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餐厅经理本以为自己中了100元的彩票，当他发现自己赢得了一个更大的奖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 37岁的Aies Siddique是安省万锦市的居民，他自称是一位长期的彩票玩家。他最常玩的是”Lotto 6/49″和”Lotto Max”，并总是在购买彩票时添加Encore选项。 图源：DailyHive 有一天，他在使用OLG应用程序扫描一张彩票时，发现自己中了100元。 但他仔细一看，意识到自己弄错了：在2023年6月30日的Lotto Max开奖中，他中了7个Encore号码中的6个，赢得了价值10万元的奖金。 图源：OLG 他回忆说：”后来我看到还有几个零，才意识到我中了10万元！谁能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呢？” 他决定买束花送给妻子，然后再与她分享这个喜讯。 他说：”我给她看了彩票，她才相信我。” 在OLG兑奖中心领取支票时，他表示他要花一些时间考虑如何处理这笔10万元的奖金。 他说：”这是一笔很大的奖金，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我期待着计划如何更好地享受这笔奖金。这感觉太棒了！我太激动了，仍然不敢相信自己中奖了！” 这张中奖彩票是在Stouffville的Norman Jones Place广场的Ultramar购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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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正考虑退出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之际，防长克罗塞托批评了2019年加入该倡议的决定。此前该国总理梅洛尼曾称，即使退出，仍有可能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 据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周日（7月30日）刊载的访谈，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Guido Crosetto）形容该国4年前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草率、糟糕透顶”的决定。 克罗塞托表示，“一带一路”让中国对意大利的出口倍增，对意大利却没有带来同样的好处。据意大利贸易机构统计，中国对意大利的出口自2019年至2022年增加了51%；美国网媒Politico指出，同一时期中国对意大利的进口仅上升26%。 克罗塞托称：“如今的问题是，要如何在不损害（跟北京的）关系的情况下退出（一带一路），因为实际上中国是竞争对手，同时也是合作伙伴。” 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意大利是否退出“一带一路”引发各界关注。《金融时报》5月报道， 意大利前驻北约大使斯特凡尼尼（Stefano Stefanini）曾表示：“政治就是要做选择……她（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不能同时拥有中国和美国。” 意大利前总理孔蒂（Giuseppe Conte）执政期间，在2019年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是七国集团（G7）之中唯一这么做的国家，遭到美国与欧盟反弹。现任总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政府正在考虑退出；上周，梅洛尼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拜登时称，已与拜登讨论过此事，而美国无意干涉意大利的决定。 意大利与中国的协议将于2024年3月到期，若未提前3个月提出异议，将自动续签5年。美国福斯新闻（Fox News）30日播放梅洛尼的访问，她重申将于今年12月之前做出决定。她还补充道，即使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仍有可能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梅洛尼这次访美时，曾透露未来将造访北京。 此前，梅洛尼（Giorgia Meloni）曾多次表示，虽然意大利加入了“一带一路”，却不是G7内与中国贸易额最大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2022年数据，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欲借由基础建设连接中国与亚洲、欧洲和其他地区，重建古老“丝路”，但批评者认为这是中国扩大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工具。2022年8月梅洛尼竞选期间曾接受路透社访问，当时她表示：“我没有政治意图去支持中国往意大利或欧洲扩张。” 今年7月2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意大利有意退出“一带一路”一事时，她回应道：“共建‘一带一路’为中国和意大利两国务实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催生了一系列互利共赢的成果。进一步挖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潜力符合双方利益。”

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胜前福德。” 枕边的手机里传来《金刚经》里一段晦涩难懂的录音，李志虽不求甚解，但伴着平缓无起伏的声调，几十分钟后，总能让他缓缓进入梦乡。 这是他每天应对现实苦楚的“有效方法”。自从2021年夏天恒大暴雷后，与恒大合作的1000多万款项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打了水漂，他的人生就此被劈成两段：之前是令人艳羡的富足生活，之后是令人不堪的晚年凄楚——50多岁的年纪，失眠、脱发、开车时突发性眩晕、体重暴减30斤，不仅要透支多张信用卡，维持日常生活的开支，还要自我怀疑：是不是前世的冤孽，造成了今世的“惩罚”？ 经过长达500多个“扯皮而无果”的日夜和“佛经”的催眠，如今的李志不再对1000多万欠款的追回抱有任何期待，他成了“无奈的躺平族”，把未来交给“玄学”。因为他明白，他的1000多万，在恒大自曝的2.4万亿债务里不过是沧海一粟，哪怕是历经多轮诉讼，最后的结局也是无财产可执行。 据恒大最新财报显示，截至2022年12月31日，恒大“标的金额在3000万以上未决诉讼案件”数量多达1519件，标的总额累计3954亿元。 李志是被恒大“拖垮”的无数供应商的一个缩影，也是“躺平族”里微不足道的一员。他们全然不知自己和恒大的官司究竟排在进度条的什么位置，无奈之下的“躺平”，或许是他们与自己的一场和解。 恒大的“无赖”战术：判决下来不付款，“以房抵债”还要多花700万？ “躺平”前，李志经过了漫长的“诉讼”拉锯。 1995年，25岁的他从老家哈尔滨来到深圳，开创了自己的礼品公司，通过和绿地集团、中建集团等众多地产企业合作，成为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在中国房地产一路走高时，他的业务也水涨船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背靠恒大，让他对未来满怀信心。直到2021年的7月中旬，李志认识的恒大员工纷纷辞职，他才明白自己踩到大雷了。这时，他与恒大的合作项目金额已高达1000多万。 而外面传出的恒大债务规模越来越大，李志心急如焚。“有人说1.9万亿，这数字太令人震惊了。”大家都想赶快挽回损失，不停造访恒大各地的办公室。李志还加入了十多个维权群，向法院递过去63份起诉书。但还是已经晚了，清一色的“胜诉”之下，恒大根本没有可执行的财产。 2022年5月，李志看到了转机。李志发现，他曾经服务的恒大鸿钏地产开发的楼盘，被光大信托接盘，他明白恒大目前的情况很难讨回巨额钱款，但这100多万的货款如果可以追回就能够使公司运转起来。 两年前，李志所属公司与恒大珠三角公司签署了2020-2021年度的营销类定制礼品购销合同，为其下属地产公司鸿钏地产供货，6笔订单共产生了约110万货款。2021年4月，李志公司就将货全部交给了鸿钏公司，但却迟迟未收到相关货款。 希望的火苗在李志心中重新燃起，他找到鸿钏公司索回欠款，对方却提出“打九折”的无理要求。抱着能挽回一点是一点的想法，李志无奈之下同意了对方的要求。但事与愿违，鸿钏一再拖延付款，李志最终于2022年9月选择起诉。 2023年4月，一审判决出炉，李志胜诉了。讽刺的是，对方却想方设法 “拖延”。 请不起律师，他只好自己跑过去协商付款时间。“他们却说有异议，还要准备上诉”，李志无奈表示，“事实已经很明确了，有什么上诉的理由？法院重新二审的话，又可能三四个月，这不是对小微企业的霸凌吗？” 尽管心有不甘，但上诉是他们的权利，李志也无法干涉。2023年6月，终审判决出来，意料之中维持原判，但鸿钏公司又有新说辞。 图源：受访者李志 李志去信访办、住建局投诉，相关人员质问鸿钏公司，“终审判决下来为什么不给人家付款？”但他们只说领导不同意付，但又并未说明是具体哪个领导。如此操作，申请强制执行是李志唯一的选择，只是不知道他的公司还能坚持多久。 此前，为了维持对恒大的追讨权利，李志起诉恒大的60多起案件已花费近20万诉讼费，鸿钏的案子就像无底洞射出的一道光，如今这道光也逐渐熄灭。 事实上，为解决与供应商之间的债务纠纷，恒大曾提出过解决方案。不过，这方案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敛财”。 凤凰网《风暴眼》了解到，2022年12月，张弛等23名云南供应商代表与恒大及有关部门一起，召开了一场关于“以房抵债”的沟通会。 会上，恒大提出，可以将当地部分楼盘项目用于充抵供应商欠款。具体方案则是：房屋总价的30%用于等额抵消债务，剩余70%则需要供应商以现金形式支付。 图源：受访者张弛 以300万的供应商欠款为例，若拿一套总价为100万的房子用于抵债，那么其中30万可以用于等额抵消300万欠款中的10%部分，但供应商需要再拿出70万现金，才能最终成为这套房子的主人。 也就是说，300万的欠款要想全部得到偿还，供应商还要拿出共计700万现金给恒大，而得到的，是恒大的10套房。 “这是一个赤裸裸的无赖方案！”张弛对凤凰网《风暴眼》表达了他的愤怒。在听到方案后，他彻底对恒大失望了——“本以为能提供可行方案，但实际却是再把我们往死路上逼！” 这些以服务恒大为主的供应商，早已断资多日。张弛先后从银行、亲戚朋友等处借了300多万资金，每年还要支付近20万的高昂利息。 “让我们拿出欠款的好几倍资金，再去给恒大填窟窿吗？”张驰愤懑地说道，对于这一形同虚设的方案，现场的23名供应商无一例外全都不同意，“但凡我们能拿出这70%资金，也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境地了。” 更为令张弛等人感到绝望的是，关于方案中用于抵债的房子，还存在“高价销售”的猫腻。 “比如昆明的一个项目，用于给我们抵债，恒大要卖到单价15700元。但实际上，售楼处公开对外销售单价只有9800元左右。”张弛告诉凤凰网《风暴眼》。 这令张弛不寒而栗。“通过各种形式给我们设置陷阱，是觉得我们还不够惨吗？” 家道中落：有人想过自杀，有人经历天人永隔 欠款人和讨债人之间的关系，完全颠倒了。许多像李志一样的中小微企业，几乎把之前几十年奋斗的积蓄，都投入到了恒大。这场“洗劫”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生活的直线坠落。 李志，在朋友圈里已经“消失”了。以前的周末，他喜欢和朋友一起打打高尔夫、玩玩篮球，还会发发朋友圈，晒一晒惬意而悠闲的生活。 “现在，我几乎三年多了没有再碰高尔夫，篮球几乎也不去了，因为害怕见到朋友，一问都知道恒大雷掉在我头上了”，好强的他不愿成为“别人的谈资”。昔日一起社交的朋友大多都是老板，别人依然风光，只有他自己坠落了，这种落差感会加速他情绪的失控。 “恒大”像紧箍咒一般锁住他，这两个字，似乎成了他的“心魔”，一听到，心就沉落谷底，想把自己反锁在房间，不见任何人，不闻任何事。 自杀的念头也时不时袭来。2021年7月，他多次徘徊在恒大门口，呆呆望着楼顶，“我想从上面跳下去。” “做人不能说只为了自己，死了就一了百了。你也要对很多人负责，对不对？大家一看到你在这里，起码还是有信心的，你一倒下，老婆、孩子包括员工就全没指望了”，李志告诉凤凰网《风暴眼》，他不愿意成为“逃避的人”。…

据海客新闻 7 月 31 日报道，目前，京津冀暴雨仍在加强。北京门头沟山洪暴发冲走大量汽车，石太线铁路桥被冲断。 图片来源：报道截图 据报道，7 月 31 日，北京门头沟因暴雨向永定河泄洪，周边主干道路全部临时管控，水深最深处达到 0.5 米。现场情况平稳，群众一切平安，所有相关工作人员都在现场维持秩序。目前，防汛红色一级预警持续，提醒相关地区市民非必要不外出！ 据央视新闻 31 日报道，31 日中午，记者在北京市阜石路跨永定河大桥上看到，桥下的水流湍急，远处有房屋被冲进河流。因暴雨影响，跨永定河大桥上出现拥堵，目前正在紧急疏通。 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北京市水文总站于 31 日 11 时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 31 日 12 时至 14 时，房山区大石河流域漫水河断面将出现红色预警标准洪水，现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请市民远离河道，确保自身安全。 据北京房山 31 日消息，北京房山紧急提示称，当前，房山区大石河流域、拒马河流域已出现超标准洪水，沿线多处出现险情，请大石河、拒马河流域乡镇的市民朋友，自觉听从、主动配合属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远离河道、山体、积水路段等风险区域，按照统一组织，及时转移避险。 目前北京最大降雨在门头沟 气象部门统计显示，从 29 日 20 时至 31 日 13…

导读 1978年，北京十多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私密派对”，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作为讨论的结果，他们写出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后来直达中央最高层，中央领导甚至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听取他们的汇报。报告内容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中被正式引用。 参与起草报告的四个青年，因此成为著名的“改革四君子”。 01 关心国家命运的青年知识分子们 即使隔了30多年回头看，1978年都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起点，那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但“百废待兴”的另一面现实是：被“文革”洗劫的国家财政赤字严重，经济面临崩盘。 那个年代，经历了“文革”之后的思想启蒙，青年人有着强烈的参与社会变革的热情和愿望，关心国家命运是青年知识分子们的普遍情怀。被称为“改革四君子”的几个青年人就是在其间站到了历史的前台，他们给国家领导人分析社会经济动向，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可能的危机提出了预警，作为高层智囊参与了许多改革决策的重大事件。 “四君子”第一次面对中央领导人进行“老青对话”是在1979年底，当时，翁永曦32岁，王岐山31岁，黄江南29岁，年龄最小的朱嘉明28岁。 1980年代的翁永曦（左） 黄江南当时正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当时社科院研究生的水平有口皆碑，在全国高校院所中遥遥领先。黄江南的同班同学有朱嘉明、陈佳贵等，一共19人，大多在入学前就都已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社会研究能力。 这批关心国家命运、又具备专业知识的学子会聚一堂，相见恨晚。黄江南、朱嘉明以及李银河等十来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私密派对”，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 这些讨论原本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进行，后来黄江南认识了翁永曦，在《农民日报》当记者。翁永曦交友广泛，黄江南希望他把一帮朋友也带到这个圈子里来，他们约了一个时间，在农民日报社开了一个“青年经济问题讨论会”。 1983年王岐山(右)与同事高文斌在湖北赤壁 没有请帖，没有固定的参加者。那一天，他们在屋子里生着火，翁永曦买了瓜子之类的零食，三五十个人挤了满满一屋子，交流氛围非常热烈，趣味相投，意犹未尽，于是，相约再组织第二次。 之后，由讨论会聚集到一起的年轻人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他们在民间纵论改革利弊，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社科院的学生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后来，国家收编这些“游击队”，国家体改委从发展组和其他一些半官方及民间研究组织中选了一些人组成团队，这正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缘起。 02 给中央领导人“上课” 1979年，全国提出建设10个“大庆”、30个“大化肥”，以及多少个“大钢厂”，又是一片“大干快上、大跃进”的局面。那时，黄江南已经发现了计划经济必然不断经历“平衡—危机—再平衡”的发展规律。 在一次聚会讨论中，他表示，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不是要“大跃进”，而是到了采取危机对策的时候了。 李银河听完黄江南的分析非常着急，她说：“你的观点非常重要，避免国民经济危机是件大事，一定要让领导层知道，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岐山。”李银河认识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林春，林春认识王岐山。 1982年5月，王岐山（左二）陪同中央农研室领导在福建莆田调研 王岐山当时在社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虽然是学历史的，但异常聪明，吸收能力特别强，跟黄江南一谈，就理解了他们的想法，马上表示赞同。于是，黄江南和翁永曦、朱嘉明，再加上王岐山，这四个人成了一个小小联合体，经常在一起聚会，有时候在王岐山那儿，有时在翁永曦那儿。 王岐山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他们在北京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一份报告。他们预测，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衰退，分析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 当时，国家计委每年的国民经济预测增长的数据都是6%—8%，四个人在报告中的预测却是1980年农业将出现零增长，轻工业会出现负增长，重工业负增长幅度会更大一些。 王岐山把这份报告交给了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姚依林，姚依林看后觉得很重要，又转给了陈云。这份报告直达中央最高层。 中央领导把黄江南等人找去，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起讨论是否会出现经济衰退，及应采取的对策。这就是1979年底第一次“老青对话”，除了高级领导人，参加会议的都是些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干部。 1984年2月，黄江南与朱嘉明在杭州西湖 黄江南自认“初生牛犊不怕虎，很狂”，负责报告的理论部分。向中央领导汇报时，这个年轻人阐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规律，并直言当前已经进入了继三年自然灾害那场经济危机后第二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关口。 翁永曦负责做最后总结，他用了八个短语：“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提出以调整为中心、休养生息的危机对策。 陈云将“舍发展”的“舍”改为“节”，后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中正式引用。这个对话开创了很多个“第一次”。次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出现了“国民经济潜在危机”的警告，这是国家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 那次给中央领导人“上课”后，王岐山、翁永曦、朱嘉明和黄江南继续在一起搞研究、写报告，关于生态的、农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谁有些什么想法，就拿出来一块儿讨论，讨论完之后，他们一起动手写文章，在报刊上联名发表。 因为他们总是一起署名，一开始，大家叫他们“四签名”，后来不知道谁改叫“四君子”，这个称呼就流传起来了。 03 青年知识分子备受重视 “改革四君子”的经历在那个时代并非孤例，当时，不止是“改革四君子”这四个年轻人享受这样的待遇，整整一代青年知识分子都备受重视。比如在改革中一再被提起的，著名的“莫干山会议”。 “莫干山会议”是指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莫干山上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它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 这次会议不仅使一批经济学家脱颖而出，走上舞台，也为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 莫干山会议旧照 这次会议是几个青年经济学者自发倡议，经由《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等媒体的一些具有责任感的报人发起，在莫干山宾馆汇集了一大批青年经济学者，畅所欲言，讨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开这么大一个全国性会议，讨论经济改革问题，极其引人注目，很多人都在观风向，看看是不是这伙青年人这回要挨批评。没想到，中央领导一反常态，不仅重视会议的成果，还开始重视这些青年，一些建言最终成为政府的政策，比如“价格双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