妥的地方，大家各抒己见，这很正常么。 但怎么说呢？要不说还是人家连岳老师久经江湖，一出手就不同凡响——人家高声宣布：“凡是不喜欢这个视频的，基本可以视为人民的敌人。” …… 怎么说呢？经连老师这么一点播，我觉得大家以后都要谨慎小心了，因为你以后闲着没事儿，在家里趟床上刷个小视频，都要谨慎观看，谨慎发言，稍不留意，你对视频的观感有那么一星半点差池，你就成了连老师口中的“人民的敌人”。 感觉这些年的连岳老师，不像是网络野生“人生导师”，反倒好似化身了美少女战士。——我是说，你看，他不仅会“变身”，还会喊口号。——你敢对“二舅”有意见？！我代表人民消灭你！ 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人民的敌人”这个词儿，我还是挺熟的。 印象中最早频繁使用这个词的时代，是罗马共和国的末期。军头苏拉和马略对掐，互相恨对方入骨，谁占领了罗马，就指使元老院发个告示，宣布对方的支持者是“人民的敌人”，罗马人民人人得而诛之，然后罗马城里就是一片血雨腥风。 后来这一招成了罗马政治斗争的惯用伎俩。比如西塞罗惹怒了军头安东尼，后者发誓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弄死的时候，也给西塞罗扣了这么个帽子。把他双手和舌头都砍下来，钉到了元老院的门板上，还说这是在替“人民”解恨。 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人民的敌人”这个词儿又上了热搜。“革命的暴君”罗伯斯比尔同志砍路易十六、砍化学家拉瓦锡、砍他战友丹东之前，都曾宣布他们是“人民的敌人”。后来罗伯斯比尔用这招用上瘾了，竟找来年轻的时候跟他追同一个女孩的情敌，也宣布人家是“人民的敌人”，砍了脑袋了事，行刑的时候还把当初那位他的女神，情敌的妻子请来观斩。让她见识一下“法兰西人民的意志”是怎么实现的。 怎么说呢，自古以来耍流氓的人咱见多了，但罗伯斯比尔这样耍出新高度的，着实有点稀少——敢抢我女人，我就代表人民消灭你！ 当然罗伯斯比尔后来自己也上了断头台，罪名也是那个——“人民的敌人”。 当然，这些历史，我觉得以连老师的知识修养水平，他未必能知道。 他如此熟练的使用这个词儿，灵感多半来自于某个更浅近的年代，那个他前几年装“公知”的时候，宣称自己“切齿痛恨”、“势不两立”的年代。 但实际上，你看连岳老师的说话习惯，从来就是跟那个年头一脉相承——那会儿有些人说起话来也跟连老师一样。动不动就“凡是……凡是……”的。 但我还是觉得连岳老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前无论哪个时代的奇葩，无论苏拉、安东尼还是罗伯斯比尔，要扣“人民的敌人”这顶帽子，好歹还都有个相应的罪名。 连老师可好，就因为别人说一句“我不太喜欢这个视频”，一顶“人民的敌人”的大帽子就扣过去了。 怎么着？帽子现如今也实现工业化生产，跟不要钱一样可以清仓大甩卖了是么？ 真是罗伯斯比尔看了汗颜，安东尼看了沉默。要不他的粉丝怎么说他是“连圣人”呢？确实是开创了扣帽子的新高度啊。 说真的，其实对连岳老师这号人，我从来就不怎么喜欢——他当年高声宣布自己“摸进了自由主义的大门”，兢兢业业的“装公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味道不对。 记得有一次，有个读者应该是在体制内干公务员吧，跑来跟他“连叔”求教 今后该如何发展。结果连岳老师洋洋洒洒的写了一篇雄文，叫《公务员为什么是小偷和强盗》。 在该文中，连老师用他那一点他自己以为他懂，其实他屁都不懂的粗浅经济学理论，详细的论证了一番“为什么公务员都是吃白饭的”。 他还用看似非常体贴的“连氏口吻”，苦口婆心的教育大家：“先对我那些正在择业的年轻读者说一句：无论多么辛苦，不要选择当公务员；父母也不要逼自己的孩子当公务员，这是没有前途的职业，它只靠政府强制的税收过日子，一脚踏进去，越来越懒，越来越寄生，不及时抽身，可能一生都毁了。” 我当时就觉得这篇文章写的特别恶心，因为那会儿的我，就是连老师笔下“正在择业的年轻读者”。而我那会儿就选择进入了体制内工作。以我粗浅的观察看来，我们这些在体制内基层兢兢业业干活的人，虽然说不上跟超人、钢铁侠一样拯救地球吧。可是我们也是每天起早贪黑、案牍劳形，努力的在干活、在工作。 挣工资养家糊口固然是一方面，可我们真心也觉得自己的工作，是为了这个国家好，为了这个社会好，我们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 可是你看当年的连老师，上嘴皮一碰下嘴皮，轻易的就把我们说成是了“小偷和强盗”了。还要我们深切反思自己过得这种“可耻”的人生，警告我们这样下去会“可能一生都毁了”。 我当时就特别想问一句连老师，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有什么资格去侮辱这个社会普通公民所从事的一份正当职业？ 可是当时，没有人这样追问，连岳老师凭着这篇、以及许多篇这样类似的文章迅速积累名气，暴得大名。成为当时中国的顶流写手。 我想当时，那个喊他“连叔”、来找他问计的年轻人，一定面临一个痛苦的抉择，到底是继续捧着铁饭碗、继续过连叔严厉谴责的“可耻”的公务员生活？还是听从连叔的教导，把铁饭碗砸了，去做一些连叔说的，有意义的事儿？ 我但愿他选的是前者。因为多年以后的前几天，他“连叔”又发了一篇雄文，叫《理想的公务员》。 一样是答读者的问题，一样是十万加的爆款，一样是成百上千人的打赏，但连叔在这篇文章中换了一个说法，他说理想的公务员都是“不穿军装的军人”，是最先进、最光荣、最值得家属为他们骄傲的一群人…… 我想起关不羽老师以前写的一篇文章，叫《信连岳，得永远生》，里面有个论断说“连岳的人生就是对“连岳人生”的最大反讽。” 我觉得这话说得不确切，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真信了连岳的教导过他自己人生的傻缺，才是对“连岳人生”的最大反讽。 “他点化你去大雷音寺求佛经，你按照连老师的指示，披着袈裟拄着禅杖，脑门上还烫着九个戒疤，长途跋涉好不容易走到终点，结果发现人家门口这儿挂着匾“圣彼得大教堂”，一敲门，连老师走出来跟你打招呼：你终于到了，我的孩子！哈利路亚！”…

今天在那边写了二舅的热闹，可是除了二舅之外，其他方面也在爆出更多的热闹了，比如芯片界，他们最近有好些老总级别的人物被查了。 比如集成电路基金总裁路军，这是媒体的报道。 又比如大芯片基金深圳子基金合伙人王文忠，他也被查了，原因很简单，他是路军的同学。 紫光集团前董事长赵伟国也被带走调查了。 大芯片基金总裁丁文武也被带走调查了。 最新消息是，就在前天上午，紫光集团的前总裁刁石京也被带走调查了。 刁石京在紫光呆过三年。 有媒体冠上了这样的名头。 一时之间，芯片行业也是人人自危，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被调查的对象。在不安之余，也会有疑问，为何突然之间有这么多老总级别人物被查？ 针对这个疑问，很快有网友曝出了一个内幕，称是一句话引发了一场风暴。 幸好刁石京于昨晚出来了，这才让这场热闹没有继续扩大，于是便只是成为闲谈的题材了。 只是带进去被调查的那几个老总，不免要吃一段时间的白菜窝窝头了……

去年的强降水发生后，在河南一些地方，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养殖户都发现，爬出地面的蝉大幅度减少。原本充满蝉鸣的夏天变得静悄悄。事实上，在强降水之前，因为大量捕捉和生存环境变化，蝉已经在逐年减少。在生态意义上，蝉的生存变化并不特别引起相关学者的注意。但对普通人来说，没有蝉鸣的夏日记忆，会变得格外不一样。 没有蝉鸣的夏天 今年的蝉，少了。 44岁的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人黄易对这件事最直观的判断是，“进到村里，连声知了叫，都听不到。”不像以前，一到夏天，蝉叫震耳欲聋，反衬出村子一片宁静。 黄易的判断当然不只来自对蝉鸣的经验感知，实际上，在他经营的金蝉人工养殖厂里，以往亩产一般在100斤左右，今年亩产最好的也只有6、70斤，4、50斤是常事。 野生蝉的消失更明显。同样来自宁陵县石桥镇的沈红是一名金蝉经销商，石桥镇盛大部分家里都有果园，沈红年年都从农户手里收购果园里的野生知了。收购野生蝉10多年来，沈红早期每天能收五六万只，平均每家农户每天能卖给她几百只。 此后，野生知了年年减少，去年每天就只能收到2万只了，到了今年，沈红每天的收购量更是断崖式下跌，每天最多能收一万只，一户农家，平均每天能抓到几十只就不错了。甚至还有些让沈红有些哭笑不得的情况，“村里老头老太太守着他们屋子前头那几棵树，一天抓个七八只。有的人一天只能抓到两三只，没办法，也拿来卖给我。” 产量的变化体现在价格上更明显，按照沈红的经验，这些年来，她手里买下的蝉，每个每年涨五分到一毛，是正常幅度，但今年，每只的收购价直接涨了两毛钱，也就是从以往的六毛五、七毛一只，涨到了八毛五、九毛，甚至一块钱一只。蝉收到手里，沈红只能加两分钱卖出去，“如果我再把价格拉高是可以多赚一点，但明年就没人来买了。”一天下来，利润不足两百元。 不只河南如此，山东、河北等地，蝉的数量较之往年，都有明显减少。刘常是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人，经营一家金蝉养殖专业合作社，总共养了15亩的蝉。以前，每年亩产能达到80-100斤，但与黄易一样，今年他的亩产只有40-50斤，只有去年的一半。 那么，蝉是怎么消失的？ 恶化的生存环境和大规模捕捉 依照黄易多年养蝉的经验，他认为今年蝉的产量下降，主要与去年河南的强降水有关。“去年七八月份，商丘连下了一个月的雨，虽然去年的那一拨蝉没有受影响，但今年这拨受到了很大影响。” 蝉一般是先在树叶上产卵，掉落到树下形成若虫（蝉的幼虫）后，会在靠近树根周围的土壤中打洞“潜伏”，靠吸取树根汁液为食，3—5年出土，羽化为成虫，成虫一般会在两三个月时间内完成交配繁殖后死亡。 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老师侯泽海赞同黄易的推测，“蝉在地下，主要依赖植物根部制造的氧气呼吸，如果植物根部长时间浸泡在水里发烂，蝉也就没有氧了。”侯泽海说，去年的强降水后，不光快要破土而出的若虫被淹死，导致了今年蝉的数量减少。同时，因为卵也被淹死了，接下来几年，蝉的数量可能会继续减少。 事实上，养殖蝉产量减少的刘常所在的山东滨州，去年同样遭遇了强降水。 不过正如沈红提到的，野生蝉的减少，并不是去年才开始。在自然环境以外，侯泽海认为，蝉的减少主要还是和人为捕捉有关。人类捕捉蝉，主要捕捉的是已经经历了3—5年成长，即将或刚刚爬出地面，准备最后一次蜕皮的五龄若虫。（蝉的若虫分五龄，不同的龄期代表着不同的生长阶段。） 这个阶段的若虫，翅膀还没长出来，体内蛋白质丰富，肉质较软，经过油炸，酥酥软软，肉香四溢，在我国河南山东等地广受欢迎。河南安阳人杨帆记得，他们当地的做法是，用水先泡一泡，然后直接油炸，撒上盐或孜然，一口一个，过年过节，算是饭桌上一道特别的菜。 在安阳，人们把蝉叫做爬叉，更小一点的叫“小金鸡”。小时候，每天吃完晚饭，天色将暗未暗，杨帆都会跟着爷爷，带上银色的老式手电筒，拿一根竹竿子，出发去树林里捕爬叉，捕回家自己吃。具体方法是，拿着手电筒对着树根和树干照一圈，黑色的爬叉，就会在光滑的白杨树上清晰可见。 《第八日的蝉》剧照 夏日夜晚的树林里，到处都是手电筒射出的白色光束，晃来晃去。那种时候，杨帆觉得自己好像误入了外星世界，在其他人一起做着伟大的探测活动，好玩又新奇。去县里上小学之后，暑假回到爷爷家，捉爬叉仍是杨帆最期待的事情。她记得，下雨后，爬叉更好捉，因为土被水浸湿，爬叉要出来透气，竹竿于是换成铲子，对着一个个爬叉洞（比蚂蚁洞大一点），一铲子下去，就能找到。 不过这都是早期比较温和的捕捉方法了，刘常记得，随着蝉的消费价值日渐变高，现在很多人捕蝉，会直接在树干上沾上透明胶，迫使所有的蝉都无法爬向树的高处。在侯泽海看来，诸如此类的大规模捕捉，对野生蝉来说，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毕竟所有若虫都被抓了的话，成虫就少了，繁殖产卵就少了。 除了人工捕捉，侯泽海认为，蝉的减少跟城市化中蝉的生长环境变化也有关系。最直接的是，随着各地城市和农村基础建设加强，水泥硬化地面越来越多，蝉难以破土而出。另外，根据国外的研究，人类噪声也会影响蝉的数量，“因为蝉是通过鸣叫来求偶，受到汽车、飞机等噪声的干扰后，蝉就不能专心求偶交配，影响繁殖。”侯泽海说。 《螳螂捕蝉》剧照 繁荣的消费市场与消失的夏日记忆 野生的蝉越来越少，但是大家吃蝉的热情却丝毫未减。 黄易从小就爱吃蝉，正因为自己喜欢，黄易2006年就开始做蝉的人工养殖了，是商丘甚至是全国最早开始人工养蝉的一批人，目前养殖规模在60多亩，是当地规模最大的养蝉基地，成品在本地市场就能消化。 在山东的刘常，同样是因为自己喜欢吃蝉，才开始养殖的，“从小到大只要有，就一定会抓来吃。我们这边的人也都吃得比较厉害。”刘常的养蝉事业是从2010年开始的。他说自己没愁过销量，当地的人会提前预订，一般是晚上十一二点抓完，直接就把新鲜的蝉给人送过去。 人工养蝉倒不复杂，一开始一般是从野外捡来有蝉卵的树枝，放回到自家树上，辅以人工手段，提高存活率，此后只需要模仿野生环境，供蝉生长即可。 《森林民宿》剧照 更多的养殖也催生了更大的消费市场，小原是东北人，三年前来到郑州开烧烤店。在老家时，小原没听说过蝉也能吃，店里也没有和蝉相关的菜品。在郑州的第一年夏天，小原发现，一到傍晚，附近的公园、树林里，每天都会有人拿着手电筒照来照去，人还不少，一问，才知道是在捕蝉。 看着大家捕蝉吃蝉的兴致这么高，小原把烤知了猴（河南也把蝉称作知了猴）和炒知了猴，加入了烧烤店菜单。烤知了猴5.99元一串，一串三只，三串起售，今年是店里的爆款产品，甚至有人专门提前确认店里是不是卖蝉，确认后才会过来消费。 来自山东临朐的金泽，是2017年创办金蝉养殖合作社的，到今年，已经发展到了每年可以出品几百万只蝉的规模，不仅对外销售蝉，还销售卵条和技术。他注意到，不光日常消费，“越来越多的人会用蝉来送礼，认为蝉是特别且富有营养价值的食物。所以可能一买就是一千。” 《温暖的味道》剧照 正因为蝉的价格上涨，在黄易所在的村子里，村民抓蝉基本都不再是自给自足，而是拿到市场上出售。野生蝉越少，价格越贵，想抓的人就越多，形成了恶性循环。看着减少的亩产，黄易想起年轻的时候，没有电筒，摸黑或拿着煤油灯去村边树林里摸知了，手往树上一摸就是一个，一个来回一公里左右，摸个半桶没问题。“半桶有10斤左右，得有1000多个，现在别说1000个，你连10个都摸不到。”黄易说。 作为研究林业有害生物控制的专家，侯泽海说，蝉以吸食灌木或者乔木汁液为生，但吸食量不大，且不会留毒，因此“树木有它，影响不大，没它更好。至于蝉的天敌们，无论是常见的鸟类、食虫虻等昆虫，还是猴子这样的哺乳动物或寄生虫，都可以找到其他替代食物。”也就是说，因为生态位中过于普通的地位，蝉增多或减少，并不特别受重视。但侯泽海也强调，从维持物种多样性的角度来看，蝉的存在仍有重要意义。 《小森林 夏秋篇》剧照 侯泽海倒是做过建筑垃圾与蝉的相关研究，发现建筑垃圾在土壤里堆积后，蝉容易发生真菌、细菌感染，严重者还会畸形发育，可以作为土壤质量的指示生物。 而对杨帆来说，蝉的减少，带走的是一种珍贵的夏日记忆。直到如今，每次想到夏天，她的思绪就飘到爷爷家，院子坐北朝南，弄堂里穿堂风过，带来难得的清凉。中午，她和爷爷常常搬着摇椅在弄堂里睡觉。那样的时刻里，最让她难忘的是“撕心裂肺”的蝉鸣，中午的村子本就安静，数不清的蝉共振，像是要把整个世界叫塌掉。

未完成的转型正义 国家扩张的终结，除了周边国家的抗衡以及“世界帝国”的阻力，还可能由于国民的自省，从本质上去除“扩张的基因”。以一战、二战、六七十年代解殖民化和左翼运动三个关键分水岭，很多以前的扩张型帝国纷纷去除了“扩张的基因”。我把它称为广义的“转型正义”，即国家不管出于被迫也好，出于自愿也好，出现一种对战争罪行以及历史上的“坏事”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潮流，从而在整体社会层面，在思想上革新，认识了是与非的底线。 二战的发动者，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就经历过这种转型正义。日本制定了“和平宪法”，否定了“战争权”，在战后将近八十年里是世界最和平的国家。德国总理布兰特（Willy Brandt）在波兰“惊天一跪”，对二战罪行深深忏悔，成为全球反思战争罪行的榜样。德国和世仇法国携手并肩，以两国为核心建立欧盟。 二战中的战胜国英国和法国，在第二次中东战争即苏伊士运河危机失败之后，痛定思痛，开始了主动的解殖过程，更放弃了扩张的欲望。 战胜国美国在一战中最早提倡民族自决（威尔逊十四点和平声明），在二战中自我承诺不谋求土地扩张和倡导成立联合国（罗斯福），在左翼运动中废除种族歧视政策，推动种族平权，此后更对自己的历史进行系统性的反思，向历史上的受害者以国家的名义道歉。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等从殖民地成长起来的国家，也纷纷与美国步伐一致。 在西方国家的带动下，韩国等亚洲国家、东欧等国家在冷战后也纷纷进行转型正义，反思自己的历史罪行。 然而，苏联由于其战胜国的身分，以及在二战后成为和美国对抗的第二大国的地位，根本无人能迫使它反思。于是苏联一直有一种胜利者的心态，从未反思自己在战争中的罪行，没有为战争罪行道歉。 苏联在二战中是无辜的吗？当然不是，在二战初期，苏联是纳粹德国的同盟，出兵侵略（和吞并）了芬兰、波罗的海三国、波兰和罗马尼亚，侵略了芬兰，建立所谓东方战线。如果不是德国后来进攻苏联，“哥儿俩”自相残杀，苏联也是盟国要作战的对象。在二战后的安排中，苏联还是唯一继续进行领土扩张的大国，从东欧到远东，苏联都有土地进帐。在战争中，苏联犯下无数的战争罪行，在战争初期侵略其他国家时，已犯下大量罪行，包括大屠杀、强奸、虐待、抢掠、流放、甚至种族清洗等。在战争后期攻入德国，对著“敌人”德国人，其罪行更是令人发指。根据估计，红军士兵在二战末期强奸了超过两百万德国妇女，其中20万人之后死于伤口、自杀、或是直接被谋杀。在其他东欧国家和中国东北，类似罪行也多不胜数。在战后，因应国界变迁，苏联更主导发起大规模的民族强制迁移（比如把德国人从现在变成苏联的土地上赶出去），更引发无数的人道主义灾难。 在苏联时期，苏联固然同样没有和美国等战胜国一样“自行反思”；在苏联解体初期，尽管俄国有过一些有识之士对转型正义的反思，但在整个国家层面同样缺乏反思。于是，从苏联到俄国，对二战的叙事，依然是“永远正确的”，即苏联付出了全球最大的牺牲，战胜了纳粹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每年5月9日，苏联和俄国都进行盛大的阅兵，纪念苏联的丰功伟绩。 在这样一面倒的叙事下，俄国成为少数从未对二战进行转型正义式反思的国家，它至今认为在二战中是完全正义的。光从俄国对“纳粹”的理解，独立特行地等用于“与苏联做对的人”，其与国际观念脱节之大就可见一斑了（俄国论述中的“俄国要把乌克兰去纳粹化中”就是这种心态）。缺乏对战争的反思，导致了俄国人的思维还停留在二战年代，最接受对弱肉强食的一套逻辑。俄国时代，更加上了对帝国“不战而败”地解体的怨恨。俄国没有想过，所谓“失去”的“自己的土地”也是靠侵略得来的。就这样，俄国把侵略视为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同时在乌克兰战争中更容易犯下战争罪行。 因此，二战结束了，但从实现“转型正义”角度看，二战并未结束；在四十多年后的冷战胜利了，同样也没有把二战后应该完成的事完成了。乌克兰战争可以说是这种使命未完成的恶果，也可以说是最后完成使命的契机。 民主自由与独裁的文明冲突 一个国家是否推行“转型正义”，归根到底就是这个国家主体价值观问题。一个国家主张何种价值观，则和是否实行真正的民主自由制度高度挂钩。不难看到，所有成功实行了转型正义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专制独裁国家没有一个推行过转型正义。 在一战、二战和冷战中，民主和专制的对抗至少成为战争主题的一部分，而且比重还不断加大。一战中，民主的美国英国法国是战胜国的主力，专制的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是战败国的主力。但协约国中还有俄国日本等专制国家。到了二战，民主vs专制的成分进一步提高，在主要参战国家中只有苏联“意外地”成为盟国，战败国的德国、日本、义大利全是专制国家。到了冷战，民主自由与专制之战就成为压倒性的主题。无疑，美国支持过肯加入对抗苏联的独裁政府；苏联也支持反美反殖的“左翼民主政府”，但两个集团的核心对抗者，无疑就是民主自由国家对抗打著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独裁国家。 冷战后不久，山缪·杭亭顿（Samuel Huntington）和他的学生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分别提出了两种相对的理论。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提出“历史终结论”，主张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制度胜利了，而且可能是人类社会国家政府制度演化的最终形式或终点。福山的理论也把“民主和平论”包含在内（democratic peace theory），即民主国家之间能避免战争。于是福山乐观地认为，冲突会越来越少。 亨廷顿则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文化差异是根深蒂固的，喜爱同类憎恶异类是人的天性，文明之间的冲突不但不会消灭，还长期主导世界政治，“地球越小，冲突越严重”。他进而按照“西方vs其他”的比较展开讨论，认为在“其他文明”中，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最重要对手，俄国、日本、印度文明是“摇摆对象”，“其他文明”之间也互相冲突。 两种理论虽然不是完全针锋相对的，但在三个关键的问题上，即人类政治发展是否线性向前进步的？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制度是否真的完全胜利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否就会避免？却是完全相反的。 历史随后的发展肯定了亨廷顿的正确性，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很多人口里成为笑柄。然而，是政治制度导致冲突，还是文明导致冲突，历史还未给出肯定的答案。尽管文明会影响政治制度的实现，但并非不同的文明就必然会选取不同的政治制度，亨廷顿列举的日本文明、印度文明，都选取了民主自由制度；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都没有民主自由。 在苏联解体之初，西方对俄国成为民主国家有高度的期盼，这既符合西方的民主自由制度输出的既定政策，也因为当时“民主和平论”成为主流理论。俄国也确实有过短暂的民主。然而，俄国现在的民主徒具形式，实质上却在普京治下变成专制国家。俄国这种“重返专制”（以线性理论的观点属于走回头路）的路径，明显伴随著俄国和西方关系的恶化。最显而易见的分水岭是2008年，普京以一种“太上皇”的手法，把总理推上前台做总统，自己摇身一变为总理幕后操纵，以绕过宪法的连任限制，实质性地延续自己的统治。此事在西方引起轩然大波，意识到虽然俄国名义上还是个民主国家，实际上已和专制无疑。对俄国的态度也从始改变（当然也有其他原因）。到了普京再度上台，先是修宪延长总统任期，再是更彻底修宪，可以“重置”自己的总统任期，关系恶化更大退步。 作为一个对比的例子，中国近年来与美国关系恶化，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也是源于2018年中国的修宪，让美国对中国民主化前景的信心完全扑灭了。（作者：黎蜗藤）

7月31日俄罗斯海军日当天，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早上袭击了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总部，造成数人受伤。图为俄罗斯士兵守卫在位于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的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美联社照片） 当地政府表示，周日，一架简易无人机携带的小型爆炸装置袭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造成六人受伤。而乌克兰则表示，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导致其最富有的一名粮食商人死亡。 没有人立即声称对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发生的无人机袭击事件负责，此次袭击迫使俄罗斯取消了海军日假日的仪式。但据美联社报道，这起看似即兴的小规模袭击事件增加了这是在2014年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上乌克兰反抗分子所为的可能性。 黑海舰队的新闻服务部门说，这架无人机似乎是自制的，爆炸装置的功率很低。塞瓦斯托波尔距离乌克兰大陆约170公里，但不清楚无人机从何处开始飞行。 对于此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嘲笑俄罗斯防空力量的薄弱。 “占领者承认他们的防空系统的无助吗？还是他们在克里米亚游击队面前的无助？” 奥列克西·阿雷斯托维奇在社交媒体Telegram中说。 在乌克兰其他地方，主要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的市长维塔利·金说，俄罗斯的袭击导致乌克兰最富有的人之一—-奥列克西·瓦达图斯基和他的妻子赖莎死亡。瓦达图斯基拥有粮食生产和出口的企业。 另一位总统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Mykhailo Podolyak）表示，袭击是专门针对瓦达图斯基的。 波多利亚克说：“这不是一起事故，而是一场深思熟虑、有组织的预谋谋杀。”瓦达图斯基是乌克兰最大的农民之一，是该地区的关键人物和主要雇主。火箭的准确击中不仅是在一栋房子里，而且是在一个特定的侧翼，即卧室，这让人对瞄准和调整袭击毫无疑问。” 瓦达图斯基的农业综合企业尼布隆（Nibulon）包括一支向国外运送粮食的船队。乌克兰希望在与俄罗斯达成协议后恢复海外粮食出口，该协议将不会阻止货船通过黑海。 第一艘装载乌克兰谷物的船最早可能在周一从黑海港口切尔诺莫斯克启航。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海军日阅兵式上宣布，俄罗斯海军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接收他所称的“强大”的高超音速锆石巡航导弹。 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至少为5马赫，具有高度机动性，能够在飞行过程中改变航向。它们不同于弹道导弹，弹道导弹也可以以至少5马赫的高超音速飞行，但具有固定的轨迹和有限的机动性。 以高超音速发射高机动武器的能力给任何国家都带来了相当大的优势，因为这种武器几乎可以避开目前使用的任何防御系统。 2020年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副主席约翰·海顿将军在华盛顿对听众说：“威胁是什么无关紧要。如果你看不到，你就无法防御。”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六呼吁民众从顿涅茨克州东部地区撤离。在俄罗斯寻求全面控制顿涅茨克州的过程中，该地区发生了最激烈的战斗。 包括儿童和老人在内的数十万人仍在包括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在内的大顿巴斯地区的战斗区。这也是乌克兰战俘上周在导弹袭击中丧生的地区。 泽连斯基在周六晚间向全国发表视频讲话时宣布了这一消息。 据路透社报道，他说：“现在离开顿涅茨克地区的人越多，俄军有时间杀害的人就越少。”他补充说，离开的居民将得到赔偿。 泽连斯基承诺提供后勤支持，说服人们离开。 总统说：“许多人拒绝离开，但仍然需要撤离。” “如果有机会，请与仍留在顿巴斯战斗区的人谈谈。请说服他们有必要离开。” 星期六早些时候，乌克兰要求俄罗斯对在乌克兰东部一处由俄罗斯控制的拘留设施内发生的导弹袭击事件负责，此次袭击导致数十名乌克兰战俘死亡。 乌克兰政府周六呼吁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立即调查周五的袭击事件。红十字委员会星期六说，它仍然没有获准进入该地点。 随着国际社会对导弹袭击的愤怒不断加剧，联合国承诺支持调查监狱袭击事件。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周六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关于最近在奥列尼夫卡监狱发生的悲剧，我们随时准备派出一个专家组进行调查，但需要各方的同意。”。 俄罗斯和乌克兰相互指责对方实施了这次袭击。这两种说法都无法独立核实。到目前为止，没有国际援助组织获准进入被炸地点。 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在周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已邀请联合国和红十字会专家调查该监狱的死亡情况。

导读：刘道玉，1933年11月24日出生，湖北枣阳蔡阳镇刘坡村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 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81至1988年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 1988年3月6日，刘道玉被国家教委干部局负责人奉命宣布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 现任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出版有《刘道玉口述史》（2021年6月）。 本文作者：刘道玉先生 《青年论坛》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创办的一份新锐刊物，它是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产物。它就像是小荷尖尖刚露头一样，格外引人注目，在它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又进一步推动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更深入的发展。我荣幸地被聘为该刊的顾问，获赠每一期刊物，使我有机会向国内理论界的青年学者们学习。 我历来认为，与青年交朋友，同他们交流思想，是中老年人防止思想僵化的有效方法之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在武汉大学率先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至今我依然保持着与青年交朋友的习惯，以防止自己思想僵化。 今年是该刊创刊28周年，它的创办者们准备编辑一本名为《为自由鸣炮——〈青年论坛文集〉》，我受邀写一感言，感到不胜荣幸！胡德平同志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为自由鸣炮》的文章，这是非常切中时弊的。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三句话不离本行，因此我就谈谈教育与自由的关系。 教育与自由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考究一下学校的起源，进而说明自由与教育的密切关系。据法国考古学家安德烈·帕罗特的研究，他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学校在苏美尔，大约建造于公元前3500年，比埃及的宫廷学校还要早1000多年。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源头，在公元前500年以前，曾经出现了像泰勒斯七贤那样一大批著名的学者，他们都是自学成才的，而非学校培养出来的。在希腊语中，scole是“休闲”的意思，而英语中的school与希腊语scole一词同源，所以最早的学校就是休闲的意思。古希腊人认为，学习是劳动之余的事，是休闲的组成部分。因此，古希腊人在劳动之余，从事哲学思辨和艺术创作，从而开创了古希腊的灿烂文明。 在教育史上，最早提出自由教育思想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教育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自由教育是“自由人”的教育，在闲暇生活中进行理智活动，从而使人的个性、心灵、智慧得到解放和自由。几乎毫无例外，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都是主张自由教育的，这就说明自由是教育必需的前提。 卢梭是法国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杰出的思想家，是自然主义教育的奠基者。在卢梭看来，遵循自然的教育必然是自由的教育，因为人最重要的自然权利就是自由，每个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基于这种理念，他认为教育必须遵循自然的要求，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反对压制儿童的个性，束缚儿童的自由。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展，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也迅速传播到欧美各国，成为这些国家主导的教育理念。 英国著名的神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约翰·亨利·纽曼是19世纪自由教育的伟大倡导者，根据他的一系列演讲，于1852年合成了《大学理念》一书，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自由教育理念。他认为大学教育应为自由教育而设，以心智训练、性格养成和理智发展为目标，而不为了获得狭隘的专业知识。纽曼的大学理念，代表了一种经典自由教育哲学的思想，具有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正因为如此，他的《大学理念》出版一百多年后，至今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此外，诸如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英国大博物学家赫胥黎、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等，都是主张自由教育的，而且他们之所以成为杰出人物也都得益于自由教育。 赫胥黎除了成名之作《天演论》之外，还写过《论自由教育》一书，他把自由教育解释为文理兼备的普通教育。他的孙子阿尔杜斯·赫胥黎在《目的与手段》一书中，有一章也专门谈自由教育。抗战胜利后潘光旦先生将《赫胥黎论自由教育》翻译为中文，这本小册子曾被编入《新中学生文库》，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起过重要的作用。 在西方国家，自由教育已成为共识，人们自觉地践行这一原则。美国是当今世界的教育大国和强国，自由教原则也贯彻得最彻底。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于1915年成立，该会于20世纪初颁布了三A原则，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 正因为自由对于大学是如此重要，所以有不少大学都以“自由”为校训。如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劲吹”，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训是“真理使你得以自由”，加州理工学院的校训是“真理使人自由”，杜尔大学的校训是“自由地接受，自由地给予”，等等。 甚至在世界上还有以自由命名的大学，如芬兰的自由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后者的校训就是“自由、直实、公正”，这所1948年创建的大学，“自由和国际化”一直被视为它最显著的特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斯坦福大学，它创办于1891年，不仅不能与声名显赫的哈佛大学相比，甚至与同一地区的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相比，也显得默默无闻。它在1891年创建时，首任校长戴维·斯坦尔·乔丹选定“让自由之风劲吹”为校训，1974年学校又通过了《学术自由声明》。因为赶上了新技术革命的头班快车，学校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它造就了美国的硅谷，成就了一批世界著名的公司，不仅为美国也为世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西方大学传入我国，大约是在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期间，是“中体西用”口号下直接带来的成果。因此，我国早期的大学，无论是办学的指导思想或是教学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都深受欧美教育的影响。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于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但办学头十多年，校长更换频繁，各种问题频仍，学校毫无起色。蔡元培先生留学欧洲多年，熟悉西方教育的精髓，他受命于学校危难之际。1917年元月，他走马上任，表现出一个教育家的雄才大略。1918年《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先生在发刊词中全面诠释了他的办学理念，归纳起来就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第一次把自由教育引入我国的大学中。 燕京大学是于1919年创办的教会大学，第一任校长是约翰·司徒雷登，他制定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也有人翻译为“自由、博爱、民主”。清华大学创办于1911年，它是在利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29年6月3日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逝世两周年，清华大学国学院立碑纪念，在碑上刻有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碑铭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提出的，后一直被清华大学骄傲地视为该校的大学精神。 自由是人生来俱有的，是人生命的最高目的，是个人或集体保持创造性活力的先决条件。自由与教育的关系极为密切，我国当今教育上存在的问题，都与我国教育缺失自由密切相关。总览我国各大学的办学理念，没有一所学校的校训中有“自由”二字。 为什么自由是教育的核心理念呢？ 这是由教育的特殊功能所决定的，就大学而言，其主要功能有三，而根本一点是培养人才和从事原创性的科学研究。 首先，以培养人才而言，育人与造机器完全不同，造机器是依照图纸或标准的模具，放在流水线上进行标准作业，制造出毫厘不爽规格相同的产品。然而，育人就根本不同了，每个人的资质是千差万别的，各人内在的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 因此，必须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这就需要自由的环境，尊重每个人选择的自由。现在一些大学乱提口号，把培养目标一味地拔高，什么杰出人才、大师级人才和“顶天立地”的人才等，这些都是不实事求是的。无论是天才或是大师，都不是学校直接培养出来的，也是不可复制的，他们都是在自由的环境中自然成长起来的。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展学生的智力，训练他们的思维能力，赋予他们创造性的各种素质，使他们能进行清晰的、逻辑性的独立思考，做出准确的判断，为其日后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奠定基础。 其次，科学研究的本质是探索未知，涉足无人进入的疆域，创造未曾有过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理论。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发扬自由的科学精神，允许质疑，允许争鸣，保护科学上的异端邪说，支持冒险精神，为科学上有价值的失败唱赞歌。 我们须知，任何伟大的科学发明，最初都是源于个人的新创意，而这些创意都只能在无拘无束自由的环境中萌发，任何约束、管制和干预，都只能扼杀创造性，无数的科学发明创造都证明，创造性的成果既不是由科研规划出来的，也不是由领导重视和号召出来的，更不能靠搞群众运动，而只能诞生在自由的园地里！ 当前我国教育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必须解放思想，打破禁区，确立自由教育的理念。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减轻中小学生的负担，走出应试教育的窠臼，解放学生的个性和智慧。只有树立了自由教育的理念，我国大学才能真正行使独立自主办学权，出现风格各异和多样化模式的大学，而不是一味地追求“高、大、全”的航空母舰式的“一流大学”。

注：本文原作者注明，本文为写于2020年的作文，部分信息可能存在更新不足的问题。 近些年来，笔者接到过一些相对特殊的咨询和委托；有些参与了，有些婉拒了。笔者经常突然就消失很久，绝大多数时候是因为懒癌发作，但也有部分时候是将精力投放在此类工作中。 这些业务中，一部分是某些研究项目的对外分包，重点是针对国外新基础理论、关键技术概念的分析和评价。还有一些，是来自部分基金等商业机构的咨询，要求笔者以体制外第三方的独立身份对某些行业、企业进行评价，以作为他们进行投资决策的参考意见之一。 在第二类情况中，笔者不止一次面对过对军事/军工史不了解、也没有兴趣的投资代理人。为了快速打破神秘感和隔阂感，使投资代理人能尽快运用自己所熟悉的商业逻辑去审视潜在的投资对象；笔者经常要用到很多形成强烈反差的案例，进行对比讲解。 比如在利益导向激励、系统工程效率的问题上，笔者最常用的一对例子，就是拿苏联军队战机的后勤保障通用化建设，与国内20年前八线小县城的生理服务产业发展模式进行对比。 林彪元帅在谈及后勤工作的时候，喜欢打一个比方：后勤部门、单位，就是开旅馆的，作战部队就是客人。你不管哪路的客人，你都让他吃好、住好、保障好，这才是后勤工作做到家，不要各搞一套、各搞一摊。 图：苏27的保障，需要3000多项、超过24000件各种工具、仪器、设备，多种保障车辆，与米格29不能通用的比例极高，这带来了惊人的浪费和巨大的战时保障隐患 在长达数十年的历史中，苏联军用飞机的后勤维护通用性都非常差。无论是米高扬还是苏霍伊，不仅在设计中对此都不以为意，而且还非常抵制军队提出的通用化要求。 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苏军场站在维护保养不同企业的战机时，需要准备完全不一样的运输车、加油车、工装夹具乃至于挂架等等。这意味着驻扎苏霍伊式战机的机场，甚至无法保证米格式战机的正常弹药挂载、燃油补充、检查维护工作——别说战斗力了，连基本的起飞保障工作都无法完成。 图：在尝试统一维护的过程中，如果以米格局的设计为标准，那么苏霍伊一定会跳出来反对 这样的问题苏军当然也不是瞎子，但提出的改进要求很快就在航空系统研究院（以苏霍伊设计为标准给出改进方案）、米高扬设计局、航空部的推脱扯皮中无疾而终。类似的扯皮在历史上出现了多次，但统一化问题在非常长的历史阶段内始终没有解决——俄军直到现在也没有真正摆脱它。 在这个案例中，苏联有着自称最崇高的信仰，最优越的理论，有着自称最理想的制度，有着自称最先进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思想工具，有着一大群接受了严格高等教育的军官和专家，向来被公认为擅长组织系统工程。 但面对维护工作应当尽可能通用化这样一个显而易见、无需任何创造性思维就能理解其重要性，也不依赖于技术突破的基础需求；苏联的相关企业和机构，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主动性、积极性。以系统工程的组织角度来说，这样的表现极其拙劣和无能。 图：后勤保障的统一化，牵涉到各种结构承力点、线缆、管道的规格/分布等等因素。只有在飞机设计之初就有明确的要求和标准、规范可以遵循，才能良好协调；事后再要补救，代价高到不能承受。 就一架飞机的设计制造而言，这些通用化要求带来的工作量还不到5%；但它对后勤运作带来的损失，远远超过5%——这就是潜在的漏洞和短板。当一个庞大体系中，此类问题普遍存在于各个环节上时；整个体系最终的实际效率、特别是在高压下运转的实际效率，必将远远低于它平时所宣传的水平。 另一个例子源自某小县城大约二十年前的事迹，当年是惊动高层、被点名挂牌的重大案件。 该县城毗邻现在某中心城市，在它紧邻该城市的部分地区，曾在很短时间内形成了大片密集的生理服务产业，其绝大多数经营者，受教育程度只有中学、甚至小学水平。 但就是这么一群人，在市场经济环境所形成的充分激励下，仅仅依靠“设计、试错、改进”的最简单逻辑进行快速迭代，几年间磨合出来的商业运营机制，其系统工程学上的效率，可以说是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平： 1、当地的业主（以农民为主），仅在远郊地区提供硬化道路、毛坯房出租等基础设施支持。该地区匮乏公共交通、尤其是夜间公共交通，但对自驾车而言车程有限；因此既远离闲人耳目，又能有效进行潜在客户的消费能力筛选。 图：乡道 毛坯房的结构设计非常统一，聘请专业人士指导完成，完全基于KTV布局展开；熟悉的从业者在任意一栋建筑内，都能快速自如的活动。私密性非常强，主要出入和通道设计能起到明显的阻滞检查人员行动速度的效果，方便内部人员从其它通道快速疏散。 图：毛坯房 在这个模式下，作为业主的农民，他承担的分工就是把基础设施做好，尽可能的贴合未来的装修和运营。而由此带来的报酬，是出租收入可以达到正常状态的数十倍之多。 2、相关的企业运营者，在租赁毛坯房后进行相关装修，负责娱乐场所本身的经营，和直接提供生理服务的小姐姐们不形雇佣等关系。他们直接负责酒水等消费内容，房间、浴室等设施支持，并从交易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分成。 图：装修由企业运营者自主负责 由于不承担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承担大量人员的招募、培训、维持；企业运营者的固定成本得到了极大的缩减，主要的精力也被专注在相关服务样式和水平的商业竞争上。这使得相关的企业普遍盈利水平很高，而且形成了攀比服务水平的正向竞争状态。 3、大量小姐姐团队在管理者的带领下，在多个娱乐场所之间自由流动。一旦某个场所供不应求，或者出现客人对一批小姐姐不满意的情况；通过移动电话等工具，可以在第一时间，在整个区域内空闲状态的小姐姐团队范围内呼叫支援。 对于小姐姐团队及其管理者来说，她们也摆脱了收入被单一企业绑定的风险，能够接触到最广泛的客源，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在这种模式下，参与经营的三方相互配合几近完美：科学合理的高效分工，高度忠诚的利益捆绑发展；同时实现了法律风险最小，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管理体制内耗最低，客户最满意，各参与方均能盈利最大化的目标。 图：不能激发人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制度，注定不可长久 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在这个案例中被发挥的淋漓尽致。以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水平的合理性、优越性而言，它超越了苏联绝大多数公务员和高级企业管理者的见识境界和能力水平。哪怕是在20年后的今天，各种行测申论拿高分的小公务员笔者见得多了，但有能力做出这种水平商业模式规划的，百中无一。 抛开道德角度的评判，中国改开以后的行政管制放松，让无数自然人在市场经济制度激励下出现了学习、创造、执行能力的普遍爆发；加上大量年轻人口带来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诱使西方产业和技术大规模向国内转移，才使得经济高速发展了三十余年。 图：几十年基本设计不变的拉达汽车，它是苏联工业经济发展的最佳标志物 与之相反的苏联，尽管在70年代的工业、教育基础远好于中国，但其资源配置、运用的效率极其低下，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无从激发，注定走不出70-80年代的经济停滞，最终国家解体。 每次笔者讲完这两个例子，都会反问投资代理人这样一个问题： 把寻求生理服务的客人换成寻求维护修理的军用飞机，把小姐姐团队换成各型军机所需的设备、部件、弹药；那么从后勤组织供给的角度而言，哪一种模式的设计水平更高，效率更为优越？相同的投资砸进去以后，哪一种模式能得到更为显著的能力提升作为回报？ 因此在判定一个行业、一个企业的真实发展水平和潜力时；他们的自我宣称——比如多么有奉献精神，有多么悠久的历史，有多少院士总师在内的优质人力资源，多么受重视等等，都不是最关键的因素。 真正关键的要素，在于准确的分析它的管理制度设计；判定它企业效益的分配导向中，内耗的比例是高是低，大多数的骨干技术/管理人员是否得到了充分的激励。通常而言，官腔打的越重，各类突击运动越多，宣传的英模人物命运越悲惨，极大概率就代表着它的真实情况越糟。 图：突击运动常态化、年年搞，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生产周期的规划组织、管理执行能力低下；前期消极拖延，临头了只能行政施压。人员有疲劳极限，设备需要定期检查、修理、维护；在突击状态下，这两个核心要素都不能有效保障，质量控制、设备损耗都一定会显著恶化。 到今天为止，笔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对于相关企业的投资？这个答案笔者自己也不知道，但哪怕影响的金额再小，有一点笔者是确信不疑的：…

中文网络流传消息称，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亚洲的专机从美国西海岸起飞后抵达阿拉斯加机场，在继续飞往日本途中，右侧发动机出现故障，不得已返回美国。 经核查，佩洛西访问亚洲的专机没有经过阿拉斯加，而是途经夏威夷，发动机也没有出现故障折返。 背景 7月30日开始，微博、头条等中文平台流传消息称，佩洛西出访亚洲的专机因为发动机停车而原路折返。 有关说法称：“最新消息，美国路透社记者David爆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日专机因右侧发动机停车而不得不折返到美国阿拉斯加安科雷奇机，后续行程未知，或换机飞行。美国东部时间7月29日凌晨34分，佩洛西专机C40A至美国西海岸惠得贝岛海军航空基地起飞，3时抵达阿拉斯加安克雷奇机场休息一小时，随后在去日本途中发动机出现停车，不得不原路返回。” “外媒最新消息称，佩洛西专机从美国西海岸军事机场起飞后，大约3小时后抵达美国阿拉斯加机场，休息一个小时后，起飞飞往日本，但是在飞行过程中突然发现右侧发动机出现故障，所以不得已返回了阿拉斯加机场。” 核查 检索路透社官网，没有发现路透社和其他媒体发布过类似的消息。 7月31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办公室发布佩洛西亚洲之行的新闻稿，称佩洛西正在率领一个国会代表团访问印度-太平洋地区，将到访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和日本。 新闻稿透露，佩洛西一行的飞机在夏威夷停留加油，代表团听取了美国印太司令部领导层的简报，并参观了珍珠港纪念馆和“亚利桑那”号战舰。 “亚利桑那”号战列舰在珍珠港袭击中被击沉，后来在原址建立了一座“亚利桑那”号战列舰纪念馆（The USS Arizona Memorial）。 佩洛西此行被认为乘坐美国空军的一架波音C-40 Clipper飞机，注册号09-0540，呼号SPAR19。 这架飞机从华盛顿特区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Joint Base Andrews）起飞，先抵达加利福尼亚州费尔菲尔德（Fairfield）附近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Travis Air Force Base），停留了一个小时。随后一路向西穿越太平洋，降落在夏威夷的希卡姆空军基地（Hickam Air Force Base） 。 飞行追踪网站Flightradar24显示，北京时间7月31日下午2点30分，这架飞机已经离开夏威夷向西飞行。 位于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美国空军第89空运联队（89th Airlift Wing）负责将美国总统、内阁成员、高级作战指挥官和其他要人运送到世界各地。该联队的飞机包括“空军一号”以及基于湾流和波音的军用飞机。 结论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亚洲的专机没有经过阿拉斯加，而是途经夏威夷，发动机也没有出现故障折返。 —————— 资料来源 https://m.toutiao.com/is/2nFEf6S/ https://weibo.com/1198220993/LEMmqcc99 https://weibo.com/5259326759/LEJsAFCbh https://weibo.com/2258378497/LENVSDGvC https://www.speaker.gov/newsroom/73122 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