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加拿大税务局（CRA）公布了一项统计数据，即今年加拿大人报税后收到退税的人，平均能够收到的退税款额为$2056加元。 除了退税以外，CRA还在重查那些违规报税行为。一位加拿大BC省列治文的华人女子，就摊上事了！她因使用假发票给公司报税而被罚款$75,000加元。 图源：CTV news 根据加拿大税务局的新闻稿显示，这位华裔女子名为Tzu Chin Lee（李女士），周三在省法院承认自己在报税时存在参与虚假或欺骗性行为的罪名。 CRA方面表示，这项指控源于她在准备 Agape Enterprise Corp.公司2016年企业所得税申报时的行为。 该机构称，李女士承认在报税中“夸大了2015年12月至2016年6月期间采购的材料成本，将支出报高了$847,605加元。” “这些夸大的金额具有虚假商业发票的支持，并被提供给外部会计师准备申报表。”CRA在其新闻稿中表示。 “李女士通过电子邮件收到了完整的申报表，她安排签署并提交给了CRA。”该机构表示，由于在准备申报表中存在虚假报税行为，该女子被罚款$75,000加元。 CRA表示，“为了确保税收制度对每个人都公平，我们会确保那些试图逃避缴纳税款的人们被追究责任。” “CRA发布有关税务违规和其他执法行动的信息，以鼓励自愿遵守加拿大税法，并对不遵守的人们采取行动。”  

近日，香港知名男团Mirror演唱会上突发意外的事情让网友和粉丝们无比揪心。有消息曝出，遭高空坠落的LED大屏幕砸成重伤的是一名伴舞的多伦多27岁华裔小哥，现在的他脊椎骨折移位，最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颈部以下瘫痪。 图源：YouTube 热爱舞蹈的他原本正带着梦想从舞台上尽情展示自己，没想到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意外…… 图源：nationalpost 这起事故发生在7月28日晚，备受欢迎的偶像男团MIRROR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的演唱会上发生严重事故。 一个悬挂在高空的600多公斤大型LED屏幕突然掉落在舞台上，导致两名舞蹈演员被高处掉落的电视屏幕击中倒地，画面非常惊悚。↓ 图源：微博 巨大的屏幕先是有一根金属绳松脱，屏幕的坚固边缘直接砸在其中一个伴舞的头上，紧接着又砸到另一个伴舞的身子上。 视频显示，舞台上的其他表演者赶忙帮助那些被屏幕击中的人。 图源：YouTube 现场观众见状后吓得疯狂尖叫，演唱会紧急喊停，歌迷们被要求离开会场。 图源：Global News 警方说，这两名男舞者在被送往医院时是清醒的。三名观众也被送往医院，其中一人感觉不适，另外两人处于休克状态，但他们不需要接受治疗。 随后，伤者的身份被公开。据当地媒体报道，最先被击中头部的伴舞名为Qiyan Li（李启言，昵称阿Mo），出生于1995年的他今年27岁。从小生活在多伦多。 图源：Yahoo News 事故发生后，李启言因脑出血和颈椎破裂被送往Queen Elizabeth医院ICU接受治疗。 图源：南洋商报 7月29日上午接连做了7个多小时的手术，他的颈部第三节和第四节椎骨骨折，由于伤势过重，很可能伤及头部和颈椎，估计最严重情况可致永久颈部以下终身瘫痪。 7月31日，据港媒最新消息，李启言病情加重，从开始的轻微脑出血到颈椎爆裂，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喉部插麻醉管的危殆重症人，随时都有成为植物人的危险可能性。现在仍在ICU里面接受治疗与后续的观察。 图源：YouTube 据报道，被屏幕击中的第二名舞者是29岁的张梓峯，他受轻伤，已经于周五出院。男团Mirror的12名成员均未在事件中受伤。 李启言是加拿大华裔，父母得知这一噩耗后也是焦急不已，第一时间从多伦多飞去香港探望儿子。 图源：Twitter 据多家媒体综合报道，李启言的父亲是香港著名牧师李盛林，他于2006至2016年间担任牧职神学院院长，后移居多伦多，担任士嘉堡华人浸信会主任牧师。 图源：Twitter 而李启言则是他的小儿子，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 7月31日，有媒体拍到李启言的父母已经从多伦多赶到香港。两位老人在航空公司和医护人员的护送下离开机场。由于事态紧急，他们在完成入境检疫程序后可以豁免在酒店进行强制隔离，第一时间直奔医院。 图源：搜狐 图源：搜狐 这位多伦多小哥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和大家一起跳舞是最开心的事情。” 想必跳舞对他来说不只是兴趣，更是把它当成了梦想，成为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2013年，李启言从多伦多高中毕业后，考入了香港城市大学，随后更是加入学校舞蹈社团，参加各种舞蹈比赛。 图源：China Press 他还曾参加过选秀《全民造星》，但最终止步55强。比赛后他就成为了MIRROR组合的御用伴舞，经常现身MIRROR的演出。 图源：网络 在追逐舞蹈梦想的道路上，李启言结识了女友苏芷晴。…

有没有这样一个很苦很惨的人，一生要与父母反目成仇，要与恋人生离死别，要与孩子骨肉分离。 一切都不是天意如此，也不是咎由自取，所有际遇顺应时代的趋势演绎，对，就像一出与时俱进的悲情戏。只需一个主人公，就足以令无数人落泪。 有，有这样的一个人。她是被历史轻描淡写的一个人，被往事支离破碎的一个人，被记忆一言难尽的一个人。 即使她的名字仅有两个字，仍然让人不忍卒读：姚姚。 她用一生，承认了这个事实。 1 1944年，上海全城灯火管制，常常警笛长鸣，乱世之中，姚姚在一家外国人开的医院出生。身边的一个小护士全程悉心照顾，只有有钱人家的孩子才有这种待遇条件。 姚姚的名字真的很上口，姓与名都是随了父亲姚克的姓。可是爸爸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她没有任何记忆。 那年她还不到两岁，已经牙牙学语会叫爸爸，但爸爸出轨了，妈妈坚决要立即离婚。 她成了单亲家庭的孩子，但很快，在六岁，一个开始记事的年龄，她有了一位新爸爸，叫程述尧。再不久，她又有了一个弟弟，叫灯灯。 因为亲生爸爸对她没有爱，所以姚姚并不抗拒这位新爸爸。实际上，姚姚乐意认同这位新爸爸，她自幼至长，都管程述尧喊“爸爸”，叫得特别亲。程述尧听到了就会爽快地“哎”一声接答。 程述尧特别溺爱姚姚，灯灯出世后，他担心奶妈会忽略了姚姚，特别吩咐： “你不光要宝贝灯灯，也要宝贝姚姚。” 奶妈慈眉善目笑着说： “程先生是好人，到底是读书人，懂得道理。”在奶妈的脑海里，关于姚姚与程先生，一直有一个非常亲切的画面： 他对姚姚是真的好，一下班，手里还拿着包，外套也没有脱下来，就宝贝宝贝地叫。他们要好得像亲父女一样。宝贝欢喜撒娇，可不敢对妈妈，就对程先生。” 姚姚以为可以和爸爸永远同住一个屋檐下，一辈子都不分离。直到有一天，妈妈很凶地指着奶妈问：“你是我的人，还是他的人？” 故事的温度，就是这样随着一个短促而严厉的质问慢慢凝冻了。 原因或多不少在于一个人身上——姚姚的生母——上官云珠，一个把故事渲染得更加沉重的配角。 2 那天上官云珠之所以对奶妈发火，是因为她正在和程述尧闹离婚，而奶妈却站在了程述尧的一边说好话。 至于为什么离婚，是因为程述尧犯“罪”了，成了贪污分子。但上官云珠很清楚真相，程述尧是被冤枉的。要是丈夫贪污，为何不见家里有赃款？她恨这个男人，撒了一个愚蠢之极的谎，自作自受，自毁前程。 程述尧时任兰心剧院收管钱款的经理，他万万没想到上面会突然查账，但他平时根本不做账，临急临忙做了一个凑数的账目，结果审查时一问三不知，贪污罪顺其自然就板上钉钉。 程述尧立马被关押在剧院，为了自由，他撒了一个毁一生的谎，他承认了自己拿钱回家。 在旧社会，程述尧是一个出身好的少爷，从不缺钱，思维也简单。他以为上官云珠从家里拿八百块美金和两个戒指送到剧院，作为赃款退赔就一切太平。其实后知后觉，他已成为最早一批被社会清除出去的人，痛苦的代价不是丢了饭碗，也不是管制劳动一年，而是头上顶着一顶贪污分子的帽子。 上官云珠火气大是正常的。她已经没了旧社会的风光，在新社会，她只是一个四级演员，处境十分难堪。但她从不抱怨，思想上，她主动反省自己虚荣，交代过去是想要过大明星出人头地的生活。行动上，她拼命工作，为灾区筹款义演，劳军义演，因为劳累过度，还犯了肺病。 欣慰的是，她终于得到了文艺界的器重，噩梦的是，丈夫成为了她事业上的一堵墙。 程述尧已经是她的第三任丈夫了，结婚，就像过家家一样，所以离婚，上官云珠也一点都不含糊。她不希望自己的努力前功尽弃，那就必须与程述尧划清界限。 程述尧搬出了孩子，苦求上官云珠顾念两岁的灯灯，心疼没有爸爸的姚姚，奶妈也在一旁附和，求她不要狠心拆散一个完整的家庭。上官云珠没有心软，反而被说烦了，她摔门而去，没有留下任何商量的余地。 家就这么散了，姚姚跟了妈妈，那年她九岁，弟弟灯灯跟了爸爸，那年两岁。 妈妈呢？ 妈妈又结婚了，一个叫贺路的男人成了姚姚的继父。他是家里曾经的熟客，突然间就成了主人。 姚姚讨厌他，心水清得很的奶妈也恨不得当面骂他猴子。 3 上官云珠有三个孩子，但唯一一个跟在身边的只有姚姚，她完全是把姚姚按照自己为模子来打造的。 像上海有钱人家一样，姚姚从小就要练习钢琴，到了周末就由保姆陪着去老师家上课。上官云珠给姚姚下了重规矩，一有空就要抽查她的钢琴弹得怎样，要是不好，就会用竹尺打手板，有时候生气了，下手就会忘了轻重，但姚姚从来都不会哭。 她的玩伴张小小说： “姚姚妈妈对姚姚管头管脚，一直管到我们玩的时候姚姚不小心跌了一跤，马上央告奶妈不要告诉她妈妈。姚姚怕她妈妈。” 她要成为妈妈心中的淑女，小小年纪就跟着妈妈出演《三毛流浪记》。她穿着白纱的绣花裙子，头上扎着蝴蝶结，在照相时规规矩矩袖着手，妈妈的朋友见到她，总会说：“好乖呀！但是不如妈妈漂亮。” 姚姚不太习惯看到妈妈的朋友，每次都会低着头，垂着眼帘，让别人看不到自己的眼睛。…

在中国，有很大一部分人相信中美必有一战，认为这是世界头把交椅更替的规律和仪式。现在盛传佩洛西要访台，他们兴奋不已，觉得这一刻终于要来了。 大多数人思考问题都是基于认知，我背书包的那会也差不多是这个想法，甚至有次都梦到美军打到隔壁村了。我至今都能回味那个梦境的惊恐和慌乱，现在回头再看，真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不过，美国要来打中国？你是不是想得也太美了吧！ 那个谁说什么来着，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翻开历史看看，45年后的国共内战，老蒋跪求美国出手相助。那会儿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像日本这种在东南亚疯狂多线作战的军国狂魔都治得服服帖帖，还有什么是原子弹治不了的？ 但老美为什么不出兵呢？因为人家怕中国呀！不敢打！ 后来半岛战争爆发，美国登陆仁川之后，就不停告诫中国不要参战。结果眼看就要打下整个朝藓半岛的时候，中国入局了，双方最终握手言和。越南的南北战争那会，中国出兵支援北越，老美最后只好丢下南越撤退了。 同样是60年代，那会台湾经济开始腾飞，“省”力渐盛。蒋介石攒了50多万的兵力，计划反攻大陆，并千方百计拉美国赞助。结果老美一口回绝，要打你自己打，我怕！于是蒋的如意算盘流局！美国都怕了，台湾还逞什么强？ 70年代中苏交恶，老大哥苏联因为觊觎中国北方领土，碰壁后计划核击中国，并事先寻求美国意见。美国说，不要打！我怕！苏联一头雾水，是老子打中国，你怕什么？你只要把手插口袋里就行。结果那边美国已经把苏联的核击计划通过报纸给宣扬了出去，导致老大哥的计划流局。 这些都是千真万确，载入史册的事件。当年毛还为此喊出了“深挖洞，广积粮”的口号，以应对苏联的核威胁。如果按照中国“三国演义”的国际政治逻辑，中苏鹤蚌相争，美国不是渔翁得利吗？老美为什么不坐山观虎斗呢？ 这就是认知的问题了，超出认知范围的东西，是无法理解，旁人也无法解释的。所以不如说美国是怕了，有助于理解消化。 那么，在四十年代美国具备绝对核武优势的情况下，在五六十年代中国贫弱不堪，甚至陷入三年“修仙”期的情况下，以及七十年代苏联都想核击中国的情况下，老美都怕中国，你们觉得现在的美国敢打一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所以，大家怕是得放弃一些幼稚的想法，老老实实地享受和平。就算你想打，人家也不一定会奉陪。很多人认为中国只要打台湾，美国就会加入战局。这显然也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你看看乌克兰，人家可是白人国家。在俄罗斯发起入侵之前，美国就已经获取这一情报，他连乌克兰都不保，会介入台湾？ 美国出不出兵，首先是由法律决定的，跟乌克兰一样，美国与台湾之间也没有明确的安保协议。美乌之间倒有个核安保条款，但只有在乌克兰面临核威胁的时候才会触发。所以，美台之间是纯粹的价值观联盟，要真打起来，出不出手还得走国会程序。而最终，还是会像对乌克兰一样，一手援助，一手制裁。 即便如此，中国这边也不是说打就打的。真要打台湾，必须得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能百分百拿下，二是做好心理准备，彻底不跟西方国家混了。 之前我也在文章里提过，不要小瞧了台湾，真不是你想拿就能拿的。人家有800多架军事飞机，其中战机129架，都是性能更为优越的美式战机，打起来真不好说。而且根据美国一个军事网站的排名，台湾的军力排名是世界21。乌克兰排哪？刚好在台湾后面，第22。结果排名世界第二的军事强国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打了将近半年，竟然越打越尴尬，进退两难。 时代不同了，现在的国际环境就是谴责用战争来解决争端，一旦挑起战事，你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国际社会。所以，就算中国能拿下台湾，还得考虑国际社会，除非你真的不要跟人家过了。 但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贸易时代，你怎么可能做一个“单身汉”？人家不卖你芯片，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怎么用？人家不卖机床，你制造业怎么运转？人家不卖你抗癌药和高端医学材料，得多少科室得关门？ 月初时普京自己就亲口承认，俄自主科技项目全线溃败，每天上千家企业关门。如果你真迈出这一步，跟西方国家翻脸，那普京要笑死了，刚好拿你去纳投名状，借机解围。 当然，也绝无可能走到这一步。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就明确表态了，中国热爱和平，不是苏联，不想打新冷战。也反对意识形态对抗，反对脱钩断供，不搞军备竞赛，防止陷入霸权竞争的陷阱。关于台湾问题，也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而不愿看到同胞相残。这才代表了中国外交的真实态度，也是得体和明智的。 你以为美国民主党是真想搞点事吗？人家过几个月就中期选举了，不搞点花样怎么应付期中考？中国这边恰好缺一个民族主义的燃点，何不顺水推舟，动员全网起来骂一骂。 这样就能把需要赡养老母亲的“二舅”们，和让空姐冒雨等小两时的“周劼”们，拧成一股绳，同仇敌忾了。佩洛西一下就治好了中国的精神内耗。等这波热度过去，二舅们又会发现自己没有工作，没有对象，而周劼们六七套房，姑娘排队等着他挑。所以，美国啊！千万不要停！

近两天，B站一部《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短片爆火，全网持续刷屏。 短片作者，@衣戈猜想，用寥寥数语，平静地讲述着“二舅的一生”。 在这部11分钟的视频的评论区，有人感叹命运不公、有人佩服二舅的毅力和乐观、也有人质疑其真实性，更有网友总结这是当代视频版的《活着》。 这部短片引起的反响巨大，置身于苦难中的二舅，他坚韧自强、从容不迫的态度，仿佛真的治好了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内耗。” 然而，一件事物的快速发酵，往往会使人忽略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含义。这部短片爆火的背后，所代表的是在如今的短视频时代，通过片面的事实、过度升华的价值观以及主观的粗暴逻辑，带给人的心灵高潮。 它确实对于缓解当下人们的“精神内耗”有着一定作用，因为这是一碗被精心包装的浓郁的“鸡汤”。 鸡汤虽美，但想要彻底治愈当代人的“病”，需要的是一味苦口良药。 二舅的直面苦难，似乎只是一种认命和妥协 短片乍一看，其呈现出的正能量的确叫人动容，二舅的生平表达出一个鲜明的主题，即我们纵然身处苦难中，也要不畏过往，勇面未来，直面苦难。 旁白是这样描述的：“都说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胡一把好牌，而是打好一把烂牌。二舅这把烂牌打得是很好，他在挣扎与苦难中表现出来的庄敬自强，令我心生敬意。” 然而，庄敬自强等于直面苦难吗？答案是否定的。 二舅的苦难，是从生了一场大病，被误诊打了四针变成残疾开始的。在二舅卧床不起的两年多时间里，头一年他唯一的心理安慰，只有一本赤脚医生的医书。而这本医书给二舅带来的结果就是，死心了。 之后当然就是二舅自强的“神奇一生”，学木工、去北京、为养女积攒了出了一套县城的房子…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二舅抄录的这句语录，确实是他坚韧自强的写照，但本不该如此，如果二舅没有残疾，他得到的可能是另一种人生。 二舅有去追责过吗？片中没有提及，以至于造成苦难的根源被忽略了，呈现出的只有接受。是苦难才让二舅的生活变得更好吗？当然不可能，一旦接受苦难，人只会越来越苦。 与二舅相依为命的姥姥，她的态度是：“有时候其实也不是很想活了。” 苦难之所以称之为苦难，是因为它给人带来痛苦。它能够损毁人的尊严、摧毁人的幸福、伤害人的心灵、甚至能够扼杀天才的创造力。 二舅的自强，并没有摆脱苦难带给他的一切，他的坚韧和从容，更多的是一种面对无法消解的苦难的无奈与认命。不自强能怎么办呢？人还是要活着往前走，所以才有了二舅片中的种种事迹，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片中传达出的面对苦难时的乐观与自强，当被剥去华丽的外衣，呈现给我们的，只是一种盲目的乐观，一种无奈的自强，是一种认命。 中国人总是喜欢赞美苦难，认为苦难能磨炼一个人的意志，从而使一个人变得坚强和伟大。甚至有一句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二舅吃得苦中苦了，二舅也没成为人上人。 鸡汤话拯救不了二舅，也无法彻底治愈“精神内耗”。苦难是怎么造成的？谁该对这苦难负责？人在改善苦难的境遇方面都做了什么？生来苦难的人要如何走出苦难？ 只有打算继续遭受苦难的人才会接受苦难，真正的“直面苦难”，应该是追寻苦难的根源，从中寻找答案。 有人把这部短片称作视频时代最好的文学作品。可惜的是，视频的主题与文学作品应有的深度相差甚远。 相比之下，看一看那些真正反思苦难的俄罗斯文学就知道了。 索尔仁尼琴在写作 贯穿苦难，独属于俄国文学的伟大传统 苦难本身并不会成就一位作家的伟大，历经苦难的民族很多，诞生出伟大的作品的却很少。但俄罗斯文学是个特例。 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能像俄罗斯文学那样表现出对于穷人、被压迫者、不幸者和卑微者深厚的爱。 “重视苦难”，却绝不“歌颂苦难”，俄国的作品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是为了使人不忘记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是为了神圣的事业和崇高的理想。 “不在‘可能’的时候写作，而在‘必须’的时候写作”，苦难一直贯穿着俄国文学，这是唯独属于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 这个伟大的传统包括了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一长串巨人的名单。 他们为守护个体，走出苦难而写作，这既是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也是其护佑着良知的火种，使我们不至于再次堕入无尽的黑暗之中。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苦难是什么，苦难应该是土壤，只要你愿意把你内心所有的感受、隐忍在这个土壤里面，很有可能会开出你想象不到、灿烂的花朵。”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翁：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俄国19世纪“苦难”的集大成者，他的一生被告密，被流放，永远欠债、永远不幸，这种经历是正常人无法承受的。 1821年11月1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父亲就职的“穷人之家”，这是莫斯科最为凄苦的地方之一。贫困、病痛、罪犯、流浪汉和疯人院，是这个地方的主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下文简称老陀）是一名退役军医，但他并没有什么医者的仁爱之心。战争的残酷经验消磨掉了他的慈爱和耐心，使他性情忧郁、脾气暴躁、专横独断。 而且，老陀的家族虽然曾经煊赫一时，但到了他这一辈早就败落了。贫困使得他的脾气更坏。…

中国转型时期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对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有效缓冲，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实现了无大型危机增长——当衰退和失业在城市中发生，很多人可以暂时回老家过渡。与经济层面二元结构伴随的，是一种特有的精神二元结构，乡村底层的“农民二舅”与城市顶端的“二代小周”。 正是亿万像二舅这样的底层劳动大众，以一种特有的低人力成本、高不公容忍度的方式，补贴着转型期由于制度建设滞后而产生的高制度成本（小周们是制度的“成本中心”），并保证没有发生重大的社会危机。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在肯定或歌颂二舅的苦难和隐忍的人生，我们只是在描述一个客观社会现象，一个繁华的经济现象背后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一种具有明显城乡差异的集体心理和大众精神结构。 从某种意义上，“二舅”是中国五千年历史河床上以苦难沉淀的精神顽石。所谓顽石，是指不朽，是指数目庞大，是指五千年了都风化不掉。当然，也不是全指冥顽不化的阿Q精神，而是作为一种最底层的精神寄托，承载着无数普通人“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的心灵生存秘笈——也是这个国家作为四大文明古国唯一幸存者的成功诀窍。绝非只有今天才有，这种精神化石古老而又顽固。 当二舅们以乐观的心态迎接人生的不幸和苦难时，社会的另一极——“小周”们，却在以同样快乐的心态炫耀生活的幸运和富足。这看上去像一个平行宇宙，在乡土中国和城市中国同时上演，仿佛不是一个时空，但谁也无法说谁比谁更快乐。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这却在城乡之间形成了中国转型期特有的二元精神结构。由此，我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一个发现，那就是： 依靠这种二元精神结构形成的异质性效用函数，中国在经济转型中完成了乡村对城市的“价值补贴”；这种补贴更加直观的表现，是大量从乡土进入城市的务工人员，以没有怨言的辛苦低报酬劳作创造的剩余，补贴“小周”这样的富足并占有大量资源的特有群体。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小周这样的群体本质上不过是一种制度成本的制造者，与二舅们相比他们不创造任何价值，却在扭曲着制度运行，侵蚀了要素分配的市场化力量，让寻租、腐败、权贵圈子、关系资本等成为价值分配的主导。 在这个意义上，最近十年的反腐，本质上是一种降低制度成本的国家努力，可以提高长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当然，反腐并非高质量增长的充分条件，还需要同时在制度变迁上做出更多的结构性努力。如果仅从人的层面反腐，国家治理现代化没有跟上，反腐不仅很难推动经济增长，反而会因为官员缺乏灰色激励而拉低经济增速。小周们所在的地方平台，虽然是一个创造债务的通道，但至少承担了“最后借款人”的角色，可以短期起到稳增长的作用。但长期内不过是制度成本的递延与公共信用的透支。 二舅特有的精神满足感，或过低负边际效用定价（高痛苦容忍度）的效用函数结构，让这种“不公平”的价值补贴和再分配在长期内成为可能。至少“二舅”这一代人的时间可以。然而这种补贴也严重的阻碍了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二舅”的精神底蕴是古老朴素的，被传统锁定的，是中国五千年儒法统制下底层大众朴素的老庄皈依。若非如此，他们就无法生存下去。无论如何，活下去，并热爱生活，与自己以及设身处地的大环境妥协，是一种几千年进化出来的精神本能。它非常坚硬而顽固，所以我称其为“一块顽石”。 这种二元精神结构形成的异质性效用函数，给以单一代表性代理人效用函数为基准的主流经济学带来了难题。因为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根基——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在序数效用论下无法对异质性的两个代表性代理人的效用值进行比较。对于小周，20万元一斤的银毫和1200一条的香烟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可能都比不上二舅苦累劳作之余的一袋粗烟，饥渴交加时的一个馒头和一碗白水。而这种二元分裂在经济转型中又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如果在GDP高速增长但贫富结构日益极化的转型过程中，保证社会稳定与集体心理平衡的是GHP（幸福增加值），那么二舅一直保持较高的满足感知度就可以弥合这种收入和财富极化可能引发的社会心理危机。 在当前，“二舅”这样生活经历的普通百姓其实何止千万。我们无法说该赞美还是批判，抑或是自责。因为客观的事实是，正是由他们和小周形成的价值剪刀差，支撑着中国高制度成本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成就着中国低成本、高速度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在其中，正是二舅这种精神结构形成了社会宏观层面的超稳定平衡。 但同时我们也伤感的看到，也是这种精神结构阻碍了迈向现代社会的步伐。因为“二舅”并没有向顶层设计者施加因个人权利诉求产生的现代化压力。他不懂这个动态过程，也没有像中产和知识分子那样对现代化产生热望。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获取生存所需要的精神富足感，他对小周的世界不是完全不懂，而是觉得毫无关系，永远无法触达。 若人生的目标就是抵达二舅这种内在的妥协与平和，我们又何必自以为是的去打扰他们好不容易形成闭环的精神世界。而我们贸然这样去做的目的在潜意识里可能就只有一个：面对小周这个群体的崛起，作为一个绝望的“小镇做题家”，在精神层面出现了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危机，二舅是最后的心理安慰。（本文作者：赵建，原题目《从“二舅”和“小周”看中国转型期特有的二元精神结构》。）

正德元年（1506）冬，阳明因上章乞囿言官戴铣等而触怒权阉刘瑾，受到杖责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对于阳明如何安全抵达龙场问题，诸书记载不一，诡秘怪诞，遂成一大疑案。 最早记载王阳明“投江浮海”一事的是他写的《游海诗》，其后，陆相根据《游海诗》及阳明口授，撰成《阳明山人浮海传》，诗传今虽不存，却是后来阳明“投江浮海”故事的母本。由于此事流传甚广，好事者转相传述，尤其是阳明弟子和好友，对“投江”故事踵事增华，遂演变成神话故事，对阳明形象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阳明的弟子黄绾《阳明先生行状》，是最早祖述阳明“投江浮海”的文本：“公行至钱塘，度或不免，乃托为投江，潜入武夷山中，决意远遁。”阳明行至山中，在古庙中据香案而卧，山中虎狼遍地，而阳明竟无恙。道士问知事情原委，劝阳明道：“如公所志，将来必有赤族之祸。”阳明听从他的劝告，遂由武夷山至广信，奔赴任所。另一弟子邹守益《阳明先生图谱》中的记载则完全不同： 瑾怒，未得逞，遣四人谋致之死。一旦，挟先生至山顶，吐实曰：“我辈观公动止，何忍加害？公必有良策，使我得反报。”先生曰：“吾欲遁世久矣，明日吊我于江之滨。”夜间题于壁，从间道登海舟。从者求弗得，与乡人沿哭于江。海舟，由绍兴采柴者，往返如期。是夜，飘入闽中，备海兵捕之，微服奔岸，乞食于僧寺，题僧壁诗云……僧疑为京中访事者，走报官，不得食而遁。先是，余姚诸公养和为江西参议，先生就婚贰室，尝遇一道士，约二十年后再见海上，至是僧延入寺。 道士笑曰：“候此久矣。”出诗以赠，有“二十年前曾见君，今来消息已先闻”之句。先生告以将远遁，曰：“尔有亲在，万一瑾怒，迫尔父，诬北走胡，南走越，则族且赤矣。”先生瞿然，乃相与斋戒揲蓍，得箕子之《明夷》，遂决策从上饶以归。 《图谱》与《行状》有以下几点不同。一是《行状》中说是王阳明估计刘瑾不肯善罢甘休，还会继续迫害；《图谱》则改成刘瑾派遣四个刺客前来杀他，反被阳明感化。二是《行状》中阳明遇见的道士是陌生的，《图谱》中则变为早年在铁柱宫的旧相识。三是《行状》中说阳明从广信转道去龙场，而《图谱》则说是从上饶回杭，然后再去龙场。嘉靖四十二年（1563），由阳明弟子钱德洪等主持编撰的《阳明先生年谱》成书，《年谱》中的阳明“投江浮海”故事缀合《行状》和《图谱》写成，但略有不同。《年谱》写刘瑾遣人随侦，阳明度不免，乃托言投江以脱身。他搭乘商船游至舟山，偶遇飓风，一日至闽，夜卧野庙，“夜半，虎绕廊大吼，不敢入 ”。后遇铁柱宫“异人 ”。《年谱》通过怒吼而又不敢进庙的老虎，进一步突出阳明乃“非常人”。 阳明先生小像。来源/上海博物院 由此可见，在阳明弟子的记述中，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而传闻异词，更容易扩大故事的传播，因而后来越传越奇，阳明逐渐神仙化，并形成多个不同的版本。嘉靖年间陈全之的《蓬窗日录》卷八“诗谈”就录有三种。 第一种说阳明在赴任途中寓杭州圣果寺，夜梦使者送来伍子胥和屈原的两封书信。三日后，忽来二军校，称有旨赐阳明死。阳明留诗后，被军校投入江中。王阳明入水后，遇一沉船，在上面漂流了七昼夜，所遇所见皆如伍、屈信中所暗示。船靠岸后，见一老人率四士兵来，问老人何处，答曰福建地界。老人命士兵们抬着阳明，行走如飞，半日不到已抵达广信。令人称奇的是，老人早已在那里等候，大家一同来到一僧寺，僧人非常恭敬地款待阳明。老人忽不见，僧云自海岸至僧寺有千里之遥，阳明才恍然大悟，自己得到神佑。 第二种说阳明入水后，即有二童子来挟着他而行，足如履空，耳傍唯闻风涛澎湃，须臾至一洞口，帘卷珊瑚，有两老人在，座位左右置放明珠白璧，仆从女乐，皆平生所未见。阳明与二老人下棋联句，十日而别。 第三种说阳明谪行过闽中，行舟沉没，被渔民救上山，遇一道者，自称旧相识，邀至中和堂主人处，主人乃神仙，盘桓数日，临行作诗送别。 上述三个故事版本，第一种见于正德年间沈周的《客座新闻》等，第二种见于正德间朱承爵《存馀堂诗话》、嘉靖年间侯甸《西樵野记》等书，第三种见于嘉靖间杨仪《高坡异纂》等，但有所不同，《高坡异纂》写阳明被二军校勒迫自杀，他留遗书于寺壁，然后布置投江的假象。人们见到他的遗书和遗留在江边的鞋子，以为他已跳江自尽。阳明七日后至广信府，自言入江有神人救之，漂至漳州府境，登岸后，中和堂主人邀至山室中。 至明末时，故事就更加奇瑰。约明光宗时期王同轨的《耳谈类增》卷三〇《王文成浮海传略》，描写阳明侨居圣果寺时，恍惚梦乌龙大王来谒，告知他七月二十一日有大难，并答应“竭力相庇”。及期，果有二猛士排闼而入，挟持至山上，缚阳明于树，正欲加害，忽有音纪、沈昱二人，从松间跃出解救。于是二武士驱迫阳明至湖边，缚住双手，以布衾蒙首，用棒击之，推入水中。 阳明昏迷后苏醒，发现“身仰卧水中，所缚、所蒙尽已释去，以手反摸，如有物负之。缔视波涛，如屋上行，光怪万状，波及唇吻，天渐明抵岸”，被吴翁救上岸，并巧遇早年寓南昌神乐观结识的朋友高某，“明日谒吴翁，堂甚高，粉绘辉目，珊瑚高三四尺，吴肃客入。公就宾席，膳毕，游书屋，亦三间，类世卷蓬，图书珍玩充目，莫可名状。返则列筵于堂，肴食精绝，已奏乐，则海盐人扮《琵琶记》，艳姬数十人鱼贯而岀，金翠珠玑，光彩射人；飘重裾，曳长袖，为回风之舞，歌白雪之章，巧于应节，虽乱而不乱，如是累日”。阳明辞归时，卧舟中，五鼓达岸，已有轿子在岸边等候，四人抬着至一阁，隐隐见“天风海涛”四字，知是闽境。日夜疾行至一市，进入一寺庙，阳明向轿夫索饭，轿夫忽不见，阳明大惊，问人才知此处离“天风海涛”有千馀里，但阳明两日即达。“留数日回杭，向所偕巾物渐失去，因之乌龙大王前拜谢，忽一黑蛇长丈馀，自梁垂绕娄仆数匝，遂投神座下”。 启祯年间冯梦龙长篇小说《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援救阳明的两个义士又改名为沈玉、殷计，阳明在水中受到龙王礼遇，龙王遣使者送他登岸。 总之，故事越传越神奇，皆表现阳明机智果毅，吉人天相，得到神仙的护佑，暗示他就是神仙；而刘瑾倒行逆施，人神共愤，最终必败。“投江浮海”故事分蘖和衍化出许多版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细勘“投江”案，尽管阳明及其弟子曲为弥缝，但还是露出了马脚。 按照明律，犯官遭贬谪后必须立即上路，且一路凶多吉少。如正德年间，太子太保刘大夏被贬肃州，他即刻入室携钱数百，跨小驴就道。钦天监官员杨源以天变上疏指斥刘瑾，在谪戍途中，因杖伤过重而死。按照前行路线，阳明赶赴谪所，如从京城出发，抄近路应经过河北、河南、湖北，最后到达贵州；退一步讲，假若他先回故里，最佳路线也是穿过江西、湖南到达贵州，而不会绕道福建。从正德二年闰正月初一离开京城后，王阳明滞留浙江近一年之久，因当时贵州龙场是偏远烟瘴之地，且一路千难万险，他担心客死异乡，所以开始不打算赴任，而是准备逃避隐匿。后来，经别人点醒，阳明担心朝廷尤其是刘瑾追究他的罪责，而且可能连累父亲王华及全家，只得决定赴任。 束景南先生已在《王阳明年谱长编》中指出：阳明为了掩盖自己逗留一年未去任所的原因，于是杜撰出浮海的曲折经历，为使别人相信，还创作了一卷《游海诗》，又授意陆相作《阳明山人浮海传》。其实，阳明的游海经历在当时已有人怀疑，如季本《跋阳明先生游海诗后》曰：“游海之事茫昧幽渺，世所罕有，岂先生忠义之气所感欤？不然，或其有为而自托焉，未可知也。”阳明的好友湛若水在《阳明先生墓志铭》中明确指出“此佯狂避世也”，并说阳明曾亲自向他“吐实”。 万历年间，对心学颇有微词的徐三重在其《采芹录》中，明确指出浮海传说“皆类语怪，不足深信”。认为当时刘瑾专权，势焰熏天，若有意除掉阳明，他早毙命杖下，何劳追杀？且当时阳明“名位未振”，上疏只是救人，并未数落刘瑾的罪逆，因此，不存在刘瑾一定要致阳明于死地的动机。叶权约成于嘉靖末年的《贤博编》一书中，又记阳明弟子柴后愚言，阳明写完疏文后，王华恐受牵连，与他断绝父子关系，但后来又暗中行贿刘瑾，使阳明得以杖下逃生。笔者认为徐、叶两人的说法比较符合事实，后来的确有朝臣拿王华贿赂刘瑾说事。 投江浮海图。来源/周月亮《王阳明心学》 在王阳明“投江浮海”故事的影响下，绘画、戏曲、小说和民间文学等各种文体，都参与了对王阳明的“造神”运动。王门弟子董谷《碧里杂存》中有多篇仙化王阳明的故事，如《虔台梦》写阳明在赣州都府时，一夕中夜吕洞宾来访。 《斩蛟》则暗示阳明是许真君转世，宁王是妖蛟遗腹子投胎。阳明曾自称“阳明真人 ”，他崇信吕洞宾，曾命蔡世新绘吕洞宾仙图。邹守益在诗中称“阳明仙翁”，也是王门弟子的董沄称他是“无位真人 ”，甚至编造阳明生时出现“东井先祥，德星后聚”的瑞征。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六《事合昨梦录》提及阳明死后成仙，住在终南山。王同轨《耳谈类增》卷二九“山阴诸生”写山阴诸生某死后复生，自称在阴间见到了已为五阎王的王阳明。与其他杰出的人物一样，王门弟子等还编造了阳明出生的“神异谭”，如郑氏怀孕十四个月始生下阳明、阳明出生时祖母岑氏梦见神人送儿、阳明六岁不能言遇老僧摩顶等。因而阳明天赋异禀，如《碧里杂存》卷下《习静》写阳明修行后已臻“心通”化境，因而能无所不知。 《王阳明出身靖乱录》中阳明行神仙导引之术，“月馀，觉阳神自能出入，未来之事，便能前知”。《碧里杂存》中《石刻先兆》篇写平定宁王之乱后，阳明在庐山石壁上亲书“嘉靖我邦国”之句，后来世宗果改元嘉靖。特别是明末清初的一些小说，对阳明的超能极尽夸张之能事，如徐树丕《识小录》卷三说阳明在军中能日行二百馀里，可以四十日不睡。周召《双桥随笔》卷一一记王阳明少时，“有童子师督令习走，负两砖于髀间，令行十步，久之能胜，又各益一砖，足背皆肿，不令得息，肿平痛止，去砖而行，往来如飞”。明末陈弘绪《寒夜录》卷中通过王慎中与王畿的对话，将阳明“在军中四十日未尝睡”之能力，归于练习了“燕息之法”。 神话制造的王阳明，有着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 首先，从文化惯性而言，古代有神化杰出人物的传统，体现出人们对于非凡人物的敬仰和历史阐释。 其次，阳明心学糅儒、道、释于一体，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中称阳明“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因而儒、道、佛都积极参与了对他的塑造。 再次，阳明一生“誉雄海内，而毁亦相当”，一直饱受争议，在庙堂和舆论之间，各种争议和博弈从未停止。平定宸濠之乱时，遭武宗宠臣江彬、许泰及一些朝臣的谗毁，诬他私通宸濠，部队“贪狠纵杀”。他在世宗即位后，虽有封赏，但谗谤不断，一直受到打压，被迫在家赋闲六年之久。 嘉靖六年，他率军平定广西恩田之乱，世宗又斥责他奏捷“夸诈”，“恩威倒置”。他最后死于任上，世宗还“疑有诈”，“廷议”“免夺封爵”，但“申禁邪说”，嘉靖帝仍不满意。嘉靖四年修成的《明武宗实录》，剥夺阳明平濠功与伍定谋。至清末，有关王阳明的功业和学术的争议从未休歇。因而，对阳明弟子及其支持者来说，神化王阳明，是抵御对他的诋毁、拔高他在人们心目中形象的一种最佳方式。

年初去日本考察美术馆，趁便在东京与徐富造先生聚会，他说不巧，高仓在北海道拍戏，这次见不成了。转眼年底，高仓健走了，我即与富造兄通话。他说其实年初高仓即已住院，老头子曾想溜出病房和我碰头，医生劝阻了，富造遂不忍告诉我。这时他哭起来：“丹青啊，以后我带你去看他，他在家乡福冈的一棵大树下选好了坟墓。” 富造兄是上海老知青，父亲侨居东京，“文革”后即办他过去，教他开餐馆。今富造兄位于港区的餐馆已是日本皇室成员光顾的名店。他去东京时，《追捕》尚未在大陆公映，他在父亲餐馆的屏风后，时时窥看这位常来就餐的演员。其时高仓正当盛年，独身，没有儿女，以他在日本的大名，出行交友，诸多不便，日后却和富造成了莫逆之交。在自家楼面，富造特意腾出第四层权做高仓时来走动的“家”，高仓的六十岁生日，便在那里度过，富造给我看照片，只见高仓含笑站着，富造夫妇与三位儿女均擅演奏，各人操一乐器，为他庆生。 张艺谋请高仓出演《千里走单骑》时，老人年逾七十，出行中国，左右不离富造。2007年，高仓闻知艺谋在弄奥运会开幕式，特意去传统作坊定制了一对刀剑，装木盒里，远道送来北京给艺谋壮色，全程仍由富造兄陪同——后来这木盒就搁在办公室，直到开幕式小组散伙——那天我在办公室正听艺谋瞎聊，门开了，俩老男人怯生生站那儿，艺谋起身迎过去，同时听得有人轻声说：高仓健。 谁曾忽然撞见三十多年前见过的银幕明星吗？我完全没认出，而是，缓缓想起他来。他见老了，浓眉倒挂着，已见灰白，像是我的哪位叔伯或姨夫。他俩停留的半小时内，高仓始终害羞而恭谨地站着，因了语言隔阂，没人与他说话。木盒开启时，众人凑过去看，他移步退后，正站我左侧，我试以英语问候，他即应答，于是交谈片刻。告辞时，大家在走道里拥着他轮流合影，我就走开，不料高仓忙完，越过人群，轻拉我的手腕，过去合影。 翌日继续开会。午间，富造兄拨来电话，开腔便是沪语，嘻嘻哈哈。老知青是片刻即熟的，富造笑说插队落户的往事，居然记得我在“文革”美展的画，又说老头子昨夜回了宾馆感慨道：这样地来一趟，为什么只有那个黑衣人说了那句话？我问哪句，他说是“what a story!”(怎样的故事啊)。那不过是英语的场面应酬，听高仓专程送剑，我便随口一说，老人当真了。 艺谋会用人，十月，他递我几枚高仓的影剧照片，说是老头儿生日，画个素描送他吧，他回去后还念叨你。我一愣，也就涂抹了，交给他。不久富造来电话，说是高仓一定要我去东京时再见。也巧，女儿正有翌年去东京谋职的计划，他即要了孩子的电话。来年女儿落户东京，旋即告知，老头子和富造很客气地招待她：“哎呀，以后再不去了！好正式啊！” 是的，日本式的待人的郑重，我也害怕。富造却是开心极了，一迭声说：“你放心好了，高仓说，以后就做你女儿的保镖。”我心下叫苦：看来高仓是个孤单的老人。 四月间陪了母亲到东京看女儿，便在富造的那个四层与高仓又见面了。他仍是笔直地站着，候在门后，脸上的意思，真好似等来什么老朋友。我想想好笑，一面之交，老头子何至于这么高兴呢。但我也高兴的，不为他是高仓健，而是难得就近观察一位伟大而垂老的演员。 那个长长的下午，我能记得的片刻是逗他谈电影，他说，他鼎鼎佩服的大演员，是美国的罗伯特·德尼罗。我说达斯汀·霍夫曼、艾尔·帕西诺，都厉害呀，老头子正了脸色，把嗓音弄粗了，连连说：“喔……no one! no one can be like him!”那一瞬，他显然没想到自己也是大演员，却忽然像极了他扮演的角色，露出忠诚到发倔的模样，眉心拧巴起来。我们一部部数落德尼罗的电影，却没有贝托鲁奇的《1900年》。我说，德尼罗在那部片子里年轻得一塌糊涂。高仓的眉心又拧巴起来，渐渐对自己生气的样子：“耶……？”他拖长声音说：“我怎么不知道？”旋即起身给助手电话，自然，换了日语，富造立即解释：他要手下马上弄到《1900年》的碟片。事后得知，日本电影商不愿进口三小时以上的电影。 傍午，母亲倦了，被富造兄引进内室的沙发歇息。当我们张罗靠枕毛毯之际，高仓一直欠身注意着，似乎想来相帮而止于礼。那次女儿籍故不肯来，黄昏我们告辞离去。一家人夜饭后才回宾馆，跑堂叫住我，说有人找。谁呢，返身出去，是高仓站在街沿他的车旁：我立即想起他曾顺口问我住在哪个宾馆，看来早已想好单独再来。“你的母亲，可好？”他变得像在电影里似的，一脸的情况，仿佛事态很严重。我说，很好。这时他做了个难以看清的迅速的动作，从左腕褪下手表，直视我，不说话，如做黑市交易般低低地攥着，几乎触到我的手。我很难忘记那一刻：他忽然变得活像北京地面的家伙，眼神分明是说：“哥们儿，您要是不收……”待我迟疑接过，他周身一松，如所有日本男人那样猛一低头，算是告辞，上车后迅即摇下车窗，射来忠心耿耿的一瞥。 小时候，沪上常有家境好的孩子动辄拿了家里的好东西送人，换取友谊。高仓的馈赠竟使我想起那些小孩，想到时，自知不敬。那年他致送艺谋宝剑，显然十二分享受袭击般的馈赠；他又显然羡慕着我尚能侍奉老母，以致非要摘下表来才能安顿他的温柔。看来他在银幕上无数义气凛然的片刻，并非演技，而是真心，抑或，漫长的演艺久已进入他的日常，他要在过于孤独的晚岁——就像他老是形单影只的角色那样——时时找寻自己的侠骨柔肠。 可怜高仓不知道我毫不懂表，已近四十年没有戴表的习惯。我给了父亲，父亲说那是他私人版的劳力士表，表背刻着“高仓健2007”，我竟糊涂到未经查看。此后他年年寄来贺卡，我第一次看见信封上的日本式称谓：“陈丹青 样”。寄贺卡倒是在国外的寻常经验，不至于感动到惊慌，可他居然两次寄我冬衣：一件灰黑色羽绒衣，一件深棕色皮衣，想必贵极了，那皮摸着有如人的肌肤，神奇的是，正好合身。我回赠了一件小小的我所画的唐代书贴写生，他特意站画前拍个照寄我，一脸耿耿，活像将要出征的廉颇。近年每岁入冬，我会抱歉似地穿上那件皮衣——实在暖和而轻便——走入北京的尘埃，心里想：老头子哎，可别再寄啦！ 此后我没再见过高仓先生。女儿也刻意逃避她的保镖，仅在两位老人的再三坚请下，去过一两回。这些天据说媒体连番出现纪念高仓健的版面，可见几代人记得他，爱敬他。但所有巨星与爱他的人群，总是彼此隔开的。艺谋说，高仓难得露面，总有他的影迷远远鞠躬致敬，并不上前，各地黑道若是探知他的到临，会自行远距离为他设岗，虽无必要，而引为乐事。我不知道有哪种人像电影明星那样，在真身与角色之间，永难得到平实的解读。倘若高仓老母健在，妻儿环绕，他仍会活在明星的被迫的孤寂中，而况他的晚年，果真孓然一身。 算来我与高仓的面见，总共不到六七小时。他出演的片子，我只看过《追捕》与《远山的呼唤》。那已不是日本电影，而早经织入中国人后“文革”初期的集体记忆。前者播映后，“文革”几代始得窥见什么是现代的亚洲，沪上的风衣与大墨镜，抢购一空；后者真正动人，1990年代末重看，仍是奋然落泪。在这两部电影中，高仓都是令人心疼的硬汉，沉默的人，中国说法，即“打落牙齿和血吞”：这是最为迷人的银幕类型，国内的电影，迄今不见独擅此道的大演员。往后我想看看高仓的其他角色：流氓、黑帮、情种……近日第六频道最近接连播放了《追捕》与《远山的呼唤》，两部电影都见老了。高仓的新作，也是他的绝响，是成于2012年的《致亲爱的你》，前些天特意看，平淡质朴，演来不见半点做作，我看着，历历如见我所认识的那位高仓。此片摄制的上一年，日本地震，我曾去电话问安，老人语音苍苍：我好的，我好的，你呢？ 现在高仓死了，我才想到去了解他，也由此而念及电影与民族的关系。欧美电影不论，中国人对苏联和印度的电影与明星，固有所欢，但日本的故事、日本的容颜，有那么一种滋味，似乎在电影里更得中国的人心。什么缘故呢，我说不圆，所谓同文同种，并非恰切的说法，我们迄今难以摆脱的怨仇，总归来自日本，或许，惟其如此，在历史的阴影中，中日相好的一面，如幽微的光亮，明灭其间。多少民国的大人物有着一位日本妻子，或是情人，又多少日本的女子嫁与中国人，从一而终，但我们很少会去想想这些故事的深处。开放后的中国青年，如今渐渐凝固了单面的日本印象：要么追慕那里的时尚，要么便是仇视。我记得1960年代周恩来做主玉成中日少年联欢节，是战后头一次日本民间派小朋友来访中国，纪录片拍下了这样的场面：两国孩子在火车站分别时，抱成一团，哇哇大哭，拉扯着，不肯分开。在日后的影视作品中，中日观众有着更为广泛而彼此无需避讳的心理缘分，近年韩国影视起来后，日本电影的魅力渐次褪色了，然而仍有无意彰显的人群，沉迷日剧，什么原因呢，我也不知。以我所知，两位日本的绝代佳人而为中国百姓所牵念者，一远一近，一雌一雄，是今年先后辞世的李香兰与高仓健。 高仓生涯的最后一位腻友，也是中国人，高仓暮年的故事，在富造先生那里。那天通话，六十三岁的富造哭泣始终。我真有点不愿相信临终的高仓仍然记得我，如我一直愿意相信高仓对这两面之交的家伙出以真心，只因寂寞——富造兄哽咽着说，末一次见高仓，老头子说：转告丹青，他是个画家，还是尽量不要谈论政治。 （注：2014年11月26日写在北京，2014年11月27日刊于《南方周末》有删节，此篇为丹青先生授权完整版）

① 何为“两个大逃亡” “两个大逃亡”的概念是高尚全提出来的。 高尚全是什么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曾是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当时由国务院总理兼任国家体改委主任；1999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改革开放以来，高尚全参加了六次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一次是十五大报告，两次是中央关于五年计划的建议，三次是三个三中全会的决定，即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他又两次向中央提出建议，都涉及改革的核心议题。 由此可见，高尚全地位显赫，是改革开放方面的权威。他的观点影响很大，很受中央高层重视。 2014年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两个大逃亡”的概念，并带有警告意味。按照他的说法，“两个大逃亡”，一个是“人员的大逃亡，就是私人企业主他们感觉不安全，他们移民了”；另一个是“资本大逃亡”。 说得直白简明一点，就是富豪连带资本一起“逃跑”。 ② “两个大逃亡”的现状 你还别说，高尚全看问题很尖锐，他的警告不幸而被言中：不少富豪携带资本移民海外： 碧桂园的掌门人杨惠妍、融创集团创始人孙宏斌、华人置业前主席刘銮雄、步步高集团的董事长段永平、无锡尚德集团创始人施正荣、星河地产集团创始人黄楚龙、海底捞创始人张勇、龙光地产纪凯婷、俏江南创始人张兰、周黑鸭创始人周富裕的妻子唐建芳、恩捷股份实控人李晓明（云南首富）、玖龙纸业创始人张茵（中国女首富）、迈瑞医疗的李西廷都已经移民海外 …… 至于马化腾移民美国的信息尚未得到证实。 与此同时，大批富豪通过海外投资、置业或离岸信托等方式，将资产转移到国外。 现在经常曝出中国富豪在海外投资和购置豪宅的消息。且不说马云的豪宅遍及世界各地，其它比较典型的是潘石屹的妻子张欣以7亿美元买下美国纽约通用大厦40%的股权，还不断投资美国，并为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共计捐款2500万美元；红牛中国的老板严斌以近100亿美元的价格在英国购买了地标性建筑和高尔夫俱乐部；前首富陈丽华的富华海外投资包括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项目…… 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富豪及高净值人群，对财富的安全非常敏感，他们大都会选择法制健全的国家作为财产的避风港。 2018年是中概股海外上市、融资的高峰年，大批财富新贵选择通过移民将资产转移到海外。《中国经营报》曾报道，2018年，中国内地公司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家就有15名设立了离岸信托，总计将285亿美元资产转移到国外。 胡润财富榜上前100位的中国富豪几乎都在海外设置了离岸信托。这些富豪认为，离岸信托可以有效保证其家族财富的安全与传承。 根据相关数据，中国超过一半的高净值个人对海外资产配置有强烈需求，一半以上的高净值个人具有海外投资、或增加海外投资的计划。《2020年世界移民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1100万人跨境移民，其中主要是富豪及高净值个人。 数据显示，中国60%以上的富人想要移民，家资在1亿以上的富人中，有移民意向的比例更高达到71%。 亚非银行(AfrAsia Bank)和新世界财富（New World Wealth）共同发布《2019年全球财富迁移报告》，中国移民海外富豪人数全球第一。报告指出， 2018年全球富豪海外移民中13.9%来自中国大陆；2018年中国富豪移民海外总人数1.5万，比2017年的1万增长50%，高出第二名俄罗斯一倍有余。 有人估计，这1.5万富豪将超过万亿资产转移到海外。 这只是冰山一角，已经触目惊心了！ ③ 谁造成了“两个大逃亡” 高尚全认为是阶级斗争导致“两个大逃亡”！ 高尚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绝大多数人是认可市场理念的，但是也有人说，现在必须要搞阶级斗争。他们讲了三条理由。第一，1956年的时候，私人企业主只有16万户，现在发展到497万户。这个群体算什么？算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第二，剥削阶级有诉求了，政治上要跟共产党分庭抗礼，经济上要进入垄断行业。第三，公有制主体边缘化。所以根据这三条得出结论：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要搞阶级斗争。 作为改革开放的推动者，高尚全自然反对这种看法，所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千万不要再折腾了”。 高尚全说，他曾同一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交谈过，说千万不能再搞阶级斗争了，如果要搞，结果是“两个大逃亡，一个大破坏”。第一，人员的大逃亡，就是私人企业主他们感觉不安全，他们移民了。第二，资本大逃亡。第三，生产力的大破坏。这个没有任何好处！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 高尚全转述这位领导同志的话说，这根本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我们不能再折腾了。 高尚全敏感的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严重警告。 高尚全的看法不无道理。他曾总结改革开放五个最大的变化，第一条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如果说邓小平的最大功绩就是将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轨道，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提则是终止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上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终止阶级斗争为纲，这是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根本转变。这也是邓小平第一个历史大功绩！ 在推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邓小平时时警惕“左”的东西回潮，他总结我们党七十年的历史，指出突出的，都是“左”。他警告，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所以，他强烈反对姓“社”姓“资”的争论，为改革开放、为市场化道路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糖醋溜鱼的汤汁和鱼，妙在一个“活”字。” ——作者：庄山 豫菜之魂 作为没在河南生活过的河南人，浆水面、胡辣汤、油茶、芝麻叶糊涂面条，这些小时候总是为我所排斥的食物组成了我对家乡饭最深刻的记忆，尽管我很喜欢吃腊月二十三小年的灶火烧配大烩菜，对春节前炸的溜薄酥脆的麻叶儿（很多地方叫排叉）也情有独钟，但总也改不了留在脑海中的河南饮食“粗糙”的印象。 郑州的朋友帮我联系了开封市技师学院烹饪专业的教学主任李茂华，一见面，他对我这种不了解河南饮食文化的无知就大不以为然。据他介绍，北宋应该是中国烹饪的分水岭，桌凳的改良，炊具的更新，宴席的定式，烹饪技法的成熟，这些都是有史料佐证的。北宋定都开封，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那时候的汴京是“八方争辏，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的繁盛都城，饮食文化也达到了鼎盛，所谓“会寰区之异味，皆在庖厨”。而该书记录的烹饪技法达到30多种，这些技法现在都在沿用，并且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创新，有的只是将几种技法混合使用而已。 豫菜的传统至少要追溯到北宋了。怪不得作家端木蕻良在1984年写作的一篇小文中说：“索性把河南风味菜，恢复它的历史重要地位，名之为‘宋菜’，岂不是好。” 其实，了解了豫菜的历史并没有引起我的兴趣，但73岁的烹饪界元老高士选一句“满席山珍味，全在一碗汤”，却一下子让我兴奋起来。高士选强调传统豫菜的精髓就是在“制汤”上，汤是豫菜之魂。他高小毕业不到14岁就因为家里困难进餐饮公司当了学徒，先后跟了6位名师，或许是受到祖父和父亲都开饭馆的熏陶，他在烹饪上有着特别的悟性，从1959年开始，他就在各类技术比武和烹饪大赛上屡屡拔得头筹。 据他讲，过去饭店一大早最重要的工作是先制汤，汤有头汤、二汤、毛汤、清汤、高级清汤、白汤之分，不同的酒席、不同的菜对汤的纯度要求不同，所以必须对应不同的汤，绝不是现在一锅高汤定天下的做法，更不会像现在一些厨师拿着味精、鸡精当法宝。 那时候，吃饭先要喝汤，外带韭黄芫荽，讲究的食客来了都是先喝清汤，这叫压桌汤，一尝汤好不好才决定是不是在这吃。大馆子的压桌汤用鸡脯肉，凉后将上面的凝固物清掉，留下清澈见底的清汤，饭店也总是备着“汤毕谢客”的招牌，汤用完了就关门。 “琥珀冬瓜”晶莹剔透（金海 摄） 很多时候，清汤并不是一遍就煮成的，将鸡鸭肉切碎加进去继续煮，按行内的说法这叫套汤，再浓的汤，鸡鸭臊子往里一放，清澈见底。不行再追套，越套的多纯度越厚，汤也更加的清澈见底，凉了之后插上擀面杖都不倒。 “唱戏的腔，厨师的汤。”汤清则见底，浓则乳白，厨师以汤烹菜，以汤提鲜，他制出的汤必须味道醇正，清香适口，所以每一位厨师都有自己制汤的心得。 前些年，高士选受邀去参加“中国豫菜”的片子拍摄，他丝毫不愿意将就，认为只要出自自己手的菜，他就要对得起自己。为了他要做的两道菜，他提前三天就开始制汤，很费辛苦才买来了成年的老母鸡和成年的鸭子，再加上一个肘子，处理干净之后先要用温水浸洗，然后直接投入滚沸的开水中焯透，滚水是为了让营养尽量少地流失，倒去血水之后，再次用凉水冲洗，这时候的材料才达到了制汤的条件。他要做扒广肚，必须制成白汤，像奶汁一样。 先食龙肉再食龙须 开封人的年夜饭，鱼是必不可少的，“年年有余”的吉利彩头没有一家愿意丢掉，有些人家的席面上还会上两条鱼，当然烹饪的技法和吃法肯定不同，但说起来，大家提及最多的还是那道传统名菜——鲤鱼焙面。 开封市正在对古城墙进行开掘保护工程，据说开封的城墙就像是地质的构造一样，能够展现历次水患加高加固的印迹。历史上，黄河给开封这座七朝古都带来了多次的毁灭之灾，但黄河也同样给开封提供了丰富的食材。高士选记得，在他小的时候，黄河里的边鱼、白鱼都是极其鲜美的，还有一种长着两条须子的筒子鱼，整个鱼身像黄鳝，但还不是黄鳝，就像是一根擀面杖一样，但后来这些鱼种都逐渐消亡了。 黄河鲤鱼的名声却一直很响，梁实秋晚年所著《雅舍谈吃》一书中，写到他特别欣赏豫菜中的黄河鲤鱼菜，他说“能于餐馆业独树一帜”，“糖醋鲤鱼”“依稀透明鲜美无比”。 1983年，高士选以河南省第一名的成绩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烹饪名师技术鉴定会（首届全国烹饪大赛），大会就选择了黄河鲤鱼，那次省里组织运过去了一两百条鱼，他当时参赛的四道菜是鲤鱼焙面、卤煮黄香管、炒八宝饭、奶汤炖广肚，凭着这几道传统豫菜，在这次大会上，他再一次拔得头筹。 在传统豫菜中，鲤鱼焙面算不上高档菜，但在一般人的认识中，它却是最具代表性的豫菜名菜。这道菜是由糖醋溜鱼和焙面两道菜混合而成，据《东京梦华录》记载，糖醋溜鱼在北宋时期的开封就很流行了。 这道菜选用的鲤鱼当然非黄河鲤鱼莫属。在天灾人祸最为频仍的中原，以前过年的时候，无论赶集、上庙会，对联、门神、年画都是采购清单上必备的品种，即使嘴上抠一点，也不会在来年的兆头上有丝毫闪失。那个骑着大红鲤鱼跳过龙门的胖小子，应该是知名度最高的好榜样了，农村家家户户都会把他贴在最醒目的位置。野生黄河鲤鱼红尾金身，看上去非常漂亮，自然也更贴近人们的想象。 图 / 视觉中国 从厨师考量食材的角度，黄河鲤鱼也是上品，最佳的是开封黑岗口至兰考东头这段黄河出产的鲤鱼。因为其上黄河流速急，鱼的肌肉就会稍显发达，养料也都沉不下来，到了这段黄河流速缓和，所以这里鱼比较肥美。按季节说，鸡吃谷熟，鱼吃四，鸡到谷熟的时候最佳，鱼在四月最肥，过了四月鱼就该撒子了。 高士选说，这道菜的鱼最好就选一斤半到一斤七八两的，因为野生黄河鲤鱼多长时间长到多大是基本固定的，这个重量正好就是一年。再讲究的是吃公鱼不吃母鱼，一是公鱼前后身一般大，而母鱼有个大肚子，有子的话营养成分就分散了。鱼取回来需要在活水中养一两天，可以祛除一些腥气。 考究的厨师剖鱼的刀口一定会刻意选在鱼鳍边上，这样翻在盘中时看不到，鱼就会显得更加精神，将鱼鳍用刀切整齐也同样是为此。然后，用坡刀把鱼的两面解成瓦垄花纹，从鱼腹起刀，划一条圆弧，到鱼背时候要尽量将刀往前走，这样鱼片大，客人夹菜的时候不会掉鱼，但片鱼是不能伤及鱼刺的。一面鱼通常要解成九刀十块，最少要懒八刀，意思是要够每个客人夹一块。最后，要在尾鳍偏上一点划一个米字或井字，这是方便炸鱼时捏着不滑手。 解好瓦垄块后要给鱼稍微下一点底盐，人一般吃甜食容易反胃，下一点底盐这样人就不会反胃。如果软熘鲤鱼，油温要达到220摄氏度撤火，捏着鱼的尾部两面在油锅里一溜、一拎，片好的瓦垄鱼片就自然打开了。在厨师的眼中，这个过程就像是孔雀开屏，开得要大，不能羞羞答答，这也是技法的展示，要是不限制就会出来周围小徒弟们的一片叫彩。其实这一溜一拎的过程可能就是一分钟的时间，接着要把鱼整个下入到锅里，这道最关键的工序叫浆，就是用油温把鱼浸透，感觉油温不够的时候还要再对一对火，这个时候就全在厨师的眼力、感觉和经验了。 这也是中国菜很难实现标准化的困难所在吧，就像我约的另一位烹饪界元老李全忠所说，厨师遇到好的食材也像师傅遇到有慧根的弟子，也是内心激动不已的，这时候他的兴奋劲出来了，精神头高涨，烹制出来的菜品也会更加特别。 高士选强调，软溜，这样的浆制过程最大化地保住了鱼的水分和蛋白质，吃的时候，那种软嫩的口感就像是在吃豆腐脑，如果是炸，时间再短吃起来都会感觉柴，更不用说有些饭店整个炸透放着，开餐前再回一下锅的做法了。高士选现在体重120斤，比年轻的时候减掉了40多斤，我说是因为现在能让他看得上的饭菜太少了，老人家也只是咧嘴笑笑。 在鱼浆制的时候可以在另一口锅里添水，放糖、醋等调料，先大火，烧开后改小火，勾流水芡汁，等芡汁由稀到稠，此时顺着锅边下油，糖汁就不会粘锅，一直要到油和糖醋汁全部融合。这道菜通常要下入二两油，但吃油却不能见油。将收好的汁从头到尾浇在鱼身上，糖醋溜鱼就算成了。 到桌上的时候，讲究鱼和汁都要活，鱼的活表现在它的形态、亮度和色泽上，鱼身留着原有的暗暗的金色，鱼肉嫩白，让食客看起来就像是没有炸过一样。汁的活一是指颜色是鲜亮的柿红色，还要像火山熔岩一样，似乎还在向上拱着气泡。 在一家餐厅，当我先用筷子挑起汤汁的时候，一旁的厨师长立即意识到了，徒弟熬的这个汁太稀了，没能挂出丝来。 关于焙面，高士选说以前都是擀面切成帘子棍，在1959年才从擀面发展为拉面，拉成的龙须面火工也必须到位，既要酥香，炸出来还必须保留牙白的色彩。 我始终没有找到鱼肉吃起来像嫩豆腐的那种口感，老先生们总是安慰我说技法固然重要，但核心的问题是食材的问题，他们现在也很少能够吃到真正野生的黄河鲤鱼，而我去的这个时候根本就找不到。 鲤鱼焙面（金海 摄） 其实，即便是在最好的月份去，野生黄河鲤鱼也很难得，听烹饪协会的人说，小浪底放水的时候还能有，其他时候就是可遇而不可求了。在洛阳，听说黄河边那些钓鱼的，总有人钓上，但我跟摄影师一起跑去寻了半天，又去问垂钓者，他们也只知道小浪底水库有网箱养的。 鲤鱼焙面是先吃鱼肉，然后用炸好的龙须面蘸汁吃，流行的说法是先食龙肉再食龙须。上菜的时候两盘并列摆放，但现在很多的店里，服务员都是直接把面盖在了鱼身上，俗称“鲤鱼盖被子”。照老师们的说法，这应该是服务员不想换盘腾地方的一种偷懒行为，但在我查找资料的时候，却发现已经有人借此讲起了故事，一种说法是厨师暗示赵匡胤黄袍加身而发明，另一种说法是慈禧太后给鱼盖上的被子，而这些故事连年轻的豫菜师傅听了都觉得可笑，他们说，既然要盖被子，鱼何必费那么大劲，热气一蒸，焙龙须面的酥脆也就消失了。 讲究与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