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内自媒体亚欧视点文章: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 第一阶段的闪电战行动以俄方被迫从基辅地区全面撤离而告一段落。 进入第二阶段,俄罗斯军队从数个方向同时对乌克兰的战略要地展开地面攻势,同时辅以远程导弹攻击和空袭,乌方遏制了俄军的进攻,但俄军占领了乌克兰四州的部分地区,俄罗斯联邦政府强行采取法律行动将其纳入自身版图,意在造成“既成事实”,后成为俄领导层反复强调的“新领土现实”,这是俄方在最初对乌全国目标受挫后退而求其次,以求取实惠成果的方式,挽回最高领导人决策战争的颜面。 但这一阶段的战争,俄方未能取得绝对优势,相反在乌方的顽强抵抗之下,双方陷入战略相持局面,俄军失去部分最初占领的乌克兰领土。 第三阶段,乌方发动反攻,从试探性的攻击到局部展开攻势,基辅的最高统帅部抱着必胜决心,小心翼翼地推进每一步骤,并全力保存战略有生力量,为决战到来蓄势奠基。 转眼间,克里姆林宫期望三到五天迅速搞定的战争已经逼近一年半,俄罗斯领导层自己及部分舆论高估了俄军的战斗力,因此在最初阶段错误地评估俄军领导人“一战封神”。现在回过头看看,颇显滑稽。 随着俄军在乌克兰战场遭遇挫折,注定无法打赢这场战争——区别在于以何种方式结束战争,并由于美国领导的强大联盟的制裁、限制和孤立而面临其独立以来史无前例的战略失败局面,并陷入战略被动,乌克兰通过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对其至关重要的历史性机遇。 在乌克兰最高统帅部的讨论中,如何从俄罗斯的进攻中使其国家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仅仅赢得战争、击败普京的军队并达成一纸和平协定,成为头号重点。 为了利用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在对抗俄罗斯中实现乌克兰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得到切实保障,从此脱离传统的俄罗斯轨道,融入盟国体系,实现国家的持久和平与繁荣,乌克兰最高统帅部最近提出了“三位一体”的目标。 在乌方尚未动用主力部队参与反攻战役的情况下,乌克兰最高统帅部发出的信息更具分量,可能进一步改变俄乌战争的态势。 首先是,向世界宣示,乌克兰并不是俄乌战争的必然战场,俄罗斯本土和克里米亚将成为其持续及合法的攻击目标,俄罗斯必须承受战争的苦果,并在本国人民痛苦的压力下寻求和平谈判以结束战争。 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乌克兰已对俄罗斯本土战略要地、首都莫斯科实施了四次无人机攻击,同时对克里米亚的攻击亦常态化,这是乌方释出的鲜明信号:战争已无禁区,侵略必须担责,乌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天公地道,无可非议。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此强调,“战争正逐渐来到俄罗斯领土,来到俄罗斯的象征性中心和军事基地。这是一个不可避免、自然且绝对公平的过程。” 其次是,由于北约年度首脑峰会未就乌克兰加入北约定下具体日期,因此乌克兰战时及战后的安全将得不到法律意义上的保证,各国对乌克兰的武器、资金和物资援助与支持,实际缺乏制度约束。 作为替代方案,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G7立陶宛峰会承诺,将制定和履行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7月30日在社交媒体Telegram宣布,将于本周开始就乌克兰加入北约前的安全保障与美国启动谈判。包括美国在内的G7承诺将一直有效,直到乌克兰加入北约受到该组织的安全保护。 乌克兰的终极目标是成为北约成员国,一劳永逸地解决其安全担忧,在此之前要确保主要盟国对其提供安全保障,特别是在战时为乌克兰提供必要支持和援助,在战后确保乌克兰有能力击败和遏制俄罗斯的侵略。 第三是采取主动姿态,力图以自身提出的十点和平计划为基础,推动形成最大的国际共识,寻求与俄罗斯开展和平谈判,结束战争,达成协定。 泽连斯基倡议的十点和平计划相继得到了其主要盟友的支持,当前其工作重点是推动国际社会就以乌克兰的和平方案为基础启动谈判并达成协定形成最大共识。 从丹麦哥本哈根到沙特阿拉伯吉达的国际会议所致力的目标都是,全力使泽连斯基的和平计划成为和平谈判的蓝本。两场国际会议都刻意将俄乌战争的参战方俄罗斯排除在外,并不断扩大协商的“朋友圈”——比起哥本哈根会议,吉达会议将邀请更多的重要发展中国家参与协商,特别是莫斯科的伙伴。 俄罗斯本土战略要地及克里米亚的重要设施频频被攻击,强烈表明莫斯科连自身都难以保护,可见乌克兰在盟国持久支持下发动强势反攻随着规模不断扩大、声势渐趋凌厉将对俄罗斯带来何等巨大的压力。 基于这些背景,普京在和平谈判方面的立场比起早前软化了不少,不再口口声声地说乌克兰必须承认“新领土现实”(即乌克兰必须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及乌克兰新四州的主权),而是强调愿与伙伴就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对话。 俄罗斯的危机感集中体现在联邦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发出的新威胁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不惜屈尊亲赴朝鲜谋求采购急需的武器上。 梅德韦杰夫此番警告,乌反攻若成功,俄将动用核武。流露出不自信及在绝望下不惜玉石俱焚的悲观心态。
2023年7月31日10时,北京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北京的这场暴雨,很多地方都变成了积水潭,街道上大量的汽车被洪水淹没。 一个城市真正的文明,不在于这个城市有多少的高楼,有多少的立交桥,而在于这个城市的下水道。一场大雨,直接检验了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一场雨过后,一个城市就变成了积水潭,甚至一片海,只能说这个城市面子工程做的还不错,但看不见的地方,尤其是下水道,却代表了一个城市真正的文明。希望北京能够把下水道修好! 北京应该反思,为什么一场雨之后,北京到处都变成了积水潭。北京更应该去反思,面对极端天气事件,北京应该如何提高应对能力,而不是每次面对灾难时,总是归因于雨太大了,难道就没有下水道的问题吗? 希望北京市政府和相关部门能够总结经验教训,少一点的面子工程,多关注一下城市的下水道和排水设施,不断完善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保障市民的安全和福祉。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居民祈祷,希望今后的生活能够平安幸福,也希望每个人都能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教训,珍惜生命,保护环境,让我们共同生存的家园更加美好。 在雨中行驶的汽车,宛如汪洋中的一叶孤舟。 有些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汽车被洪水冲走。 北京的很多地方已经变成力一片汪洋。 故宫博物院,也宣布临时闭馆。
德国宪法保护局周末发布的一份声明中称,“过去几年当中,中国领导层明显加强了搜集情报的力度,并建立起了遍布全球的线人网络,这一网络仍在不断扩大中。” 宪法保护局宣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hina’s Communist party )在中国情报工作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因此德国政府官员同中联部代表进行接触时应保持高度警惕。 宪法保护局在其安全警示中写道,同中联部或其代表进行接触时,“请您保持高度谨慎和小心”,并强调,应绝对避免任何按现行德国法律规定可被解读为同外国间谍机构合作的行为。 本月初,德国政府发布的一份文件中,中国同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一道被列入在德国境内大肆从事间谍活动的国家清单。以肖尔茨为首的联邦政府正在尝试减少对重要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依赖,并敦促德国大型企业也应配合政府重新定位对华关系的努力,控制在华投资的风险。 联邦宪法保护局发出的安全警示中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机构,其作用是同世界各国政要建立联系,并依照中国政府的要求对上述人士施加影响。“该机构的目的是向中国领导层通报各国政治局势以及该国的军事和经济潜力。” 为中共进行宣传 联邦宪法保护局称,为此目的,中联部也在积极推动同“德国各政党及其联邦议员”的联络。“中联部官员向德国各大政党的议员宣讲所谓的‘中国价值观’,其常用做法是,邀请现任或卸任议员前往中国进行访问,以便按照中共意图‘修正’这些德国议员对中国的印象。” 宪法保卫局:中联部隶属中共中央,是中国重要的情报机构。图为中共二十大开幕式。 宪法保护局称,中联部的长期目标是,让有影响力的德国政治家的言行更加符合中共的利益,并在德国建立起支持中共政治理念的线人网络。 联邦宪法保护局发表的文件中称,基于一些历史性原因,德国许多政党、政治机构以及政治家仍视中联部为值得信任的重要合作伙伴。宪法保护局建议德国政界人士今后同中联部进行接触时,应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克制”。
1. 犹太物理学家与原子弹的诞生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核武器的诞生,以及在诞生阶段美英苏等大国围绕这个议题的思想和行为。这个阶段的主题大概可以概括为“美国率先突破,苏联紧紧跟上,原子能国际控制计划失败”。 原子能的开发利用本来是欧洲走在前面的。二战开始前后,德国陆军部就已经招募大批科学家,开始部署原子弹的研究。 这里要提到一个重要人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身为犹太人的爱因斯坦在1933年就离开德国,到达美国,1940年加入美国国籍。1939年8月,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建议赶在德国之前立即研制原子弹。 英国很快也开启了一项研究原子弹的绝密计划。纳粹德国一直没有研制成功核武器的主要原因,在于法西斯不得人心,大批科学家在二战中转移到美国,即使一开始为德国陆军部效力的科学家,也出工不出力,各种拖延搪塞。另外,德国研制V-2弹道导弹和其他先进武器,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因此没有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原子弹的制造。 后来英国发现它没有能力独立完成原子弹的研制,于是采取了和美国合作的策略,加入了赫赫有名的“曼哈顿计划”。这一计划由美籍犹太物理学家、后来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罗伯特·奥本海默负责。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沙漠地区爆炸成功,美国成了首先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美英研制原子弹,至少在最开初是为了打败纳粹德国。但实际情况是,原子弹问世以前,德国已经投降。于是英国转而希望用原子弹抵御苏联日益壮大的军事力量,而美国在向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后,也想垄断核武器。 实际上,从原子弹研究的初期开始,科学界和国际舆论就一直在呼吁原子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和控制。 1945年10月3日,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声称军备竞赛将导致一场灾难,建议在原子能方面首先与英国、加拿大展开会谈,然后再与其他国家磋商,以便达成一项在原子能领域用合作代替敌对的国际协议。 两个月以后,苏联外交部就此提交了一份反建议,要求停止制造并且销毁现存核武器。但是,1945年12月,在美国、英国和苏联举行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就核武器核查及其安全保障措施问题举行的会谈陷入了僵局。 大多数美英科学家都认为,垄断核技术的意图不仅非常危险,而且不可能做到。反对新的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世界舆论日益高涨,再次使用原子武器被认为是无法接受的。 爱因斯坦发表了一段经典语句:他虽然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如何进行,但他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必然以树干和石头为武器。 被英国政府派往美国参加曼哈顿工程的丹麦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尼尔斯·玻尔,率先劝说美英领导人将原子能的研发置于国际控制之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以避免新一轮军备竞赛。这种呼吁得到美英部分政界人士的支持。 但是,在冷战气氛日益浓厚的背景下,美国决策者在核武器问题上实际采取了一种“明暗双重路线”:一方面在明面上推进国际管控,以应对世界舆论压力,另一方面在暗中积极加强核军备,以求在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上压倒苏联。 2. 苏联间谍与核武器开发速度 美英垄断核技术的做法加深了苏联的疑虑。在美国向日本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以后仅仅11天,即1945年8月20日,斯大林就签署了一项法令,任命克格勃(秘密警察)首脑拉夫连季·贝利亚为核武器研制项目的负责人。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但没有向外宣布。 美国还是凭借着苏联哈萨克斯坦上空大气层放射性元素的剧烈变化,才得知这一情况的。苏联的核试验宣告了美国核垄断时代的结束。美英与苏联就原子能问题进行合作交流的机会窗口就此消失了。 在美国试验原子弹成功之后仅仅4年,苏联就制成了自己的核武器。这样快的速度,大大超出美英专家原先对苏联核技术水平的评估。杜鲁门总统曾经以为苏联永远制造不出原子弹,他当时的国务卿贝尔纳斯也说:“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至少需要7年到10年才能制造出一颗原子弹。” “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格罗夫斯甚至认为,苏联最少需要20年才能制造出原子弹。后来人们才发现,苏联人情报工作的能力,大大弥补了他们的技术缺陷。这也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斯大林要指定情报部门、秘密警察的首脑,而不是军事技术专家,来主持核武器的研发工作。 几个关于苏联间谍窃取核机密的案件,后来被陆续披露出来。这些故事不仅揭示了美国安全和情报部门的巨大漏洞,也说明当时苏联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还是有相当大吸引力的。 这些案件里最重要的人物是苏联特工克劳斯·福克斯。福克斯是一位出色的核物理学家,出生于德国,后来加入了英国国籍。 1942年,罗斯福与丘吉尔达成协议,要将英国的科技人员派到美国,一同进行原子弹的研制。福克斯就是根据这一协议,以英国研制原子弹的主持人身份,被派到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因为他受到过纳粹的迫害,深受政治信任,在国家实验室当上了“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助手,所以他知道原子弹最核心的机密。 福克斯在这个实验室工作了7年,把美国关于铀原子弹和钚原子弹及其引爆装置的图纸、美国铀235及钚239的月产量等等重要数据,包括一份他亲手绘制的原子弹各个组成部分的立体图,全部通过秘密渠道送给了苏联。 美英的安全部门原先不知道的是,福克斯19岁就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后来一直坚信马克思主义,向往苏联。他向苏联提供机密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信仰。不过,福克斯泄露机密的活动败露之后,招供态度好,只被判了14年监禁,刑满释放后还获得了自由。 后来我们知道,苏联在西方阵营中编织的间谍网络隐藏得很深,而且其中很多情报人员都是西方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知识分子。 在更为著名的另一个案件里,被指控为苏联情报人员的是两个美国公民——朱利叶斯·罗森堡和艾瑟尔·罗森堡,即罗森堡夫妇。 1951年3月,罗森堡夫妇被判定有罪。在处死前的两年多监禁里,世界各地24个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赦免罗森堡夫妇的声援运动。 连梵蒂冈教皇和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出面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呼吁赦免他们。国内外抗议者认为,罗森堡夫妇是冤枉的,他们是善良守法的美国公民,只是信仰共产主义、同情苏联而已,同时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而备受怀疑。罗森堡夫妇也自始至终宣称自己是清白的。他们被审讯和被使用电椅执行死刑的过程,轰动了当时西方政界、舆论界和法律界。 还有一个引起更大争议的问题是:站在美国官方立场上,罗森堡夫妇固然犯有叛国罪,但如果站在当年苏联或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上,罗森堡夫妇是否应该被视为英雄和烈士呢? 在那个历史时期,反苏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美国还在进行侵略朝鲜的战争。如果这样看,罗森堡夫妇的案件应该平反,给他们恢复名誉。在冷战历史上,有数不清的类似事件,会引起道义和价值判断方面的争议。 让我们回到核武器问题本身上来。美国在1947年时有两颗原子弹,1948年有50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大概有300颗,1953年有1000多颗。据苏联情报部门估计,1950年底苏联有25枚原子弹,到1953年中已拥有200多枚原子弹。 美苏两国的核轰炸机数量急剧增加,同时还在开发作为核武器运载工具的战略导弹。具有更大摧毁力的氢弹,1954年在美国交付使用,1955年在苏联交付使用。美苏两国的核军备竞赛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最终造出了足以毁灭整个地球的核武器。 3. 核威慑是否有用?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核威慑的话题。美英试图以率先制造出的原子弹来压制斯大林,迫使他在东欧等一系列问题上让步。这是初次的核威慑实践。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听杜鲁门谈到核武器时,表面上满不在乎,实际上加紧核武器研制,而且很快取得了成功。可以说这个初次的核威慑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在冷战开始后不久,美苏两国都拥有核武器的时候,马上出现了一个检验核威慑效果的重大事件,这就是朝鲜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政府自始至终谋求在军事上、外交上和心理上用核武器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早在1950年7月中旬,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提出,如果中国或苏联军队在朝鲜参战,美国应该使用原子弹,并认为这可以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在随后的三年间,美国的相关部门一直都在积极制订相应计划。但是美国终究没有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有哪些原因呢? 首先,美国当时的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而不是亚洲,主要对手是苏联而不是中国。杜鲁门总统多次强调,朝鲜的军事行动是“克里姆林宫破坏自由世界团结的计划的一部分”。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他“从来没有使自己忘记,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只会削弱美国的实力,符合苏联的利益。…
Quantum Energy Research Centre 当地时间7月22日,韩国量子能源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Sukbae Lee与合作者宣布,发现全球首个室温常压超导体——改性铅-磷灰石晶体(LK-99),两篇相关论文发表在arXiv预印本网站。近日,多国专家对该研究表示了质疑。 据《科学》新闻(Science News)报道,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的研究员迈克尔·诺曼(Michael Norman)认为,该研究有几个疑点。首先,铅-磷灰石是一种不导电的矿物,作为用于合成超导体的起始材料希望不大。其次,铅原子和铜原子具有相似的电子结构,因此,用铜原子替代部分铅原子理论上不会对材料的电性能产生太大影响。而且,铅原子质量很大,会抑制振动,使得电子更难配对。此外,诺曼也认为该研究团队呈现数据的方式很可疑。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闻海虎教授也向澎湃科技表示,从电阻、磁化和所谓的磁悬浮三方面分析,这些数据都不足以说明该材料是超导材料,其所谓的超导极有可能是假象。据财联社报道,上海市超导材料及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主任、超导应用研究专家洪智勇也认为,该材料”极大概率”不能实现室温超导。其验证超导性能的测试方法与国际认可的差距很大,数据呈现形式及严谨程度也很粗糙,很可能只是不具备明显电磁特性的化合物在室温下具有了一定的导电性和弱抗磁性的物理现象,但离样品是超导体还相差甚远。
《经济学人》撰文称,上世纪80年代初,在冷战的紧张时期,苏联担心美国及其盟友正在考虑发动核打击,于是开始寻找预警信号。克格勃列出的指标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献血、屠宰牲畜和艺术运动的大规模活动可能预示着一场攻击即将到来。 (资料照片) 今天,一种新的冷战使美国和中国对立起来。分析人士再次寻找潜在冲突的迹象。最可能的爆发点是台湾,如果中国计划入侵台湾,其军事准备将难以隐藏。但在军队开始集结之前,其他经济和金融性质的行动可能会表明中国的意图。 文章称,苏联把献血等普通活动误认为是战争的可能信号。在中国,要从噪音中找到信号就更难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来改善其武装力量。它定期储存食物。此外,它还加强了经济实力,以应对潜在的制裁。所有这些行动都加剧了人们对战争的恐惧——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迫在眉睫。因此,西方情报机构面临的挑战是,想象中国在准备发动实际攻击时,可能会偏离这一谨慎的底线。 重点关注的一个领域是大宗商品,即能源、食品和金属。在发动入侵之前,中国希望确保这两种武器的充足供应。其中许多商品来自国外,由国家购买,因此贸易数据是衡量政府意图的有用指标。值得关注的模式包括供应的大幅持续增长、进出口的突然变化、违背市场的购买以及与历史趋势不符的举动。没有任何一个数据点能表明战争即将来临。但是一个合理的早期预警系统可以通过汇集观察结果而形成。 能源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中国使用的石油有近四分之三是进口的。这种物质仅占中国能源使用量的20%,但它对任何战争努力都至关重要。军用车辆和运输物资的卡车都需要石油才能行驶。德克萨斯州莱斯大学的Gabriel Collins说,如果中国开始增加其储备(按照今天的消费率,中国目前的储备足以维持三个月),这将是中国准备开战的最好迹象之一。 检测与近期趋势偏离的增长将是棘手的。10年来,中国的石油进口量一直在上升。中国正在扩大其储存能力,建造地下储罐,这些储罐比露天储罐更安全,也更难被监视。但在战时,中国可能会限制其主要用于武装部队。这种定量配给的迹象将是一个更明显的指标,如果晚的话。 天然气在中国能源结构中所占的份额要小得多,但它仍可能为即将到来的冲突提供线索。如果中国担心被切断国外供应,它可能会燃烧更多的煤炭,而中国的煤炭储量丰富。它可能还会掀起一股收购狂潮。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俄罗斯主要的天然气公司限制了供应。据Collins和他的同事Steven Miles称,在攻击发生前的六个月,中国实体购买了全球91%以上的定期交易(通常为四年或更长时间)液化天然气。 企业签署的合同锁定了近期供应,打破了中国过去关注未来交付的做法。参与采购的20家国有企业中,有9家以前从未购买过天然气。中国可能只是决定在价格涨得更高之前囤货(就像他们做的那样)。但Collins和Miles表示,这些交易引发了人们对中国与俄罗斯串通一气的质疑。 中国的战争机器需要燃料,而必须采购粮食来维持其人民的生活。中国是世界上进口农产品最多的国家。由于对食品安全的痴迷,中国已经拥有了庞大的库存。2021年,一位官员表示,中国的小麦储备可以满足18个月的需求。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大大增加了小麦、玉米、大米和大豆的购买量(见下图)。 (图源:美国农业部、经济学人) 如果战争一触即发,中国会如何改变自己的行为?答案是,它可能会购买更多的食物。一种值得关注的产品是大豆。中国84%的库存来自进口。其中大部分被用来喂猪。(猪肉占中国所有肉类消费的60%。)中国目前有足够的豆子供猪吃不到两个月。美国陆军农业官员Gustavo Ferreira表示,购买量的迅速增加可能表明,中国正在为冲突做准备,尤其是如果这些购买量没有与牲畜产量的增加相匹配,或者与市场趋势背道而驰的话。 其中一些活动可能很难看到。例如,中国粮食储备的规模就备受争议。当涉及到金属时,挑战可能更大。铍和铌等元素被用来制造军用装备。铂和钯用于发动机。由于中国的消费模式尚不清楚,因此很难说中国拥有多少这些金属(其中大部分是进口的)。 与燃料和食品一样,不寻常的金属购买模式可能是一个信号。中国出口的变化将是一个更明显的指标。中国可能会更加不愿意放弃对许多技术至关重要的稀土金属。中国几乎垄断了其中的许多产品。7月,中国宣布对镓和锗这两种用于芯片的金属实行出口管制。不过,这是中国与美国科技战的一部分,并不是一场即将到来的热战的迹象。 中国从一些国家购买许多商品,这些国家可能不会介意中国入侵台湾,也不会遵守西方主导的禁运。他们可能想让中国在战争中尽可能地自给自足。 类似的想法也渗透到了中国对待金融体系的方式中。它引入了一种跨境支付机制,如果有必要,可以绕过西方金融机构——尽管目前大多数交易仍通过外国平台进行。中国及其国有企业越来越多地推动贸易伙伴以人民币签订合同,以减少中国对美元的依赖。如果中国在为战争做准备,它可能还会把外汇储备从美元和欧元转移到黄金等更难隔离的资产上。 金融市场对地缘政治危险的反应往往较晚。但如果投资者听到中国计划的风声,就会出现资本外逃。政府可能会收紧资本管制。政府实体还将把海外托管人持有的资产变现,并将收益汇回国内。他们可能会违背一些海外投资或延迟付款。在攻击发生前的几天,政府可能会冻结在中国的所有外国资金。 《经济学人》称,其中一些行动可能来得太晚,无法成为有用的战争信号。其他指标可能被证明是虚幻的。政府为封闭舱门所做的努力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更糟糕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问题所在。中国战略的一部分是让世界相信,中国即使不打算入侵台湾,也已经准备好并且愿意入侵台湾。但它的行为有可能证实西方分析人士最悲观的假设。 其最后总结道,上次冷战期间就是这样。1983年,北约举行了一次军事演习,最终以模拟核攻击告终。根据克格勃已经确定的那种指标,一些苏联官员担心那次演习可能是为了掩盖真正的行动。今天,随着中国大陆入侵台湾,西方分析人士必须小心,不要受到自己的确认偏见的影响。但是,如果经济和金融指标,连同卫星图像、信号情报和人力资源,能够帮助美国及其盟友预见战争的到来,或许他们就能阻止战争的发生。
欧盟准备加强与菲律宾的海上安全合作 https://t.co/aKttnW3Pi8 —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July 31, 202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一(7月31日)表示,欧盟准备加强与菲律宾在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并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 她是在马尼拉与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会面后发表上述评论的,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从安全、贸易到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 她在与小马科斯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准备通过共享信息、进行威胁评估和建设海岸警卫队的能力,加强与菲律宾在该地区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 菲律宾是美国和中国地缘政治竞争的一个支点,其海域包括南中国海的一部分,而中国也声称对南中国海绝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南中国海是一条战略性且资源丰富的航道。 冯德莱恩周一重申欧盟支持2016年国际仲裁裁决,该裁决使北京的广泛主张无效,并表示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为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基础。 但中国并不承认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已招致菲律宾数百次外交抗议。 冯德莱恩表示:“印太地区不受胁迫威胁是我们稳定、和平和人民繁荣的关键。”冯德莱恩是欧盟委员会主席近六年来首次访问马尼拉。 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重新启动自2017年以来陷入停滞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谈判最初于 2015年启动,旨在达成一项涵盖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协议。 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将支持菲律宾应对气候变化,这是小马科斯的首要任务,因为他致力于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菲律宾电力结构中的比例提高到35%。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每个她看见的大人都有乳房” 已经习惯很久的观影礼仪——保持沉默——在《芭比》开场不到20分钟就被彻底打破了。我先是干咧着嘴,有女孩笑出了声,很快大家都开始肆无忌惮地大笑了,甚至是鼓掌称快。我是个朋友公认的大嗓门,笑声也是。来之前看了不少破防微博,担心引起旁边的男性不满训斥,后来朋友告诉我马尾辫大哥也在笑,只是声音完全被我盖住。 这种大笑,和以前被开心麻花、超英电影逗笑是不一样的。它更多是一种女性的笑声,即使大家坐得并不临近,甚至不在一排,彼此完全不认识。但你知道,这就是一种不必对上眼神就足够心领神会的美妙的联结。 我在二线城市看了两场《芭比》,没有特别专场,没有镭射纪念票,粉色的观众也不超过十个。我翻箱倒柜,从家里找出唯一一件粉色衣服,是我妈十五年前买的粉色薄西装。 我从小就不喜欢粉色。像大多数人那样,我总觉得粉色太女孩,再长大些,我开始觉得粉色等于女性的屈服和被动,而芭比正是这种刻板印象的集中体现。 我从来不知道的是,芭比娃娃曾是唯一不是婴儿玩偶的女童玩具。她带给女孩的,不再是无可选择的妈妈身份,而是一个可以投射自我的女性个体。 芭比的原型是一家德国小报推出的Bild Lilli娃娃,一种带有情色属性的单身汉礼品。她12英寸高,画着大烟熏妆,眼神斜睨,身材凹凸有致。美泰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首任总裁露丝·汉德勒与家人去瑞士度假时发现了她。女儿芭芭拉当时已经15岁,但她还是非常想要一个。汉德勒为女儿和朋友玩的方式和她们在其中投射自己的方式着迷,她复制了Bild Lilli,用女儿的名字命名这个娃娃,并带着它参加了1959年的纽约玩具博览会。这一度被美泰其他所有管理层反对。《洛杉矶时报》为汉德勒撰写的讣告中写道,“当她把这个想法告诉美泰的男性高管时,他们嘲笑说没有一个母亲会给她的女儿买一个有胸部的成人娃娃。” 芭比的原型Bild Lilli娃娃 在BBC的纪录片《见证历史》系列中,比电影《芭比》中的形象更显得圆润的汉德勒带着标志性的珍珠项链,穿着干练的蓝色衬衫,说,“因为小女孩可以梦想长大成为大人,而每个她看见的大人都有乳房。” 于是,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女孩们被这个成熟的塑料女人迷住了。第一年就有35.1万个芭比售出,且需求只增不减,以至于美泰花了三年时间才达到供需平衡。在此后几代人中,芭比更是成为了某种美国美的象征,品牌知名度可以与米老鼠媲美。 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泰收到大量女孩来信,要求芭比和她永久男友肯结婚并生子。汉德勒拒绝了,她不想强化女孩们应该只渴望婚姻和成为母亲的想法。尽管芭比拥有无数件婚纱,但她从未走上红毯——事实上美泰曾在2004年宣布他们分手,并在2011年举行一系列大型追求活动后宣布他们复合。1964年,汉德勒没有让芭比生下婴儿,而是给了她一个小妹妹,叫斯基珀(Skipper)。 芭比的妹妹斯基珀(Skipper) 汉德勒在她的自传《梦想的娃娃》中写道,“我的梦想是通过这个娃娃,让小女孩成为任何她们想成为的人。” 在女性只有五种工作——护士、教师、秘书、文员、母亲和妻子——的年代,芭比成为了女孩想要成为的大人。 1963年,芭比成为了企业家,彼时只有37.7%的美国女性走入职场;1965年,芭比作为宇航员登上月球,此时加加林进入太空刚过去3年,距离阿姆斯特朗“大步小步”论还有4年;1973年,芭比当上了外科医生,当时仅有9%的医生是女性;1992年,当希拉里·克林顿还在做第一夫人的时候,芭比已经参选美国总统;1998年,芭比加入了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这个领域至今仍被男人垄断。 芭比的世界,正如电影中所描绘的一样,是惯常理解的父权规范被颠覆的地方,是以女性为中心,以她们的需求为中心,以她们的审美为中心的世界。正如罗比扮演的传统型芭比被问到,“这就是你们的芭比梦想豪宅?那肯住在哪里?”她顿了顿,“我也不知道。”在芭比乐园,芭比无所不能,他仅仅是肯。 美泰的翻盘 《芭比》的电影评级是PG-13,不建议13岁以下的儿童观看。无需怀疑,《芭比》就是一部拍给成人的,尤其是拍给千禧一代的粉红童话。 美国市场调查公司NPD在去年发布报告称,新冠疫情使人们困在家中无事可做,这成了玩具行业的大繁荣时期。2020年,全球玩具行业销售额一反前数十年的个位数年增长,达到了17%,2021年又增长了14%。这其中大部分的增长来自于“Kidults”市场,指包括成年人在内的,12岁以上的群体。 通常在十几岁的年龄段,孩子们会失去对玩具的兴趣,转而喜欢电视、社交媒体和电子游戏。但正如前阵子流行的那句话,“对小学生来说可能有些幼稚,但对大学生来说刚刚好。”售价3699元一套的6020片的乐高哈利·波特城堡,购买者基本都是成年人。我就是“冤大头”之一。美国玩具协会202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58%的家长为自己购买过玩具和游戏。 近年来,玩具公司一直试图发展成人市场。美泰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乐高过去几年的策略就是如此。2020年,争夺谁是最顶尖的乐高拼砌大师的真人秀《乐高大师》第一季播出,至今在不同地区已播出十数季。同年,孩之宝推出了拿铁和割草机气味的成人版彩泥“Play-Doh”;甚至连麦当劳都一反从前只有儿童餐才参与玩具联名的常态,推出包含玩具的成人快乐餐;谁又知道我为了举纸条跳奇怪舞蹈的可达鸭吃了多少肯德基儿童餐。 在这种趋势下,美泰在旗下的美国女孩商店推出了酒精饮料菜单,并在疫情期间建立了面向成人市场的分公司,与名人和时尚设计师联名打造限量玩具。 但这还远远不够。公共公司Weber的一项调查发现,51%受访的千禧一代表示,他们更可能购买与他们对特定问题想法相似的管理者所经营公司的产品。女性意识在觉醒,性别平权和性别包容的观念在发展。作为一个以女性为主要市场的玩具公司,美泰面临的挑战远比它的竞争对手严峻。无论美泰如何赋予芭比“女孩们想要成为的偶像”“成为自己的英雄”的旗帜,也无法否认芭比的形象本身就是一座对女性的身体牢笼。致力于饮食失调康复的网站Rehabs指出,芭比惊人的腰臀比放在现实中,只能容纳半个肝脏和几英寸的肠道,她纤细的脚踝几乎毫无支撑力,这意味着如果芭比是真人,她必须伏地用四肢走路。 芭比逐渐成为一个代名词,含义与其“女性不只能成为母亲”的女性独立初衷背道而驰。丹麦乐队Aqua的《芭比女孩》中唱到,“你可以梳我的头发,并随处脱掉我的衣服”;《律政俏佳人》中,金发粉装的女主被她法学院的同学嘲笑为“马里布芭比”。 女孩们似乎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拥有芭比,喜爱芭比,否定芭比,厌恶芭比。她们否定的,或者说羞耻的不是芭比本身,而是这个金发、白皙、蜂腰翘臀的塑料娃娃代表着的不切实际的身体焦虑、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对女性的物化和性化。人们想到芭比,第一念头就像女孩萨莎在电影中对罗比饰演的传统型芭比说的那样,“你的出现让女孩们憎恨自己的身体……让女权运动倒退了15年”。 2012年至2014年,芭比全球销量暴跌超过20%,到2015年销售额已跌至9亿美元,为25年来的最低水平。曾经霸权玩具市场的美泰先是被推出教女孩拼搭的“乐高friends”系列的乐高超越后,2014年,孩之宝又超过前两者,成为全球最大的玩具公司。随之而来的是,曾属于美泰的“迪士尼公主”IP授权在2016年合约到期后签给了孩之宝。这是一记重拳:仅在2015年(合约的最后一年),迪士尼公主系列为美泰带来了约5亿美元的销售额,占全年的9%。 在这样的情况下,2016年,美泰对芭比娃娃进行了自1959年首次亮相以来的最大改变,不仅是更多肤色和发型,还推出了三种新体型。从此,芭比不再必须是病态地纤细的,她可以高挑,可以娇小,可以丰腴。随后,美泰又推出了穿戴助听器、有假肢的,坐轮椅的芭比娃娃,“唐氏综合征”娃娃,以及可以切换性别的“性别包容”娃娃。 这个策略被证实是有效的。美泰芭比娃娃的销售额开始回升,并在2021年达到创纪录的17亿美元。但很快,随着新冠疫情告一段落,整个玩具行业开始出现小幅度下滑。 这个趋势显然被《芭比》的上映打破了。 真人芭比的电影企划最早始于2009年,中间历经多次编剧和导演变动,艾米·舒默和安妮·海瑟薇都曾签约出演后终止合约。直到2018年伊农·克雷兹上任美泰首席执行官,他立志于将美泰从一家玩具制造公司转变为一家管理特许经营权的知识产权公司。这是具有先见之明的,孩之宝和任天堂正是如此推出了《龙与地下城:侠盗荣耀》和《超级马里奥兄弟大电影》。芭比娃娃的版权在2018年被移交给华纳兄弟影业。第二年,玛格特·罗比签约出演芭比,曾以《伯德小姐》《小妇人》等作品三度入围提名奥斯卡的女性新锐导演格蕾塔·葛韦格宣布与丈夫一起担任导演和联合编剧。 这之后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电影《芭比》,不仅将芭比在人们心目保守的、媚男的形象转变为女权先锋,带领一阵“粉色骄傲”的浪潮,更成为了美泰一场里程碑式的胜利。 属于女性的肤浅快乐 作为芭比的“母亲”公司,美泰在电影中无处不在,但更多是“黑料”。罗比扮演的芭比第一次走进美泰顶层的会议室,环视圆桌一圈,没有一位女性高管——这与芭比创始人露丝·汉德勒的经历如出一辙,她曾是美泰唯一的女性高管(作为公司创始人之一的妻子),并一度被男性同僚逐出董事会。“隐秘而完好”地执行着父权制的全男董事会,听到“这会卖得很好”就立马通过上一秒被自己否定的普通芭比企划的首席执行官,会自称为“母亲”,努力让芭比乐园恢复原状来“保护女孩们的梦”。《芭比》中,无论是美泰高管们的幼稚、低能、唯利是图,还是真实被推出后又很快停产的“怀孕乐佩”、抬起左臂乳房就会充气的“丰胸芭比”,都饱含了对美泰公司的辛辣讽刺和自黑。 《时代周刊》报道到,美泰公司首席运营官兼总裁理查德·迪克森曾前往片场,与导演、编剧葛韦格和兼任制片人的罗比为某一个片段争论,他认为这不符合公司的品牌形象。但他最终被葛韦格和罗比说服,“我们将尊重你们品牌的遗产,但如果我们不承认某些事情——如果我们不说出来,其他人也会说出来,所以你也不妨参与到这场谈话中来。” 导演格蕾塔·葛韦格与演员幕后照 “我们必须对芭比娃娃进行反驳,而不是忽视(这些批评),而是赋予(这个塑料娃娃)真正的人的智力和情感力量。”罗比对《滚石》杂志说。 但这种讽刺也被批评太温和。就像在电影中扮演美泰首席执行官的威尔·法瑞尔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的,“这是一个麻木不仁但很奇怪的人,而且,不破坏任何东西。”…
友发文称,四川泸州皇华镇政府工作人员王某某与他人进行不雅聊天,并牵涉到很多不堪入目的话题。 该网友还称,王某某利用亲密关系,索要不正当钱财。 在该网友提供的录音中,女方要求男方在每个节日发钱,并称社会观念就是如此。女子表示,“以后每个节日你不给我发钱就分手。”男子则反问,“为什么过节永远只有男孩子给女孩子花钱?” 紧接着,女子说,“咋了,你觉得委屈啊?我亲戚朋友人家不仅给钱花,人家还给的很多的。”随后,男子称,“那她发给她男朋友吗?”女子答道,“没有啊,社会观念就是这样的啊。” 31日,皇华镇政府工作人员回应称,发现被举报后,当事人已报警,“是感情问题引起的”。 该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双方当事人正在派出所处理此事。
众所周知,加拿大实行全民公费医保。但是实际上,加拿大人看病就医并不是免费的,那么加拿大纳税人要为公费医保支付多少税款呢? 图源:Fraser Institute 菲沙学会(Fraser Institute)的一项最新报告显示,初步估计,2023年,加拿大六种常见家庭类型的公共医疗保险平均支付额从5,373加元到17,039加元不等,具体取决于家庭类型。 具体而言,有两个成人和两个孩子、收入为169,296元的普通加拿大家庭,将支付约16,950元的医疗保险费。 有两个成人和一个孩子、收入为167,831元的家庭,将支付约17,039元的医疗保险费。 一对没有子女的夫妇将支付16,162元的医疗保险费。 单身加拿大人将支付5,622元。 有一个孩子的单亲父母将支付6,294元。 据悉,这些数字只反映了公共医疗保健的成本,不是私人医疗保险。 报告称,加拿大人经常误解我们公共医疗保健系统的真实成本。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加拿大人在使用医疗保健方面不承担直接费用,以及加拿大人不了解其对公共医疗保险的缴款价值。 换言之,由于大多数加拿大人看不到医疗服务的账单,所以许多人并不知道通过雇主或税款支付的医疗保险的真实成本,也不知道这些成本在过去的25年里增加了多少。 研究显示,自1997年可获得数据的第一年以来,医疗保险的平均成本大幅上升,而且上升速度快于收入的增长。 该研究还将医疗保健费用与其他费用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1997年至2023年间,加拿大家庭平均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是服装费用增长的4.2倍,是食品费用增长速度的2.1倍,是住房费用增长速度的1.8倍,是平均收入增长速度的1.7倍。 2023年,收入最低的10%的加拿大家庭将平均支付约644元的公共医疗保险。平均收入为80,946元的10%的加拿大家庭将平均支付7,715元的公共医疗保险费用,加拿大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将支付44,314元。 图源:Fraser Institute 菲沙学会卫生政策研究主任、《公共医疗保险价格》的合著者Bacchus Barua说:“加拿大人通过各种税收为医疗保健支付了大量资金,只是我们不直接为医疗服务付费。” 他补充说,了解医疗保健成本及其随时间增长的情况,是“纳税人评估医疗保健系统的价值和表现,以及财务上是否可持续的重要第一步。” 由于加拿大人在急诊室和治医程序中面临更长的等待时间,各省都在苦苦挣扎。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提倡选择私人医疗机构进行某些手术,人们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 根据去年的一项民意调查,72%的加拿大人支持将私人诊所选择或在国外完成医疗程序纳入公共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