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今年第二次写自杀话题。 天门山四个孤绝的青年，一人留下一封自杀声明，便和这个世界说了再见。这四个令人疼惜的身影，又引发着舆论场大面积的悲怆共鸣，精神的孤独显然已成为你我共同的困境。 我并不喜欢单纯的贫穷归因，这是对现有底层群体的推测性霸凌，也是用片面的阶层叙事，对独立个体行为的一种扁平和矮化。 人或许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得到完整的复原。 常年不回家，很少联系亲友，孤独单身，天门山青年们在交际上的重合项，让人很容易回顾涂尔干《自杀论》中的观点—— 一个人越是被紧密地结合进社会中，就越不可能去自杀，反之则越可能自杀。 我们显然在面对一种现代性的社会关系瓦解，他们只是最新的悲歌。 社会学家鲍曼试图将社会关系分为两类，非人性化的和人性化的。 非人性化关系是指，工业化之下以交易为基础、互相功能化的关系，例如外卖，快递，企业工作，带来效率的同时也带来冷漠和孤立。使得经济越发展，人们越为渴求人性化的关系，也即家庭，爱情，友情等。 但很容易发现，非人性化的工具理性早已开始侵蚀人性化关系，亲密关系无疑面临着功利化和异化的威胁。 当代青年在社交平台上表达的，与父母家庭沟通无能、不相信爱情“只想搞钱”、社交恐惧症等话语，显然是社会关系瓦解的一种例证。 亲情成为一种，指向出人头地结婚生子的投资性关系，爱情成为一种，指向占有性资源提升社会地位的市场性关系，而许多人的友情，也在贫瘠的交友能力中干涸板结。 而对于自杀者“妨碍他人”、“要死也比打扰别人”的大规模指责，这种以所谓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声音，本质也是传统社会的人性乡邻关系，在逐渐原子化、互相工具化的社会现状中非人性化的一种体现。 就此，试图建立或拥有人性化关系的年轻人，还未开始就已投降，一点点沉沦到无爱状态，太过容易失去生的欲求。 天门山青年其中一位，是被他人异眼相待的“杀马特”。这让我想到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里对杀马特文化的温情剖析，流水线工作的年轻人们，通过夸张的发型强调自我，互相联结、共同组成“杀马特家族”，并在其中获得归属感。 这其实正是一种替代性的人性化关系。 面对非人性化关系的剥削，人通过各种在外界看来匪夷所思的行为，不断强调自己的主体性——即，我是个人，我不只是个工具，我不想被部分地、功用式地结合进社会。 人只有在人性化关系中，才能真正感受到自己的主体性。无论是游戏网络好友圈子，抑或是饲养的猫狗宠物，为什么有时比亲友更能让我们感到亲密，因为它们本就是潜意识对现实人性化关系的替代追寻。 时代的问题，实在难以回答。 我只能卑微地期盼，少一点对自杀者的指责，少一点对社会关系功利的期待，少一点将他人或自己工具化的眼光，少一点，再少一点。

本文转载于NGOCN，首发于中国劳动趋势。 核心发现：4月初，一些货车司机在社交媒体上呼吁集体停运，以抗议当前低运费所导致的生活困境。然而，这一号召并未得到所有司机的一致响应，也未形成大规模的各地串联行动。本文通过抓取货车司机社群线上互动数据，重点分析货车司机对于停运的态度和自身处境的认知。数据显示： 总体上支持停运的司机较多（44.75%），但仍有21.6%的司机出于团结困难、贷款家庭压力等原因反对停运行动。 司机们对于行动的支持度亦存在地域差别：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司机对于行动支持比例明显低于其它省份。 司机们对于当前困境根源的理解也存在分歧：平台垄断、市场竞争、贷款购车、油费和过路费高昂以及交警滥罚款等问题为多数司机提及的困境。这些多元化的困境表达既揭示了货车行业复杂交织的结构性压迫，也呈现了每个司机对于自身处境不同程度的认知。 图源：中国劳动趋势 2023年4月2日，四川、上海、云南、深圳等地都有货车司机上传视频至抖音，号召全国同行集体停运、“趴窝”，以对抗当前的运费过低问题。虽然是愚人节隔天，但这样的号召并未被当作玩笑，截至4月4日中午，在两则最主要的号召视频底下，共有上万则司机评论留言，或是表达支持反对，或是讨论当前的货运困境。 趴窝：本用来指代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被泥水困住或者受困于故障而停机，在此处为货车司机将主动停运作为一种抗争策略，实现怠工的实际意图。 截至本文写作前，货车司机们在线上同一时间所号召的这场“货运大罢工”并未“成功”，几日来并未见到各地货运停摆或出现困难的公开消息。尽管如此，从互联网上的情绪表达看，货车司机从疫情延续至今的种种不满情绪仍在累积。在缺乏具体的实地调查情况下，我们难以深入了解司机是如何选择在此刻发起线上倡议（和零星的线下停运），但是线上货车司机社群互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深入了解司机处境和抗议态度的窗口。具体地，本文试图通过数据分析探究： 1. 不同省份地区的司机，对于停运号召的响应是否存在差异？ 2. 停运抗议为何无法成功，部分司机为何反对或不信任这样的行动？ 3. 司机们如何理解当前的低运费困境？ 4. 最后，司机是怎么想象反抗的？哪些抗议目标和行动方式被提及？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在4月3日、4月4日中午对在互联网中两个获得最高关注度的货车停运视频下方共收集了7956则留言进行分析。有赖于短视频平台的演算法推送机制，这些视频在司机圈子中被广泛传播。从留言内容和抽样观察留言账户来看，评论几乎全部来自于现任司机或有过货运经历的人。这使得相关留言成为分析当下司机群体抗议之声的良好样本（具体数据采集与处理请见文章结尾）。 留言司机主要来自江苏、广东、山东、浙江等货运大省 下面这张图展示了近8000则留言的地域分布（其中有部分留言因未显示省份被筛去）。从中可以看到，颜色最深——留言人数最多——的地区主要是江苏、广东、山东、浙江、河南、四川、安徽等人口大省。同时，这些省份也在过往调查中是货车司机的主要所在地。 各省份货车司机留言数量分布 截图自中国劳动趋势，交互表格详见原文 根据满帮集团的《2020中国干线卡车司机大数据》，中国货车司机最多的省份是山东、广东、河南、江苏、浙江、河北。而根据交通运输部所统计的公路货物运输量数据，山东、安徽、广东、河南、浙江是目前公路货运量最大的五个省份。虽然这些省份数据排名并没有与留言的司机分布完全一致，但在总体分布上是相似的，说明这份留言资料样本具有一定的地域和人群代表性。 安徽司机支持度最高，广东、广西、江西司机反应较淡 截图自中国劳动趋势，交互表格详见原文。注：留言数量小于100的省份被隐去，以保证分析效力 上方是不同立场留言的数量分布。在数据处理中，我们将支持停运、说明自己已经停运、支持更激烈行动的留言都算作为“支持行动”；不看好行动、认为行动无效或没意义、明确表达不会参与停运的留言则被编码为“反对行动”；而态度相对中立或不明确的，则标注为“中立与态度不明确”。可以看到，留言中支持停运行动的司机比例（44.75%）明显高于反对行动的比例（21.72%），但有大量司机持中立立场或未明确表达对于行动的意见。 各省份货车司机评论中支持停运的留言数量比例 截图自中国劳动趋势，交互表格详见原文 上图为，比较不同省份支持停运行动的留言比例，红色越深表示支持该省份司机比例越高。其中支持度最高的省份是安徽，52.82%的留言都明确表达了支持态度，最低的支持率来自江西，为37.45%。值得注意的是，司机们的支持度具有空间分布上的差异，华南的广东、广西地区司机的支持度明显较北方或东部省份更低。 这样的差异背后可能与各地经济产业状况或司机间的地域矛盾有关。在留言中，我们发现有少数不到10则的留言表达了对北方司机的不满，留言者主要为广西、广东司机。例如“前两年北方车来广西拉西瓜，主动降价抢货”、“北方佬就是这样天天骗人家停车”、“南方车跑，北方车可以停停”、“赔钱都要拉货出来，主要就是北方车，你们就这么穷么？”。但是，需要提醒的是，这样的留言在所有的留言中占比极低，在统计学上并不能因此肯定司机们的反应差异与地域矛盾存在关联，仍需要更多研究。 团结困难、贷款购车压力是司机反对停运行动的主要理由 全部留言中有21.6%的司机对于抗议行动表达了反对或明确的不看好。为何这么多司机反对行动？是因为不相信运价会因此上升，还是因为其它压力无法参与抗议？抑或是对于同行不信任，难以相信这样的集体行动号召？下方图表显示了我们整理的结果。 截图自中国劳动趋势，交互表格详见原文 结果显示，货车司机反对或不参与停运行动的主要理由依次是： 团结困难：不相信其它司机会同样参与，认为存在搅屎棍、老鼠屎，或是更悲观地认为货车司机群体现在是一盘散沙。 贷款购车压力大：这部分司机认为能够选择停运的只有全款买车的车老板，背负贷款购车的司机们没能力参与这个行动。 货少/市场问题：认为运价低是无法对抗的市场经济结果，现在经济不景气或者车太多货太少，导致运价低是必然现象。停运无法解决此问题。 家庭压力：跑车是为了养家糊口，停运无法缴纳孩子学费、房贷，无法养得起家人。迫于家庭压力，停运无法成为选择。 其它留言要么无法未表达明确的反对理由，要么则是针对号召行动者进行批评（认为发起者骗人、吹牛等），与司机的现实处境较无关，所以不纳入分析。 而上述主要的四个理由，其对于停运行动的反对也具有层次上的差异。认为团结困难的司机并未否认停运的作用，只是认为现阶段货车司机群体没有足够的团结基础，无法实现集体行动。有的司机在发言中表达了对于出租车司机停运或者法国罢工的羡慕，例如“出租车说停就停，货车运费再低也有人干”、“你不拉…

日前，“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相关案件在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董志民因虐待罪和非法拘禁罪，数罪并罚被判处9年有期徒刑。拐卖小花梅的时立忠、桑合妞、谭爱庆、霍永渠、霍福得等人，因拐卖妇女罪分别获刑8年到11年有期徒刑。 根据法院对焦点问题的回答，本案没有追究董志民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是因为“董志民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犯罪行为超过了五年的追诉时效期限，不符合报请核准追诉条件，依法不再追诉。”由此可见，本案中的收买犯罪本身是成立的，只是因为过了追诉时效而不再追诉。 但是，在本案能够认定成立收买罪、拐卖罪以及非法拘禁罪的情况下，未认定强奸罪，存在法律适用上的重大疑问。这一点也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而相关回答也未对此疑问作出合理解释。在我看来，对未定强奸罪可能存在的三点理由，都不足以成为排除强奸罪的认定障碍。 1证明障碍之排除：根据收买罪的成立，推定强奸罪的“强迫性” 首先可以想象的一个理由是证明障碍。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那些已经同居或生育的被收买女性，发生性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一点构不成证据上的困难。此时，只要能证明当时发生性关系的强迫性，即违背女性意志，自然就成立强奸罪。 困难在于，包括丰县小花梅案在内的很多买卖妇女案案发时，已经距离女性被买卖的行为时点较为遥远。可能仅有女方指控而男方否认的情况，加之收买人当地环境的各种证言掩护，面对已经处在“婚姻家庭状态”中的男女双方，司法者要独立地证明一个强奸罪的成立，特别是要证明此类犯罪核心特征的“强迫性”要素，一般认为在证据上是较为困难的。 但是，这一困难，实际上可以通过对刑法第241条各款关系的深入分析而得到化解。 强奸罪的核心要素是女性被强迫，或者说违背其意志发生性关系。这一“违背女性意志”的要素，如果在性行为之前就已经明确表达并且能够被证明，那么，除非有证据证明女性后来又同意，不然就可以合理推定，该女性在后续的性行为过程中仍然是不同意的。 例如，酒店走廊的摄像头显示，李四（女）想要逃跑而张三强迫将李四推入房间，那么，即使房间内没有摄像头证实强迫的过程，也可以合理推定李四是不同意的，进而在双方发生了性行为的情况下，认定张三构成强奸罪；除非有其他证据证明李四进入房间里又表示同意。 相反的情形是，如果走廊的摄像头显示，张三和李四在进入房间之前就有亲昵举动，或者说短信显示，张三与李四就发生性关系形成了合意，那么也可以合理推定后续的性行为是基于李四的同意；除非有其他证据证明李四进入房间后撤回了同意。在上述情形中，张三的先前行为都是后续性行为的预备，也正是基于这些预备行为，可以合理推定在后续的性行为中李四是否被强迫。 同理，只要能够认定行为人构成收买妇女罪，就可以根据这一预备行为，合理推定后续的性行为构成强奸罪，除非有切实的反证。简言之，收买妇女罪是后续强奸行为的预备犯。 一方面，根据事理经验，收买行为中必然包含实施后续性犯罪的意图。一般所说的“买媳妇”，是指行为人希望与被拐女性发生性关系以及生育后代。因此行为人在实施收买行为之后，通常都会进一步实施性行为。就此而言，一个收买被拐女性的行为，几乎是天然地内含了行为人打算后续实施性行为的目的，以及为了压制对方反抗而实施拘禁或伤害等行为的心理准备。没有这些心理内容的“买媳妇”几乎无法想象。 另一方面，就规范本身而言，违背女性意志属于收买妇女罪的题中之义。按照第241条第1款规定，收买妇女罪的对象是被拐卖的妇女，这里的“被拐卖”应当排除女性自愿的情形。如果女性由于各种因素考虑而自愿被“买卖”，则不宜再评价为刑法上的拐卖或收买（当然可以在社会学意义上仍循此说法）。就此而言，违背女性意志是收买妇女罪的当然之义。这里的违背意志，概括性地包含了违背是否发生性关系以及不受拘禁等各种意志自由的内容。换言之，一个典型的收买行为，必然是从一开始就是违背女性关于性和行动自由的各种意志。 实践中，行为人为了实施强奸以及拘禁等行为，都必须要以与人贩子交易，将被拐女性收买到手为前提条件。在此意义上，违背女性意志的收买行为，实质上是一种为了实施后续的强奸罪、非法拘禁罪等重罪而“制造条件”的特殊类型的预备犯。这样一来，经由“买媳妇”基本是为了与女性发生性关系并限制其离开这一事理层面的经验现象，可以透视到收买妇女罪与强奸罪、非法拘禁罪等后续犯罪之间的一种法理层面的内在逻辑关联。 按照我一直主张的预备犯的观点，可以大幅降低强奸罪的证明难度。既然收买妇女罪与后续重罪后续犯罪之间存在“预备行为—计划实现”的关系，因而违背女性意志的强迫性逻辑，必然是贯穿收买行为和后续性行为及拘禁行为的始终。一旦认定了收买妇女罪，就意味着同步认定了女性在整个过程中的被迫性。于是，成立强奸罪和非法拘禁罪所必要的违背意志的要件，就经由收买妇女罪的认定而得到了推定（除非有反证，例如妇女证明自己是自愿的）。再加上显而易见的性关系等事实，就可以顺利地认定强奸罪及非法拘禁罪的成立，由此实现数罪并罚的严惩效果。 因此，司法者应当建立起这样的认识，收买妇女罪不仅是物化女性、侵犯人格尊严的犯罪，而且收买行为正是为了有计划地实施后续的强奸罪。所以，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不应将收买妇女罪与后续重罪后续犯罪割裂审查。认定收买妇女罪，不意味着办案的结束，而恰恰是启动追查该预备行为所计划实施的后续重罪后续犯罪的基础。 在丰县小花梅案中，董志民的行为构成收买罪，只是因为过了追诉时效而不再追诉。同时，时立忠等人也被法院认定构成拐卖罪。而如果小花梅从一开始就是自愿的，也就不可能成立成立拐卖罪和收买罪。因此，违背妇女意志这一特征，在买卖过程中始终存在。那么，除非有证据证明，小花梅在被迫进入董家之后，又自愿地与董志民发生性关系，否则，由收买罪和拐卖罪的成立，就可以推定其后的性行为，也必然是违背小花梅意志的，铁链期的性行为更显然违背意志，因此不存在强奸罪成立的证明障碍。 2婚姻障碍之排除：要穿透婚姻形式去实质认定婚姻自由 涉及到强奸罪的认定，可能还有观点会认为，不仅是年代久远的证据困难，而且婚姻关系也对认定强奸构成了障碍。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在收买型强奸的场合，不存在所谓“婚内强奸”的问题。 因为只要能证明女性的意愿是被强迫的，则基于强迫而产生的婚姻关系，即使获得了一种形式上的婚姻证书，在刑法上面也是自始无意义的。司法实践中，刑法面对的往往就是以各种民商事法律形式作为掩盖而实施的犯罪，刑法的判断，本来就是穿透各种表面形式去实质地认定犯罪行为。刑事司法不会因为存在合同就否定诈骗，恰恰相反，行为人常常是通过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 同理，胁迫下订立的婚约和举办的婚礼，或者欺骗、胁迫领取的结婚证书，都不能成为对强迫性的性行为出罪的理由。否则，我们无法面对下面的场景：一个男性通过威胁手段，如提前给女性下毒药（以给解药相威胁），或者以绑架的女性亲属相威胁，迫使女性同意与其同去民政局办理了结婚证书，然后拿着结婚证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强奸女性而不构成犯罪，这显然是荒谬的。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无婚姻形式，而在于整个结婚过程中的女性意愿是否自由。而这个证明困难，按本文的观点，可以在收买妇女罪的认定阶段就通过一揽子地推定予以克服。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疑问是：如果真是在有充分选择自由的情况下，为什么一个被强迫买卖的女性，会心甘情愿地与收买人结婚？如果这个结婚真的是完全自由的，那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认定为“买卖”而属于通过婚介自由的恋爱了。 因此，除非能够举出反证，如女性自己作证，承认是自愿结婚的，否则，从一个自始违背女性意志的买卖行为中，完全可以合理推定后续的婚姻以及婚姻中的性行为均是违背女性意志的。由此可见，在本案中，虽然认定董志民构成虐待罪时，以“家庭成员”的认定为前提。但是这一所谓婚姻家庭的存在，尚不足以成为排除强奸罪的充分理由。 3精神障碍之排除：与不具备性同意能力者发生性关系构成强奸罪 本案中，根据判决所述，小花梅存在精神障碍。“刚到董家时小花梅生活基本能够自理，能与人交流，但有时存在痴笑、目光呆滞等表现。”“2011年、2012年小花梅生育二子、三子后，精神障碍症状逐渐加重，2017年生育六子后病症更加明显。”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在小花梅可能无法充分表达自己意思，存在精神障碍的情况下，是否会排除强奸罪的认定？对此的回答也是否定的。 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患者不具有性同意能力，与之发生性关系构成强奸罪。1984年两高一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提到，“明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痴呆者(程度严重的)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不管犯罪分子采取什么手段，都应以强奸罪论处。与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在未发病期间发生性行为，妇女本人同意的，不构成强奸。”。2000年公安部《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适用法律和政策有关问题的意见》中也提到，“明知收买的妇女是精神病患者（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在发病期间）或者痴呆者（程度严重的）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立案侦查。” 我国对精神发育不全患者，按照智能障碍的严重程度分为三类：一是白痴，为重度智能缺损；二是痴愚，为中度智能缺损；三是愚鲁（鲁钝），为轻度智能缺损。在上述三种情况中，前两种的共同特征是：不能正确表达意志，不能明辨是非，甚至生活不能自理。后一类人则有一定的意志能力和独立自理生活能力。 具体到个案中，如果案发时女性已经没有正确表达自己意志的能力，那么，无论其是否能说出自己当年是否同意发生关系的陈述，均无法作为有效证据。此时问题关键就在于收买妇女罪的认定。 （1）收买行为当时，如果女性是精神正常或者第三类轻度智能缺损，且能认定属于被强迫拐卖的，则由此基础事实可以推定后续性行为不自愿，收买妇女罪、强奸罪和非法拘禁罪等均可认定。小花梅案即属于这种情况。（2）收买行为当时，如果女性已经是精神病患者（前两类情形即白痴或痴愚），则意味着其自始无同意能力，收买妇女罪、强奸罪和非法拘禁罪等均可认定。（3）收买行为当时，如果女性精神正常且自愿，则既不能认定收买罪也不能认定后续重罪后续犯罪。 4“婚姻家庭”“生儿育女”不应当再成为遮蔽收买人罪恶的理由 由于近年来买卖妇女的新发案件渐少，收买妇女罪的刑法规定以及实务倾向，一直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但是，由丰县小花梅案引发的巨大舆情改变了这一现状。社会公众对于被害女性的同情、涉案犯罪嫌疑人的谴责以及在现代社会中为何仍然存在买卖女性的恶性案件的愤懑和不解，最终聚焦到了批评立法或司法“对收买罪打击不力”上面。 应当认为，公众关于收买犯罪不应从宽处理的呼声具有正当性。现有司法解释对于刑法规定的解读方向和政策导向的基础，与过去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道德观念、民众认知水平及农村生活条件有关。但是，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当前的时代精神、社会观念和公民的权利意识已经发生了悄然但巨大的变化。被拐卖和收买的女性，不应再成为“当地人口发展”“维护家庭稳定”等观念之下的牺牲品，在实际遭受的巨大伤害面前，其人格利益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相应地，收买者也当为其罪行得到应有的惩罚。 婚姻家庭、生儿育女，这些因素不仅不应当再成为遮蔽收买人罪恶的理由，反而是应当按照加重型强奸惩处的原因。收买之后发生的强奸罪，有着不同于普通强奸罪的特殊性：有单独成罪的收买行为做预备、长期多次且强迫生育、有家庭婚姻关系作为掩盖形式。只有充分考虑到“收买型强奸”的特殊性，才能正确地适用强奸罪的法条。 按刑法第236条的规定，强奸情节恶劣或者后果严重的，应当在10年以上量刑，最高可以到无期徒刑甚至死刑。所谓“情节恶劣”在学理解释上可以包括持续拘禁状态下的多次、长期强奸；所谓“严重后果”在学理解释上可以包括被害人精神失常以及被迫生育。而这些都是在收买型强奸的场合极为常见多发的情形。 收买罪中常见的情形是，行为人实施强奸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女性受孕并最终造成生育后果。这种将人彻底工具化的行为比一般的强奸行为更恶劣，是在泄欲工具之外又加上了生育工具，其对女性身心伤害的后果比一般的强奸行为更严重。因此，不能因为在案件中存在“生了孩子”的因素就从轻处理，相反，强迫他人成为生育工具的强奸，应当作为强奸罪中的“其他严重后果”从重惩罚。在现实生活中，女性面对被迫生育后果在绝望无助下的“认命”，不等于法律面对暴行的“认命”，恰恰是需要法律更强大的保护，否则就沦为“正向不正的让步”。 在传统观点影响下的司法实践，把收买妇女罪作为一个孤立的轻罪来理解，单纯地评价交易表象，再考虑各种现实因素，于是刑事政策方向上倾向于从轻甚至适用缓刑，而这种从轻论处，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放弃对后续重罪后续犯罪的追究。 按照2010年《意见》第30条规定，只要收买人与女性形成了“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就从轻处罚直至缓刑甚至免予刑事处罚。在这种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司法者显然更不可能再去追究后续的重罪犯罪。而这种观念，恰恰是在对收买妇女罪的理解上，单纯把“人身交易”作为唯一的打击对象，以至于将买卖扩大化甚至混同化地与各种彩礼、介绍费等现象糅杂在一起，因而在出现所谓“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时，“人身交易”的罪恶性很容易被冲淡，在“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掩盖之下的曾经发生过的强奸、拘禁等行为也被放弃了追诉。 但是，无论是人身买卖还是彩礼介绍，只要女性是被强迫的，就不可能改变强奸的性质，非法拘禁也是如此，即使因为“日子久了认命了”形成了所谓“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也不应当改变或冲淡曾经发生的这些重罪。司法实践的传统做法，不仅在法理上存在“和稀泥”的疑问，而且也不再能够适应今天关于加强女性权益保护的时代要求。 总之，一直以来对收买妇女犯罪的从宽处理，在时代背景的变迁中已失去其历史合理性。面对收买妇女的犯罪行为，新时代的刑事政策不能再停留在旧时代观念的惯性中，而是应当做出从严打击的方向性调整，才能适应和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加拿大移民部（IRCC）近日发布新闻稿，称公务员可能最早于4月中旬举行罢工，将影响到移民部审批签证等一系列服务。 图源：canada.ca 新闻稿称，加拿大政府致力于谈判对员工公平、对纳税人合理的集体协议。 然而，代表大约15.9万名公务员的谈判组织可能最早在4月中旬处于合法罢工状态。这些雇员为公众提供一系列服务。 如果发生罢工行动，某些服务可能会受到影响。 图源：51记者拍摄  不会中断的服务 在劳工行动中，移民部将继续提供的服务有： 在线申请 邮寄申请到IRCC 使用你的网上帐户 获得一些紧急服务 由非政府组织提供，并将继续提供的服务有： 合作机构提供的结算服务 通过临时联邦健康计划提供的医疗保健 加拿大以外的签证申请中心 移民部长弗雷泽宣布毕业后工签可续签18个月。图源：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 部分或全部中断的服务 如果罢工，就像加拿大政府的大多数服务一样，大多数移民部的服务将受到影响。你应该预料以下服务有延迟： 处理申请程序 当面预约或活动，包括公民入籍仪式 通过电子邮件、电话或社交媒体联系移民部 领事公民身份和护照服务 加拿大护照局的服务 政府表示，在可能发生的罢工行动有更多信息时将提供更新，并告知服务可能如何受到影响。

美国太空总署（NASA）公布韦伯太空望远镜拍摄的新影像，主角是太阳系外围的天王星（Uranus）与极清晰的星环。NASA表示，这张图片显示韦伯望远镜的强大敏锐度，因为较暗的星环过去只被航海家2号探测器与夏威夷的凯克天文台捕捉过。 主角是天王星及极清晰的星环。由于天王星自转轴倾斜，像是“躺著”自转，图中白色区域为其极地冰帽 目前已知天王星拥有13个星环，其中11个在新影像中可见，9个被归类为主环，另外两个由于宇宙尘埃较多，过去难以拍到，直到1986年航海家2号飞掠才被发现。剩下两个这次未能拍到的微弱外环，是在2007年哈伯太空望远镜拍摄的图片中发现。 “一颗行星的环状系统能透露很多关于它的起源与形成的线索。天王星是如此奇特的世界，它的自转轴倾斜、缺乏内部热能，因此能得到任何有关它历史的线索都非常有价值。”NASA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科学家罗格尼（Naomi Rowe-Gurney）表示。 科学家预计，韦伯有朝一日将能捕捉到天王星全部13个星环，罗格尼也希望能发现更多关于天王星大气成分的资讯，让科学家更加了解这颗不寻常的冰巨行星。 韦伯还捕捉到天王星27颗已知卫星中的一部分，其中多数都太小太微弱而看不到，但在广角图像中可见数颗最亮的卫星。 韦伯太空望远镜配备性能强大的近红外线相机（NIRCam），可探测到不可见的红外线光。罗格尼说：“这使我们能以全新方式观察天王星和海王星，因为我们从未有如此大小的望远镜来观察红外线。红外线能向我们展示新的深度和特征，这些在地面上很难看到，因为有大气层阻挡，而像哈伯这种可见光望远镜是看不到的。”

白俄罗斯声称需要俄罗斯的安全保障 https://t.co/1nGqtY0AhS —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April 10, 2023 据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报道，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星期一（4月10日）说，他的国家需要俄罗斯的安全保障。 卢卡申科是在接待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时说这番话的。 据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报道，卢卡申科引用了他上个星期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谈话，表示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如果白俄罗斯受到“侵略”，俄罗斯需要像“作为自己的领土”那样保护白俄罗斯。 普京上个月宣布俄罗斯将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这引起了批评。 一年多前，俄罗斯军队还将白俄罗斯作为集结区，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此前这两个盟国坚称，他们只举行军事演习，没有攻击乌克兰的计划。 （本文部分内容源自美联社、法新社和路透社）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教育局近期在内部会议宣布，要求全市的中、小学从9月1日起全区实施国家通用语言也就是普通话授课。原来的蒙语文课，从一周七节大砍到只剩一节。分析指，这是大中国主义对内的野蛮政策，强行汉化少数民族。 “今天来我要为大家报告一件事，上礼拜三我们市教育局召开全市的民族学校校园促进会，现在都要求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授课。”根据呼和浩特市第三十中学（30中）内部会议流传出的录音证实，呼和浩特市教育局已拍板定案，从下学期开始，全市统一以普通话授课。 据本台取得30中给家长的重要通知，通报内容提到，该校从5月1日起，所有课程将全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授课。文中并提及，9月1日开始全区实施，2025年中考，也就是现在的初一学生中考时、以及2028年高考将使用一张卷子。其次， “蒙语文”定性为地方课程，目前的一周上七节课将延续至本学期末，下学期开始可能一周只上一节蒙语文课。通知还解释，四月份校方主要解决“数学课名词术语转换”问题。最后校方提醒，将接受给学生转学、转班或者降级，但提醒家长慎重考虑。 内蒙首度公开否定蒙古教育 旅居日本的蒙古族学者忽必斯对本台表示，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虽有数百万人口，但蒙古族幼儿园中小学非常少，中学也就两三所。现在的呼和浩特三十中原是以蒙古族教育为目的建立的学校，很多其它区域的蒙古人都迁移到这里，就是为了让子女受蒙古教育。 忽必斯：“现在全校将实行用标准普通话授课，校方也在会议上表明，全自治区将从今年9月1日开始使用通用语也就是汉语授课，这对蒙古人是一次特别大的冲击。” 忽必斯进一步说道，这几年在内蒙古实行所谓否定或者取缔蒙古教育系统，从来不见使用红头号文件传达，但是陆续用奇怪的方法实行，令人捉摸不定。这次30中校方与家长谈话最大的特点就是，将中央政府在内蒙古实行的否定蒙古教育的方式“头一次公开”！ 未来蒙语教育仅以社团、兴趣班开展 家长代表们提出疑问，担心民语授课老师改用通用语言教学，教学水平能否得到保证？校方回应称，2021年3月开始，学校就用通用语言做教研活动，且前期对民语授课老师进行了培训，后期也有集中培训。学校也会增加老师现场教学的旁听次数，以让家长掌握教学情况。 对于家长更在意孩子的蒙语文水平能达到自由交流、会写、会读的水平，学校如何确保孩子们学好母语？校方表示，“除了每周的正式课，学校计划通过‘社团’、‘兴趣班’等多种形式继续开展蒙语教学，也可以争取在课后服务时间教蒙语文”。 现旅居德国的南蒙古议会主席席海明告诉本台，蒙古人学蒙语并不会自然地产生一种分离主义，而是对自己文化和传统的感情，和自己民族生存的象征。他批评，“习近平用普通话也就是用汉语，汉化蒙古人包括西藏、维吾尔人。这本身就是一种大汉族主义或者大中国主义的一种对内野蛮的政策。” 席海明认为，这样的政策一来不得人心，二来不符合中共过去的传统政策，强行同化各民族。他解释，过去孙中山讲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无论从地理位置或语言，蒙古和西藏都不包括在中华之内。如今就是强行要把“中华”这个帽子给少数民族戴上，就是要用汉文化同化他们成为所谓的“中华民族”的一员。 本台曾披露，中国教育部门下令各蒙古族小学自三年级提前结束蒙古语授课，改为“全汉语”课程。如今更正式发通知将蒙语课程从中小学正式课程剔除，加速汉化进程。

曾经有这么一个充满魅力的男人，他有很多名字，但没有一个名字是真的。这辈子娶了100多个老婆，最终还是因为重婚罪入狱。 根据金氏世界纪录，维格里奥托 (Giovanni Vigliotto)在1949年至1981年间和104或105名女性结婚，但他从未离婚，自动登录史上多重婚婚姻记录。 奇妙的是，他的妻子们彼此都不认识，甚至几乎不认识维格里奥托。 维格里奥托与美国27个不同州和14个国家的女性结婚，他每次都使用不同的假身份。维格里奥托甚至都不是他的真名，只是他与最后一位妻子结婚时使用的那个罢了。 维格里奥托猎艳的地方多半在跳蚤市场，通常在第一次约会时，他就向她们求婚。婚礼很快就会安排好，但是婚礼结束后，维格里奥托都会带著新婚妻的钱财消失无踪。 维格里奥托会告诉妻子们，自己住得很远，要她们收拾好所有的东西来找他。 一旦她们收拾好行李，维格里奥托就开著一辆移动的卡车，带著他们的财产离开了，留下蒙在鼓里还在粉红泡泡里的妻子们。 接著维格里奥托会到跳蚤市场出售偷来的物品，同时寻找潜在的受害者。 然而，维格里奥托在印第安纳州的跳蚤市场栽了跟斗。该跳蚤市场经理克拉克决定亲自找到维格里奥托，她一路追到佛罗里达州，当局于1981年12月28日在那里逮捕了他。

〔中央社〕华尔街日报社论指出，法国总统马克宏（Emmanuel Macron）造访中国后的言论，在台湾(专题)及乌克兰议题上犯下大错，他削弱了对中国侵略的威慑力量，并且损害了美国对欧洲的支持。 华尔街日报社论表示，马克宏想要成为21世纪的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法国前总统），包括使欧洲与美国保持距离。但他与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专题)会面后，选择在上周末来宣扬戴高乐主义是个糟糕的时机。 马克宏接受一名新闻网站Politico记者及两名法国记者访问时指称：“自相矛盾的是，我们被恐慌击垮了，我们认为自己只是美国的追随者。” 他提及：“欧洲人面临的问题在于：加速台湾（危机）对我们有利吗？没有。更糟的是欧洲人自认应该在这个议题上成为追随者，根据美国的节奏和中国的过度反应做调整”” 马克宏还告诉记者：“欧洲人无法解决乌克兰的危机；我们又如何在台湾议题上肯定地说：‘小心，如果你做了坏事，我们会在那里？’如果你真想要升高紧张情势，就那样做吧。” 华尔街日报社论指出，没有人希望台海爆发危机，更不用说加剧危机了，但防止危机需要可靠的吓阻，而马克宏此番言论，似乎排除了欧洲在台海危机会提供帮助。 文章提及，如果马克宏希望减少美国公众对于抗俄战争的支持，那么他说得再好不过了。没有美国的武器及情报，俄罗斯应早已轻易击败乌克兰，还可能击垮一个或多个北大(专题)西洋公约组织（NATO）边区国家。 华尔街日报社论还表示，马克宏称他希望使欧洲减少对美国武器及能源的依赖，这是可以的。但之后要如何花钱及改变政策来做到这一点呢？ 文章提到，马克宏希望美国援助欧洲对抗俄罗斯的侵略，但他显然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侵略行径矢言保持中立。 华尔街日报社论批评，他的无益言论将削弱美国和日本(专题)在西太平洋地区对中国的威慑力量，同时会鼓舞一些美国政治人物，这些人希望减少美国对欧洲的承诺以加强抗中。 文章最后提到，如果美国总统拜登(专题)够清醒，他应该打电话给马克宏，问他是否试图使川普再次当上美国总统。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近期因网路流传“要求男孩吸舌头”（suck my tongue）事件而受到批评，他的办公室今（10）日发表了道歉声明，称达赖喇嘛的举动并无恶意，但他仍想对男孩与他的家人表达歉意。网传影片也显示，达赖喇嘛并未真的让男童吸舌头，只是将男童的手放到自己的脸颊，以拥抱结束会面。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导，从网路上流传的影片中可以看到，一名小男孩询问是否能抱一抱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则示意自己脸颊，并说“首先是这里”，男孩因此亲了达赖喇嘛并给了他一个拥抱。 达赖喇嘛接着握住男孩的手，指着自己的嘴唇说“我觉得这里也要”，并亲吻男孩的嘴唇，达赖喇嘛随后又用额头碰了碰男孩的额头，然后伸出舌头，说“吸我的舌头”，而小男孩见状便稍微吐出舌头，但又缩了回去。 BBC指出，这起事件发生在今年2月28日，达赖喇嘛当时在印度达兰萨拉（Dharamsala）与约120名学生互动，活动主办方后来在3月初PO出了照片，其中一张正是达赖喇嘛抱着影片中小男孩的画面，而BBC也在报导中提到，吐舌头是西藏的一种问候方式。 这起争议事件发生后，达赖喇嘛的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尊者时常以无恶意与闹着玩的方式，对他见面的人开玩笑，无论是在公众面前或私底下。他对于这次的意外感到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