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将这些细节明明白白地摊开，解释清楚每一个细节，才能真正地取信于人，获得舆论的认同 日前，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平台贴出一张图片，称在安徽池州旅游时，在一个服务区看到了一个老年游客团，其所乘坐的皖牌大巴前侧挂有“中共上海市委及家属旅游团”的条幅，质疑这样的旅游团名称不妥。 解放日报旗下“上海网络辟谣”就此向上海市相关部门核实，上海市委从未组织过相关旅游团，也不可能组织这样的“旅游团”。 而当记者向各方求证时，也没找到横幅的来源。网传图片中的旅游大巴属于安徽新客流旅游运输公司。该公司一名谢姓负责人表示，没有接到过中共上海市委组织安排的旅游业务，公司层面也没有安排过在车上贴横幅的行为。至于是否存在大巴驾驶员或游客个人自行张贴的情况，对方表示需要进一步了解调查。 看来这副横幅目前无人认领。从网传图片看，这个横幅就挂在车辆的前方，颇为醒目。这不排除一种可能，即网友P图；但如果不是P的，这个横幅挂出的位置可谓醒目，很难想象不是有人有意为之。 而这样一副横幅显然不是无关紧要的，更像是一种“特权”的展示。将相关单位及家属的身份亮出来，首先就让人怀疑是否涉及公费旅游？此外把身份亮出来，是否也是希望沿途单位能够“行个方便”？这些当然是不合适的，甚至是违纪的，但一副含义模糊的横幅却足以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 从目前网络舆论看，对于横幅大致有两类看法。一是对辟谣持保留态度，“谁会承认呢”；另一种则认同辟谣，认为横幅“肯定是假的”，毕竟将横幅明目张胆地亮出来，生怕别人不知道，这种操作属实不够聪明。 但无论如何，目前关于网传横幅来源还是没有确定，人们看到的只有文字层面的否认。因此事件还应当有后续，如果是有人P图造谣生事，有必要查清、处理肇事者，以正视听；如果确系有人不规范操作、挂上了这么一个横幅，那么也应当具体到人，并给予相应的处理。 只有将这些细节明明白白地摊开，解释清楚每一个细节，才能真正地取信于人，获得舆论的认同。而这些其实也不难查清，车牌号、旅游公司信息都已经公开了，顺着这条线索应该不难挖掘出真相。这副网传横幅，已经关系到了部门形象以及干群关系，因此囫囵吞枣含糊过去并不合适，社会的关切需要得到回应。 而对于网友来说，此时不妨保持克制、理性，持续关注事件发展。其实近些年轰动一时的网络事件最后反转的不在少数，信息驳杂的网络很容易带动非理性情绪狼奔豕突，这也是一些反转新闻带给人们的教训。 同时这起事件也是个提醒：横幅且不论真伪，这至少说明社会对于可能存在的“特权”是极为敏感的，单单一张语焉不详的图片就足以引发舆情。因此，各级单位部门都应当保持谨慎、注意影响，理解当前的舆论敏感点所在，妥善处理好和社会互动的细节。而这也是走好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时时刻刻都不能忘了群众在乎什么、关注什么，并始终保持朴实、亲民的形象。

波兰27岁男子波兹南斯基（Kajetan Poznanski），因为崇拜电影《沉默的羔羊》中的虚构人魔汉尼拔（Hannibal），竟模仿起电影中的情节，持刀砍下一名女教师的头颅。波兹南斯基将人分尸后，放进行李箱，却被人发现渗出血液，最终该名男子仍被警方逮捕。 根据每日星报指出，波兹南斯基深受食人魔汉尼拔的吸引，一心想要模仿他吃人肉。他预谋许久后，将目标锁定在女老师雅罗斯辛斯卡（Katarzyna Jaroszynska）身上，在2016年假藉学习意大利与为由，在雅罗斯辛斯卡家中将人斩首分尸。 据悉，波兹南斯基将尸块塞进一个行李箱中，然而在搭乘计程车途中，被司机发现行李箱渗血，当时波兹南斯基辩称里头装的是一只野猪的尸体。但司机的起疑让波兹南斯基改变原本吃人的计划，他回到家后一把火烧了自己的房子，企图掩盖所有罪证，然而还是被警消人员发现现场四散的尸块。 波兹南斯基声称，自己杀人的原因是要摆脱“人的生命比苍蝇或猪更有价值”的观念。过去辩护律师曾提出波兹南斯基精神异常，试图帮他脱罪，但法官认为这是一起有计划性的杀人案，判处无期徒刑。而波兹南斯基仍不服判决，目前正在上诉当中，最终审判结果将于下个月揭晓。

沈志华：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 （本文节选自《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写在出版之前》一文 本书讨论“冷战发生”的命题时，实际上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苏德战争爆发以来，在苏联与美国，或者说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与美国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之间，是否存在和平共处的“机会”?如果存在，那么这种“机会”又是如何失去的?通过上述对于苏联国际战略方针变化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形成的简要历史回顾，大致可以看出，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对于冷战起源的一般性描述并不能替代对冷战发生过程的具体分析。冷战的发生是世界主要矛盾以及美苏之间各种矛盾变化合力的结果，也是冷战的根源性深层因素显性化、具体化的过程。从冷战根源性因素的激活到冷战行为的实际发生，其间还需要一系列连接性环节的助力。那么，这些“助力”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冷战史学者之间的分歧，很多就表现在对战后美苏相互关系变化的动力和原因、美苏各自政策的取向和目标等具体问题的看法或判断不同。因此，回答“机会”是否存在和如何失去的问题，需要从对冷战起源的宏观研究进入更为细致的对冷战发生过程的微观研究。本书所作的就是这样一种努力。 从国际政治体系看，战时反法西斯同盟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益，借助美国的援助与合作，苏联不仅战胜了德国，而且出兵东欧和亚洲，扩大了版图，建立了势力范围，斯大林战前实施的以苏联国家安全为核心的对外战略得以成功并继续。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斯大林宣布解散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要求法国和意大利等西欧共产党放弃武装，加入政府;敦促东欧国家在议会选举基础上建立多党制“联合政府”;对中国革命和希腊革命态度冷淡，静观其变。所有这些都表明苏联没有破坏现存国际政治秩序的意图，反而在雅尔塔体系中安享其安全和地缘政治的成果。这就是战后美苏继续合作、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存的国际政治基础。 然而从世界经济体系看，则事情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斯大林对美苏之间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看得十分清楚，战后苏联经济重建需要得到美国的帮助，而参加布雷顿森林体系正是获取国际贷款的重要渠道。1944年苏联代表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文件上签字，以及1945年12月27日前苏联各部门关于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的论证报告，都可以说明这一点。这就是苏联实现战后美苏经济合作以及考虑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动力。另一方面，斯大林已经在苏联建立起将“替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对此充满信心。因此，对于美国设计的战后国际经济体系，斯大林认为那只是为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出现的危机问题而设计的，除非有巨大利益可图，苏联没有参与的必要性。斯大林最担心的是，因为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危及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最终危及政治体制和国家权力。这种对美国设计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疑虑正是斯大林最后决定与美国经济脱钩的内在动因。由于这种对美国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自内心的不信任，斯大林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过程中美国的行为非常敏感，不愿轻易妥协和让步。1946年(冷战发生前)启动的以巩固计划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以及苏联对美国拒绝贷款和在德国赔偿问题上不合作的激烈反应，就很说明问题，这也是苏联最终未能进入国际经济体系的最根本和最主要的原因。 综合观察，战后美苏继续合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可能性是有的，两种不同社会体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之间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就是说“机会”是存在的。很多学者否认“机会”的存在，认为冷战是历史的必然结果，甚至有人提出“没有斯大林就没有冷战”。笔者对此不能苟同。其实历史存在很多偶然性。如果苏联在3-c条款谈判中早一些接受美国提出的利率，无疑就可以得到租借贷款，也就排除了战后取得信用贷款甚至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障碍;如果罗斯福的健康状况允许他完成第四届总统任期，哪怕再给他几个月的时间，从当时的情况看，苏联在雅尔塔会议后不久得到美国贷款并加入国际经济组织是完全现实的;如果苏联在1947年3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前或在会议期间及时在德国赔偿问题上做出妥协，马歇尔很可能就不会提出援助欧洲计划，至少会因为要承担分裂德国的责任而犹豫。这种“如果”还可以举出很多，而正是无数“偶然性”的合成，造成了历史的“必然结果”。所以，冷战的发生也是偶然的。说到历史的必然性，那么必须看到，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一个半世纪以来，无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还在继续变化，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选择。既然如此，那么在战后越来越凸显的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引导下，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难道不是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事实上，通往冷战的每一步都有回转的机会和可能，但美苏走到最后一步还是掉入了冷战的深渊。那么，“机会”是如何失去的?笔者不赞成冷战史学者过多地讨论所谓“冷战责任”的问题，这多少会使研究者落入意识形态的陷阱。现在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冷战的形成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互动过程，但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这个互动过程的具体表现，历史研究的责任在于说明冷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美苏双方决策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如此的结果，而不是简单地“各打五十大板”。研究表明，从租借谈判到贷款之争，从凯南长电报、丘吉尔铁幕演说，到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几乎每一步都是美国的政策首先发生了变化，是美国主动改变了对苏政策，而不是相反。苏联的一系列行为尽管是不合理或不道德的，如东欧的选举问题、伊朗的石油问题、德国的赔偿问题等，但这些做法都不是针对美国的，也没有伤害美国的意图。就外交方针和经济政策变化的因果关系而言，美国对苏外交方针趋向强硬是全面改变经济政策的前提，而苏联整体转变对美外交方针则是在经济政策上对美国彻底失望的结果，二者正好相反。因此，从冷战发生的进程看，开启“发动机”的无疑是美国。然而，苏联并不是无辜的。一方面，人们常说美国“误解”了苏联的动机，这里当然存在美国决策者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因素，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难道不是莫斯科的不当或过激行为引发了“误解”，并为华盛顿提供了改变政策、动员舆论的把柄和证据?伊朗危机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另一方面，苏联在应对美国政策时也存在问题，其策略的结果往往不是“刹车”而是“加油”，不是缓和关系而是激化矛盾。苏联后期对德国统一赔偿计划的处置，对关于援助欧洲计划的巴黎会谈的反应，都是这方面的案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冷战发生的“互动”过程。

原标题：天门山跳崖案：“吃苦耐劳”的社会底层正在消失 墙内自媒体海边的西塞罗文章：“吃苦耐劳”从不是一种美德，而只是一种无奈与被PUA—-引言 从目前报道的综合梳理看，我得知这四位相约跳崖者的身份是这样的： 彭某，男，河北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当地村民说其家庭是村里最穷的那几户之一。 张某，男，福建人，家中独子，今年23岁（四名跳崖者中最年轻），初中毕业后到广东打工。 陈某，女，四川人，家境普通，家中除父母以外，还有一个兄弟，一家四口，其生前性格很开朗，而陈某男朋友的姐姐也证实，印象中陈某是个很好的女生。 刘某，男，河南人，今年34岁（四位跳崖者中最年长），有一个十三岁孩子跟妈妈生活。父母身体不好，常年吃药，经常给家里生活费。 可以看出，这四位跳崖者的籍贯不同、性格不同、各自经历也不尽相同，可能唯一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共同遭遇了同一种命运的折磨：贫穷。 是的，沉重的生活压力和看不到希望的未来，让他们感觉到贫穷将是一条延绵在他们人生路途上看不到尽头的苦行路，在这条路上他们感觉自己走的实在太累了，于是决定相约在美丽的天门山自杀，结束这场漫无止境的苦行。 但单以“受不了穷”去解释天门山相约自杀案，却也存在一个疑点——贫穷作为一种曾经中国人普遍具有的特质，不是骤然降临到这片土地上的。 我昨天的文章后面还有读者留言：小西，你说你们这一代人忍受不了贫穷和空间小，可你想想你们父母那一辈人其实活的更辛苦啊！中国人祖祖辈辈不都这么过来的么？ 这个问题，有点接近前几年引发热议的“农二代”问题。很多社会调查者发现的，曾经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最大劳动力供给的农民工群体正在陷入枯竭，与一代农民工吃苦耐劳不同，二代、三代农民工们不约而同的出现了“躺平”、少工作、不结婚、不生育、赚钱欲望低等现象。“三和大神”等新闻，其实就是这种“农二代”现象的衍生品。 而天门山四人相约跳崖的事件则警示这个社会，受不了贫穷折磨的年轻人、“农二代”、“穷二代”们，可不仅会“躺平”，而且可能会自杀。 这就需要提供一个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曾经最鲜明的“美德”——吃苦耐劳，为了偏偏到了这一代，突然没了？ 1 曾写作《乡土中国》一书的费孝通先生，在总结中国传统的农业乡村社会时，曾提出过一个词汇：他说传统中国农村一直是一种“匮乏经济”。 这种匮乏经济从本质上讲，是农业生产模式不可调和人地矛盾造成的——由于可开垦的土地一共就那么多，而人口总在不断增加，所以中国在清末最终形成了一种人多地少的“过密”状态。在这种“过密”状态下，农民们被迫进行一种“零和游戏”：你的地多了，我的地就少了，你成了地主、那我就得是佃农。那我们之间的关系，必然就是你死我活。 所以农村社会给个体的发展空间是相当有限的，于是就会广泛存在“闲汉”、“懒汉”、甚至觉得自己“穷命一条”、活着没啥指望、随时准备死的“赖汉”。而大多农民在农闲时也会呈现出慵懒的状态，聊天、打牌、晒太阳。 但你用心分析一下，会发现他们的这种懒散、绝望，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土地就那么多，地里能长出的财富就那么多，就是这么匮乏，你能咋办？ 贫穷在这种“匮乏经济”社会中，是一种不得不忍受的命运。 以这个角度去观察最近四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农民工进城潮，就会意识到这场变革是多么的深刻而伟大——它改变了中国农业社会几千年来不得不遵循的“匮乏经济”，打破了这个生存死局。 与农业必须依靠土地不同，工商业可以单纯依靠协作来创造财富。于是传统农民们惊奇的发现，他们的“余力”有处使了。只要进城务工，再苦再累，干一天的活儿就能有一天的收入。这对曾不得不忍受穷日子的“农一代”们来说，有着无与伦比的诱惑力。 我当年做记者时，曾经系统的采访过一些最早进城务工的农一代，发现支撑他们忍受艰辛、在城里拼命苦干的最重要原因，说来说去，无非一句话：“不想再受那种穷了。” 我当时有点不理解：这些农一代在城里日子过的也很穷，那他们所惧怕的“那种穷”又是“哪种穷”呢？ 后来明白了，就是费孝通所说的有力无处使、贫穷不可改变的“匮乏经济”。 而这些苦难与痛楚的经历、让家庭成员能更好地生存，构成了这批人拼命干活的重要动力。 而明晰了这一点，再反观“农二代”“穷二代”们现在所处的困境，就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在吃苦上“不及乃父”——那种发展空间有限，有力气也无从改变自己贫穷状态，正重新降临在他们的生活中。 看看三联生活周刊写这四个自杀者的报道，你就能感觉到他们就生活在这种苦境当中。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说广州的外卖送餐员居然史无前例的招满了，这其实是一个警示，说明在没有新的工商业模式被创造出来的大背景下，城市里的“可耕地”（工作岗位）也几乎被开垦用尽了。还有大量的“孔乙己”被要求脱下长衫，加入到基层劳动中去。那问题就来了——那些本就处在基层的骆驼祥子、“农二代”、“贫二代”们该怎么办呢？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吃苦耐劳”，这在过去四十年中似乎是一个常识。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费孝通的提醒：这种“常识”也是要论经济环境的。 在一个有足够的空间发展，有一份力气挣一分钱的“充裕经济”中，农一代们可以发挥他们吃苦耐劳的本性，可是如果社会重新陷入“匮乏经济”的循环，传统农业社会那种状态就有可能重临，而在那种社会里，有力无处使的“闲汉”“懒汉”“赖汉”，也曾是传统中国农民的常态。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的底层穷人只有“吃苦耐劳”这一种性格，他们展现其性格的哪一面，是环境决定的。 2 还有另一种变革正在发生，而它更深一些：底层中国人为之吃苦耐劳的那个“信仰”，正在消失。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有一句名言：“人是一种悬挂在意义之网上的动物。” 韦伯说这句话，是为了解释新教徒为什么更容易发展资本主义：从近代宗教改革以后，欧洲就崛起了这样一批新教徒，他们拼命地工作、攒钱，却又死守着这些财产、不肯花钱，平素异常节俭的度日，宛如苦行僧。最终，他们积累的万贯家财成为了实现工业化大生产的“资本”。 以外人的眼光去看新教徒的这种“能挣不花”的行为，是有点匪夷所思的，劳动挣钱，积累财富本来就是为了享受么。只挣钱不花钱，这辈子活的有什么意思呢？ 但韦伯解释说：这样做有意义，因为“人是一种悬挂在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新教徒们悬挂的那张“意义之网”就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新教伦理。 新教伦理要求这些教徒必须努力工作、赚钱，通过积累财富证明自己的成功。而同时又需恪守节俭的生活，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的人生就为了这个意义之网而动，所以他们觉得自己获得挺有意思。 以韦伯的这个观点去审视传统中国人，你会发现我们的父祖辈其实就是“中国式新教徒”，他们也吃苦耐劳、能挣不花，只不过悬挂他们的“意义之网”有所不同——它名叫“家族”（或者说“家庭”）。 有一部曾经在日本引发大热的中国纪录片，叫《含泪活着》，讲述一个中国男人告别妻女、远渡重洋到日本去打黑工，每天做三份工作，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住着最破的房子、过最节俭的生活，把维持基本日用之外的所有工资都寄回家里去。这个男人这样在日本一干就是十几年。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女儿、为了他的那个家。…

4月7日，有网友晒出了一众艺术家在北京参加音乐协会的画面，其中到场了一些久违露面的歌唱家们，阎维文、李双江、杨洪基还有付笛生夫妇等，都悉数到场。会议桌上还放着大家的名牌，非常隆重。引起了网友广泛热议。 会议在一个很大的展厅内举行，大家相聚一堂，忙着叙旧聊天，十分热闹。 阎维文虽然很久没出现，66岁的他看起来也很年轻，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一头利落的短发，绅士帅气，他一现身就被团团围住，成为了人群的焦点。到场后也是和大家聊得不亦乐乎，看起来人缘非常好。 作为音乐圈最重量级的人物，李双江一到场，就获得全场瞩目，众人也争相簇拥上去与其亲切交谈。被搀扶着走向门口的阎维文，见李双江现身，更是直接上前给了一个大大的拥抱，李双江见到老友也十分开心，笑得十分灿烂。前阵子刚刚经历过歌唱家程志的去世，大家也一定更珍惜彼此之间的友情。 84岁的李双江虽然外表已然老态尽显，但他的精神气还是非常好，如果不是走路有些缓慢，稍显老态，看着也就像50多岁的人而已。 但众多网友似乎对李双江有很多看法，网友称:直系亲属蹲过监狱的也有资格？都是亿万富豪。 这条评论还得到不少网友的点赞。 言外之意认为李双江的儿子李天一事件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李双江因为儿子晚节不保，也是是很可惜。 两人见面后，便一直说个不停，看上去关系非常好。 随后82岁的歌唱家杨洪基也赶到会场，相比李双江和阎维文，杨洪基的头发不仅少又白，正面看起来比只差几岁的李双江还显老态，不得不说发型对一个人的容貌影响还强大的。不过除了显老之外，杨洪基也走路十分稳健，精神头很棒。 杨洪基本想融入李双江和阎维文等人的聊天圈子，已经在会场落座的李双江和阎维文，并没有与其打招呼，直接被无视。 杨洪基本来一脸笑容的进场，脸色却逐渐有些凝重，随后疑似有人想和他握手还被甩开,似乎有些不太高兴的样子，被网友吐槽区别对待架子大。 好在其他人看出了杨洪基的脸色变化，其他人赶忙上前去迎接了杨洪基引导他落座，并与其热聊起来，才化解了这场小尴尬。不得不说，任何圈子都有合得来和合不来的人吧，莫生气，健康最重要。 现场除了这几位以外，还有刘和刚、付笛生、任静、谷建芬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唱家，可以说是音乐届的盛世了。 翻看评论区，网友对这次高调的聚会看法很多。有人觉得没必要搞得这么高调张扬。 也有人觉得艺术家们都老了，希望看见乐坛一些新鲜的面孔。 不得不说，他们中间一些人的歌声陪伴了几代人。虽然这些艺术家现在年岁已大，但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继续抛头露面演唱，有的甚至还商演接个不停，让人唏嘘。 聚集了这么多的有音乐圈大佬和演艺明星，此次活动也称得上是历史级别的，也希望这些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们，身体健康，保重自己，继续给娱乐圈的新生代明星艺人们树立好榜样！

这篇内容要介绍中东地区“黄金签证”的情况。然后要探讨一个问题：在欧洲的“黄金签证”纷纷关闭的情况下，下一个十年，中东取代欧洲成为中国人移民(专题)的新大陆吗？ “黄金签证”这个东西起源于最近几十年，本来盛行于欧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因为通过投资就能换取居留签证，所以得了这么一个俗气的名字。 不过欧洲的“黄金签证”已经进入了尾声，由于在运行10来年期间，发现了诸多弊端，比如对投资者身份审核不到位，腐败和犯罪资金流入等等。当初欧洲为了救经济，不得已用自己的居留权来换取投资，但现在欧洲经济已经转好多年，就不再需要赚这种略显“寒碜”的钱了。 这两年在欧盟委员会的压力之下，塞浦路斯、西班牙、爱尔兰和葡萄牙纷纷宣布关闭一些“黄金签证”的渠道，一个时代似乎就要过去了。 旧时代的过去，代表着新时代的开启。 正当欧洲各国纷纷告别的时候，中东地区的“黄金签证”却正在崛起。 2018年，约旦实施投资入籍计划； 2020年，卡塔尔推出购房投资移民计划，为海外房地产拥有者提供更长时间的居留权； 2022年，巴林从开始推出”黄金签证居留”计划，2023年又为吸引大规模投资推出了”黄金许可证” 2019年，阿联酋推出了“黄金签证计划”。并在2022年进行了全面改革，让这个计划的门槛变得更低，吸引更多海外投资者。 2023年，沙特也推出了”高级居留权”计划。 那么，中国人会因为中东地区“黄金签证”的崛起转而将移民的目光投向这块离我们更近的大陆吗？ 短期来看，不太可能出现大量中国人移民中东的情况，至少不会像申请欧洲的“黄金签证”那般的热情。 但是长期来看，中东地区对于中国人的吸引力还是巨大的。 目前中东地区华人(专题)数量最多的国家就是阿联酋，有20万华人聚集于此。对于这个人口不到1000万的国家，这个数字不算少了，华人在当地也具备一定的影响力。 如果说将来中东地区会成为中国人移民的新大陆，那么阿联酋一定是最热门的国家。 阿联酋的华人除了中资企业长期驻扎的员工，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来自浙江温州的商人。在阿联酋，温州人建起了“龙城”——中国大陆之外最大的中国产品贸易中心之一，商品之多、价格之低，都会让人不禁赞叹。这个15万平米的龙外形建筑容纳了差不多4000家批发和零售商店。 阿联酋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商人们把纺织和轻工业品卖到这里，而阿联酋则把石油卖给中国。中国在中东贸易总量的60%在阿联酋中转。 在未来十年，以阿联酋为代表的中东国家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将会有更大的增长空间。这是由于中东地区特殊的地缘政治和战略位置所决定的。 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将世界文明分为九种，分别是：中华文明、日本(专题)文明、印度(专题)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佛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 目前来说，没有和西方文明站在同一战线的有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中的俄罗斯，剩下的就只有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文明了。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自不必说，如果想要在和西方文明的竞争中获得主动权和优势，那么身处伊斯兰文明的中东国家就是极为重要的外交伙伴。 有朋友可能会说，中东那些石油土豪(专题)国家，像沙特、阿联酋、卡塔尔那可都是美国的盟友，关系好着呢。但是中东地区伊斯兰文明的底色，就注定了他们和西方文明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有着甚至是水火不容的。 这就决定了这种盟友的关系并非牢不可破的。前段时间在中国的调停下，沙特和伊朗的和解，就是中国在中东地区取得的重要外交成果。 中东地区和中国做生意，在古代丝绸之路就开始了，就算双方文明也有所不同，但中国对外贸易不会在明面上夹带价值观的输出，双方只谈生意和利益，求同存异，这就比一边做生意还要一边输出价值观的西方国家更容易被接受。 对于阿联酋等中东国家来说，他们拥有着令人羡慕的资源，靠着老天爷赏饭，轻而易举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是这样的国家往往会陷入“资源的诅咒”。 “资源的诅咒”是1993年英国金融学家理查德·奥蒂（Richard Auty）首次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一个国家拥有大量的不可再生的天然资源，却反而形成工业化低落、产业难以转型、过度依赖单一经济结构的窘境。 你别看中东土豪们现在石油卖得欢，可他们也很担忧将来要拉清单。 尤其是当下一场科技革命到来，很可能现在被世界抢着买的能源，将来会成为一文不值的废物。 现在的新能源、人工智能的横空出世，仿佛就是下一场科技革命的前兆。即便科技革命没有那么快来到，现在中东地区的石油优势也在走下坡路。 2010年，中东在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中的比重为56％，为1953年以来第二最低点。这低于2002年时的66％， 也低于近30年来61％的平均值。 另据国际能源署统计，在现存的79万亿桶潜在的可发现的石油中，90％在中东地区之外。一旦非传统能源开发技术在商业上具有竞争力，中东的能源地位将低于加拿大(专题)、美国和委内瑞拉。届时，中东在世界能源市场尽管仍不可或缺，但不再扮演“石油中央银行”的角色。 美国花旗银行甚至大胆预测，到2030年，沙特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将变成石油进口国。此外，节能的汽车引擎和可再生燃料将帮助抑制对石油的需求，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油气能源的重要程度。据分析，技术进步将内燃机的能效可能到2030年提高一倍，这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沙特的石油储量。 同时，在未来50年内，中东地区人口规模很可能增至8亿，到本世纪末 可能超过10亿。随着全球竞争日益激烈，在这一时期内，中东地区需要新增6亿多就业机会。 中东国家似乎都走到了“十字路口”。要么改变，要么面临现在的富足成为昨日黄花。 所以为什么现在中东国家纷纷推出了“黄金签证”，他们可能并不缺钱，但缺少的是多样化的人才和产业。 通过“黄金签证”，吸引全球富豪和人才来中东地区生活。利用自己地缘政治的地理优势，与世界发生更为紧密的连接，在科技革命到来之前不被淘汰，帮助自己走出产业转型的困境，这或许是中东国家最远大的战略。…

今天（4 月 7 日），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董志民虐待、非法拘禁案，被告人时立忠、桑合妞拐卖妇女案和被告人谭爱庆、霍永渠、霍福得拐卖妇女案。 法院判决被告人董志民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判决被告人时立忠、桑合妞、谭爱庆、霍永渠、霍福得犯拐卖妇女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十年、十三年、八年六个月和八年，并处罚金。

3 月初，马斯克在投资者大会上公布了特斯拉秘密宏图计划的第三部分（Master Plan Part 3），表示希望通过以下 5 个领域的变革实现可持续的能源经济，包括： 用电动汽车代替燃油汽车 在家庭、企业和工业生产中普及热泵 在工业过程中实施高温供热和储存 将飞机和轮船电动化 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用固定式存储提供能源 马斯克曾经用一句话来概括特斯拉的秘密宏图计划：The path to a fully sustainable energy future for Earth。意为“通往地球完全可持续能源的未来之路”。 但在当时，这一计划被指“缺乏细节”，特斯拉股价盘后一度跌超 3%。 今天，特斯拉发布了一个长达 41 页的 PDF——Master Plan Part 3 – Sustainable Energy for All of Earth 这份 PDF…

一名美国男子因为未婚妻和蹒跚学步的孩子在安省，近年来一直在加美边境来回往返。但是上个月，他被边境官员无限期禁止进入加拿大，原因是他十多年前曾受到刑事指控。 俄亥俄州居民贝利（Jimmy Bailey）是六个孩子的父亲，其中五个和他的未婚妻Emily都住在安省Aurora。 图源：CTV News/Handout by Bailey 贝利是美国人，但未婚妻和孩子们都是加拿大公民。他说，大多数时候，他在Aurora做全职爸爸，照顾蹒跚学步的小儿子Lachlan。 然而，今年3月底以来，贝利没有再见过他的未婚妻和孩子，他说，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的员工告诉他，他被无限期地禁止入境。 “这太惨了，”贝利在俄亥俄州父母家的地下室接受采访时说。自从被告知不能回家后，他就一直睡在那里。 贝利于2018年遇到他的未婚妻，之后每年要过境几十次，当新冠疫情爆发后，他卖掉了自己的生意，过境的次数更多了。他说他不明白这些和上一次过境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加拿大政府会允许我平安无事地入境500次，然后突然说，‘哦，等等?’” 据报道，由于有犯罪记录，贝利正在积极与律师合作，试图重新进入加拿大，但与此同时，他年幼的儿子感到困惑和不安。 贝利说：“这真的很难过，儿子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回家，每次我和他说话，他都会哭。” 关于禁止入境 3月27日凌晨，贝利从俄亥俄州的父母家开车10个小时回加拿大。 他说，在抵达和平桥过境点后，一名边境服务人员让他向海关报告，并问了他“所有常见的问题”。 他回忆说：“我等了大约45分钟，然后(那人)叫我，笑着说，‘哦，实际上你不被允许进入加拿大。’” “我说，‘你在说什么？我有一个儿子。我是个家庭主父，照顾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我妻子出去工作，’”他说。 图源：CTV News/Handout by Bailey 然而，边境局员工说，贝利在2010年的一次事件中受到两项指控。 贝利则称，那是一次意外。 CTV News联系加拿大边境局，要求进一步澄清贝利的案件时，该机构表示，根据加拿大《隐私法》，不能就个别案件发表评论。 发言人Maria Ladouceur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机构的所有官员都“接受过面试、检查和调查技巧方面的培训”。 “他们使用可靠的指标、先进的信息、情报、创新技术和信息共享来执行任务。” 发言人还说，允许入境是根据提交给官员的信息逐案决定的，然后官员必须评估每个人的安全风险。 “一生最大的错误” 贝利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他30岁那年夏天，祖父送给他一个飞碟发射器。 “我这辈子都在打枪，”他说。“在俄亥俄州的农村，不像在加拿大，夏天的任何一天都能听到枪声。人们会开枪。” 2010年6月的一天，贝利说他决定用这份礼物，在他当时女友的后院打靶。 他说，那片土地背靠一条林木。后面是一块田地、另一条林木和一个小湖，与另一个居民的房产分开大约一英里远。 贝利解释说，他射击了一段时间，然后决定改用他当时女友的手枪，瞄准他认为是“安全地”。在“大约一个小时的射击后”，他收拾好枪，回到屋里，上床睡觉。 第二天，治安部门敲开了他的门，警察称附近一名居民中枪。 贝利说，他的女友在被警方询问时只承认用飞碟开枪，没有透露手枪。贝利也跟着撒了谎，后来这被证明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几天后，警员带着搜查令回来了。”最终，贝利被指控犯有一项过失攻击罪和一项妨碍公务罪。…

周二，针对特朗普的刑事指控公之于众，检察官指控他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参与了一个旨在阻止性丑闻曝光的阴谋计划。 特朗普对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重罪指控拒不认罪，所有这些指控都集中在他参与了向色情明星斯托米·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的问题上，后者称她与特朗普有婚外情。 特朗普于上周被提起公诉，成为现任或前任美国总统当中面临刑事指控的第一人。周二的传讯是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为期近五年的调查的成果，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漫长的法律程序的启动。任何可能的审判最早会在明年进行。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将交换文件和证据，并提出动议。 根据纽约州法律，在被告首次出庭后的65天内，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必须将大部分证据移交给辩方——这一过程称为证据开示。 检察官在周二的听证会上说，在他们和辩护律师就一项保护令达成一致，从而明确处理或讨论这些材料的规则之前，不会启动证据开示程序。 检察官正在寻求禁止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证据，或以其他方式把证据提供给媒体。他们还要求特朗普只能在他的律师的办公室查看某些敏感的案件材料，并防止他将案件中的证据用于政治目的。特朗普的律师团队至少反对其中一项请求，保护令在周二未能最终敲定。 特朗普的法律团队会如何回应？ 特朗普的律师团队成员约瑟夫·塔科皮纳在周二的听证会前表示，他预计将提出撤案动议——力求完全撤销这些指控。 此类动议很常见，但很少会导致撤案。传讯结束后，塔科皮纳说，现在谈论具体细节还为时过早。 特朗普的律师团队可能还会寻求将案件转移至其他法院，即改变庭审地点，这也是一项难以成功的动议。这位前总统曾多次在他创建的社交网络“真实社交”上写道，他不相信自己能在曼哈顿得到公平的审判。曼哈顿是一块自由派飞地，他在那里非常不受欢迎。他建议将审判转移到更为保守的斯塔滕岛。 负责此案的法官胡安·M·默钦为特朗普的律师设定了在8月8日前提交所有动议的最后期限。检方将在9月19日之前做出回应。 案件的下一次听证会安排在什么时候？ 默钦大法官已将下一次听证会的时间安排在12月4日，届时他将对动议做出裁决。 检察官表示，他们希望能在2024年1月初开始庭审，但特朗普的律师团队表示，这个时间太早，他们希望在春季晚些时候。默钦法官尚未确定日期。 特朗普因何受到公诉？ 去年夏天，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L·布拉格开始调查丹尼尔斯封口费一案，这笔钱是由当时特朗普的平事人迈克尔·D·科恩支付的。检方于今年1月选定大陪审团，其成员在上周表决起诉特朗普。 丹尼尔斯的代理人起初联系了《国家问询报》，试图出售独家报道权。这家小报的出版人戴维·派克是特朗普的长期盟友，曾答应在2016年竞选期间留意可能有损特朗普声誉的报道，甚至一度同意购买另一名女性与特朗普有染的新闻并彻底压下，这种手段被称为“捕杀”。 但派克没有买下丹尼尔斯这件事的报道权。相反，他与该小报主编迪伦·霍华德帮助科恩和丹尼尔斯的律师达成了另一项协议。 科恩支付了13万美元，特朗普在赢得大选并上任之后给他报销了费用。 2018年，科恩承认了多项联邦罪名，包括与支付封口费相关的竞选财务违规行为。联邦检察官的结论是，这笔钱相当于对特朗普竞选活动的不当捐赠。 科恩认罪后不久，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就对此案展开了独立刑事调查。联邦检察官只关注了科恩，但地方检察官的调查重点是特朗普。 特朗普可能犯了什么法？ 科恩在联邦法庭认罪时将矛头指向了他的老板。他说，是特朗普指示他付钱给丹尼尔斯，联邦检察官后来证实了这一主张。 检方还对特朗普每月支付给科恩的报销支票提出质询。他们在法庭文件中表示，特朗普的公司将每月支付的费用“虚报”为法律费用，公司记录中还引用了一份科恩的聘用协议。科恩虽然曾是律师，并在特朗普上任后成了他的私人律师，但没有相关聘用协议为证，而这些报销费用与科恩提供的任何法律服务都没有关系。 科恩曾表示，特朗普清楚虚假聘用协议的存在，这一指控可能成为这位前总统受审的基础。 在纽约，伪造商业记录可能构成犯罪，但只属于轻罪。要将其上升为重罪，布拉格手下的检察官必须证明特朗普的“欺诈意图”包括实施或隐瞒二次犯罪的意图。 检方不一定以次生犯罪对特朗普提起指控，也不需要拿出其证明。他们尚未明确打算依据哪一项或几项罪行将指控升级为重罪。 举证会否很困难？ 将特朗普定罪或判刑可能非常困难。首先，特朗普的律师已经开始列举科恩的犯罪记录，以此打击他的可信度。检方可能反驳称，这位前平事人多年前就曾为他的上司撒谎，现在是最适合详细揭露特朗普行径的人选。 法律专家表示，在涉及总统大选或任何联邦竞选的案件中，纽约检察官从未将伪造商业记录的指控与违反州选举法的行为结合起来。如果检方将州选举法作为次生犯罪——布拉格在周二提及这种可能性——法官可能将其驳回，或将重罪指控降为轻罪。 即便这项指控成立，也相当于低级别的重罪。如果特朗普最终被定罪，他将面临最高四年的有期徒刑，但刑期并不是强制性的。 特朗普如何回应这些指控？ 特朗普在传讯过程中几乎没有说话，只说了不到十几个字。他没有在纽约接受记者采访，而是回到他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度假地马阿拉歌庄园。在那里，他发表演讲，谴责针对他的案件。 在家人和共和党官员的簇拥下，特朗普称布拉格为“罪犯”，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断言，这位曼哈顿地区检察官泄露了大陪审团的信息。 他还指责默钦法官有偏见，称他是“仇视特朗普的法官”，并攻击法官的家人。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特朗普一直表示，地区检察官的调查以及他面临的其他调查都是出于政治动机。在被起诉后不久，他称曼哈顿大陪审团的决定是“历史上最高程度的政治迫害和选举干预”。 然而，就在特朗普猛烈抨击检察官的时候，他的竞选团队却利用对他的刑事指控来筹集资金，他们制作了一件价值36美元的T恤，其图案模拟了这位前总统的入狱大头照——尽管当局在扣押特朗普期间没有拍摄登记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