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丨杜巧梅 编 辑丨张明艳 图 源丨图虫 首席运营官 COO 古普塔辞职，联盟关系或再生变。 时隔四年，日产汽车再度迎来高层人事变动。 6 月 27 日，日产汽车在横滨召开了年度股东大会并选举了新一届董事会主席、副董事长以及执行委员会主席、成员和独立外部董事。 一天后的 6 月 28 日，日产汽车对外公布了新一届管理团队。 其中，日产汽车股东大会任命内田诚（Makoto Uchida）为代表执行官、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日产汽车高级副总裁兼 AMIEO 区（非洲、中东、印度、欧洲及大洋洲）管理委员会主席 Guillaume Cartier、日产汽车高级副总裁兼日产北美管理委员会主席 J é r é mie Papin 以及日产汽车高级副总裁兼日产中国管理委员会主席山崎庄平（Shohei Yamazaki）为执行委员会成员，直接向内田诚汇报，上述人事任命将于 2023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 对于此番人事任命，内田诚表示是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形势，构建更加扁平、更加灵活的管理层架构，以进一步提升区域和职能管理能力。…
Fourth of July firework safety tips: What to know https://t.co/Z4khbqRH7S — Fox News (@FoxNews) July 1, 2023 燃放烟花是七月四日的主要节目。 来自全国各地的家庭坐在毯子上、露天看台、甚至船上的舒适位置上，观看独立日烟花表演。 在节日燃放烟花的传统可以追溯到 1777 年，当时独立日的第一场烟花划破天空。 但如果烟花处理不当，美丽的景色也会带来危险，成为不幸。 当许多美国人期待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庆祝独立日时，烟花造成的伤害已经变得太常见了。 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 (CPSC) 主席 Alex Hoehn-Saric 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消费者必须了解使用烟花爆竹的风险，这样才能避免伤害和悲剧。欣赏烟花最安全的方式是观看专业烟花表演。”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CPSC) 报告中的新闻稿。 报告称，2022 年约有10,200人因烟花相关伤害前往急诊室，并有11人死亡。 2022 年所有与烟花相关的伤害中有 73% 发生在去年 7 月…
” 如果沙特坚持这个计划，可能在 5 到 6 年内，他们将成为世界第五或者第六大联赛。” 今年初，当 C 罗在加盟沙特超级联赛后，不少人将他的这番表达当成了笑话。这不难理解，尤其是对于见证过中超金元时代的球迷来说，大厦崩塌几乎就在一夜之间。 不过，沙特人不这样认为，如果说引进 C 罗还不足以让世界足坛为之震惊的话，那这个夏天，沙特无疑牢牢地占据了世界足球的中心，本泽马、坎特，库利巴利、门迪、菲尔米诺 …… 沙特人的挥金如土从未减缓。而那句出自 C 罗口中的计划，也不仅仅只关乎沙特超级联赛，沙特人的野心早已投向全世界。 不久前，沙特王储小萨勒曼宣布启动体育投资和私有化项目。作为项目的一部分，沙特政府宣布将利雅得新月、利雅得胜利、伊蒂哈德、以及阿赫利四家沙特足坛豪门的 75% 的所有权转让给该国公共投资基金 PIF，其余股份由新设立的各俱乐部非营利基金会持有。 PIF 是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估值超过 4000 亿美元，小萨勒曼担任基金主席。据媒体透露，PIF 已经承诺将和沙特职业联赛签订 20 亿美元的长期赞助协议。 在国内资本的助力下，沙特启用了计划经济方案，他们准备集中引进 20 名世界级球员，四大豪门每家 2 人，另外 12 人则分配给剩下的俱乐部，薪资总预算达到 10 亿美元。本泽马、坎特等人就是分配名单中的一份子。 沙特人雨露均分的做法显然是为了保证联赛的观赏度和竞争力，避免一家独大的局面。纵观全世界的职业体育，由政府出资统一引进球星，然后再分发给各俱乐部，绝对是前所未有，但沙特人就是义无反顾地做了。 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永远保持着质疑一切的西方之声，他们担心这会破坏了足球原有的生态，就像当初金元中超搅乱了欧洲转会市场一样。 BBC 招牌广播节目…
早些时间曾报道，此前备受差评的《魔戒：咕噜》开发商Daedalic Entertainment宣布将停止内部游戏开发，专注于未来的游戏发行工作。这也意味着团队将放弃《咕噜》以及另一款指环王游戏的制作。然而，同样被誉为年度最差游戏的《红霞岛》还在努力尝试完善游戏体验。 根据《红霞岛》开发商Arkane工作室发布的最新职位招聘信息显示，团队正在招募高级战斗设计师，旨在“创造深入的战斗体验”，并负责游戏的平衡调整工作，修复游戏错误并全面改进游戏质量。 此前，Xbox游戏工作室负责人Matt Booty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尽管《红霞岛》首发不理想，但Arkane工作室仍将努力为这款游戏提供支持进行更新。 本文由游民星空制作发布，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更多相关资讯请关注：红霞岛专区
上海洋山港货柜码头，遭爆料堆满了空货柜。 图 : 翻摄自中国海关（资料照） 为期 3 天的世界经济论坛（WEF）“新领军者年会”（又称夏季达沃斯论坛）27 日起在天津举行，中国总理李强于开幕式上强调要为各国投资者提供“互利共赢的合作机遇”，更称中国经济回升态势明显，全年有望实现 5% 左右的经济增幅目标。对此媒体人分析，出席本届盛会的国际政要、企业家数量大幅缩减，除显示《对外关系法》、《反间谍法》等的推动造成各国“不愿与狼共舞外”，包括青年失业率等的经济指标更突显李强愿景于现实的“平行时空”差距。 政治评论节目主持人分析，去年在前中国总理李克强任内，参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对话会的国家多达 50 个，并吸引近 400 为企业家共襄盛举。但今年仅有来自 20 多个国家的大约 120 位企业家参加，除了出席的政要规格是大幅“缩水”，甚至“连像样的欧洲或者中亚国家的高层都没有来”。 该节目称，中国遭国际孤立的现况，出自于北京当局通过了所谓的《对外关系法》，规定中共有权对外国的制裁等行为进行反制。外界认为，这个恶法推出，可能会加剧中美对抗，令在华外企的处境更加艰难。另外，《反间谍法》于今日上路，往后能任意扣上间谍的罪名，想抓谁就抓谁，外企出于人身安全因而降低投资兴趣。 世界几间主要银行包括摩根大通（JPM.US）、美银、瑞银等，都纷纷降低中国2023年的国内生产毛额（GDP）的增长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所教授刘晓光也点出，中国经济的5个痛点，集中在“5 个 20%”。其中包括，“青年失业率超过20%”、“工业企业利润年减超过20%”、“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下降20%”、“房地产新开工面积下降20%”，及“消费者信心指数缺口高达20%”。 节目称这还是官方修饰、美化过的数字，实际情况可能更糟。“躺平”、“走线”、“润”在中国都是热门词汇，很大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生活艰难困苦“看来李强在达沃斯所说的，和实际情况完全是不同的平行世界。” 今年 4 月的调查显示，中国青年失业率高升，16 至 24 岁失业率为 20.4%。 图 : 翻摄自微博 据德国之声报道，在李强发表演说的同一天，欧洲三大经济体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部长在柏林一致表示，三国同意更加紧密合作，确保欧盟的原物料供应，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以应对中美之间的竞争。 专栏作家王赫此前分析，俄乌战争的当前，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就决定了欧盟对中国的态度。“中共想拉拢欧洲，但又不在俄乌战争、台海问题这些基本立场上做出重大让步，就只能使得中欧之间越来越敌对。” 而李强近期虽积极赴欧洲进行外交突围，但抢救经济的任务失败。“其实这次外访，是李强担任总理以来的第一场外交秀，也被认为是他的期初考，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考试不及格。” 针对避险基金经理、亿万富翁投资者德鲁肯米勒（Stanley Freeman…
德企高管伍德克前前后后在中国生活了约30年，曾亲手参与组建驻华德国商会以及欧盟商会。不久前，他刚刚卸任欧盟商会主席一职。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伍德克表示，中国已经不再是邓小平时代的开放国度了。 https://t.co/h1oNoWZas3 — DW 中文- 德国之声 (@dw_chinese) July 2, 2023 德企高管伍德克前前后后在中国生活了约30年，曾亲手参与组建驻华德国商会以及欧盟商会。不久前，他刚刚卸任欧盟商会主席一职。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伍德克表示，中国已经不再是邓小平时代的开放国度了。 德国之声：伍德克先生，你在中国生活了30年，大部分时间都担任机构的领导职务。回顾往昔，这是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中国的发展故事已经结束了吗？它又将如何发展？ 伍德克：1982年我第一次到中国，有幸亲历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经济复兴。200年前，中国曾占据了全球经济总产值的30%，如今又复苏到了接近20%。我个人的经历则是：见证了一个全体人民都传蓝绿色服装的国家发展成了高科技大国。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预测它还会继续这样发展？我不这样认为。但这依然是一段让人难以置信的发展历史。 德国之声：您亲历了这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转型，而且是作为欧洲经济伙伴。如今在习近平的统治下，中国和当初又有哪些不同？ 伍德克：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那段市场开放的时期和时任总理朱镕基是分不开的。和二十多年前相比，人们就会发现当今中国和世界更加疏离了。当初的中国试图融入全球化进程。现在的中国更富裕、更强大，在汽车等领域已经成为了技术领跑者。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中国政治强调封闭远远多于开放。这是由习近平指示的疏离。一方面，中国想要更加独立于世界，另一方面却想让世界更依赖于中国。这一切当然与全球化格格不入。 德国之声：在中国的贸易与产业政策中，欧洲以及西方伙伴有着怎样的角色？ 伍德克：中国肯定会继续维护好与能带来技术和就业岗位的大企业的关系。在汽车、化工、机械制造领域都是如此。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们并没有用足手里的选项。2022年，27个欧盟成员国的企业对华出口额只比对瑞士出口额多23%。中国向欧洲出口了640万个集装箱的货物，但是反过来只有160万个。这意味着，中国依赖欧洲销售市场更甚于欧洲依赖中国市场。中国的市场足够大，但是诸多准入限制让欧洲企业很为难。 德国之声：您曾经表示，试图找出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您觉得现在接近目标了吗？ 伍德克：我觉得二十年前我曾经接近解开中国之谜。可是如今，中国社会再度意识形态化，西方国家对华风向也出现了逆变，这让人难以再不带偏见地做出判断。在我看来，我们正在渐行渐远。这当然和大环境有关，美中两国完全缺乏互信。习近平的政治也更加地威权，他不仅仅在强化共产主义，而且还要重新把共产主义作为根基。中国已经不再是邓小平时代的那个中国了。当年的中国更加地以经济为导向，更加地开放。中国事实上已经在某些方面背离了西方，更多地关注自身。 德国之声：多年来您在中国经营企业，您当初经历的中国决策者和如今有哪些不同？如今中国面对西方时的不信任情绪上升了吗？或者说，这是中国政治经济崛起带来的更强自信？ 伍德克：改革开创者年代的领导人，也就是朱镕基总理、江泽民主席等人，当然和如今的领导有很大不同。江泽民有过在国外生活的经历，这就是很大的不同。他能说几门外语，这也和如今的国家主席不同。现在的领导层事实上就是围绕一人量身定制的，过去可不是这样。当年是集体领导制，政治局共同推行政策。所以，现在非常难以看透习近平脑中究竟在想什么、究竟想如何对待欧洲。当然如今依然有一些重要岗位由非常优秀的人才占据，比如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就非常地包容。但与此同时，北京却有一个难以听见外界声音的回音室，导致中国顶层领导人很难了解到欧洲利益关切。 德国之声：中国依然在某些科技领域落后，比如高端芯片。美国出台了大量的限制措施，试图阻止中国获得这些科技产品。您认为西方与中国的紧密合作还能维持多久？是不是说，只要中国还需要我们，合作就能维持？还是说，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所以还能维持几十年？ 伍德克：我们无法看透习近平的头脑。但是我知道，习近平周边的人对依赖西方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敏感。这种依赖性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消除，尤其是半导体、芯片制造设备领域，中国依赖于韩国、日本、美国甚至台湾。显然，中国没法自我封闭起来。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许多领域的强烈民族化浪潮：”我们不再需要外国人，所以我们也不再让他们进入市场。” 在汽车领域，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继续开放的意愿有多少。迄今为止，他们在这个方面相对开放，当然也是有一些限制措施的。不管怎样，我们在这个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现在他们开始走自己的道路了，比如在新的电动汽车领域，中国人现在是电池技术的世界冠军。我们欧洲企业还能保持竞争力多久，尚待观察。 尽管如此，我认为老龄化的中国经济还面临着另外的麻烦：房地产业危机、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中小银行危机四伏。这可能让中国试图回到早年的开放政策，让经济重新高于意识形态。 德国之声：回顾您断断续续在中国生活的三十年，您非常热爱、亲近中国，热爱其文化、人民、性格。当您在与中国决策者对话并发表批评意见时，这种热爱会为您加分吗？ 伍德克：我相信决策者肯定对我的一些言论感到不悦。尽管如此，我的言论大多是非常基于事实的，他们也非常清楚我的论点没有什么可动摇之处。但是，这里的人对待批评的态度有些不同，每一个小小的批评都会被解读为麻烦。不过我也不得不说：中国领导人已经忍受了我十年，而且我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为他们开启内部政策讨论做出了贡献。比如去年我就公开反对其新冠防疫政策。我一直受到公正的对待，但也必须遗憾地承认，我对中国政治的批评，许多都没造成什么改变。 德国之声：您现在卸任了驻华欧盟商会主席一职，但是您也说继续从事和中国相关的事情。能透露具体形式吗？ 伍德克：我现在要退休了，但是65岁也意味着新的开端。我肯定要搬家去美国，并且尝试在某些智库里做出一些改变。我肯定也会尝试将我对中国的认知尽可能地传递给学生们。但愿新生活能让我们喜欢。我有3个儿子，分别是12岁、13岁、15岁。我想让他们继续在英美教育体系内上学。所以华盛顿就是理想的定居点。那里有许多中国问题专家，鉴于当前的中美关系，那里肯定有适合我的广阔空间。 德国之声：您为什么不回到德国，而是要去美国？您如何看待德国的未来？ 伍德克：我在德国西南部的辛斯海姆(Sinsheim)有一栋住房，我的根在那里，我支持的足球队也在那里，当然是霍芬海姆队！但是我真的很想尝试一些全新的东西，而且我从来没有在美国生活过。我很了解美国，我的孩子们在中国也是上的美国学校，所以能无缝衔接。然而，德国永远是我家乡，尽管我在中国会非常紧张地看待德国。 作为德国人，我非常担心德国面临的去工业化风险。在某些领域我们已经能看到这个现象。必须说，我们可以向美国学习一些东西。比如他们的开放，他们在出台《通胀削减法案》时的坚决。他们一下子拿出了那么多的钱，切实推进了能源革命。 德国之声：另一方面，最迟从川普执政时期开始，美国人非常强硬地和中国打交道。可以说美国打碎了很多瓷器，许多互信都消失了。这一切都不断被北京的叙事所利用，他们借此谈起了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羞辱以及”不平等条约”。在您看来，美国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还是应该稍微降低点声调？ 伍德克：我认为川普的政策就是一场灾难。那时的美国像西部牛仔那样寻找对手，然后自以为能取得胜利。但最终我们大家都是输家。在我看来，欧洲将中国同时视作伙伴、竞争者、对手，这个政策要好得多。我相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的”去风险”概念是恰当的。与此同时，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美国地一切正在向对华脱钩迈进，尤其是在国会。就在不久前，我去了趟白宫，能看到美国还是有一些冷静睿智的头脑的，他们正在试图缓和冲突。因为他们明白美中争斗就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 德国之声：您在和北京决策者对话时，是否也会涉及台湾问题？还是说这个可能导致冲突激化的议题被排除在对话之外？ 伍德克：这个话题从来不会被排除在外。我总是相对直接了当地提及，并且知道对方也愿意倾听。我没有因为台湾问题听过教训。我认为，我们应该轻悄悄地谈这个话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及其军队无法夺取台湾，在这个问题上我与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持相同看法。我们两人都相信台海没有危险，因为武力攻台就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90%的尖端半导体产自台湾，武力供台会导致生产停滞，北京也很清楚这一点。 德国之声：在您卸任商会主席后，您想把什么东西留存给这个世界？ 伍德克：我卸任职务，但是在2024年8月前都会生活在中国。我给自己留一年的时间，为跨越太平洋做好准备。至于我想留下什么遗产：希望大家能认可我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更多透明度。在我建立并领导商会期间，有许多文件发表。我希望我们能获得中国政府的认可，希望我的继任者能利用好驻华欧盟商会，让布鲁塞尔和柏林的决策者继续倾听我们的声音。
联合国大会周五举行的特别会议以压倒性多数的票数，支持美国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中国等对此投出反对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表示，美国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在拱手让中国制定人工智能规则。 尽管遭到俄罗斯、中国等国的反对，美国周五（6月30日）仍然重新加入了在特朗普政府期间退出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大会周五举行的特别会议以压倒性多数的票数支持美国的重返。其中132票赞成，10票反对，15票弃权。 美国驻法国大使丹尼鲍尔（Denise Bauer）告诉法新社：“重新加入成为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多边组织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是如此重要。”她补充说：“我们非常感谢主要成员国所表现出的领导力。” 反对声音包括伊朗、叙利亚、中国、朝鲜和俄罗斯，这些国家的代表似乎试图通过几个关于程序和修正的声明来延迟投票。 美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一直是该机构预算的主要捐助国，直到 2011 年该机构接纳巴勒斯坦为其成员国。这引发了美国法律规定的捐款终止，导致6年后正式宣布退出。 布林肯：不能拱手让中国制定人工智能规则 自 2017 年起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法国前文化部长阿祖莱（Audrey Azoulay）将让美国重返视为其任期内的首要任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Audrey Azoulay)：“对于教科文组织和多边主义来说，这是一个很棒的日子” 阿祖莱周五表示：“对于教科文组织和多边主义来说，这是一个很棒的日子。”她说：“由于过去这些年的努力恢复，随着美国的回归，我们的组织再次走向普世主义。” 一些成员国也对这一结果表示满意。在 2011 年暂停捐款之前，美国提供了教科文组织年预算的约 22%，即 7500 万美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份表示，美国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在拱手让中国制定人工智能规则。 布林肯在提交预算时对参议院委员会表示：“我非常相信我们应该重返教科文组织，这不是作为给教科文组织的礼物，而是因为教科文组织正在发生的事情确实很重要。” 他说：“他们正在制定人工智能的规则、规范和标准。我们希望参与其中。” 美国不是第一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84 年，美国在里根总统的领导下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在近 20 年后于 2003 年 10 月重新加入该组织。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朝鲜外交官告诉法新社：“美国已经退出两次。我们不知道还要欢迎他们回来多少次。” 从2011年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2018年美国正式退出，这期间美国共拖欠该机构会费约6.19亿美元，超过了该机构预估的 5.34 亿美元的年度预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华盛顿将在未来几年内向该机构付清债务。…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公众号枢密院十号文章：形势相当严峻。 这个夏天，美国、日本和荷兰要连环出击，进一步限制对中国芯片厂商出口芯片制造设备，号称要“防止中国利用他们的技术增强解放军军力”。 最新动作来自西欧的荷兰。 荷兰政府星期五宣布，对部分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新的出口管制措施。荷兰贸易部长施莱纳马赫发表声明说，这些设备可能用于生产军事器材，“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我们决定采取这项措施。” 新措施定9月1日生效，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公司必须获得许可证，才能把有关设备卖到海外。新宣布附带一份技术文件，详细说明哪些设备需要许可证。 施莱纳马赫说，只有极少数公司与设备款型受新条例影响，他估计一年的出口许可证申请只有约20个，对受影响公司的冲击也很有限。 他还说，这些管制措施是“国家中立的”。也就是说，荷兰自己声称所有举措并没有针对特定国家。 但大家都知道这种说法的虚伪。英国《金融时报》就说，实际上，出口商预计中国公司将是少数被拒绝许可的公司之一。 《金融时报》还说，美国、日本和荷兰希望形成统一战线，以剥夺中国生产最先进芯片的能力。此举是在美国施加巨大压力之后采取的，将主要影响制造世界上最先进半导体制造工具的ASML。 这些控制措施类似于日本最近实施的控制措施，其中包括能够生产45纳米及以下芯片的机器。 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巨头阿斯麦（ASML）当天表示，预计它的第二先进等级的深紫外线光刻设备（DUV）也需要出口许可证。这些设备用于制造电脑芯片。 据报道，ASML的四个浸没式光刻系统中的三个将受到新规则的限制，使中国芯片制造商无法以商业规模制造小于28纳米的芯片。 连不是最先进的设备都开始管了，这说明对中国的打压正在升级。 在这之前，荷兰已限制阿斯麦对华出口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EUV）。 《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国公司从ASML订购的几十台机器原计划在未来几年交付，现在已经不太可能交付。 自2019年以来，ASML最现代化的机器已被禁止进入中国。2022年，中国约占ASML销售额的15%。 另据路透社报道，美国预计也要在7月底公布新条例，要求美企向六家华企出口芯片制造设备时必须申请许可证，包括中国最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运营的一家晶圆厂。 美国去年10月出台措施，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美企对华出口芯片制造设备，也禁止美国公民为中国芯片厂商工作。在推出限制措施后，美国也游说其他芯片设施生产国也采取类似限制。 美日荷是制造先进半导体所需的机械和专业知识的主要来源。美国的泛林集团、应用材料公司及科磊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的主要芯片设备生产商。日本大型光学仪器制造商尼康和半导体制造设备巨头东京电子也是关键供应商。日本已通过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限制条规，这些规则将在7月23日生效。 在美国日本荷兰连环出手之际， 世界芯片2纳米之战已经开启。 据报道，韩国三星电子最近公布了2纳米半导体量产和应用时间表，预计于2025年量产，之后在2026年将2纳米半导体应用于高性能计算产品上，并于2027年扩展到汽车领域。 对于2纳米芯片，台积电方面称，台积电旗下2纳米技术进度比预期好，能实现2024年试产、2025年量产的目标。 另外，美国的英特尔公司，以及日本芯片企业Rapidus也都瞄准了2纳米技术。 韩国《东亚日报》报道称，2纳米时代即将到来，国家和企业间之所以展开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这些巨头们争夺2纳米芯片制高点时，美国却联合盟友想剥夺中国制造几十纳米芯片的能力。中国芯片产业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 2022年11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G20领导人峰会上，呼吁各国应求同存异，坚持发展优先 “随着美国收紧对华芯片限制，一些中国芯片制造专家近日在一次会议上宣布‘全球化已死’”，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 清华大学教授魏少军表示，中国是半导体行业“去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当全球化被摧毁时，行业模式有很大的缺点，因为中国无法实现全球资源配置。 报道同时说，还有一些人希望中国能够找到一条不同的方法来嵌入跨境供应链， “传统的产业合作模式正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但中国可以专注于芯片材料和组件，以及发展制造先进芯片的能力。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图：翻摄自中国政府网（资料照）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28 日签署由第 14 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并于 7 月 1 日起实施。对此，专家分析中国此举是为了将当局的外交政策法制化，而由党领导对外事务的闻所未闻。 值得注意，对外关系法强调“反制”，第 33 条 第 1 款规定，对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当局有权采取反制措施，并授权国务院制定相关法规。 据报道，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政锋于表示，中国不甘对西方国家祭出的制裁措施低头，因此提出所谓的“大国外交”，对外抱持较为强硬的态度。而为了取得法源基础，使政策更具正当性，中国颁布对外关系法。 前北京律师、国际法专家赖建平分析，中国的立法目的在于，将多年来，尤其习近平的外交原则、措施，进行法律化、规范化与统一化的处理。赖建平表示，“现在通过立法，借由了一个规范性的依据，给对抗整个世界提供了一个法律工具。” 中国问题专家王赫认为，对外关系法中的反制措施本身是一种“胁迫”，且不同于民主国家的对外关系法，“中共的对外关系法空洞无物。它是中共搞所谓的对外斗争的一个法律外衣。它对国际法的事件，没有实质的意义。”王赫评估，对外关系法实施后，中国的中央外事委员会掌握的权力更大、支配的资源更多，其实也反映习近平要集大权于一身。 图：翻摄自日本政府官网 G7 领袖峰会在广岛举行。在联合公报中提及，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于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繁荣是不可或缺的、强烈反对任何借由武力或威吓片面改变现状的尝试。
TCL中环宁夏产业园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视觉中国供图 银川市第四光伏电站光伏发电板方阵。 袁宏彦摄 中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组件生产国和光伏发电应用国。光伏板使用年限在25年左右，从2025年开始将有大批量的光伏组件“退役”，如何不让“退役”组件回收成为阻碍光伏产业绿色发展的“拦路虎”，是摆在全行业面前的一道必答题。在江西、河北、河南、江苏、宁夏等地，已有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行动起来，抢滩布局这一新兴市场。 宁夏大学材料与新能源学院研一学生马润第一次目睹“大龄”光伏板的现况，深感震撼。 “李进老师带我们考察了不少光伏电站，光伏板经过多年风吹日晒，表面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热斑、蜗牛纹等现象。”6月23日，马润和科技日报记者聊起考察的情况时说，“如果热斑过多，能量向外散发时会把板子击穿。” 经过20多年发展，中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组件生产国和光伏发电应用国。然而，当我们尽情享用太阳能这一清洁能源时，是否想过光伏板的寿命只有25年左右？ 随着光伏市场不断扩大，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预测，待到第一批光伏板“寿终正寝”时，中国从2025年开始光伏组件将大批量“退役”。 然而，现实是，废弃光伏组件的回收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开展该业务的企业寥寥。 该何去何从，这是个问题。 “这项工作再不能耽搁了” 在无垠的沙漠，或在浩渺的湖面，或在连绵的山峦，从高空俯瞰，一块块光伏板横竖排布形成方阵，如同一片蓝色海洋，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蔚为壮观。 四月的西北，乍暖还寒。谷雨前夕，宁夏大学博士生导师、材料与新能源学院教授李进带着一支由十二三名学生组成的研究团队，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内建成15年左右的光伏电站进行了考察。 作为宁夏光伏材料重点实验室首任主任，李进近年来一直从事太阳能电池晶硅材料研究，积极推动宁夏新能源、新能源材料及低碳能源技术等方面政策的实施。 研究团队带着太阳能光伏组件功率IV曲线测试仪、红外光谱仪、热成像仪、光泽度仪、分光光度计等设备，足迹由北到南，打算出一份高质量调研报告。 “这项工作再不能耽搁了。”李进神情严肃地说。 2030年，全球报废光伏组件预计约为800万吨，2050年将达8000万吨。其中，中国2030年需要回收的光伏组件达150万吨，2050年约为2000万吨。 李进告诉记者，光伏组件是光伏发电系统的核心，主要由玻璃、背板、电池、铝边框、铜焊带和接线盒等组成。各组成部分的多数材质如玻璃、铜、铝、硅、银、镓、铟等可以回收利用，像含氟背板等却存在回收难、污染环境的隐患。 废弃的光伏电站可能造成土地浪费，并对周围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而随着分布式光伏在国内扩展应用，可能导致部分光伏组件产品使用年限不到25年。即便是大型光伏电站，频繁更换未到25年寿命的光伏组件，也将产生大批废弃物。 据测算，中国光伏废弃物至2027年预计将达到35万—155万吨，至2050年达到3350万吨。它们将分布在7500万亩的土地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矿山”。以往通过掩埋、焚烧等方式处理废弃组件，自然降解耗时长，对环境危害大。 宁夏作为中国第一批大规模实施光伏电站的省区，如何妥善处理退役后的光伏组件，已经迫在眉睫。 这个地处西北内陆的省份，拥有丰富的风光资源。大部分地区年太阳总辐射高于5800兆焦/平方米，年平均日照时数在2256.6—3073.7小时，日照百分率在52%—70%。 2022年12月31日，随着国能宁东第三十四光伏电站成功并网，宁夏电网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3000万千瓦，达到3040万千瓦，装机占比突破50%，新能源已超越煤电成为宁夏电网第一大电源。宁夏电网也成为继青海、河北、甘肃电网后，全国第四个新能源装机占比突破50%的省级电网。 起步于2002年的宁夏光伏产业，按照光伏组件的使用寿命25年来估算，光伏废弃物预计2027年达到第一波报废高峰。 考察时，马润和团队成员先用热成像系统对光伏板进行检测，看是否有斑点聚焦，随后测背板材料到底是聚氟乙烯还是聚氯乙烯，测其功率较出厂时是否衰减严重，还测了光伏板的颜色变化以及分散度。 团队发现，这些光伏板最突出的问题是蜗牛纹，在每个电站的四角位置和每块光伏板的中间位置，最为明显。 “蜗牛纹在电池和组件的生产及应用过程中产生的机理，现在不是特别清楚。”马润告诉记者，“但如果它布满整个屏幕，我们检测出光伏板的性能不是很好，那么这块板子必须要换。” 为何鲜有企业抢占这片“蓝海” 光伏组件退役潮终将来临，已成为行业共识。但在当前，国内企业对退役光伏组件拆解、回收利用的热情并不高。 5月中旬，某光伏头部企业在社交平台表示，公司在美国合资建设5GW组件工厂，预计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投产。而对于光伏组件回收业务，该公司一位业务主管向记者透露，“公司提了很久，但到现在都没有开展此业务”。据他了解，国内其他几家知名光伏企业，也都未开展这项业务。 在李进看来，这背后其实是有利可图的。 以200万千瓦规模的基站为例，约有500万块、10万吨重的光伏组件，目前收购一块报废组件成本约30元。若将光伏组件有效拆解，分离得到玻璃、铝、高分子背板、硅以及银、铟、镓等稀有金属原材料，仅按原材料价格出售就能卖200元以上。 “由此可知，回收这批光伏组件的市场价值约有10亿元，而且这些原材料经过二次加工，还能形成更有价值的产品。”李进指出。 为什么鲜有企业抢占这片“蓝海”？ “在技术上，他们还没有非常好的储备。”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凝固科学与技术分会理事、宁夏大学材料与新能源学院院长夏明许一语中的。 早在五六年前，夏明许就开始关注首批光伏组件即将“退役”这一问题。 他认为，国内虽然有部分企业在从事光伏组件回收工作，但延续的多为家电领域处理方式，仅仅集中运回、简单破解拆分，把废料作为建筑材料和填充材料来用。而且由于破解装置较大，工作时噪声也大、粉尘污染比较严重。 在夏明许看来，这是回收领域的低值利用，“作为初级材料使用，方法比较原始落后”。 光伏组件拆解难度大，正是企业驻足观望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