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女性主义影响力蓬勃发展感到振奋，但我们也不愿看到“市场女性主义”为了取悦大众不断妥协。当女性主义变成一套政治正确的说辞，它会失去了变革的力量。那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事情。 2020年，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靠着女性话题火爆全网，带起了“她综艺”风潮。今年第四季播出后虽然反响平平，但仍然算是一年一度的话题节目。只是话题从最初的中年女性困境，变成了王心凌回忆杀、徐怀钰表演划水。连节目名称都不见“姐姐”二字（第三季名为《乘风破浪 第三季》；第四季名为《乘风2023》）。 毋庸置疑，最近几年女性主义在流行文化领域发挥了不少积极影响：性别视角的影视批评，提醒观众注意其中刻板的女性形象、厌女的情节安排；时尚博主批判白幼瘦审美，转而强调女性力量与肌肉；情感专家不再热衷指导女性如何在婚恋中修成正果，更鼓励在亲密关系中完成自我探索；电视剧在组CP发糖之外，不忘强调女性友谊……伴随着这些转变，越来越多人开始知道什么是女性主义，什么是厌女。这些都仰赖流行文化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有人严肃分析流行文化，将其视为能改变大众思维、推广女性主义的重要场域；也有人把女性主义当成一门好生意，让大众误以为真人秀里的女明星和影视剧里的大女主能代表女性普遍境况：独立、自信、事业有成、消费力强。 真实情况是，性别不公与暴力事件仍然困扰着普通女性。2020年以来，女性被造黄谣的案件（今年有多起在高校）时有发生。当事人遭遇网暴，甚至自杀；今年5月，多起性骚扰指控在文化行业引发了持续震荡。关于这一系列事件的持续讨论中，有人提到一本书：《他们用女性主义干了什么》（We Were Feminists Once）。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独立媒体人安迪·泽斯勒（Andi Zeisler ），她观察流行文化中的女性主义二十年。她见证了市场女性主义（marketplace feminism）如何诞生，如何让“女性主义”在大众舆论中从被嫌弃到被追捧，成为一门好生意，又是如何消解了那些真正重要的议题。 她在书中试图回答，为什幺女性主义声势浩大，实质变革却非常有限？今天我们想通过这本书，回顾美国流行文化中的女性主义变迁，希望对理解当下热点有所启发。 ━━━━━ 市场女性主义 1995年安迪·泽斯勒创办杂志Bitch Media，旨在严肃看待流行文化，将其视为能改变大众思维、推广女性主义的场域。当时在美国，女性主义刚刚重返流行文化，在大众印象中还是刻薄、愤怒的代表。名人尤其是女明星，纷纷回避这个词。这个标签更像是一种指控：不遵守规则、要求太多、自我感觉太好等等。 泽斯勒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经历过保守思潮反扑，女性主义被严厉驳斥后的挫败。正像2020年美剧《美国夫人》（Mrs. Amarica）所展示的那样：在那场文化战争中，菲莉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领导的反女权运动，反对“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ERA）”，批评女性主义是“一场牺牲健全社会的实验”。第二波女权运动的主张之一，就是要求女性与男性享有平等的工作权。而菲莉丝号称自己所代表的家庭主妇，会失去婚姻中的现有权益，是无辜的牺牲品。在这样的撕扯下，女性主义在美国主流价值中显得危险又边缘，绝对算不上讨人喜欢。 ▲《美国夫人》（Mrs. America，2020）剧照。 二十年来，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流行文化和女性主义互相影响，女性主义已经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标签。2014年，第三十一届MTV音乐录影带大奖颁奖典礼，碧昂丝(Beyoncé)的舞台上闪烁着巨大的“女性主义者”字样。碧昂丝作为在全球影响力广泛的流行音乐天后，高调宣称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让这个曾经被污名化的标签变成了闪耀礼服。她曾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你可以成为一个商人、一个母亲、一个艺术家，或者女权主义者，却不妨碍你依然是一个性感尤物。这一切并不相悖。” 紧接着，艾玛·沃森在联合国发表关于促进性别平等的演讲，又掀起了一场女性主义高潮。仿佛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开始拥戴女性主义。每位名人都要通过性别视角的检视，“你是女性主义者吗？” ▲《美女与野兽》（2017）剧照。艾玛·沃森饰演女主角贝儿。 但泽斯勒并没有觉得这种变化是大功告成，她反而更加担忧和警惕。2015年，她在《他们用女性主义干了什么》（We Were Feminists Once）一书中写道：“在极短时间内，女性主义已经在美国甚至全球文化中占据了历来最复杂的角色。在这个范畴中，大多数促使女性主义开展的问题仍然屹立不倒；但与此同时，主流文化、名人及消费者拥抱女性主义，将它定位成新潮有趣又有亲和力的文化认同，任何人都能轻易接纳……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市场女性主义’。它去脉络化，去政治化，但却是女性主义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迭代。” 女明星当然是“市场女性主义”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碧昂丝、艾玛·沃森成为一种狂热现象，她们的金句、发型、服装造型，都成为媒体追捧的热点。而这种对女性主义明星的迷恋，聚焦个人及其选择，很快就会模糊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资本主义体制在这些选择背后的影响。 美国作家、文化评论家罗克珊·盖伊（Roxane Gay）写过一本书《糟糕的女性主义者》（Bad Feminist），她直言：“只要我们继续凝视最时髦的名人女性主义者发出的耀眼光芒，就是在回避全世界女性仍在面对的实质不平等。我们不谈薪酬差距的棘手问题、无视女性的生育自由如此受限、不面对许多女性普遍面临的性骚扰、性暴力现状。我们都在逃避讨论想要改变这种文化所必须付出的努力。” 泽斯勒也认为，我们已经花了太多时间、注意力赞扬女明星用她们的美貌和魅力“重新定义”女性主义或者“颠覆传统”了。流行文化必须改变这种叙事，不能再让仅仅是宣称自己有女性主义立场，就等同于为促进平等付出实质努力。重点不能放在“谁”说他支持女性主义，而是他“如何”实践这种支持。她如何挑选角色，有没有为女性主义立场拒绝过剧本，等等。女性主义在热闹中早已失焦。 在众多女性主义名人中，艾玛·沃森的形象在主流审美中几乎无懈可击（碧昂丝舞台服装太暴露、蕾哈娜作风太性感）。所以她的演讲视频当时迅速风靡全球，获得最广泛基本盘。她的演讲的确很动人，尤其是对“无意的女性主义者”（unintentional feminists，即基本认同女性主义，但并不以此自称的人）。媒体好像终于盼到了一个绝对得体的形象，用完全正面的方式，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女性主义。 正如总有人要求女性受害者是完美受害者，舆论同样也在寻找完美的女性主义代言人：言辞不要那么激进、好斗，姿态不要那么咄咄逼人。因为女性主义话题吸睛又吸金，媒体既要取悦女性观众、消费者，又不至于吓跑赞助商，所以需要一个完美形象来平衡。…

最近小发一个人惯了，被朋友吐槽说，你应该在芬兰待着，那儿才适合你。 心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芬兰早已成为“高冷”“孤独”的代名词。 在网络上，很多网友说自己是“精神芬兰人”，芬兰人不仅成了社恐鼻祖，还是精分患者。 但老实说，到访过芬兰后，我觉得用“社恐天堂”来概括芬兰太眼浅了，芬兰人可太宝藏了！ 别看这个北欧国家面积小，人口仅有550万，但它同时又拥有太多令人羡慕的头衔：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儿童安全感第一的国家、全球十大最具竞争力国家… 今年，芬兰在联合国评选的《世界幸福报告》中排名榜首，把丹麦和挪威甩在身后，这已经是芬兰连续第五年被评为“世界最幸福国家”。 而芬兰的内秀，在女性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它总能颠覆人们的认知，这里有很多男护士，也有不少女工程师。 在孩子还小的时候，芬兰人不会给他们灌输死板的概念，一切都按照自己的兴趣来。男孩子喜欢粉色？女孩子喜欢汽车？OK！ 如今的芬兰，不管是严肃的政治场合，还是公司的高管掌舵人，都少不了女性的身影。 芬兰女人自信自爱，坚强果敢，天生骄傲，她们在散发女性魅力的同时，更保持着独立的思想和果敢的行为方式。 芬兰是全球女性最宜居的国家之一，女人在这里活出了最美的样子。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是芬兰女人的行为准则，在旅游方面，她们的操作同样强悍。 现实版女儿国 越过波罗的海，快艇驶入芬兰群岛，强烈的海风迎面扑来。 “就是这里！”一位女子指着一片松树林喊道，在海岸线上，大家可以看到一群半裸的女人。 “哦，我的上帝。这是什么新鲜的圣地？” 欢迎来到SuperShe岛！没错，这里就是世界上唯一的“女儿岛”，连名字都被赋予了对女性的最高赞誉。 在这里，没有繁杂的琐事，没有拥挤的人群。整个岛屿就像乌托邦一样，更关键的是，这里只有女性！ 这是一座专门为女性建造的避风港，可以说是现实版的天堂岛，占地8.5英亩，还是个天然的氧吧，提倡的是可持续、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这里，女性可以抛开一切束缚，卸下遮掩疲惫的精致妆容，裸奔、裸泳，随心所欲地放飞自我。 在这里，有美不胜收的海景，你可以早起看日出，听潮起潮落；晚上对着漫天星空，在星光璀璨中安然入睡。 除了海景，这里还有独特的北欧森林景观，你可以骑着自行车，在林间小路自由嬉耍，或摘摘野果，犒劳下嘴馋的自己。 岛上有各种漂亮的海景小屋，在房间内就可以享受超级美的无敌海景，还有别具特色的森林小屋，供女顾客们挑选预订。 不光住的精致，在这里每天的生活也是无敌精彩，女性同胞们可以在岛上参加桑拿、皮划艇、健身、按摩、冥想、瑜伽等活动。 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是懒懒地窝在椅子里颓废那么一会会。 吃的都是米其林星级女性厨师专门制作的各种健康食物，所有食材均是岛上自种的有机蔬菜，无添加无污染。 她们还使用过滤容器，将污水沉淀分解，重新作为蔬菜的灌溉用水和肥料。 总之，这是一座妥妥的女性专属度假村！ 乌托邦背后的女人 在这个传奇小岛的背后，是一位同样颇具传奇色彩的女性Kristina Roth——乌托邦的创始人兼拥有者。 从小，Kristina就被妈妈教育：“作为一位女性，以后要学会独立，而不是依靠自己的丈夫。” 这样独立的女性思想，深深地刻在了Kristina的骨子里。 2015年，Kristina在西雅图的咨询公司Matisia，登上福布斯榜单，在50家发展最快的女性企业中位列第八。 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按理说Kristina应该继续将自己的公司更好地经营下去。 但是，就在第二年，她做出了一个让大家意想不到的决定：卖掉了自己的公司，赚了数百万美元。 或许是厌倦了枯燥无味的工作，或许是想换一种和过去几十年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Kristina从原本的女强人变成了一名自由女性，不再管理公司的她常会去一些度假村参加活动，以寻求久违的平静。 在此期间，她认识了不少和自己很相似的女性，有自己的事业，经济完全独立。 但是她发现这些来释放工作压力的女强人们，并没有100%得到平静和放松。…

当地时间 5 月 28 日，土耳其大选进入第二轮投票，这也是土耳其自建国一百年来首次总统大选进入决选阶段。逾 5 万人死亡的强震给这场大选造成了什么样的变数？已连任 9 年总统的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能否继续连任？” 埃尔多安经济学 ” 的继续能否拯救正经历通胀高企、货币贬值的土耳其？这个因今年 2 月强震而受到全球关注的国家，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热点。 土耳其建国来总统选举首次进入第二轮投票 当地时间 5 月 14 日，土耳其举行了总统和议会选举。选民本应在当日选出新总统以及 600 名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员，每届任期 5 年。但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此次大选，现任总统埃尔多安获得 49.52% 的选票。6 个反对党组成的 ” 民族联盟 ” 阵营候选人凯末尔 · 克勒奇达尔奥卢（Kemal Kilicdaroglu）获得了 44.88% 的选票。第三位候选人锡南 · 奥安（Sinan…

不断跟踪餐厅订单的餐厅服务员在工作记忆测试中表现得更好，原因在于工作可以塑造你的认知能力。‍‍‍‍‍‍ 不断跟踪餐厅订单的餐厅服务员在工作记忆测试中表现得更好。 你正在做的工作可以改变你的大脑，这种情况在伦敦的出租车司机，以及针灸师、打字员、音乐家和机场安保人员的身上都有发现。也有证据证明，更多刺激智力发展的工作会带来认知方面的好处，这种益处会一直延伸到晚年生活。 过去的研究已经发现工作带来的技能改善，如触觉辨别和情绪调节能力。现在，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挑战人们认知功能的工作——工作记忆的更新——也能提高这种能力。 工作记忆的有效更新对各种日常经验至关重要，包括与人交流和阅读。这也与更高的学术成就有关。由中国西北师范大学的赵鑫和他同事领导的这项新研究发表在《应用认知心理学》上，提供了证据表明工作的选择可以影响大脑日常的功能。 在第一项研究中，该团队招募了53名在中国牛肉面馆担任餐厅收票员的男性，以及53名保安作为对照组（他们写到，通常是男性从事这些工作）。 在这种受欢迎的餐馆担任收票员是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在顾客点完餐后，他们会有一张点餐内容的收票。然后他们会把这张票交给厨房里的收票员。收票员检查并且记下顾客的订单，并且记住顾客长什么样子。然后，他们会把订单信息交给厨师。当订单准备好后，厨房工作人员会把餐食交给收票员，他们必须记住顾客的模样才好把食物交给那位顾客。 为了做好这份工作，收票员需要不断地监测收到的信息，并定期跟进他们的工作记忆（谁点了哪份套餐）。“因此，这项工作需要强大的工作记忆更新能力，”该团队写道。 研究小组给从大约30家餐馆招募来的收票员和保安一项工作记忆更新任务，在这项任务中，他们需要浏览一连串的数字，并且不断更新他们的记忆以便在脑海中记住前三位数字。研究小组发现，即使在控制了参与者的流体智力和各种人群的变量后，收票员在这项测试中比保安表现得更好。 卡特尔智力划分‍‍‍ 但是，从事收票员的工作是否提高了这些参与者的工作记忆更新能力，还是他们一开始就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为了研究是是否收票员的工作可以导致能力的提升，该团队进行了第二次实验。总共有33名学生参加了连续二十天每天半小时的训练，在电脑上模拟收票员的工作。 在每个环节中，这些参与者看到了一系列的卡通人物，每个人物都有一碗牛肉面（这个研究团队有三十种不同的任务和六中不同的面条类型可供选择）。在每次实验中，参与者必须判断当前的人-食物搭配是否与他们早些时候看到的配对相同。 另一个由33名学生组成的对照组在类似的大学实验室里花了同样的时间，不过培训的内容是制作沙画，这是一种需要集中注意力的藏传佛教传统。 研究小组发现，收票员模拟组的参与者在工作记忆更新能力的几个不同衡量标准上表现出明显的线性提升：第一个研究中的数字更新任务，以及数字n-back测试（numerical n-back test）；这与他们在训练中面临的任务非常相似，但是用数字而不是顾客-餐食来配对。对照组则没有显示出这些提升。所以，这些试验结果表明了餐厅收票员的工作可以改善工作记忆更新的能力。 然而，研究人员承认，第二次实验中的参与者可能有一些技巧，比如记忆术，以帮助他们记住人物-食物的配对，而这帮助了他们在记忆测试中的改善，而非因工作记忆更新能力的提升。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探讨这个问题。 不过现在，该团队总结称：“这些数据进一步证明了环境所引发的认知弹性，即因工作中的重复经验而导致的特定认知能力的改善。”

大赦国际日前称，1名维吾尔族学生本月10日抵达香港机场后失联至今，可能是遭警方非法引渡至中国大陆拘留。香港政府发言人否认该生曾入境或被拒绝入境香港。 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周五（5月26日）称，本月10日，1名维吾尔族学生自韩国飞往香港后随即失联至今，恐在香港机场遭中国警方带走、非法引渡至中国大陆拘留。 香港《明报》报道，港府发言人27日回应，政府纪录显示该生不曾入境或被拒绝入境香港，大赦国际在未查核事实的情况下，肆意攻击港府、诋毁香港人权状况，做出毫无根据、无中生有的指控，“其歹毒之心显而易见”。港府发言人强烈谴责并要求该组织对其抹黑、不实言论道歉。 大赦国际26日发布的声明称，该维吾尔族学生名叫阿布都雷赫曼（Abuduwaili Abudureheman），出生于新疆克拉玛依市，过去7年在韩国首尔攻读博士学位，因其海外经验而被中国列入“观察名单”。 该组织称，该生搭乘的是国泰航空自首尔起飞、原定于10日晚间11点降落香港的航班。国泰航空并未回应他是否曾经登机。 阿布都雷赫曼的同行友人27日告诉法新社，该生10日在香港机场传了一则短信后即失联，至今下落不明。他在最后的短信中，自称正遭中国警察调查与盘问，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请朋友不需等他一同离开。 法新社报道，该名友人称，由于阿布都雷赫曼去中国旅行时，曾有被“扣留问话”的纪录，因此他当时并未多想，然而次日，这位朋友联系了香港出入境管理部门，仍无法获得更多信息。基于对该生安危的担忧，友人选择公开事件。 这名友人说，他曾对阿布都雷赫曼此行抱持怀疑态度，但阿布都雷赫曼仍执意访港：“他失算了⋯⋯他不知道后果会多严重。” 大赦国际中国研究员阿卡德（Alkan Akad）称，该生似乎在抵港时就被拘留和审讯，“令人质疑港府是否与中国政府共谋，侵犯维吾尔人的人权。” 驻瑞典的独立维吾尔族研究员尼埃利玛（Nyrola Elima）向美联社表示，该生若从韩国飞往香港，就会有登机纪录，“尽管港府努力否认或隐瞒北京和新疆政府对维吾尔人的暴行，但这名维族博士生在香港机场失踪的事实仍然存在”。 驻华盛顿特区的维吾尔族学者、《维吾尔时报》创始人伊敏（Tahir Imin）则告诉美联社，若该生并未进入香港，过去两周间应会让他的朋友知道行踪。他说：“香港当局的声明是个公然的谎言，试图避免国际批评，并掩盖其可能与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范围内追捕维吾尔人的同谋。”

在外界关注乌克兰大反攻何时来临之际，俄罗斯突然开出停火 ” 四要求 “，这四个要求似乎比之前更为苛刻，也毫无意外地被乌克兰拒绝了。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米哈伊尔 · 加卢津在 28 日公布的采访中提出了俄乌冲突解决的四个条件：基辅停止敌对行动，西方停止军援乌克兰；乌方重新承诺保持中立地位，并 ” 拒绝加入北约和欧盟 “；承认 ” 新的领土现实 “（指的是克里米亚和去年秋天公投加入俄罗斯的 4 个地区）；宣布俄语为国语，并尊重讲俄语的人口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 此前，至少俄方只是提出让俄语作为第二语言，这次直接上升为国语了。 果不其然，乌克兰方面不仅拒绝了莫斯科的条件，还提出了自己的停火条件：所有俄军立即从基辅声称属于自己的领土上撤出，” 引渡战犯 “，在俄罗斯领土上设立 ” 缓冲区 “，以及 ” 自愿放弃俄罗斯在支持乌克兰的其他国家攫取的资产 “。 很明显，双方都不会答应对方的要求，但为何却又在此时可以说是 ” 重申 ” 了之前的条件呢？ 首先，战场局势或发生变化。乌克兰一直宣称的反攻可能即将正式拉开序幕。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布达诺夫 23 日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反攻将很快开始，所需的最基本武器储备已经到位。 据悉，西方这一轮援助中的九成以上早在本月中已到位，19 日，白宫消息称，美国将支持向乌克兰提供包括 F-16 在内的先进战机。虽然战机仍未到来，但对于乌克兰来说，加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月到包括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几个重要国家 ”…

H&M 再关店。在去年关闭了全国首店后，5 月 28 日，H&M 宣布北京三里屯太古里旗舰店也将于 6 月正式关店，但会在北京和中国的其他城市探索合适的门店位置，开设品牌全新旗舰店。业内人士指出，快时尚品牌可以通过走中高端路线来提升产品附加价值维持增长，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应当转向网络端，线下只开少量的品牌形象店、旗舰店，功能则要从过去售卖商品为主转向传播品牌的时尚文化以及品牌体验为主。 H&M 北京三里屯旗舰店进入了闭店倒计时。5 月 28 日，北京商报记者从 H&M 品牌方处了解到，由于租赁合约到期，H&M 北京三里屯旗舰店将于 2023 年 6 月 11 日闭店，该店于 2014 年 5 月开业，至今已有九年。北京商报记者实地走访发现，目前该店门口已摆放了明显的闭店通知标牌，” 暂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我们期待与您再次邂逅 “。据大众点评显示，截至目前，包括三里屯旗舰店在内 H&M 在北京还有 15 家门店。 H&M 品牌方表示，未来还将在北京和中国的其他城市积极探索合适的门店位置，开设品牌全新旗舰店。” 中国市场始终是 H&M 最重要的市场之一。随着零售业持续的数字化转型以及顾客购物习惯的改变，我们将继续优化门店组合，使之与各个市场形成最佳匹配，同时进一步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购物体验。” 实际上，H&M 在门店方面的调整早有显现。2022 年，H&M…

梁建章先生有些焦虑。身为携程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和董事局主席，这些年，他更多以人口学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今年的情况让他觉得有些糟糕，“生育问题比日本还要严重了”。 他的焦虑来自一组数据。2023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人口数据，他“有点震惊”——截止2022年年末，全国总人口比上年末减少了85万人，这是中国人口近61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有人将2022年称之为“人口下降元年”。这一年的新生人口是956万，仅有2016年的一半。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都不生孩子了？ 他预料到了人口负增长，但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从2007年去斯坦福大学念经济学博士开始，他就把人口和创新作为他研究的首要问题，“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对于人口问题的认知，都有各自的盲区”，在新书《人口战略》中，梁建章说，“很多经济学家虽然明白人口萎缩的危害，但并不清楚人口的数据；很多人口学家虽然知道中国的人口数据，但是并不认为人口萎缩是个坏事”。更让他感到焦虑的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人口政策是一个敏感话题，缺乏讨论”。他相信自己的多重身份可以提供独特的视角，也认为做学术和做企业一样，都是在为社会提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他有两个微博账号,一个是“携程梁建章”，有25.6万粉丝，不常更新；另一个是“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有83万粉丝，保持稳定的更新频率，每隔几天，他都要发表文章，有时是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有时发一些数据分析，或者隔空与一些专家、网友“打个嘴仗”，然后再辟谣一些对他言论的“杜撰”。 他不遗余力地“催生”，提出的建议有时显得过于激进，这时常为他招致批评，但这些似乎不会挫伤他表达的热情。这是他少有的超过1小时的访谈，因为此时此刻，他愈发察觉到发出警示的重要性。 我们和他聊了聊，人口负增长究竟意味着什么？年轻人为什么不生孩子了？女性的生育与职场困境该如何解决？以及，一个人口学家如何理解不育的个人选择？ 以下，是《人物》与梁建章的对话： 人口负增长的警示 人物：2022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量只有956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你看到这组数据的时候，是什么反应？ 梁建章：有点震惊。虽然这么多年，我对人口的预测是有预期的，二胎政策放开到现在，人口出生数量从1800多万下降到现在的1000万以下，这条曲线在预料之中。但是回头看，也不过就六七年的时间，短时间内下降几乎减半，并且是在和平繁荣的阶段，即使是我也是有些震惊。日本之前也出现过出生人口的下降，但是没有短期下降这么快。 人物：从人口学家的角度来说，人口出现负增长对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公众的讨论中，你认为哪些内容或危机是被大众忽略掉的？ 梁建章：现实层面上，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老人的福利是靠年轻人提供的，如果两个人都是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家里四个老人，赡养负担很重，你根本照顾不过来，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会带来生活水平的下降。 但很多人还没能理解的事情是，人口的下降不仅仅是劳动力的问题，也是创新和综合竞争力的问题。 大部分人只关注人口总量，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口总量也只是略微下降，总量的略微下降掩盖了新出生人口的剧烈下降。马上可以看到的是，可能有一半的小学、幼儿园，招不到学生了。更大的影响是，二十年以后劳动力会减半，各方面的需求也会减半，无论任何一个行业都会受到影响。需求减半了之后，国家的竞争力与创新力的影响就不止是减半。如果整个社会创新力不强，那么社会财富在全球的饼里面就会分得更少。 人口本身会带来规模效应，四个人比两个人更强，人多的时候是规模正效应，会有更多的人可以合作，市场规模越大，就能分摊更多的成本。如果四个人减到两个人，规模效应减掉的不止是一半。这对未来中国的创新力，二十年以后是巨大的影响。 人物：你在新书《人口战略》中预判，按照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低预测的情形下预测，我们的人口优势将在100年内丧失殆尽。这种预测的原理是什么？如果这种情况真的会出现，又意味着什么？ 梁建章：这是基于生育率的预测，而生育率的预测要考虑到背后的成因，目前中国导致低生育率的证据还在加强。 现在中国影响生育的最高的成本是教育、房价以及社会福利。我们预测中的高预测、中预测与低预测的不同点其实是基于对未来生育福利的预测。中国房价高，短期内无法解决，福利也比其他国家小，教育的内卷程度目前只有韩国能比。目前韩国的生育率低于1，一对夫妇平均生不到一个孩子，中国现在的生育率为1.1，但韩国现在在生育福利上不断投入，有可能会回升一点，未来中国的生育率很可能会接近于韩国。 人口优势会在100年内丧失很好理解。100年是四代人，2022年中国出生了956万人，如果人的平均年龄是80岁，以减半的速度下降的话，一代人是四百多万，两代人的话再减半，新出生人口可能只有两三百万人。中国现在的人口总数是14亿，两代人是1/4，三代人是1/8，以此类推，这就意味着一百年以后，总人口可能还有四五亿，但人口的（衰减）趋势一定是奔着2亿人去的。 尼日利亚现在只有2亿人口，但由于尼日利亚的出生率是中国的5倍以上，按照这种趋势，在十年之内，尼日利亚的出生人口就会超过中国。而按照育娲人口的预测报告，如果没有出台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的政策，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减少到11.7亿，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4.79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17%降至4.8%，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0.89%。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大国地位会成为一种历史。这不是危言耸听，现在中国一对夫妇平均生1.1个小孩，这已经低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的1.5的生育率的警戒线。而北京、上海的生育率甚至只有更替水平的1/3，这是非常不乐观的。如果没有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出台，那人口大国的地位肯定会不保。 人物：你的书里有一个词汇，生育率下滑惯性。这会导致什么？ 梁建章：它有一定恶性循环的作用，如果这个社会都习惯了没有小孩或者只生一个小孩，那对多孩家庭就不会那么友好。房子只造小户型，酒店也不会提供很多家庭的房间。 梁建章新书《人口战略》 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了？ 人物：你也会拿日本的数据与中国对比，但其实房价也好，教育也好，在日本同样也是非常高成本的。为什么中国这样的情况会让你更担忧？ 梁建章：房价要跟相对应的收入一起来看，日本的房价除了东京的黄金地段，其实没有那么贵。虽然东京的房价跟中国的一线城市差不多，但比不上深圳、上海、北京。其他城市的房价比中国还是便宜一些，尤其在对应他们的收入之后。日本的教育比欧美卷，但是没有中国那么卷，日本小学生的习惯培养也要比中国好，你在日本可以看到小学生们背着小书包独立地上学，独立地做家务，养得很精细化。现在日本鼓励生育的政策也比以前更积极，福利也更好。以往日本都被认为是最坏的榜样，事实上我们的问题要比日本严重得多。 虽然日本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结婚不生育，但他们的家庭如果有小孩，一般都是两个以上，平均生育数量是1.3—1.4，韩国是0.8，中国在两者之间，中国的大城市比韩国更差。未来中国的年轻人还是会往大城市汇集，行为也会更接近于大城市，情况是要比日本差很多的。当我们的生育友好程度能够赶得上日本，进一步需要向北欧国家看齐，那才有可能避免像日本经济出现的状况和问题。 人物：你如何看待中国的生育环境？在中国，一对夫妻养育一个子女，平均要花费的成本是多少？ 梁建章：中国生育成本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更客观的计算方式是用生育成本减去福利除以人均GDP，北欧国家得出的结果是两三倍，中国和韩国要六七倍，这也就意味着要花六七年的收入才能养得起一个孩子。当前中国抚养一个孩子的总成本平均是50万，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平均生育成本已经接近每个孩子100万。生育成本直接影响生育率，所以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几乎是世界最低的。 人物：你是否观察过中国的生育率地图？我们观察到，中国的一线城市和东北三省的生育率只有0.7-0.9，北京出生率全国最低。从区域上看，北京低生育率的原因与东北不尽相同。生育率与哪些因素呈正相关？ 梁建章：东北的城市化率高，整体的经济不是太好，收入比较低。这对年轻人来说，压力会大，因为年轻人承担了新的产业与新的就业机会（的功能），这部分增量缺失之后，经济发展就更停滞，年轻人流失得也多。这些年轻人中的大部分流出路径是去一线城市，在新的城市，他们作为外来的年轻人，生活成本与购房压力是很大的。 这么来看，虽然东北房价和生活成本与一线城市比起来没那么贵，但经济不景气，人口流失，留下的人收入也不好，抚养孩子的压力也大，生育率就比较低。这其实是一个自反馈。 能跟东北对比的是广东，广东经济很好，年轻人机会也多，虽然也有深圳这样的高房价，但整个广东地区的生育率还是要比其他地方好。 人物：你的影响生育率的三大要素里还提到了教育。鸡娃是中国特色吗？ 梁建章：鸡娃不是一个坏事，说明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重视，但如果引导去无效地考试，那就是坏事。教育这些年确实卷得越来越厉害。教育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现在硕士已经变成以前的大学文凭。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是高考的问题，一个学生在中学期间至少是用两年的时间去复习应付中考和高考，而现在的信息化程度本身就提供了工具，许多知识是未必一定要他们记忆的。另外，让一个孩子十几岁就完成了对人的选拔，教育效率很低，所以高考相关的体制需要改。 图源视觉中国 精英女性不生育对社会的影响 人物：你好像很少提及一些情感因素。比如一些年轻人选择不生育或少生育可能是因为成长中的创伤、对未来的期望落空等等原因。很多年轻人会觉得好像生活在一个庞大又难以喘息的“机器”里，因此丧失生育的意愿。对此，你怎么看？ 梁建章：这应该是全世界的大势所趋了。随着女性越来越独立，她们不一定会选择传统的结婚的这条道路。我觉得也不可能有太多的办法，不可能回到女性不独立、靠结婚才能生活的状态。…

5 月 28 日讯（编辑 夏军雄）根据一项最新民意调查，大多数人美国人认为，如果现任总统拜登连任，可能会导致灾难。 这项民调是 SSRS 于 5 月 17 日至 20 日在全美范围内随机抽取了 1227 名成年人进行调查而成的，其中包括 432 名登记投票的民主党人和倾向于民主党的独立人士。 民调显示，高达 2/3 的美国人认为，若拜登在 2024 年总统大选中获胜，对美国而言是一场挫折甚至灾难。只有 1/3 的美国人认为，拜登连任将是美国的进步或胜利。 民调还显示，拜登很可能赢得大多数民主党选民的支持，该群体中只有 14% 的人表示他们不会在初选中支持他，只有 7% 的人表示，如果拜登最终赢得了党内初选，在其和共和党候选人的对决中不会支持他。 然而，拜登在所有受访者中的支持率不如共和党提名的主要竞争者、前总统特朗普。56% 的人认为特朗普赢得明年大选是灾难或挫折，43% 的人认为特朗普获胜将是胜利或进步。 拜登和特朗普均已正式启动了 2024 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并在各自的党内都领先于其他候选人。 本周早些时候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拜登的总体支持率仅为 40%。 经济问题是造成拜登支持率低迷的主要原因，鉴于高通胀和美债危机等因素，拜登在经济问题上的支持率仅为惨淡的 33%，只有…

在新冠病毒困扰全世界的几年时间里，金正恩却在“闷声干大事”，对该国北部和中、俄接壤的边界线进行了翻新和扩建，基本切断了朝鲜人获取外界信息和逃离该国的一切通道。路透社和美国一所研究所通过分析卫星图像和采访脱北者和活动人士得出了这一结论。 对于朝鲜人来说，该国曲折绵延的北部边界是获取外界信息的难得渠道，同时也是寻求出逃的最佳路线选择。 然而就在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世界的同时，金正恩领导的朝鲜政权却以规模浩大的工程，以封锁该国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大段边界，切断走私者和脱北者的通道。 根据路透社发布的一份调查报道，商用卫星图像显示，平壤政府在疫情数年中修建或者翻新了总长数百公里的边界围栏、围墙和哨所，使其能够加强对流入朝鲜的资讯和物资进行控制，防止本国民众外逃。 路透社和美国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Monterey）根据卫星图像分析研究，以及7名脱北者、活动人士以及其他知情者提供的口述，得出了上述结论。 一位曾经帮助朝鲜人脱逃的韩国牧师对路透社说：“传统的朝鲜-中国路线如今基本上算是断了，除非时局发生重大变化。” 根据韩国方面的官方统计，2022年只有67名脱北者成功进入韩国，这与2019年的1047人相比明显下降。由于中国加强了边境管制，这一数字其实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下滑。对于脱北者来说，取道中国是他们首选的路径。 对于修建加固边界的工程，朝鲜政府和官方媒体几乎没有提及，而朝鲜驻伦敦大使馆也没有接听路透社记者的问询电话。不过金正恩在去年宣布“战胜新冠病毒”的演讲中，曾经指令官员们“确保边境、前线和沿海地区和海空域的全面多重封锁墙的完善”。 切断“生命线” 路透社和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对谷歌地球专业版（Google Earth Pro）在2019年到2023年初之间不同阶段拍摄的朝鲜北部边界卫星图像进行了分析。 由于图像不完整、地理特征和天气条件等限制，分析人员无法对朝鲜和中国之间的1400公里边界线以及和俄罗斯之间的18公里边界线进行全面检视，包括有353公里左右的边境状况无法获得图像更新。来自卫星运营商Maxar的图像被用于详细分析6个关键区域。 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的助理研究员施梅乐（Dave Schmerler）表示，在至少489公里的边界线上都能够看出新增或者扩建了基础设施，包括简单的铁丝网、双层围栏、坚固的混凝土墙以及额外的警卫岗哨。其它一些区域也能看出一些变化，但由于图像的局限性无法做出结论性的判断。 这位研究人员指出，这些加建的边界防护设施大多位于缺乏天然屏障（比如高山）的人口聚居地区，此外图们江沿岸的平坦开阔农田附近也增设了边界围栏。 脱北者、人权活动人士以及在中国境内参与货物走私或者人员跨境的消息人士表示，这些新增的安全设施切断了那些弱势群体的经济生命线，关闭了他们逃离这个专制国家的通道，并且进一步限制了朝鲜人获取外部信息的途径。 一名在中朝边境工作的脱北者告诉路透社，朝鲜在边界线上每隔一段距离都安装了摄像头，增设了多层围栏，包括带刺的铁丝网和电子围栏。他的描述以及他从中国一侧拍摄的照片视频，都和分析人员从卫星图像上辨别出来的特征相吻合。 这名脱北者说，有的时候一些走私者可以离开朝鲜，但却几乎无法再回去，导致不少人滞留中国。他还补充道，朝鲜方面已经额外部署了特种边防部队以加强警戒。 中国外交部在回复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对于相关情况并不了解，但是强调“中国和朝鲜始终保持沟通，共同努力维持边境安全稳定”。 根据中国政府2020年向边境居民发放的警告通知，朝鲜下令边防警戒人员对试图越境人员开枪。接受路透社采访的韩国牧师和人权组织都表示这一命令目前仍然有效。 借疫情之机加强管控 “朝鲜政府利用新冠疫情作为借口，新建了这些围栏、哨所和其它基础设施”，人权观察（HRW）组织的朝鲜问题高级研究员Lina Yoon指出。 国际专家指出，部分由于边界关闭，朝鲜内部的粮食短缺问题近几个月里发生了恶化。今年2月，金正恩呼吁向农业经济转型，强调了实现粮食产量目标的必要性。 脱北者援助组织“自由朝鲜”（Liberty in North Korea）的Sokeel Park对路透社表示，对边境管控的收紧可能使得近年来一系列“积极变化”遭到扼杀，朝鲜人越来越难以获得外部信息。不过他也指出，尽管存在重重封锁，类似《鱿鱼游戏》这样的韩国热播剧还是以某种渠道传入了朝鲜。 不过他也指出，随着时间流逝，疫情渐渐消散，平壤政府会发现越来越难以为这些限制政策自圆其说。“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才应该增加对朝鲜人权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