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内官网观察者网报道:据彭博社报道,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29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九届米尔肯研究所亚洲峰会上呼吁中美对话。 “我们给中方的信息是让我们谈谈,打开这些对话,让我们向前迈进。”伯恩斯通过视频参会时说道。彭博社称,这标志着华盛顿正努力缓和与北京的紧张关系。 据报道,伯恩斯当天还表示,美国并不想与中国脱钩。他指出,美国投资者持有1.2万亿美元的中国股票和债券,“我们鼓励美国人在这里投资,只要不跨越我们的国家安全线”。 伯恩斯参会截图 此外,伯恩斯称,美国需要在气候变化和健康议题上与中国合作,尽管双方在这些领域上存在竞争。 此前,美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也曾多次表示,希望恢复与中国的气候谈判。他上周对彭博社表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仍有进展空间。 本月初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克里还称赞中国在气候问题上总体履行了承诺,而且实际做的通常比说的更多。 他强调,气候危机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没有哪两个国家能比中美合作做出的贡献更大”。 对于双方的合作,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纽约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强调,中美两个大国既有共同利益也有深刻分歧,这一点不会改变。双方从接触第一天起,就知道是在和制度不同的国家打交道,这并未妨碍双方基于共同利益开展合作,也不应该成为中美对立对抗的理由。希望美方端正对华认知,反思和改变以遏制打压为主线的对华政策,不要再试图以实力地位同中国人打交道,不要总想着阻遏中国的发展,不要动辄就搞单边霸凌。要为双方恢复正常交往创造良好氛围,要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
9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对3名中管干部孙远良、胡毅峰、李国华的党纪政务处分结果,3人均被开除党籍。 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孙远良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孙远良 资料图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孙远良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孙远良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长期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背组织原则,公器私用,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利,严重破坏任职地区和单位的政治生态;道德败坏,搞权色、钱色交易;自身不正,家风不严,对家人失管失教;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土地出让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退休后仍不知止。 孙远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专题)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孙远良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胡毅峰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胡毅峰 资料图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胡毅峰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胡毅峰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选拔任用干部,败坏任职单位选人用人风气;家风不正,对子女失管失教,道德败坏;执法犯法、以案谋私,大肆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大搞权钱交易,严重破坏司法公信力,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案件办理、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胡毅峰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胡毅峰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国华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李国华 资料图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董事李国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李国华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不一,阳奉阴违,不落实中央巡视整改要求,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公款旅游、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进行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任人唯亲、任人唯利,在邮政系统任职期间严重破坏选人用人风气;纵容、默许亲属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违规向管理和服务对象放贷获取大额回报;道德败坏、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毫无纪法底线,“靠邮政吃邮政”,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 李国华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滥用职权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国华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移民这条路总是出乎意料:有时你以为自己已到达终点,却没想到是另一场接力赛的开始。” 澳洲塔斯曼尼亚首府霍巴特,海边的两只企鹅雕塑。澳洲塔斯曼尼亚首府霍巴特,海边的两只企鹅雕塑。摄:Martin Passingham/Reuters/达志影像 澳大利亚东南角外海,海岛州塔斯曼尼亚(Tasmania)的首都霍巴特(Hobart),朱利安正开著车,一边看著导航,一边熟练从一条单行道拐进另一条单行道。虽然才从中国移民来霍巴特半年,但朱利安对霍巴特的路已烂熟于心。“学开车这回事儿,比熟路更重要的是你懂得当地的社会规则,”他笑著说,缓缓将车停下,示意一旁的行人先走。 怎样学到当地的社会规则?“被人竖几次中指,你就学会了,”朱利安笑说。 南半球的冬季,霍巴特寒风习习,日落也早,才刚过六点,天空已是一片灿烂的橙。这座地广人稀的小岛,也告别了白天的平静,迎来傍晚归家的车流。霍巴特的其中一条主路近海,一路驶过去,可以看到渔船与渡轮停泊在码头,听见海鸟站在栏杆上高唱。这条主干道是条上坡路,一直向前开,可以看到远处的山坡逐渐亮起金色的灯,那是居民区夜晚的颜色。 朱利安的车也没入车流,在一家泰国餐厅外停下。他今年38岁,看上去还是二十出头模样,穿著一双皮靴,皮衣外套放在车后座,扎起长发,还画了眼妆,一副随时潇洒走江湖的模样。 他也的确很潇洒:32岁时,来自中国中部城市的他毅然辞去体制内的工作,一心准备“润”,却遇上疫情,移民计划被拖延,6年了,直到2022年年初,才通过学生签证才成功“润”到塔斯曼尼亚。 相比起澳大利亚其他主要城市,霍巴特并不是一个“常规”目的地:不仅当地亚裔人口较少,而且比起“城市”,更像是“乡下”,公共交通少,坡路多,当地人出行都是靠开车。 然而,相比其他省份,塔斯曼尼亚也长期被视为“最轻松”的移民选项。尽管在政策上属于澳大利亚的“偏远地区”,但坦斯曼尼亚政府近年推出宽松的技术移民政策,希望能吸引更多人才落户,让许多在悉尼和墨尔本等大城市苦等名额的技术移民申请人将塔斯曼尼亚看成移民之路的“垫脚石”,搬到千里外的塔斯曼尼亚寻求永久居留身份。 不过,移民这条路总是出乎意料:有时你以为自己已到达终点,却没想到是另一场接力赛的开始。朱利安移民到塔斯曼尼亚之后,开始明白这个道理。 被体制打了一巴掌后,他“润”到了孤岛上 从老家出发到达霍伯特,朱利安要先到上海,然后坐11小时的飞机到新西兰,再从新西兰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最后坐两小时飞机到霍巴特。整个霍巴特机场甚至不比港澳码头大,只有一两个登机口。 出了机场,朱利安还得先上机场巴士,大概20分钟左右的车程才到达市中心。从机场到市中心的沿路是连绵不断的山,山的尽头是海,海的那边是霍巴特市中心,连结两边的是长达1.3千米的塔斯曼大桥。在桥上透过巴士的窗户外看,朱利安可以看到靠在码头的渔船和游艇。这便是他“润”的目的地了。 这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孤岛:塔斯曼尼亚仅有55万人口,是澳门的八成人口,面积却是澳门的549倍。最新人口调查显示,当地有11万在海外出生的居民——每5名塔斯曼尼亚居民中,就有1人是海外移民。就像澳大利亚其他地方,农业和矿业也是该岛重要支撑,但这座孤岛又与澳大利亚大陆格格不入:在经济和教育发达的澳大利亚,塔斯曼尼亚的功能性文盲率却超过了百分之五十。 出了机场,朱利安下车的地方是一处靠近码头的酒店,那一块区域属于“旅游区”,既有宜人的渔港景色,又有保留完好的18世纪欧洲民居建筑群,还不乏美味好评的“鱼与薯条”餐厅,每逢周六,当地甚至会有极具特色的跳蚤市场,好不热闹。 从码头往内大概20分钟,就是霍巴特的市中心,也是在这里,外来的人们才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孤僻”。尽管该有的大型百货商店、超市、购物街都有,但从外观上看,像是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医院、警察局、法院和临时拘留所在都在同一条路段上,因而常能看见警车停在医院对面。 澳大利亚塔斯曼尼亚首府霍巴特,市内的一个市集。摄:Martin Passingham/Reuters/达志影像 在市中心也常能看见朱利安就读的塔斯曼尼亚大学的建筑,这是因为塔斯马尼亚是全省唯一一座大学,因此在全省开遍校区。朱利安就读的学院在主校区,在离市中心不远的山上,当地学生想从主校区的教学楼走到图书馆,哪怕导航上标示只有几百米,都是开车去,不然要花上好长一段时间走山路。 然而,初到塔斯曼尼亚的朱利安并不知道这些。他搜索学生宿舍的位置,看见只是3.6公里的路,就决定推著行李走到目的地。那时正值下午,他走著上坡路,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四十分钟过去了,但朱利安还没走到宿舍。 不少路人看见狼狈的朱利安,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但朱利安谢绝了:“我当时感觉快走到了,还差一小段,就想很有仪式感地去体验这个肉身翻墙的艰辛。”于是他又走了一小段。 最终,朱利安还是接受了本地人的帮助:一位印度裔大叔将车停在路对面,向他跑过来,拿过他的行李就往他的车方向走,并对他说:“我都走这条路两趟了,你还没走到终点,你肯定需要帮助!” 于是朱利安跟著大叔上了车,大叔问他地址。“我告诉他我的学生宿舍的地址,还跟他说‘很近’。”大叔看了他一眼,对他说:“不近!” 等大叔把车开到学生宿舍,朱利安顿时明白大叔的反应了:尽管距离他上车的地方只有1.6公里,但是学生宿舍是在另外一个山坡上。“我就跟他说,‘幸好你救了我!’”朱利安大笑。 朱利安在中文社交媒体上纪录了这一刻。在“润学”流行之前,朱利安就常在社交媒体上鼓励别人“润”。尽管如此,朱利安却没想著自己要“润”:他已是中年,在体制内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尽管对当下现状心有不满,但他还没打算要打破这份稳定。 直到2019年,离他千里之外的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后,他改变了主意。 那年“721”,元朗地铁站发生白衣人袭击市民事件,朱利安在推特上转发了相关贴文,过了几天被当地派出所“请喝茶”。当地派出所警察打电话到他单位约他,和他“聊”了几小时后,就放他走了;但与朱利安同城的朋友却没那么幸运,关了两天才放出来。 被请喝茶之前的两周,朱利安正忙得手忙脚乱。早前单位人事调整,他换了一个部门,从此没了假期;单位布置了一份标案任务,领导迟迟拖到最后一个月才开始让他们部门接手,最后又成了朱利安一个人的活。连续熬夜加班多天后,标案成功,单位开表彰会,夸遍了朱利安单位的每个人,却唯独没有他的部门;作为标案的核心工作人员,他却坐在会议桌的最外缘,听著标准。 那一刻,朱利安像是被体制打了一巴掌,彻底醒了过来,再加上后来的喝茶事件,他毫不犹豫地递交辞呈,著手研究移民。“如果我不换单位的话,我在这样的部门做一辈子,工作做得再好,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不想我的人生混成这样,我要出去。”他说。 在孤岛上的爱国留学生与“恨国党” 朱利安开始在家查找资料,最终决定走学生签证这条移民路。他清楚自己的优劣:独身,中年,普通家庭出身,因此他认为,通过学生签证走技术移民获得永居,这是他的最佳选择。 2019年底,朱利安报读了菲律宾的语言学校,并飞往当地上课。然而没上几天,武汉爆发疫情,很快菲律宾也出现冠状疫情确诊案例,朱利安当机立断,买了飞往日本的机票,刚落地就被宣布是日本最后一批外国游客。他后来得知,在他走后,他的语言学校封校,有同学在校园内被困多月。 在日本待了一年后,朱利安回家准备学生签证,并搬回老家与父母同住,住的是他小时候的房间——“这么多年,竟然又回到了这个地方。” “19年之前,我在国内混得很好,因为体制砸不到我,19年辞职之后,我在日本很开心。比较难的是2021年,我以为新西兰要开,就回国准备学签,整个21年就是⋯⋯”他停顿了一下,“最大的恐惧不是我润不出来,而是我消耗了一整年无所事事。” 朱利安每天在家就是写学校申请、准备考试,中途有空就出去旅游。他原本想去新西兰,结果新西兰当时国门不开,于是他转去准备加拿大的签证,结果被拒了两次,最后转战澳大利亚,成功下签。 澳大利亚塔斯曼尼亚首府霍巴特的海湾袋鼠湾。摄:David Gray/Reuters/达志影像 终于到了今年年初,朱利安来到霍巴特,在阔别大学十多年后,重返课堂。他学的是旅游和文化遗产管理专业,这一专业在塔斯曼尼亚的技术移民职业清单上。朱利安本身就是个喜欢到处走的人,多年旅游积累下来的经验和见解,让他很快就适应了大学学习生活,甚至常参与课堂上的讨论。成绩好的他也成了其他年轻中国留学生眼中的“学霸”,他们经常会打电话向朱利安请教课堂上的问题。 刚到塔斯曼尼亚的“徒步”经历,让朱利安决心买车,而且越早越好。他先是向在车行工作的朋友请教鉴定二手车的方法,然后开始在脸书的二手市场看广告。他看中了一辆价格便宜的银色小车,和卖家约好第二天见面验车。卖家是个中东人,载著朱利安试了一圈车后,两人就去银行交易,还约了时间一起去路局做车辆所属更换的手续。…
这是一个非常悲伤和令人深思的故事。 一个20多岁前去追寻“美国梦”的中国年轻人,因为不会英语而遭遇无妄之灾,被当精神病人关了31年。后来基本成了真正的精神病人,连语言能力都丧失了,整个人生全被毁掉了。 希望我们的讲述与分析不仅仅能给大家带来慨叹和唏嘘,也能给大家带来启示和帮助。 1 踏上“自由土地”3年后就失去自由31年? 他叫蔡少华,英文名David Tom(大卫.汤姆),1949年与弟弟一起从中国广东台山偷渡到了旧金山。 他在旧金山的中国餐馆工作了一年,然后来到芝加哥并在这里的餐馆工作,住在唐人街,当时他的年龄才20出头。 50年代的芝加哥唐人街 他的不幸始于1952年的身染肺病——肺结核。 我们现在听到肺结核这个病,可能感受不到它的恐怖,但肺结核是一种古老的夺命顽疾。在17到20世纪,它曾经是美国和欧洲人的主要“杀手”之一。即便是在抗生素得以普及的今天,肺结核仍然是许多欠发达国家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50年代的美国,患了肺结核是需要隔离的(入院签隔离协议,与外界隔离一段时间),因为它当时仍是非常致命的传染病。 1950年代美国治疗肺结核的医院 悲剧就在这个隔离环节产生了。 当时的记载是: 一名女护士试图给他洗个海绵浴,蔡少华把床单从他身上扯下来,赤身裸体地跑过大楼,大喊大叫没人能听懂的语言(广东方言),医院官员认为这是一种威胁安全的行为。 蔡少华随后被送往西北区的一家州立精神病院,在那里他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病反应,未分类类型”。1952年9月,他所在精神病院的一名护士注意到他“英语说得很差,很难听懂。但能判断出他说的是:‘这是个疯人院。我为什么在这里?’” 后来的法庭记录显示:到 1970 年代后期,蔡少华将地板用作厕所,脱光衣服,除了躺在地板上之外什么也不做。 其实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一个正常人被关在疯人院20多年,他怎么可能不疯呢? 多年以后,蔡少华的律师墨菲为他在法庭上做自由辩护时提到了一个关键细节: 蔡少华被关了近30年后,一位医生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并写道: “没有人跟他说过话,因为没有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汉语方言。目前没有办法记录他的精神病,也没有办法记录或排除智力低下。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适和不幸的情况。我的印象是,在这段时间内让一个人住院,而没有人能够与他交流,这涉及到一个法律问题。” 而我们在后来收留蔡少华(汤姆)的“东南亚之家”网站上得到的阐述是,他会讲台山话和粤语两种中国方言,而粤语几乎是早期美国华人的最大语言,怎么可能没有汉语翻译听得懂呢? 更有可能的是,当时那家精神病院(the Illinois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根本就没有给他寻找中文翻译。不仅如此,精神病院收他入院时也没有为他提供任何诊断、治疗、咨询。事实上,在他接下来的 31 年强制住院期间,没有工作人员或患者用他自己的语言与他交谈。 再后来,随着一次次不负责任的误诊,蔡少华便在没有朋友,家人,甚至无人可以交谈的精神病院里越陷越深。 这也让人想起了世界各地那些被拐骗后被长期关押的年轻人,她/他们也是一步步被如此逼成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和疯子的。 2 逃离疯人院 终于有一天,库克县公共监护人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Murphy)发现了蔡少华的案子,进而成为他的监护人,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法律斗争! 什么是公共监护人?…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将在10月召开,有关二十大的种种猜测也浮出水面。外界关注,中国继毛泽东之后最强势的领导人习近平是否会毫无悬念地开始他的又一个任期,也有声音好奇他的统治会延续多久,是否会有接班人亮相。 在其他的人事安排上,以往中共党内一直延续着不成文的“七上八下”规定,按照这个规定,今年超龄的领导人需要“到站下车”。对于需要补缺的位置,已经有一批热门的年轻人选。有哪些有潜力的、值得关注的中国政治新星?总理又会是谁? BBC中文访问数名关注中国政治走向多年的学者和分析人士,尝试拆解这些问题。 习连任会受到挑战吗? 过去10年,习近平通过反腐治官,社会管控治民逐步加强自己的权力 。2016年,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习近平在党内的核心地位;2017年中共十九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党章;2018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充满争议的修宪草案,删除了国家正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为习近平的继续掌权扫清了障碍。 二十大前,习近平出访中亚。9月14日至16日,习近平出席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并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米尔济约耶夫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根据这些动向,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指出,这反映习近平的地位已经非常牢固,否则他不会在二十大召开前外访。 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政治学教授陈澄也对BBC中文表示,二十大习近平连任最高领导人是肯定的。 “这个安排已经经过几年的准备和铺垫,因此在二十大上不会有任何明显的来自党内的挑战。如今面对国内国外的多重压力,习近平在二十大上会力求向外界展示中共团结一致的形象。”陈澄说。 原上海政法学院政治系副教授、现居智利的中国时事评论员陈道银也对BBC表示,习近平如今已经没有任何挑战。 “从权力结构上来说,党内没有任何一个权力部门能够挑战习的权威,也没有党内任何一个领导人愿意挑战习的权威。怨声肯定有,但是真正愿意出来站出来承担历史责任或政治使命的没有。 即便八九年‘六四’的时候,党内也没有人站出来公开支持学运。”陈道银说。 从中共的政治话语和表述中也能看到习近平权力的巩固。近年来,中共频繁提及“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即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两个维护”是指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 “两个确立是从整个党的层面来说的,两个维护是对党员的要求。从整体和部分,从全党和个体党员,在强化习的权威,在强化全党党员对习的权威的认同。习已经做到了权力的巩固,党内不再能有挑战习的势力和人。”陈道银认为。 习的统治会延续多久?有接班人出现吗? 如果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他的执政将延续多久,会不会有接班人出现是另一个外界热议和关注的话题。 陈道银认为,自2012年起计算,习近平或许将影响、主导中国历史30年。 “2012年习一上台就提出新时代,新时代和过去的邓时代肯定不一样,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是30年,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代基本也是30年,习近平的新时代当然也要有30年,否则怎么能称为时代呢?”陈道银分析,“现在10年已经过去了,后面再十年是肯定的,是不是再有10年就不敢讲了。2032年之后也许习近平可能会退下来,但可能会像邓小平一样,仍然是党内的绝对权威。” 陈澄则表示,二十大之前看不出有明显的接班人出现。 “二十大后,习会担任最高领导人多久不容易预测。如果二十大没有出现明显的接班人,那就说明他留下了自己将来继续连任的选项。”陈澄说。 “七上八下”会改变吗? 中共党内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七上八下”惯例,即满68岁的离任,67岁及以下可以留任。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已经69岁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不再担任政治局常委,而新入常的5名常委中,年龄最大的栗战书67岁。 目前中共7名政治局常委中,习近平、栗战书和韩正都已经满了68岁。按照惯例,栗战书和韩正都不能留任,常委中将空出两个位置。 陈道银指出,虽然“七上八下”不是严格意义上领导人权力更替的法律制度,但只有习近平能打破“七上八下”的惯例。 陈澄也认为,习不太可能在二十大上完全改变“七上八下”的惯例。 “习自己的连任也是经过了修宪这样的大动作以使其在程序上名正言顺。当年习没有因为他的亲信王岐山改变‘七上八下’这个惯例,现在应该也不会。因此,栗战书和韩正应该会退出常委,另有任用。” 蔡奇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政治新星? 如果有政治局常委离任,空出来的位置需要更年轻的新一代填补。要进入中共核心决策层需要什么特质?刘锐绍指出,习近平要同时考虑两个因素。 “第一,入常或留在常委的人以后对习近平的个人权力有没有影响;第二,这些人要能帮助他解决问题。”刘锐绍说。 “要不然他光把自己的人提拔上去,解救不了问题,而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对他自己也不利。” 陈道银指出,可以观察以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任职前,都担任过什么职务。首先是几个直辖市的市委书记,如上海、重庆和天津,还有经济大省的省委书记,如广东。习近平以往在浙江和上海任职时的下属也是入常热门人选。 今年3月,上海因新冠疫情封城超过两个月,期间出现食物短缺、病人得不到及时医治等乱象备受批评。 习近平担任中国领导人后,曾提拔一批他在浙江和上海任职时的下属。这些人被称为”之江新军”或”习家军”,包括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广东省委书记李希以及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不过上半年上海的疫情让李强的仕途变得扑朔迷离。今年3月,上海因新冠疫情封城超过两个月,期间出现食物短缺、病人得不到及时医治等乱象备受批评。对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的未来走向,政治分析人士有不同看法。 陈道银认为,李强在上海的行动只是执行了习近平的命令,做好做坏都不影响他的个人发展。 陈澄则表示:“上海疫情确实处理得很差,李强没有被处罚,但是口碑受损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并不是说他完全没可能入常,但是如果入了,习难免会因为‘任人唯亲’而被诟病。” 但陈澄也表示,不管最后常委的组成如何,习的核心地位不会动摇,新常委会在此基础上忠实执行习的路线方针。…
周四傍晚,在多伦多西区发生一起摩托车和汽车的车祸,摩托车驾驶当场身亡。 多伦多警方说,周四晚上7点半左右,他们赶到车祸发生地,皮尔逊国际机场以东的Skyway Avenue和Dixon Road地区。 警方说,摩托车和汽车都在Skyway大道上向南行驶时相互碰撞。摩托车手弹飞车外,身受重伤。他后来被宣布当场死亡。 警方希望任何在车祸发生时,可能在该地区的人与他们联系,或提供相关信息或仪表盘录像。 图源:CITYNEWS/Hughes Cormier
福建号进入系泊试验阶段。(取自微博)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29日表示,北京先前召开国防和军队改革研讨会,内容涉及改革领导指挥体制、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以及政策制度。他也提到,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服役10年来,解放军海军航母建设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改装到国产的发展跨越,至今迈入“三航母时代”。 据了解,中国第3艘航母“福建号”近日展开系泊试验,代表建造工程大致完成。中国将航舰建造流程主要分为“立项”、“开工”、“下水”、“舣装”、“系泊”和“海试”。中国官媒央视近日报道,福建号直接跳过舣装流程,现已进入系泊试验,对机电设备进行调整和性能测试,只差最后的海试阶段。 中国军事评论员宋忠平声称,“这说明福建舰在船坞建造过程中,很多系统、装备已经同步进行安装,大大简化甚至跳过下水后的舣装环节”。 “福建号”今年6月17日举行下水仪式,舷号“18”,相较于先前的“辽宁号”和首艘国产航母“山东号”只有6到7万公吨的满载排水量,“福建号”高达8万公吨,采电磁弹射和阻拦系统,以及平直通长飞行甲板。先前外界研判“福建号”可能在2025年完成海试拨交服役。
随着习氏倒行逆施日甚一日,不知何时,任其“加速倒车”、以“加速”换“短痛”之论在墙外颇为盛行了;在墙内,虽然言禁愈发严酷,但此类观点也频频隐约浮出。持此论者还似满怀希冀地称之为“加速师”,言之凿凿“加速倒车”会致习氏下台和中共败亡。倘若果真如此,也许“加速倒车不止”所致的“短痛”尚可忍受。但问题是,“加速倒车”不止,必定换来“短痛”吗?当然并非如此。不仅“加速倒车不止”和“短痛”之间并无绝对因果关系,而且,不论是从事实层面还是理论、逻辑层面,都让人更倾向于认为:“加速倒车”不止,导致“短痛”的概率极小,但酿成“长痛”的概率很大!拙作不揣浅陋,试从制度促变概率、中国历史走向概率、现实问题的持续恶化概率这三个层面进行论述。 拙作论点涉及中国大陆未来政局走向概率的问题,因为这一论点本身就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争议空间,论述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拙作论点不像一些预测性观点那样(几乎)无可争议,如:“中共专制独裁腐败暴政必有灭亡之日,只是灭亡时间与方式未定”。但是,拙作存在的争议性,也许能为更多的有志于促进大陆民主转型的仁人志士提供佳作问世、灼见表达的引玉之机,扩展见仁见智的讨论空间,在关于中国大陆政局走向的判断和相应的现实抉择中注入更多的理性思考。 一、制度促变概率:面对相似困境,进入“长痛”的概率,更大地出现于专制国家(地区)及专制势力过大、自由民主力量脆弱的国家(地区) 首先,可由一个关于制度比较优势的重要现象切入:为什么在当今发达国家中,民主国家占据主流?为什么像新加坡这样的半专制国家也不断吸收民主国家的发展精髓、坚持改革? 这是因为,面对很多相似困境,民主制度及民主体制的发展成果比专制制度有着更好的适应性、修复力和稳定性,因此,民主制度下,造成“长痛”的概率很小,导致“短痛”的概率也不大,很多时候是“微痛”、“无痛”修复,所以可以保证持续发展进程、稳步前进,从发展走向发达、从发达走向更发达。 例如,最高权位更替的无序和失序,是导致很多专制王朝、专制国家内战频发、内斗加剧、由盛到衰、进入长痛的重要因素,目前红朝就是被“连任”与“反连任”的这一争斗所困。习的连任,已成为中国大陆走向“长痛”的最大危机所在。但是,最高权位更替的失序,在民主国家就很少发生,民意选择用选票实现,为权力交接的和平完成提供了充分保障,即便偶有困境,往往也以“短痛”告终。再如,面对是“严加隔离”还是“与病毒共存”这样的“防疫”难题,民主国家更倾向于在疫情不太严重的情况下顺应多数民意、但也为少数(如,老年人)提供防疫服务,这样的“防疫”政策不至于招致广泛反对,因此可保证社会主流的稳定与发展,避免了多数反对的洪流和进入“长痛”的危机。相反,像中国大陆这样的高度专制僵化之域,“防疫”出发点根本不是基于多数民意、同时也严重损害了少数(如,老年人)的基本人权,而是为维护一人脸面、一人独裁和一派之私,因此,等于是把本属医学范畴的“防疫”问题政治化和扩大化,在全社会范围加倍放大了“防疫之痛”。故而,对比民主国家的“民主防疫”、“自主防疫”、“人道防疫”、“福利防疫”,在“专制防疫”、“习氏防疫”、“强制防疫”、“暴虐防疫”、“剥削防疫”下,“小痛”成为“大痛”、“短痛”酿成“长痛”的概率就大得多。 对比专制国家,民主国家进入“长痛”的概率很小,还在于民主制度作为“最不坏的制度”,对严重社会危机具有“兜底”效用。由于拥有充分的市场经济,自由开放的国际交流环境,足够的民意表达空间,有效的权力分解、制衡与监督机制,以及军队国家化的硬约束,因此即便像印度、孟加拉国这样的人口激增、人多地少、经济欠发达的民主国家,也不会酿成类似于毛时代的“三年人祸”。一旦某一地区出现粮食危机与人道危机,言论表达与信息交流机制、市场机制、政府救助与监督机制、国际救援机制等各类机制会同步发生作用、在最短时间内消除危机。至于邓时代的“六四屠城”之类的重大灾难的发生因素,在民主国家更是对应着重重制衡机制,发生概率极小。但在专制国家,独裁者出动军队镇压民众抗争的惨案屡见不鲜,一次次将国家拖入“长痛”之中。 正是因为专制制度在扩大社会痛苦、增加“长痛”概率、制造社会危机等方面,有着远甚于民主制度的“固有劣势”,所以,专制制度下,出现问题社会、成为不发达国家的概率很大;而民主制度下,出现文明社会、成为发达国家的概率较大。如今发达国家几乎全是民主国家,专制国家均是不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 民主制度有效避免“长痛”、战胜“短痛”、促进国家持续发展的优势,还充分体现在美国、英国等民主国家的发展历史中。以美国为例,它之所以会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主要因为独立建国后受益于民主制度,虽有倒退但都是“短痛”,不论是废奴运动、南北战争还是1930年代前后的经济危机,都是积极因素压倒消极因素,在美国建国两百余年的历史中,未发展成为“长痛”。而且,“短痛”之后,国家之伤愈合的更好、对类似问题更有免疫力。 民主制度还能为社会注入有益于减少“长痛”与“短痛”的长期免疫力,这种“免疫力”在自由民主力量相对较大的国家社会生态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在这些国家,即便发生了民主制度衰落、甚至专制复辟的情况,潜存在社会肌体中的“免疫力”也不会消失,甚至会被充分激发出来,成为战胜专制复辟、重振民主的强大力量,使国家脱离“短痛”。典型例子如,辛亥革命后,由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捍卫共和的力量不断壮大,因此袁世凯、张勋两度帝制复辟均只是嚣张一时、很快败亡,相对进步的政治力量再度主导政局,中国大陆的民主共和体制又得以持续一段时间,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也不失为中华之幸,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红朝席卷华夏、神州沦入地狱的时间。法国、巴西等国,在走向民主共和之路上同样屡经专制复辟的曲折险阻,但由于社会肌体已受民主共和的润泽、已吸收了针对专制病毒的强大免疫力,因此不论是君主专制复辟还是军政府专制复辟,都最终在民主与专制的漫长博弈之路上成为一缕飞烟。 既然民主制度可以为社会肌体注入反专制的免疫力,同理,专制制度也可以为社会肌体注入反民主的毒素。往往专制独裁统治时间越长、专制势力与政治共犯团伙、既得利益团伙势力越大,社会肌体中的反民主毒素就越深广,开明专制或民主自由的时期就越短、进入暴虐专制、野蛮专制等“长痛”时期的概率就越大。 由于专制制度更容易扩大问题、激化矛盾、酿成危机,因此,在数量庞大的专制国家中,尽管一些时期或也出现开明专制和积极变革,但是,不仅“短痛”频发连发、且被“反改革”逆流拖入有退无进甚至“退无可退”的“长痛”,这是专制国家的历史常态和大概率事件。 有些国家虽然在某段时期不是专制国家,但专制势力极大。如,属于混合政权国家、或民主力量过于脆弱的民主国家。在这些国家,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是,由于专制势力在武力方面拥有强大优势(如缅甸、马里,主要军头或多数军头热衷于专制独裁统治),以及排外性、极端性宗教专制势力过大(如马里、阿富汗),因此当严重问题出现后,扩大问题、激化矛盾、侵害民生、增加痛苦的概率也很大,很容易导致恶性循环和局势动荡,让军方坐大、造成军政府专制,或被极端宗教势力乘虚而入、纂夺政权,从而进一步加大了“短痛”与“长痛”的概率。如,新冠等传染病的流行,为一些国家的独裁者和野心家提供了难得的扩权集权、实现或加强专制独裁统治、促进专制复辟、将国家拖入“长痛”的机会。再如,IDEA研究报告指出,近五年来,在新冠流行、世界经济普遍下滑等问题困扰下,世界民主化程度有倒退迹象,民主国家数量有所减少,缅甸由民主国家降为专制政权,阿富汗和马里由混合政权降为专制政权,这些国家大概率堕入暗无天日的“长痛”之夜。 如果以二战结束为时间起点来检视,当今多数专制国家,在二战结束之后至少出现过一次“长痛”型的倒行逆施和“反改革”逆流,人民饱受煎熬,改革成果化为乌有,持续发展动力丧失,即便此后勉强摆脱了“长痛”,但也已在“长痛”拖累和困束下出现了严重“后遗症”,“短痛”频发、连发,之后甚至不得不采取“饮鸩止渴”式的疗痛手段、则无可避免地又进入另一次“长痛”。 朝鲜、伊朗、俄罗斯等有着漫长专制历史的专制国家,都是在一段时期的(相对)开明专制后倒退、进入“长痛”的典型例子。 例如朝鲜,在金家建政后也不是一直如此声名狼藉,在历史上确实有过相对(毛时代)开明的专制时期,甚至还一度赢得了几分相对毛时代和韩国军政府专制高压时代的微弱光彩。由于金日成在建政初期就除去了主要政治对手,加上他不像毛泽东那样热衷内斗,又能在长期敌对的苏共与中共之间左右逢源,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故而,朝鲜的供电网在1970年已超越韩国,覆盖了农村家庭。在1971年,人均能量消耗为1326千瓦,远超韩国人均能耗的521千瓦。1976年,朝鲜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领先韩国。1980年代以前,有不少中国朝鲜族人,因不堪忍受中国大陆的各种人祸和过度贫困,逃往朝鲜;文化大革命期间,朝鲜更成为接纳中国难民的一方,与邓江胡时期大量朝鲜难民逃向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朝鲜的相对辉煌期大约延续到1980年代。在199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大陆进入了相对开明的专制时期、与韩国和美国的距离拉近,与朝鲜的距离拉远,加上前苏联解体后断绝了对朝援助,外援急剧减少,使得朝鲜的专制痼疾和内部问题彻底凸显出来,专制僵化加上闭关锁国,其状况犹如毛时代,沦入世界末流国家之列,从此再无金日成时代的运气,进入“长痛”时期,迄今仍无任何好转的迹象。 再如,如今高度专制、政教合一、摧残妇女的伊朗,在1979年之前却并非如此。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巴列维国王统治的中后期,伊朗处于开明专制时期,在世俗化、现代化的改革之路上取得了突出成就,成为世界第九大工业国,人均GDP长居中东之首,文明发达程度之高领先西亚,一些方面足以媲美当时的欧美发达国家。然而,由于巴列维改革不彻底,无法消除重重专制弊端,从而为霍梅尼上台提供了机会。霍梅尼上台后,迅速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专制体制,疯狂打压女权、提升教权,取缔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世俗化、现代化改革方案。伊朗曾经的开明专制光彩不复存在,国势愈衰,一退就是几十年,如今常与朝鲜相提并论,“长痛”时期不知何时才能结束。 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等前苏联加盟国,均长期处于前苏联专制统治下。在苏联解体前后的短暂时期中,有过一些开明专制乃至民主萌芽,但因极权专制体系树大根深,相对宽松的时期只如昙花一现,随后再度进入严酷专制、高压专制的“长痛”之中。 综上,由于民主制度及民主体制的发展成果比专制制度有着更好的适应性、修复力和稳定性,因此,面对相似困境,专制国家(地区)及专制势力过大、自由民主力量比较脆弱的国家(地区)比民主国家(地区)及自由民主力量强大的国家(地区)更容易进入“长痛”。诸如最高权位的更替、防疫的开展,在民主国家(地区)不容易酿成“长痛”,较坏情况大抵是偶发“短痛”。但是,在民主制度下较易化解的难题,在极端独裁僵化的专制国家(地区),都很有可能成为破坏力惊人的隐性炸弹,很容易激化固有矛盾、酿成新的问题、形成恶性循环、加强“短痛”效应,导致其国进入“长痛”的概率很大。何况,再加上专制统治者顽固保守、刚愎自用、志大才疏、嗜权如命、骄狂蛮横,其种种自身问题只能进一步加重专制痼疾、进一步扩大“反改革”逆流、加大其国进入“长痛”的概率和加重“长痛”的恶果。 二、中国历史走向概率:从中国历史来看,加速倒车后,进入“短痛”的概率很小,且于个体而言“短痛”时期也普遍不是太短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进三尺、退一米”地进行专制循环。从文明发展整体程度上看,从秦王政二十六年到道光二十年,漫漫两千年后,大致上还在原地打转。进步多少,大概就要退步多少来“扯平”。一退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情况,满目皆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清国状况,在很多方面甚至不如晚明,退步两百年之久。朱温废唐后进入五代的兵荒马乱,“长痛”之苦更甚晚唐,比上一个巅峰期(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更是退了近三百年。 中国历史,不论是总的历史,还是某一朝历史,相对开明的专制时期不是很长,但平庸专制、暴虐专制、严酷专制、高压专制的时期却不短。中国历史上的相对开明专制时期,未必有十分之一。中国大陆的民主共和时期更是只有短短几十年。“太平盛世”的故事之所以长期流传,是因为比例太低了,才为众艳羡和乐道;仁君清官的形象之所以世代美化,也是因为比例太低了,才被民景仰和神话。 就红朝历史而言,也不例外。中共夺取大陆后,也是在进进退退中延续专制独裁统治,而且退就是一退千里、退入“长痛”,进也是跛足改革、畸形发展、“短痛”不断。如果说毛时代相对于民国统治大陆时代和历代王朝而言进入长痛,那么,邓江胡时代是在短痛、阵痛中有限的进。如今,轮到毛魂不散、附身于习,再进入一个退的时代,也不算什么奇事,同样符合中国的“历史周期律”。 除了“历史周期律”,“历史惯性”也能提高加速倒车后进入“长痛”的概率。“历史惯性”,可以理解为,历史传承下来的、或有某些历史传承特点的文化观念、经济基础、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对外关系等因素对此后的国家走向的推动作用。中国皇权专制延续几千年,可理解为强大的“历史惯性”的推动作用。“历史惯性”决定了“历史周期律”,“历史周期律”延续了“历史惯性”。而“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红朝,不仅引入了苏共体系中的最为极权专制的部分,还充分汲取了皇权专制的统治理念与方式。例如,由于红朝一直进行严酷的封网禁言和愚民统治,所以很多历史糟粕不仅沉渣泛起、甚至被红朝洗白、发扬光大,在红朝统治区域的各种影视剧、文艺作品中被堂皇美化或隐性宣传,被称为千古第一邪书的《商君书》及书中的贫民、弱民、疲民、愚民、辱民等邪恶专制独裁理念,漫漫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历代帝王大力践行,如今仍充分体现于红朝腐败暴政的各种恶法恶政和虐民言行中;再如,“老子打江山就该儿子坐江山”的理念,如今在中国大陆仍有一定市场,助长了习薄之类的太子党、红二代的永霸高位的独裁野心;“闭关锁国”也有被洗白的倾向,而且正以“清零”等理由和方式被付诸实施:诸如,对出入境人员的严控和“隔离”,护照发放数量的降低,国际航班减少,边境增筑高墙电网,等等,既是毛时代“闭关锁国”惯性的当代体现,也是历代王朝“闭关锁国”惯性的隐性酵化;毛时代的很多谬论也有卷土重来之势,习共做大做强“国企”的理论与文宣,以及对本居弱势的民营经济的反复打压、对本就占据垄断地位的国有经济(党控经济)的一再加强,同样是对毛时代的计划经济的某些程度的沿袭,也是对历朝的经济垄断政策的借鉴与继承。 就算习的加速倒车成为罕见的历史运气、果真成为“短痛”,“短痛”也不见得太短。参考中国历史,秦、隋二朝是为数不多的“加速倒车”导致“短痛”的例子,习加速倒车后,重蹈秦、隋之覆辙,够幸运了吧?但是,秦朝延续时间也有14年之久。14年,在中国历史上当然是“短痛”,但对个体短暂的人生而言,就是“长痛”,而且苦秦之痛还变异为胜者之战,楚汉之争就是“苦秦之痛”的延续,再加5年。19年,人生有几个19年?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加速”倒车导致“短痛”的典型例子,但也有38年之久,时长是“苦秦之痛”的两倍! 因此,仅就中国历史特点与走向而言,习加速倒车后,不仅大概率进入“长痛”,而且即便成为概率极小的“短痛”,时间也未必太短。 故而,不知一些“加速”论者何故如此自信? 三、现实问题的持续恶化概率:从现实来看,习加速倒车已置民于倒悬,所致民瘼愈甚;其若连任,其祸心所向还会持续下去! 贵州“隔离转运”车的夜半倾覆,在墙内外引发舆论怒潮,再度让习成为众矢之的,很多墙内网友无法压抑久积愤怒,再也不惧中共暴政的打压风险,在网上呐喊:“为什么死的人不是他”、“中国人不能太老实了,总有一天会爆发”!短时间内,点赞者就有万千之众。由此可见,饱受习氏“清零”恶政之苦的民众数量之大,“清零”恶政所酿民瘼之深之广!细思,贵州“隔离转运”车倾覆的惨案当非个例。考虑到“隔离转运”的各地做法与境况的相似性,考虑到中共一贯对此类消息严加封控,考虑到此前隔离酒店的坍塌压死的无辜者数量更多,因此,贵州翻车之事极可能是冰山一角!不知“清零”恶政酿成的类似惨烈人祸究竟还有多少!? 近期,各省“清零”暴政下,民间抗争频发,但也无法阻止“清零”这一滚滚浊流。无数民众为求活路,冒险翻墙、远走他乡,虽非灾年而堪比灾年。人祸之惨无极限,远胜天灾。甚至,有民众因不堪苦痛和重压而放弃基本尊严、以“下跪”这样的自辱性、悲情性方式换取生存,由此,可略窥意欲媚上、愈演愈烈、层层加码、以疫虐民的“清零”惨况之一斑。从今年10月份到明年两会结束期间,由于习派团伙即将进入变数极大、危机重重的篡权关键期,自知其倒行逆施愈发不得人心,担心党政军民中随时发生抗争,因此坐卧不安,唯恐一招不慎全盘皆输、成为袁氏第二,会变本加厉地以“防疫”“清零”、“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无耻借口,行加强专制管控、困束打压官民之实,时时刻刻挥动“清零”铁钳、昼夜不停消耗官力民力,“占尽先机”,“先发制敌”,“以疲制敌”,以求将各地随时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民变、政变、军变危机困死于疲顿之中、钳压于未发之时、消灭于萌芽之中。新疆、西藏的严酷“清零”,定然是基于这两省的“不稳定因素”素来较多的考虑;一线城市、省会城市的频频暴虐封城,同样是担心大城市成为大规模民变、政变的酝酿发生之地,故而“先发制人”;深圳、上海等城市几十年来一向引领中国风气之先、聚集了大批支持真正意义的改革开放和追求自由民主的力量,本年度发生于深圳的举牌倒习事件,必令习派如芒刺在背,担心深圳成为一呼百应的倒习基地,因此,以“清零”为由、行“维稳”之实,对深圳、上海等城市进行严酷封困与打压,就成为习派“维稳”祛险、纂权窃国的不二之选。习派若纂权得逞,若认为还有不吉之兆,必然还会捡起“清零”这一杀手锏到处捶打,或者很可能会制造其他什么病毒投放,如此下去,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清零”恶政还重创了大部分经济领域,导致了大面积、持续性的经济滑坡、失业率居高不下,直接威胁亿万贫困民众的生活乃至生存,使得略有积蓄的民众也为维持生活而积蓄无多!这是迫在眉睫的民生危机,若不及时消除,后患无穷!而只要习皇多在位一日,则此民生危机必定多延续一日! 由于习氏的选择性反腐、权斗式反腐、人治反腐不仅无法根除贪腐,还因加强集权、党权、官权、吏权而加重了各层级专制权力并导致贪腐有增无减,如不久前发生的“几斤芹菜罚款数万”事件,就是基层腐恶的令人惊诧的体现,中高层腐恶更是可想而知!因此,天量贪腐导致民众负担一重再重! 习的天文数字的“大撒币”早广为人知,以“一带一路”之名、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实,以逞其扩张野心和权欲,对“普帝”和“俄爹”更是孝顺至极、动辄一掷万金、狂奉民脂民膏,不仅收获有限、留下了大量“烂尾工程”,而且最关键的是:给本就在贫富高度分化中苦苦挣扎求存的大陆民众造成了极大负担,还激化了红朝与世界民主阵营的矛盾,引发民主国家的外资撤离、高科技出口管控、进口关税提升,这样又进一步恶化了大陆的经济环境和大陆民众的生存困境!如此恶性循环的内外交困,让国民之苦无可休止! 大陆民营经济在缓解民众就业压力、激发市场活力和行业技术创新、促进民生品质提升等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不是垄断了重要经济命脉的实为“党企”的“国企”、所谓的“国有经济”所能比及的!然而,习上台后,毛魂附体、权欲如炽,意图通过加强经济垄断实现高度集权,一再狂呼“做大做强国企”,变本加厉打压民企,民营经济频遭打压,诸如孙大午、李怀庆等有志于推动大陆民主化进程的充满社会责任感和解民倒悬心的民营企业家,更是被构陷下狱、被加以重刑,让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无奈“润”出,导致依靠民企打工换来的微薄收入养家糊口的亿万弱势民众的生活状况和生存处境更是雪上加霜! 为实现其连任野心、高度集权以求保位的无边权欲和为滔天罪错狡辩的无耻目的,指使或暗示无耻文人为“闭关锁国”洗白,重弹“阶级斗争”高调,加速倒车,正在将中国大陆拉回到一个西朝鲜式、毛式独裁、高压严控、互联网防火墙(东方柏林墙)更高、以言治罪更为频发、(部分)恢复计划经济、(一定程度上)重演阶级斗争、(相当程度上)闭关锁国、内循环为主的“长痛”境地。以“清零”恶政为例,贵州翻车惨祸发生后,一条ip地址为四川的网友留言: “这事之后,我们这隔离的要求全部签免责声明,如果转运途中发生事故,不负责任。真的无语了。”再度揭出习共当局将人民当作牛羊驱使和奴役、全然不顾人民死活的极端冷酷! 另据报道,重庆、云南等地的集中隔离点开始收费,费用每人每天100至300元不等,再度引发大范围民愤与惊惧。“据重庆“长寿发布”9月20日发布通告称,对在长寿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人员,在集中隔离期间收取一定的食宿费用。收费对象是在长寿区集中隔离场所隔离管控的人员。”云南昭通市镇雄县、彝良县也出台类似的通告。就目前状况而言,此类暴虐做法有蔓延中国大陆之势。这等于是强迫老百姓进入集中营、还要老百姓高额付费坐牢!以“清零”防疫之名、行虐民盘剥之实,一再突破民众承受底线,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没有习共高层的默许、暗示、纵容,只怕地方官衙无此欺民之狗胆!企图强迫百姓进入“高价牢狱”的元凶祸首,只能是对防疫恶政“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清零宗”!“清零宗”一日不倒,民之倒悬一日无解! 倒行逆施之恶象,日益浓重;驶向朝鲜之祸心,日渐成真。中共《光明日报》近日发表文章《以新型集体经济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称:必须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将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作为下一步“三农”工作的核心工作之一。还诡辩道: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不是走老路,而是适应农业农村发展新形势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不是走老路”,让人大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感,忧心忡忡,不寒而栗。据《炎黄春秋》杂志前副社长杨继绳先生等人的观点,不难得出结论:习共推动“农业集体化”的实质,是企图以“公有”“集体”之名,在广大农村构建“党控”“官有”的高度经济垄断机制和极权管控体系,让广大农民被残酷剥夺,不得不服从于农村基层的专制管控,为整个中国大陆恢复毛式极权专制统治奠定充分基础! 真可谓是:妖氛漫天,黑云压城城欲摧;浊气卷地,民贼乱邦邦将毁! 综上,结论如下:…
近日,浙江衢州 一家店铺在本该开始忙碌的时间 却迟迟不接单 骑手们以为是老板和老板娘吵架了 外卖平台经理却觉得奇怪 放心不下赶往现场查看 救下两条人命 店铺未正常出餐 他到店查看救下夫妻俩性命 19 日,某外卖平台商户经理江林建 接到骑手站长的电话称 一家店铺出餐异常 老板夫妻俩好像吵架了 一直不接单 请他远程关闭该店接单功能 听到这里,江林建有些疑惑: 这家店很早就加入了外卖平台 平日里很少出状况 另外,根据他之前的走访经验 店主夫妻感情也很好,极少吵架 越想越不对 江林建担心夫妻俩出问题 急忙赶往店铺 到店后,他发现夫妻俩好像睡着了 上前想询问情况时 才发现两人已处于半昏迷状态 虽然空气中没有明显的煤气味 但看着紧闭的窗门 江林建判断可能是煤气中毒 他立即将门窗打开通风 并来到户外拨打 110 与 120 没过一会儿,救护车来到现场 江林建协助医护人员 将夫妻俩抬上了救护车 经诊断,二人为一氧化碳中毒 医生说还好送来得及时…
近日 一批外形奇特的植物 在珠海拱北口岸被扣下 原来它们竟属国家明令禁止进出口的 濒危植物! 日前,澳门女子徐某经珠海拱北口岸旅检大厅海关 ” 无申报通道 ” 进境。现场关员将其截查,发现其携带的手提袋内有疑似濒危植物。 9 月 22 日,经拱北海关技术中心鉴定,此批植物含 6 株濒危植物,其中 4 株为龟甲牡丹,1 株为酷斯拉牡丹,1 株为切迹兜。 龟甲牡丹、酷斯拉牡丹被列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 I 保护物种,切迹兜被列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Ⅱ保护物种。 目前,上述案件已根据相关规定作进一步处理。 龟甲牡丹原产美国得克萨斯西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的荒野地带,外形奇特,花朵娇艳,繁殖困难,且生长速度缓慢,一株球体直径在 15-20 厘米大小的野生龟甲牡丹,至少需要生长一百年,被称为 ” 植物中的大熊猫 “,是《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明文保护的濒危植物,属国家明令禁止进出口的物品。 海关提醒 携带或邮寄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进境,必须经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持有濒管部门出具的允许进口证明书,并主动向海关申报,接受海关检验检疫,未取得证明文件的禁止携带进境。 非法进口、出口或者以其他方式走私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的,由海关依照《海关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