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月前的某个晚上，我给他发微信，说想看看猫，他随即发来了两只猫的近照。我说我暂时还没办法把猫接过来，得麻烦他先帮忙养着。 他是我相处了七年的前男友。去年十月，我提了分手，他未挽留。后来我们以朋友身份继续相处，时不时有联系。 我们有两只猫，分别是3岁的哥哥和2岁的妹妹，之前说好了妹妹归我。他回复说，妹妹就留在他那儿吧，跨省运输太折腾了，妹妹本就胆小，我要是想养，自己再在这里养一只就好了。 这两个小家伙对我的意义可不是其他猫可以随便取代的，他应该最清楚不过，为什么会突然说出这么无情的话？ 我马上拨了视频过去，质问他为什么不让我要妹妹了，刚开口就哭了出来，起身去书桌上拿纸巾时，在微信电脑端看到了他发来的一段话： “有件事有必要和你说一下，我开始新生活了，朋友介绍了一个对象，正在接触，应该是好人。我和你应该是真的结束了。我和你之间确实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也不想慢慢回头解决了。所以你也往前走吧，不用管我了。” 我突然不知所措，手机屏幕里是泣不成声的他，很快他挂了视频。这是七年多里，他第一次主动挂掉电话。 那个晚上，我才意识到我们是真的分手了。 我以为自己可以很快放下，潇洒转身，独自美丽。事实却是，之后一段时间里，我深陷痛苦和自责中，反复纠缠——不时给他发小作文表达自己的心意和歉意，投其所好地送礼物，继续着从去年11月起的转账。 他再三强调让我不要再联系他了，但我还是隔三差五地发消息和买东西给他。直到有一次，他说“我决定长久地继续我和现任的关系了”。 七年的弯弯绕绕和相爱相杀中，我们一起经历了重度抑郁、网贷、延毕、落榜和失业，迈过了那么多道坎儿，却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2014年的夏天，我们在社团活动中相遇，他中等个头，黑瘦，说话时带点播音腔，总是穿着翻领衬衫或POLO衫，看上去一本正经，很像一个团支书。 随后我作为组长，负责举办社团换届之前的欢送会，他是小组成员之一。比起其他漫不经心的成员，他表现得积极且靠谱。开会讨论时，他话虽不多，但听得认真，偶尔的发言都在点子上。分工时，他会主动承担任务，也会按时保质地完成。 因为这场活动，我们慢慢变得熟络。后来，我们俩都在社团中留任，经常聊天和见面，偶尔一起吃饭和逛街，关系越来越亲近。 那年圣诞节的傍晚，他打电话说在我宿舍楼下，有东西要给我，还特意叮嘱不要穿睡衣，听起来像是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要发生。 下楼后，我看到了拿着鲜花和礼物的他。这一定是要表白了吧，从未谈过恋爱的我心砰砰直跳，不知如何应对，就以天气太冷为由，在他把话说出口之前抱着东西逃上了楼。刚回到寝室，他就打来了电话，用颤抖的声音说了“我喜欢你“。 他似乎并不符合当时我心中的理想男友形象，不高大也不风趣，总是谨言慎行，少了点男子汉气概。但和他相处还挺自在的，他对我称得上是无微不至，百依百顺。那时的我并不清楚谈恋爱是怎么一回事，只是单纯地憧憬一场大学恋爱。沉浸在他的爱和陪伴中，我并未多想就答应了他的表白。 我写了封邮件，给了肯定的答复，也写到：“我们就先相处看看吧。只是现在，我还没办法对你说‘我也喜欢你’。”而更大的篇幅是在告知我的情绪问题。我是资深抑郁症患者，高中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物，高三还休学了大半年，大学之后重新开始服药和做心理咨询。 现在想来，那时的他应该并没有意识到我的抑郁对他的生活和我们的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是一腔热血地想要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我好起来。 在一起一个月时，他发了一长段话给我。他说我可以带给他光的感觉，他说他在人群总能一下子看到我，他说“这一个月是我最开心的一个月 …… 我们要在一起很久很久，去很多很多你想去的地方，未来还很长，不管有什么事我都会陪你一起去面对，我们会一起变成更好的人”。 他确实陪我一起扛过了后面七年里所有的难关。He did it. 大学四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被“黑狗”折磨，经常一个人躲在床上哭泣。因为常年累月泪水的浸渍，枕芯从白色变成了黄色。 室友入睡后，我爬下床，走到阳台，站着，张大嘴巴，悄无声息地大哭。在那些痛苦到快要爆炸的深夜，这是我发泄情绪的方式。 阳台对面是另一栋宿舍楼，外墙似乎是白色的，因为可以清晰的看到楼的轮廓，上面嵌着许多扇黑漆漆的窗户。阳台下面是窄窄的一条水泥路，两栋宿舍中间是草坪和树木。在某几个难受到极点的深夜，我会有想要一跃而下的念头。 脑子里出现这些危险信号时，我会本能地打电话给他。无论是深夜还是凌晨，他从未让我扑空，他总能接起快要坠落的我。每次接起电话，第一句话总是压低声音的“先等一下哦”。我想象着他拿着手机，蹑手蹑脚下床，走到阳台上。那些电话的内容，我都不记得了，或许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大多时候，我都只是在上气不接下气地哭。他就那样听着，时不时轻声叫一下我，语气里是焦急和关切。其实他什么都帮不了我，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发生什么具体的令人难过的、需要解决的事。这些沉重到把我击垮的情绪，我自己也不知道从何而来。但是他在电话那头的陪伴一次次把哭累了的我从阳台拉回了宿舍床上，让我想再坚持一下。 高二那年，抑郁第一次汹涌袭来时，我经常在晚上大哭。我听到了母亲在门外的脚步声，但是她从来没有推门进来抱抱我。有次我听到她和别人说，我最近经常晚上哇哇大哭，像个神经病一样。时间久了（其实也才两个月），母亲开始不耐烦，见到我哭就发脾气，指责我为啥不让她日子好过一点。 原生家庭带给我更多的是压迫和创伤，是他让我感受到了心理学文章中常提及的“无条件的爱”。 “滚”、“你一点都不像个男人”、“分手吧，我就是去死也和你没有任何关系”……，情绪崩溃时，我会口不择言地对他说许多恶毒的话。拉黑所有联系方式、把他锁在卧室门外、深夜离家出走，在状态最糟糕的那几年，这样的情节频繁上演。 那种情况下，我最需要的是陪伴和照料，但却总是歇斯底里地把倾其所有对我好的他推开。前两天在微博上发现了他2015年发的私信，应该是某次微信被拉黑后，尝试通过微博联系我，他说：虽然我蠢笨可是真的想对你好，偶尔方法不对请你原谅我好吗？ 大多时候，我情绪的爆发并不是由他造成的，却总是他在做检讨和道歉。七年里，他从未因为我的任性妄为和恶言相向朝我生气，一次也没有。情绪过去之后，我回头，他就在那里，一脸焦急，满眼关切。 他对我好的例证有太多个，像一颗颗泪滴形状的珍珠，我不知道该挑哪一颗来讲。 本科毕业那年的三月初，一个人去北京参加考研复试，状态极差。中午哭哭啼啼地给他打了电话，说感觉自己坚持不到第二天面试结束了。当天傍晚，他拖着行李箱出现在了酒店门口的高台阶下，穿着那件他最厚的羽绒服，冲着我笑。 类似的场景出现几度出现。每次一见到他，我心里就能安定许多，能短暂地从黑色漩涡中抽身，呼吸到一些新鲜空气，能见到一些光亮，能生出一些力量去负担学业和生活上的压力。 在香港读研时，因为不适应气候、饮食、居住环境和授课方式，再加上那段时间并不友好的社会氛围，我整日躺在床上哭泣，脑子里的极端想法愈演愈烈。国庆假期，他拖着装满了螺蛳粉和酸辣粉的箱子出现在了地铁站旁的美心门口。后来在深圳短住、而后又和他在不同的城市工作，他会抓住一切机会去看我，每次都拖着一个大箱子，有时候装着我爱吃的零食，有时候是我更习惯用的枕头，有时候是他洗干净的换季衣物。 这么些年里，一次又一次，我被黑狗咆哮着撕咬，被逼到悬崖边边上。如果不是他毫无保留的接纳和爱护，如果不是他每一次的奋不顾身和冲锋陷阵，大概我早就招架不住，一了百了。 “我们还是不要再联系了，因为我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了”，前段时间，我给他发消息说自己状态很差时，他这样回复到。那个用尽全力给予我光亮和温暖的人，如今为什么会说出这样冰冷的话？…

中国河南省上周六发生怪事，有一群山羊在太行山脉的危险公路集体跳崖，摔落60多米的高度当场惨死，知情者说，那是因为领头羊遭到汽车惊吓坠崖，导致羊群接连跟着往下跳，养羊的农民因此损失惨重。 中国《大河报》报道指称，事件发生在24日早上9点多，地点在河南新乡辉县市回龙附近的挂壁公路，当地的地形是出名的凶险。知情人士说，有农民在公路上赶羊，疑似因两辆汽车突然出现，导致领头羊受惊，羊群原本有100多只，其中90多只都跳下60多米高的山崖，农民根本来不及阻止。 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羊尸推叠满地，据称农民把死亡的山羊亏本贱卖，损失十多万人民币（逾45万元台币）。对这件怪事，中国网友评论：“原来真的有羊群效应。”“农民太惨了。”“领头羊该不会买了跳楼股票吧？” 当地媒体报道指，发生跳崖事件的公路在郭亮村附近，又称郭亮洞挂壁公路、郭亮村绝壁长廊，历时6年于1977年完工，全由村民建造而成，公路崎岖险峻，还有人称之为“世界最险要的十条路”之一。

煤炭最近成了大热门。地缘博弈、天灾外加北半球渐渐逼近的寒冬，让煤炭需求大涨，其价格也随之被引爆。 这几天，在一片哀号的A股，煤炭板块几乎一枝独秀，呼应了当下全球的能源局势。 而拥有总储量270亿吨煤矿、掌握印度三成以上煤炭进口业务的印度“煤老板”阿达尼，则成为“被当下选中的人”，一举超过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成为亚洲新任首富，在全球也仅次于马斯克、贝索斯。 煤炭再次成为“黑金”，全球煤老板、能源炒家都为之癫狂。 但这里面，鲜有中国煤老板的身影，他们销声匿迹很久了，还停留在人们形容“暴富”时的语境中。 十年前的2012年，中国煤老板在大规模的煤炭企业重组中谢幕，当时他们称自己是“中国最后一批煤老板”。 他们上演了最多暴富的故事，人虽离场，但钱还在市场运作，经过资本市场的几轮翻涌，洗掉煤渣味，换了样貌。 煤老板各自的命运也出现了分化，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拿着先前赚的钱隐匿江湖；一类为偿还早年恶果坐了牢；还有一类则在进行现代资产转型。 一 因何而富？ 多年以后，回忆起富起来的经历，一位煤老板说，好像是从刚刚过了20世纪才开始的，来拉煤的车队排成了长龙，先是100元一吨，人们不停地买，涨到105元一吨，人们还是不停地买，于是继续5元5元地上涨。 他说自己就像漂在水中的船，突然有一天，发现水涨起来了，船可以出海了。 至于为什么，他说不清。 中国煤老板最早感受到财富飞涨，与“暴富”扯上关系，确实是在20年前的21世纪出头。 当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外贸对经济产生了强劲拉动。与此同时，国内的房地产热浪成为内需第一动力,几乎与“煤老板”声量相当的“温州炒房团”正是诞生于那一时期。 “中国制造”与房地产，直接营造出一个内外俱旺、无比繁荣的经济景象。 大变革年代，中国能源领域也在紧锣密鼓地往市场化推进。2002年1月，国家取消了电煤指导价，实行市场化运作，煤炭价格开始上涨。 2003年上半年的“非典”虽带来了恐惧和部分地区的“静默”，但并没有打乱中国经济昂扬向上的增长节奏，当年的中国经济竟然没有因为这波疫情受到太大影响。与经济持续增长相映衬的是，各行业尤其是钢铁、化肥、水泥等重工业对上游能源的空前饥渴。 那一年，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电荒，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用电大省，甚至包括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省，均不断出现拉闸限电的尴尬，多数电厂储煤支撑不了3天。 很多工厂叫苦不迭；一些县市的商场到了晚上只能点起蜡烛接待顾客；上海政府号召市民将空调温度调高一度；蜡烛经常卖到脱销，成为居民家中必备物品。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能源需求的猛增，进一步刺激了煤炭价格上扬。 一个细节是，时任浙江省省长吕祖善亲自率领11个市的市长和大型能源企业的老总，北上山西、内蒙古，为燃煤之急求解招数。 一些大型火电企业为此更是奇招迭出，有的厂甚至倾巢出动，派出去的人干脆长驻煤矿，或者长驻铁路部门，目的只有一个：抢煤！ 那时煤炭价格按小时算，这一小时和下一小时的价格都不一样。山西的一名煤老板上山拉煤，碰上突击检查，十几辆车等了一天一夜才得以通行。就这一夜间，煤价涨了两成，他因此多赚不少。 一位山西煤矿主回忆，疯狂的时候，电厂和洗煤厂的人用蛇皮袋背着现金到矿厂排队交钱买煤，动作稍微慢一点，就排不上号。 一般来说，当时一吨煤的成本基本是固定的，大约400元。如果按照最高煤价1400元算，一吨煤的毛收入为1000元，再减去每销售100元要上缴20%的增值税共计200元，一吨煤的净利可达800元。 也就是说，如果设计一个年产30万吨级的煤矿，一年纯收入可达3个亿。在这诱人的利益推动下，挖坑几近疯狂。 煤老板们一朝翻身。 他们在十年前通常不被人瞧得起，煤炭价格低廉，去包煤矿被认为是走投无路的做法。 一代“煤王”姚巨货近50岁时下海搞煤炭运输，就是因为家里一贫如洗，老母患癌、妻子患肺结核，家里还有6个孩子要养，才索性辞掉公职干起了煤炭生意。 遭受98年亚洲金融危机重创后，对外出口大幅下滑，煤炭价格跌至谷底，又苦又累不赚钱的煤炭行业更令所有人避之不及。有人形容当时的情况是，给村主任送一条红塔山香烟，便能拿下一座煤矿。 “煤老板”的叫法也是大概2005年才有的。 当时山西发力引进外地资本投资山西煤炭，促进煤炭企业产权和股权的多样化，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私人煤矿主，之前都是挂靠在村镇名下。 其实，“煤老板”只是对从煤炭生产和运输过程中获得暴利者的一个笼统称呼。一个矿上的领导层可以分为“投资商-实际操作者-生产组织者”三级。 投资商大多来自浙江、北京、山东等地，一般只负责出钱，浙江投资者中又以温州人居多。 实际的操作者大多是本地人，在地方上有广泛的人脉关系，负责各方协调。他们和投资者之间是承包关系，给投资者固定的回报。 再下面一级才是具体的生产组织者，承包某个矿井，组织民工生产。 在这样的链条中，没有企业，更没有企业家，有的只是资源的“搬运者”——在承包期内获得最大的利益，然后抽身而去。 二…

北大街报话大楼上的钟又响了，还是那首《东方红》的曲子，声调之间拉得很长，空旷地回旋在医院上空。报话大楼是1965年投入使用的，那年，出生在城墙下的李建利4岁。《东方红》的曲子播放了几十年没变过，如今，李建利也61岁了。他躺在西安市中心医院的康复床上，任凭两个年轻的穿白大褂的实习生，给他活动着手和腿脚。 “今天，是我，出事，十年的日子。”他磕磕巴巴地说，对着两个实习生。两个年轻人，大约也就二十岁左右，脸上还带着一丝稚气。他们仿佛在听他说，却又并不知道，也并不关心他说的是什么。 这是2022年的9月15日上午十点多。李健利，就是那个10年前被一把U型锁砸断了头骨，也砸断了平静人生的倒霉的中国人。 1 “警察也很辛苦” 十年前的王菊玲，风风火火，说话大嗓门。那年她刚48岁。高大，爱体面，头发总是盘起来，穿大花朵的裙子。那个秋天的下午，丈夫头顶上汩汩冒出来的血，浸透了她的衣裙。 “这十年，我不知道是怎样磨过来的。说不成。”她说。 十年前的9月15日，丈夫在西安市中心医院被抢救到深夜。他头顶左边的颅骨被蔡洋用U型锁打断，脑浆都冒了出来。万幸，抢救及时，算是保住了一条命。可那个心灵手巧，喜欢自己捣鼓车，喜欢和妻子一起去游山逛水的李健利，再也回不来了。 这十年的大部分时光，夫妻俩都是在西安市中心医院度过的。 从2012年9月15日最初入住的45号病床，搬到43号，又搬进走廊尽头最偏僻的一间病房，他们把医院当成了家，在这里度过了整整八年。 医院大门口，摆摊卖红薯的，打烧饼的，换了好几茬人了，早先的报刊亭也没有了。就他们夫妻俩，一直没离开过。到了2020年10月，医院要装修大楼了，万不得已，他们才办了出院。 住院最初的那两年，一直有警察“陪”着他们。最先是六个，后来成了四个，再后来留下两个年轻的小警察。白天他们就呆病房里，看手机，晚上支起铁床睡楼道里。有时王菊玲要去跑法院，跑政府，小警察也会开车拉她去。“说起来，警察也挺辛苦的。”王菊玲说。 两口子都觉得，警察的一个主要任务是防止记者来采访。另一个就是怕他们外出去上访。 事情刚发生那两年，来采访的媒体很多。一茬茬记者，契而不舍地来。王菊玲记得，有一次，来了位日本记者，可能是习惯，一说话就鞠躬，迅速地被警察识别了，“请”出去了。 还有一次，来了位美国记者，一个特别认真的姑娘。因为进不了病房，就守在医院门口，呆了两三天。王菊玲的姐姐来送饭，记者一直跟着她，想采访，直到她上了公交车。“我啥都没敢说。”姐姐后来告诉王菊玲。 她也相信了年轻警察劝她的话，“你这事情，影响这么大，政府不可能不管。你们就安心治病。”她也安慰自己，只要丈夫的病一直能有地方治，医药费有着落，这样下去也可以。 一开始，李建利的康复效果不错。慢慢能走路，还能慢慢挪着下楼。现在回想起来，王菊玲都觉得那是这十年最美好的时光了。常常，她安顿好丈夫，还能跑回家去，照顾一下刚出生的小孙子。 2013年，丈夫被打之后的第二年，她催促着儿子结婚。家里出了这么大事，她担心准儿媳妇嫌弃这个家，就催儿子先把婚结了。2014年，他们抱上了孙子。孩子给病中的李建利，也给这个家带来了欢乐和希望。 他们当时新买的那辆白色的丰田卡罗拉，2012年“915”那天，被密密麻麻的“反日游行”人群堵在劳动南路上，车窗玻璃烂了，车身也坑坑洼洼的。当李建利被打倒在地，紧急送医院后，人群散去，车总算保了下来。 那一天，全市至少有几百辆车被砸。后来政府组织免费修理这些被砸的车。车修好后，给了儿子。王菊玲把家里的小店，也交给儿子去做了。她一门心思照顾丈夫，靠着自己的坚强，撑起了这个家。 曾经健康灵活的李建利，至今不愿意接受要坐轮椅的现实。图：受访者提供 2 医疗费的单子快到190万了 2022年9月15日这天一早，王菊玲就扶着丈夫，一点点走到小区门口，在路边等6路公交车。 两年前，因医院装修，李建利出了院，但每天还得去医院做康复。两年来，除了刮风下雨，他们几乎没有一天拉下。 也因为一直坚持做康复训练，王菊玲觉得丈夫的状态“还可以”，但她如今也越来越担心，毕竟李建利是颅脑损伤，后遗症也日渐明显。 去年有一次，他们从医院回来，她让李建利一个人慢慢走，她到前面先去买菜。不料菜刚拿到手里，电话响了，他打来的，路上有一个小小的坑，他就摔倒了。她跑过去，看他倒在路上，也没人扶。那一刻，她“特别伤心”。 自那以后，李建利又摔过两次，其中一次是在公交车上。从此，他不敢一个人走路了，必须要她搀扶。不仅如此，因为当年的颅脑损伤导致神经受损，他每次要上厕所时，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好几次，他们在电梯里，或车上，都遭遇尴尬。 这么多年了，他思维还很清晰，但说话一直磕磕绊绊，一急，就说不出话来。 如今，王菊玲最担心的是丈夫的病情持续发展。她自己也慢慢年龄大了，她怕自己撑不住，迟早得给他找护工。 她也发愁往后的治疗怎么办？前些年，他们怕出了医院没人管，就一直住在医院，虽然医院常常催他们出院。 康复治疗很花钱。他们两口子早年都从集体企业下岗，如今两个人的退休金加起来也就几千块钱，如果不是政府当年承诺管医疗费，他们自己根本付不起高昂的康复费用。 她看着中心医院账单上的钱一点点多起来。截止到最近，大约是190万元人民币了。 2022年9月14日这天，她接到区上政法委书记的电话，书记电话说第二天要来家里慰问他们。15日这天，他们早早做完康复就回家等着，结果，只来了一位科长，没见到书记。 她说了自己的诉求。她希望政府能够一次性地给予补贴，解决这个问题。科长只是说，她的诉求“已经上报了”，需要等。 “政府的人老换，这十年，书记都换了四茬了。新来的领导不一定知道我们这事，我真怕以后没人管了。”王菊玲忧心地说。她也担心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加上记性不好，每次去找政府，都要解释半天。“怕时间长了，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英国首相特拉斯向美国媒体CNN表示，各国应坚定支持乌克兰，并呼吁盟国加强在中俄相关议题上的合作。她重申，若中国入侵台湾，将与盟国确保台湾有自卫能力。 英国首相特拉斯（Liz Truss）在周日（9月25日）由美国有线电视网CNN播出的访问中表示，盟国应该在乌克兰问题上立场坚定，不要理会俄罗斯总统的“剑拔弩张”。而面对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威胁，她正在寻求修补与民主国家的关系。 特拉斯上周首次以英国首相身份出访纽约并出席联大。出访期间，她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并呼吁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坚决反对“专制政权”。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召集30万名预备役军人加入乌克兰战争后，特拉斯说普京升级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是因为他并未获胜，而他也犯了一个战略错误。 她告诉CNN，“我认为他没有预料到自由世界的反应力度。我们不应该听他的剑拔弩张和虚假的威胁。相反地，我们需要做的是继续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继续支持乌克兰。” 在正式成为英国总理后，特拉斯已多次表示将对俄罗斯和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她也呼吁英国的盟友在对中国以及俄罗斯的立场上加强合作。特拉斯说，英国正与美国丶日本和加拿大在内的G7盟国合作，以减少对中国的战略依赖，并确保他们对来自北京的军事侵略威胁有一个“共同反应”。她表示：“事实是，自由世界没有做足够的工作来及早对抗俄罗斯的侵略。普京有恃无恐地发动了这场骇人听闻的战争，我们不能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 特拉斯说，她在纽约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晤”。 当她被问到若中国入侵台湾，英国是否会像美国总统拜登近日所说一样在军事上保卫台湾时，她说：“我们决心与盟友合作，确保台湾能够自卫。我一直很清楚的是，所有的盟国都需要确保台湾有能力保护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从乌克兰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相信英美间的特殊关系 但在英国脱欧后的贸易关系上，她也与欧洲和美国等盟国产生歧见。她25日表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所谓北爱尔兰议定书问题。而她与拜登一致认为需要维护该地区和平，她也仍相信美国跟英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她说：“我确实认为我们的关系是特殊的，而且在我们面临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和中国越来越强硬的态度之际，这个关系越来越重要。我决心在未来几年让这段关系更加特殊。” 此外，特拉斯说，她在纽约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一场“非常好的会晤”。她在竞选总理期间曾对与马克龙的关系提出质疑，这也让外界质疑她会如何处理英国与法国的关系。她25日表示：“我期待在未来与他合作。”

罗翔成为B站普法博主已有两年多，目前有两千四百多万名关注者，视频播放量近七亿。在原本的生活中，他也是一名法律学教授，教书育人多年。 最近，罗翔又多了一个身份——他是本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评委之一。借着这个契机，我们围绕命运、公众表达、教育、阅读等几个话题展开了对话。 在罗翔的话语中，你能强烈感受到他的谦逊。这种特质一方面来自他对命运的尊重，另一方面，或许也可以看作某种自我保护。 无论如何，罗翔都是一位在当下十分珍贵的公共表达者。希望这场与“看理想”的媒体对话，能揭开这位表达者背后的一点思考。 01. 命运与本分 看理想：您曾表达过，自己获得现在的成就，只是“被命运点中了而已”。您似乎对“宿命”、“命运”这类观念或者说叙事比较感兴趣，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吗？ 罗翔：人到了我这个年纪，或多或少都有一种感觉。人们说四十不惑，即将迎来五十的我要知天命。在这个过程中，人可能就要认识到一种悖论性的存在。 这个悖论性指的是，我们每个人当然要尽自己的努力去生活，但是这背后始终有一只无形的大手。人生中各种经历让我意识到，人很多时候是非常渺小的，只是一些神秘莫测的力量，把一些渺小的人给高抬起来。人生的悖论性提醒着我，在这种情况下，人要知道自己的本分，不要太过傲慢。 看理想：听起来这像是您确认自己的位置的方式，但您相信“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这种说法吗？ 罗翔：我一直秉持着一种悖论性的思考，我从来不认为人可以狂妄到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人又不能够消极到等待天上掉馅饼。我们需要在两者中寻找一种合乎中道的平衡，就是我们相信命运的神秘莫测，同时我们也要相信自己，要尽好自己的本分。 看理想：您认为您的本分是什么呢？ 罗翔：我是觉得，人经常停留在对过去的悔恨以及对将来的忧虑之中，而唯一没有做好的，就是尽好当下的责任。 所谓的过好当下，不是满足于我们此时此刻的喜好、欲望，而是去做好此时此刻命运赋予你的责任。我的此时此刻，是一个老师，是一个普法的博主，是一个父亲，是一个丈夫，那就做好这些角色。人生有诸多角色，能把此时此刻的角色演好，做好这个角色该做的事情，就已经非常难得。 看理想：您现在也是一个内容从业者，不知道您是否有相似的感觉，对内容创作者来说，表达和交流越来越难了。很多从业者不再愿意“说话”，有时甚至觉得“被误解是表达者的诅咒”。您作为一个长期在输出的人，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罗翔：首先，被误解本身就是人之常态。先不说被他人误解，很多时候你自己都会误解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并不真正理解我们自己。 为什么苏格拉底说，人要认识自己？终其一生，我们不都是在学习如何认识我们自己吗？如果连我们自己都无法真正地理解我们自己，时常陷入自我误解之中，我们又如何保证别人不会误解你呢？ 误解从来都是人之常态，我们要接受这种必然性。同时，很多时候，人跟人的交流本身就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也许能够精准计算出地球跟哈雷彗星下一次相逢在哪个时刻，但是我们很难计算出，对面这个人此时此刻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交流这件事最终还是一种悖论性的思考。首先，我们认为想法、观点是需要去交流的。其次，我们要接受交流一定是会失真的。 我们希望他人能够理解我们，但是因为人的有限性，理解一定是有限的，正如我们自己无法完全理解我们自己，他人也无法理解我们。很多人觉得今天的交流变得更困难，但事实上，在人类的哪个时代交流不困难？也许在一个交流更便捷的时代，互相理解就是会变得更困难，因为交流的便捷性，让你期待交流的顺畅性，但这是不可能的。 看理想：当很多交流失真了之后，会阻碍您做更多的表达吗？或者说，支撑您长期表达的动力是什么？ 罗翔：那还是作为人的责任。就是我所说的要尽好当下的本分，演好命运给你的剧本。 人不要把自己期待得太高，当我们希望顺畅地表达，我们是希望能够顺畅地影响他人，但是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你本来就不可能影响太多人。影响你自己，影响你身边亲密的人，都已经很难了。 只是这个职业本身，让你有表达的责任，你把这个责任尽好就可以了。至于在表达的传递过程中有多少失真，它到底产生了多少效果，这个不是你所能控制的。 看理想：您觉得现在您在做的这种公众表达算是普法吗？ 罗翔：看你怎么定义普法吧。我始终觉得每个人都会比一般人更看重自己的专业。我个人觉得，法治是一种相对不坏的模式，所以也希望能够通过一些微小的努力，让大部分人树立对规则的尊重感，能够意识到在规则中才能享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如果把这个定义为普法，我愿意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普法的从业者，虽然做得不一定好。 02. 勇敢与教育 看理想：如果对比您年轻时的状态，和现在您观察到的一些年轻人的状态，比较大的差异是什么？ 罗翔：要说有差异，当然有，要说没有差异，其实也没有，因为在变中永远有不变，在不变中永远有变。 我觉得每一个时代的年轻人，一定都有一种意义的追寻感，他们都试图使自己的一生过得有意义，试图给躁动的青春寻找到意义。在这一点上我想我和现在的年轻人是相似的。但是因为身处的时代不一样，我们那个时代至少在诱惑方面会比今天少很多，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 看理想：您曾经在《十三邀》中表达过，“勇敢是一个最高级的词汇”“在人类所有的美德中，勇敢是最稀缺的”。为什么您很在意“勇敢”这种品质？您觉得今天的年轻人还有勇气或者说还有条件去“勇敢”吗？ 罗翔：一个好的词汇，大家其实都向往。为什么向往呢？因为我们自己匮乏，缺什么就向往什么。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所以我向往勇敢。当然，什么叫做勇敢？不同人有不同的定义，而我欣赏的勇敢其实就是对所持信念的坚持。 第一，你要找到信念。第二，你要有勇气去坚持信念。今天有很多人是没有前提条件的，他找不到信念。其次，也很难去坚持。 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能不能够找到愿意去坚持的东西？当我们找到了，在诸多诱惑中又能不能坚守？人很容易为一些事情所感动，但你的感动是不是只限于一时？是不是时过境迁，这种感动就会消失？ 看理想：您保持着某种“师长”的身份已经很多年了，在漫长的授业过程中，您对教育的看法有过改变吗？知识理论可能存在局限性，自身理解更有偏差的可能性，您有过自我怀疑，有过教“错”的担忧吗？ 罗翔：肯定有，我时常会觉得自己教错了，因为人就是有限的，尤其是人对知识的追求，在不同的时期，努力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麦克尤恩有本小说叫《追日》，写了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一生就是在吃老本的故事。人很容易陷入这样一种情境。 所以我们做老师的要和学生共同成长。什么叫博士生导师？其实是博士生生出了你这个导师。很多年轻的学生在某些方面，至少眼光上比我们这些做老师的要更尖锐。他们提到的一些问题是你无法回答的，因为你不懂，但这些问题会促使你去研究，于是你自己也提升了。 作为老师的我，时常觉得自己并没有资格去教好一个学生，但是也正因为这样一种没有资格的感觉，让我希望自己不要做一个误人子弟的老师。…

注：本文来自于孙立平公众号“立平坐看云起”中的“孙立平洪亮对谈录”，其中的“洪”为洪亮，“孙”为孙立平教授。 —————— 洪：我们今天聊一个稍微思辨一点的问题：您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发生是必然的吗？ 孙：华盛顿大学的国际研究与社会学教授丹尼尔·西罗（Daniel Chirot）说到人类命运的偶然性时说：如果你站在1940年的欧洲，你会发现1945年的胜利是多么偶然。如果作为对手的极权主义的“他们”不犯那么多愚蠢的错误的话，（将会怎么样）。 其实，历史很难说是必然的，也很难说是偶然的，往往是必然与偶然混合在一起。远的不说，就说现在作为人们关注焦点的俄乌战争，你说现在走到这一步，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是混合在一起的东西。能够使这两种因素混合在一起的就是过程，动态的过程。 洪：对了，这让我想起您在90年代末期提出的过程–事件分析，好像解释的就是类似的问题。 孙：记得我当时打过一个比方：在公共汽车上，因为一个人不小心踩了另一个人的脚，最后双方打得头破血流。在这个事情中，从开始的因到最后的果，其演变的机制是什么？ 即使是这天公众汽车上人多很挤，即使这两个人脾气都很暴躁，即使这两个人头一天都挨了领导的批评，即使这两个人出门前都和老婆吵架了，即使眼看就要迟到了会被罚款，因为踩了一下脚，就一定会打得头破血流吗？不会的，没有任何因素注定了最后一定是这样的结果，这是一个过程的产物，是偶然与必然在过程中交织在一起的结果。 那导致了这最后结果的是什么？是事件发生过程中由偶然因素与必然因素交织在一起生成的新逻辑。事情的过程可能是这样的：被踩的人，在被踩的前一秒钟，都不知道自己会被踩，否则他早就躲开了。而在被踩之后，他必须在几秒钟之内做出反应，或者决定不做出反应。结果，一句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话就冒了出来：你没长眼睛啊？！其实，在他这句话刚出口，甚至还没有说完的时候，自己就已经意识到这个反应有点过分了。但男子汉大丈夫硬着头皮也得把这句话说完了。于是一个过程开始了。 洪：是的，在过程中，新的因素出现了，新的逻辑形成了。就此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我们怎么认识在过程中出现的新因素，形成的新逻辑？ 孙：在这当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改革与开放相遇了，或者说，出现了改革与开放的耦合。在《中国改革何以发生？底层逻辑是什么？对今天的启示是什么？》的那个对谈中，我曾经说过，改革首先是基于中国社会自身的要求，自身的需求，是要解决自身的问题。更具体地说，改革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那时旧体制处理代价的空间基本被用尽了。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发生，是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动力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发生实际上发生了的这场改革。这个时候，有两个因素出现在中国历史演变的过程中。一个是领导人的自然更替。任何改革都意味着对之前某种程度的否定和切割。否则怎么会有改革呢？当时领导人的自然更替使得重新评价过去，实现与过去的切割和转折成为可能。而当时的国际形势又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使得本来是权宜性的改变，逐步酝酿成一场影响深远的体制变革。 洪：这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或者说改革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许多人认为，没有开放，就不会有这场影响深远的改革。尽管现在看，这场改革本身也有许多局限，但如果没有对外开放，可能就是连这样的改革也不会有。 孙：所以，光说对外开放是不够的，开放不是你想开就能开的，没有合适的外部环境，你想开也开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当时的外部的环境不是那样的，即使是改革，即使是开放，情况也可能完全不同。在苏东剧变之前，一些东欧国家也曾进行过一些有相当局限的改革，但效果都不明显，这可以看做是一面镜子。 而在中国改革开始之后，依时间顺序，有三个很重要的事件起了作用。 第一，中美关系正常化。在改革之前，当时世界正处于冷战状态，美国的主要对手是苏联。更重要的是，当苏联准备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时，美国出手进行了适时的干预。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并逐步走向正常化。这使得中国的改革在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比较宽松的国际环境中。第二，苏联解体与苏东剧变，冷战结束。这一方面使得在经济上走向市场化成为无二的选择，另一方面也使得在其他方面的变革更为谨慎甚至踟蹰。第三，中国加入WTO。由此，中国更深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经济发展进入加速时期。 洪：您的意思是说，中国的改革之所以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是与当时世界上的诸多因素耦合的结果。如果当时这些因素有所不同的话，情况就会很不一样。 孙：这里特别要说一下的是当时西方的状况。大体上说，冷战后的西方，是处于一种慵懒的状态。《专家之死》作者汤姆·尼科尔斯说，美国这几年变成了一个不认真的国家。这是和平、富裕和高科技带来的奢侈。人们不需要担心那些曾经占据他们头脑的事情，如核战争、石油短缺、高失业率、高利息。甚至恐怖袭击也变成了只需派遣志愿者奔赴沙漠角落就可以解决的威胁。这是当时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环境。 从上述种种因素看，可以说当时的中国改革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国际和国内这么多的因素碰在一起，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一种幸运。所以我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许是一个偶然。不仅如此，甚至有人认为，整个世界过去几十年的繁荣与发展，都是一种天时地利人和造就的偶然，老天给脸、大国妥协、民众矛盾缓和。天时地利人和，碰到一起了。另外还有技术进步的因素。 我们在这里刻意强调偶然性，不是说我们在历史的进程中应该无所作为，而是说，我们要珍惜历史的机遇和幸运，因为历史的幸运并不会永远与我们相伴随。

（01） 17岁，你在做什么？ 哦，正在读书，备战高考。 全家小心翼翼，拿你当爹伺候。生恐一点点不如意，带来你情绪波动，影响高考成绩。 21岁，你在做什么？ 哦，正在读大二或大三。 各种无病呻吟，伤风感月。感叹人生困惑，迷茫。 然而网络视频《偶遇00后励志宝妈》中，江西的陈姑娘，17岁时就已经“结婚”做妈妈。 ——结婚二字打双引号，是因为按陈姑娘的年龄，很可能并没有在民政局扯证，只是按习俗吃席，就算一家人了。 陈姑娘解释说：“江西结婚都早”，“只要不读书，就有人跟你相亲”。 然后有一个可爱女儿。 宝宝出生5、6个月，丈夫因事故去世。 婆家拿到赔偿金后，愉快地把陈姑娘和她的女儿，赶了出去。 陈姑娘的解释是：在那边延续只能是儿子，女儿不算。 母亲反对她独自养育女儿，21岁的陈姑娘就带着孩子，离开家乡。 她说：妈妈是为我好，她心疼她的女儿，我心疼我的女儿。 所以为了给女儿一个快乐的童年，陈姑娘选择了送外卖。因为送外卖，每月可以挣到7000块或8000块钱。女儿离不开妈妈，她就把女儿背在前面，遇到没有电梯的楼房，她就爬楼梯。 面对自身处境，陈姑娘说：“现在不吃苦，什么时候吃苦？” 网友感叹：短短3分钟，陈姑娘身上体现出责任、乐观、坚韧与豁达。 ——可越是这样，越让人难过。 （02） 陈姑娘的事情，至少告诉我们三件事儿： 一是中国很穷： 很多朋友感觉，中国很富足。 中国游客涌入欧洲，动辄把当地商场买光。中国大妈的广场舞，从泰晤士河口跳到密西西比河口。从芬兰到荷兰，从爱尔兰到斯威士兰，只要街头有人吵架，瞬间就会冲出一群中国大爷，操中式各国语各种劝架。 所以有些朋友感觉，中国已经没有穷人，不差钱了。 然而实际上，中国人的平均收入，甚至只是隔壁韩国的三分之一。 中国还是个穷国。 如陈姑娘这种情况，17岁生女儿，被婆家连女儿一块赶出来，陈姑娘的妈妈却没有丝毫能力，帮助女儿和外孙女儿——但凡这户人家缸里有一把米，又怎么会让女儿在17岁时生宝宝，又怎么会眼看着21岁的女儿，背着4岁的外孙女儿送外卖爬楼梯？ 什么叫穷？ 亲情依然，只是自身难保不能相顾，这就是穷。 现在我们才知道张桂梅校长做了什么： 张桂梅把无数穷乡女儿送入大学。如果不是她，这些正在大学读书的女孩儿，就会跟陈姑娘一样正背着孩子，于烈日下奔波送外卖。 张桂梅女士功德无量。 张桂梅女士 而这些女孩儿，才是真正的中国。 （03） 第二个，有些人的观念，还极落后。 网上消息，各种高大上，各种喜大普奔。 也有女生遭受各种伤害——这种新闻绝对发生在印度！…

长三角加速“缝合”，反超大湾区，区域格局再生变数 长三角、大湾区，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具活力的两个城市群，也是改革开放表现最优异的两位模范生，更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主要力量。 不过这两大城市群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竞争。大家你追我赶，彼此各领风骚。 早在2019年，智谷趋势就最早论断中国两大顶级城市群同时发生巨变——长三角正在变成一个“省”，珠三角正在变成一个“市”。 当我们以为这两大顶级城市群将以差异化策略，参差发展时，没想到长三角这几个月密集放出大招，加速“缝合”。 种种迹象表明，长三角越来越“凝缩”在一起，它不仅更像一个“省”，同时也更像一个“市”。 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全都要。 当长三角使出洪荒之力时，新一轮城市大洗牌恐将开始。 一 9月7日，连接南通海门和苏州太仓、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隧”的海太长江隧道正式开工建设。江苏省委书记出席并宣布开工，江苏省长出席并讲话。 海太长江隧道是世界上最长的公路水下盾构隧道，也是中国断面最大的水下盾构隧道、全国首个超大直径盾构隧道预制拼装一体化建造的公路隧道。 不过工程上的意义，或许不全是这个大省主官们高度重视、亲临现场的原因。 2020年11月12日，高层在新开通不久的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上，发表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简短讲话。又是南通，但又不止于南通。 图源：南通广播电视台 今年8月，官方消息披露，通苏嘉甬铁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国家发改委批复，预计年底开工。 这条不经过上海的高铁，北起南通，向南跨过长江，经过苏州、嘉兴，跨杭州湾进入宁波。 据《南通日报》报道，南通未来有8条过江通道，将形成“八龙过江”的格局。 而此前，这里作为长三角的北翼，被忽略太久了。 图源：建筑实践 与之对应的长三角南翼，绍兴-宁波一线，“缝合”杭州湾的步伐，丝毫不慢于南通“缝合”长江的步伐。 除了上面那条连接嘉兴、苏州、南通的高铁，还将修建沪甬跨海大通道、沪舟甬跨海大通道。两大工程投资分别超千亿，均为公铁两用。 工程竣工之日，曾经以喇叭口为特征的杭州湾，将闭合成一个完美的O型。 南翼与北翼加速“缝合”，意味着什么呢？ 长三角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顾名思义，以为它就是一个标准的三角形河口三角洲。其实，由于长江口和杭州湾两大“深V”的嵌入，将整个长三角地区隔成一个W型。 加上太湖嵌在中间，导致长期以来长三角核心发展区被锁死在那片最小的三角内。虽然眼前有繁华，但远期发展的想象力会受到一定限制。 图源：建筑实践 所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长三角主要依靠沪宁、沪杭两条发展轴。长三角入列全国GDP TOP 10的城市(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均未脱离这两条主轴。 而被天堑隔绝的北翼、南翼、太湖以西，大多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 虽然宁波、绍兴、南通放在全国均属于发达水平，但由于长三角内强手如林，相比之下总是有那么些差强人意。 它们本来可以发展得更好。 二 之前智谷趋势最早论断——长三角正在变成一个“省”，珠三角正在变成一个“市”。 有两点重要原因。 一是近年大湾区在同城化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努力。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织密轨道交通网，实现线线相扣、城城相连。 来源网络，部分线路未画上，若展示到2030-2050年愿景则更为密集 二是从空间维度来看，大湾区更小，更具备成为一座“超级城市”的条件。 与之相比，长三角确实更大，也更像一个“省”。 一般人肯定认为越大越好。…

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名小偷数次试图闯入列治文一家咖啡店，然后强行穿过破碎的玻璃门。 周二凌晨 1 点 20 分左右，店内的摄像头拍到了这名嫌疑人，他闯入了 Lansdowne 路的 R Ki Coffee Lab，就在 Lansdowne 中心对面。 在 Instagram 上发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该男子从外面打量咖啡店玻璃前门的内部，并在街道左右观察。 然后，他多次尝试用一个重物砸门，砸了多次之后最终打碎了玻璃门。 该男子强行穿过破碎的门，似乎对玻璃碎片毫不在意。 然后，他花了大约 90 秒左右的时间在咖啡馆里搜寻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然后在警报响起时带着一些小东西离开。 咖啡店老板说，所有被拿走的有几枚硬币、一部旧 iPhone 手机和两台平板电脑。 “我们这里不存放纸币，”老板说，并补充说他住的地方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一接到报警公司的电话就来检查损坏情况。 “这让我感觉很糟糕。”他估计更换这扇门的成本约为 1,200 元。 他说，在他经营这家咖啡馆的两年半时间里，也有人曾尝试闯入，但没有成功，但他记得以前的老板确实遭受了偷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