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在给家长讲解患有抑郁症的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
在大众的印象中，国内对于抑郁症青少年患者的治疗通常针对个体，父母总隐于孩子身后。他们是毋庸置疑的“大人”，难以相信自己也会出错。
但现在，当孩子因抑郁情绪被带到医院，父母同样可能被医生要求做测评、接受问询和治疗。在大人们看似强大的外表之下，可能是处于异常值的性格、幼稚化应对问题的方式和疏远的原生家庭，甚至他们本身也患有情绪问题。
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患抑郁症人数约9500万。据《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18岁以下抑郁症患者占总数的30.28%。在广东省中医院心理睡眠科的诊室里，许多家长第一次通过做心理测评和访谈的方式看见自己的问题。但这只是第一步，父母还需要在心理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出改变。
如果把家庭比作一个系统，孩子无时无刻不受到父母的影响，仅对孩子进行治疗，很多时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一旦他们回到“生病的”旧系统，问题很可能会再次出现。
改变的过程并不容易。有的家长为了迎合生病的孩子而强迫自己做出改变，但往往难以持久。真正的改变来自更深处，一些家长的身上发生了关于自我的更根本的转变——感知到自己的情绪，看见自己的行为模式和背后的原因。
这场关于大人的改变实验效果如何？或许孩子的变化是最好的检测器。
为了更准确地评估家庭因素和加强疗效，李艳所在的科室从五年前决定给家长增加心理测评
给家长的测评
小学文化的徐云丽听到医生说“去做个量表”时，脑子里完全没有概念。医生让做，她就做了。
她需要为很多事情打分。从“我完全满意配偶对我的感情”“我觉得父母对我很严厉”到“我经常是快乐的”，她完成了针对婚姻质量、父母养育方式、防御方式和人格测试的四项量表。医生建议凭直觉作答，但她有时难以确定自己的感受，在两个选项间掂量很久。做到父母养育方式量表时，儿时痛苦的回忆不断浮现，她大哭了一场。徐云丽很久没有这样仔细打量过自己的内心了。
徐云丽并不是患者，她带着在上高中的女儿陈可莹来看病。在学习的压力下，上高三的陈可莹出现了试图自杀和自伤的行为，她自己找医生网络问诊，对方建议去线下看病。徐云丽心存怀疑，但陈可莹的朋友在目击她试图自杀后，哭着告诉徐云丽，“她真的有这个病（抑郁症），你带她去看看吧”。
除了陈可莹做的自杀风险评估、抑郁自评等几套量表，徐云丽和丈夫也有自己的任务。医生叮嘱他们，不能互相看题，各做各的。
孩子出了心理问题，父母也要做测评。这是广东省中医院心理睡眠科在五年前引入的辅助诊断方式。医院的诊室门口和自助服务机上都贴着醒目的提示：“首次就诊的青少年患者，父母需提前加号共同完成心理测评”，不过大部分父母都没有提前完成这一步，科室主任李艳的桌上总准备着一沓加号条，等问诊结束一起交给家长。
从2005年心理睡眠科设立之初，李艳就开始担任门诊医师。起初，她接收的青少年患者中仅有5%-10%存在抑郁焦虑的情况，精神问题大多基于遗传，但近几年来，这一比例增长到30%-40%，社会心理压力成为主要的致病因素。
大部分青少年患者的诊断结果是混合型焦虑抑郁障碍，其中至少一半都与家庭因素有关。在治疗阶段，李艳发现有的孩子一开始情绪好转，但很快又复发，一追问，发现刺激主要来自家庭。为了更准确地评估家庭因素和加强疗效，李艳所在的科室从五年前决定给家长增加心理测评。目前，国内一些精神专科医院和三甲医院均引入了类似的方式辅助诊断。
测评的题目来自国际通用的量表，涵盖性格、应对问题的方式、婚姻质量、养育孩子的方式等，采用打分制，如果最终得分不在正常范围内，意味着父母的性格或行为模式可能存在偏差。量表并不能直接用于诊断，只作为医生问询的辅助。
门诊的十多分钟，李艳主要用来和父母聊，“跟孩子谈什么？（很多）孩子是替父母生病。”但她强调，除了家庭因素，还要重视孩子先天的体质和性格特点、时代环境和应激事件等因素，不能把责任都放到父母身上。
心理测评并不具有强制性。问诊结束后，大部分家长都会配合做量表，但医生们有时能看出家长的不情愿。有人叉着腰质疑问卷结果的有效性，还有家长说自己学过心理学，这些都懂，也有的每次来都说自己“实在没时间”，更多人会直接消失。
李艳介绍，许多不愿意做测试的家长不只是不配合医生，而是平时就缺席对孩子的教育，还有的家长本身就是孩子病因的施暴者，因此选择回避。此外，心理测试也有一定的学历门槛，家长至少要能认字和理解基础的语句。
量表不仅交给医生，很大程度上是给家长自己看的。李艳说，“孩子没有成年的时候，父母肯定是主要的影响人物”，但如果没有数据和图表的结果，有的家长就是“不认”，也不接受治疗。广东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文汉宜介绍，如果家长有意把所有的选项都往好的方向选，测评结果可能会失真，但在后续的访谈中，通过观察家庭成员的互动方式和孩子的描述，依然能识别出家长的问题。
来李艳的心理睡眠科门诊看病的孩子和父母
两个世界
再次就诊时，医生在电脑中打开一家三口的量表一一分析。结果显示，陈可莹的自杀风险高，对于父母对自己的养育评分在合格线以下。徐云丽的管教模式激烈，应对问题的方式存在问题，和原生家庭的关系较为疏远。
在填写婚姻质量量表时，徐云丽没有多犹豫，把每一项都勾选到最好，丈夫一直包容和支持自己，她对婚姻“非常满意”。但此时她才知道，丈夫的测评结果是相反的极端——“不满意”。
徐云丽沮丧极了。回家后，她翻来覆去地想，是什么地方让丈夫觉得不满意？陈德华心里知道，一直以来，妻子性格强势，自己和她根本“没得沟通”，只能一直忍耐，“50岁的人，我也不可能跟她离婚。”陈可莹觉得有些好笑，“一张表差点把他们的婚姻给拆散了。”她和父亲有同感，母亲似乎总在自己的世界里，难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别人的影响。
陈可莹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徐云丽生下她很不易。丈夫在外忙生意，她在家全职照顾女儿。从陈可莹上小学开始，家里的电视就没有打开过。徐云丽骗她电视机的线路被老鼠咬坏了，要把整面墙拆掉才能修好。她也不让女儿和朋友一起玩，怕她学坏，影响学习 。
初中时，陈可莹的成绩一直在年级20名左右，有一次考到了更高，她在回家的车上“哈哈哈”地开心着，徐云丽马上打断她，“你看你又翘狐狸尾巴了！你为什么只有12名？想去xx学校，必须要到年级前五”。
陈可莹的饮食起居也被牢牢控制着。衣领要叠成直角，她不能点外卖、喝奶茶，只能吃家里低油低盐的饭菜，每天早上还要喝下一把掌心大小的营养素片。
初二的一次英语考试前，陈可莹感觉自己出问题了。她突然失控地崩溃大哭、抓头发，在床上扇自己耳光。作为对母亲的抵抗，她在期末考试中故意答错一些题，成功地让排名掉到了90多。
徐云丽反应异常激烈，一边打骂陈可莹一边扔书，“滚出去！”“不要认我当妈”。整个假期，陈可莹都被反锁在家里预习初三的知识。学到视力模糊，徐云丽带她去了当地最好的眼科医院，医生说这不是近视，是在小空间呆太久了，要去广阔的地方看看。
陈可莹问过母亲，“如果我没有这样的好成绩，你还会把我当你的小孩吗？”她记得母亲的回答很冷血，“当然要考个好成绩，不然你能干什么？”她感到从那时起，自己彻底崩溃了。
高中时期，陈可莹开始住校。尽管周末回家的时间短暂，吵架还是难以避免。压抑之下，陈可莹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一次回学校的路上，她试探着问母亲“如果有一天我去死掉会怎么样？”“去死啊！又不见你去死，你赶紧去死给我看呐。”陈可莹下车了，她再没和母亲说过自己内心的想法。
在徐云丽的世界里，她为了培养女儿付出了自己所有的精力，什么都帮她做，希望她出人头地。虽然嘴上常常挂着难听的话，但女儿在徐云丽心里是“天使一般”的存在，她爱她，“可以为了她去死”。
陈可莹被确诊为抑郁症后，徐云丽一直无法理解，她不断地问心理治疗师，“不可能吧，我对她那么好，为什么？我女儿到底是不是有病？”
这是很多父母得知孩子抑郁后的最初反应。文汉宜说，大部分父母都不愿相信和接受孩子患有心理疾病，即使他们知道自己也存在问题。
接受后续治疗之前，所有的家长都被邀请参加一堂关于青少年抑郁情绪科普的课堂。心理治疗师杨睿来每次都会强调孩子的个体性差异，“比如一个女孩被同学问了一句，‘你今天为什么没有扎头发？’体质好的孩子可能不受影响，但先天体质较弱的孩子，性格更敏感，或许会不断回想：对方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头发丑？是不是在嫌弃我？”
因为一句话的小事而陷入巨大的念头里，在一些家长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杨睿来又举例，“假如今天孩子放学回家说自己因为被老师误会上课讲话而被骂了，你们会怎么想？”一位父亲举手，“老师这样做很正常，我会给孩子分析老师为什么会批评他”。
这样的时刻，大人和孩子的世界似乎并不相通。杨睿来介绍，许多父母对自身感受的觉察力较弱，“此刻的情绪是焦虑、心疼还是难受？如果家长对自己的情绪都是麻木的，就更难体会孩子的心情了，更不用说提供情感支持。”
一堂角色扮演课
对于受家庭因素影响较大的青少年，家庭治疗是较为推荐的心理治疗方式。心理学家李松蔚曾在博文中介绍系统式家庭治疗师弗里茨·B.西蒙的观点：家庭是一个致力于保持自身平衡的系统。这个系统里任何一个人发生了变化（不见得一定是坏的变化），都会让这个系统面临失去平衡的危险，系统里的每个人都会自发地做一些调整，设法让这个系统重新回到平衡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只是治疗孩子的病，却需要全家人一起参与。因为只有整体的变化，才能形成长期且有意义的新稳态。
但医生指出父母的问题后，他们就愿意接受治疗吗？李艳介绍，仍有许多家长难以意识到家庭作为系统对孩子的影响，他们觉得自己没有问题，甚至有父母“像保姆一样”陪同孩子来到治疗室，但就是不进去参加。还有的家长找到李艳的诊室门口下跪请求给孩子加号，但后续治疗时又消失了。
她接手过一位治疗了三年的患者，每次父母吵架，孩子惊恐发作，母亲就把孩子带来治疗，自己从不参与，认为他们的婚姻关系与孩子无关，“别的父母也这样，为什么别的孩子不病，就他病了？”由于治疗效果有限，母亲又提出想优化孩子的治疗方案，李艳拒绝了，“只有你俩改变，治疗才有效果”。
广东省中医院心理睡眠科从2018年开始较为集中地开展家庭治疗，但由于患者数量大，治疗资源有限，能接受一对一治疗的家庭数量不多，大部分心理治疗以团体的形式进行。每次10-20个家庭参加，内容包括亲子关系、婚姻关系、正念练习等。虽然家庭治疗通常要求父母和孩子共同参加，但文汉宜发现青少年在父母面前往往是沉默的，很难顺畅地表达自己，于是决定把父母和孩子分开，先各自治疗，等孩子情绪稳定后再一起参与家庭治疗。
在医生的建议下，徐云丽和丈夫参加了为期8周的亲子关系治疗团，陈可莹参加个体治疗。他们每周坐一个半小时地铁一起去医院。心理治疗师杨冬榕对徐云丽印象深刻，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的母亲总是坐在第一排，每提一个问题，她总是踊跃地回应“我女儿……我这样做对不对？”有一堂关于改善孩子睡眠的足部穴位按摩课，徐云丽第一时间就脱了袜子把腿架起来找穴位，杨冬榕有点感动，“她巴不得把全部干货都搬回去用在孩子身上。”
让徐云丽印象最深的是一堂体验角色扮演的课。家长们被分为两组，先扮演家长，再扮演孩子，按照自己平时的沟通方式合作表演。“你怎么又不睡觉了？你怎么又吃冷的东西……”蹲在地上被骂的那几分钟，徐云丽感到“想死”，她心里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感觉，“原来被骂的感觉是这样的。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啊，我真的是很衰很衰呀。”
回家后，徐云丽和女儿分享自己上课的内容，模仿着自己骂其他家长的语气。陈可莹觉得母亲挑选的那些话太温柔了，她提出，“那不如我做家长，你做小孩好不好？”徐云丽蹲了下去，觉得很新鲜，她带着笑意看女儿模仿自己，“你来你来，我怕你吗？”
陈可莹不用多回忆，把所有母亲骂人的话语一股脑倒了出来“你去死啊，这么多人死都不看到你去死”“滚出去”“不要认我当妈”……徐云丽渐渐不说话了。最后，她把自己裹进被子里哭。陈可莹骂爽了，但母亲似乎被吓到了，她不忍心地上前拍拍徐云丽：“不用怕，不用怕，你是妈妈，我才是女儿”。
那几天，徐云丽被伤心的感觉填满，“原来是我让女儿受了这么大的苦，我真是不配做妈妈”。许多家长都会经历这样的第一次，第一次共情孩子的痛苦，第一次真心实意地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杨冬榕介绍，这样的体验产生的基础是父母对孩子自发的爱和情感，如果家长自身的心理年龄较小或对孩子的爱缺失，可能会产生自我否定或未必有所触动。
杨冬榕的治疗课上有一项让父母和孩子对视的体验。他们分别站在房间的两端，看着对方的眼睛，慢慢地走向彼此。她仔细地观察着每个人的表现，有些孩子走向父母的步伐是紧张的，有的母亲很快开始落泪。杨冬榕发现，不同家庭爱的基础并不相同，有的父母情感丰富形于色，有的父母脸上看不出变化、孩子也始终不愿看父母的眼睛，前者往往比后者的治疗效果更好，“父母流动的爱是发生改变的基础”。
纪录片《我们如何对抗抑郁》中的家庭
家庭实验
团体课程结束后，徐云丽一家三口继续参加文汉宜一对一的家庭治疗。
第一次见面，文汉宜很快发现了这家人的相处模式。徐云丽表达欲强，不断输出负面情绪，习惯指责他人，女儿受妈妈影响，也形成了类似的表达方式，爸爸总是说话最少的一个。这也是很多家庭中常见的模式。
文汉宜向他们描述了自己的观察。徐云丽也对自己感到无奈，她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的言行对别人的影响，比如明明想安慰女儿考试不理想，出口就变成了“我也没指望你能考上本科”，丈夫形容她，只要开口说话，“第一句还正常，第二句就有点不对劲，第三句肯定负能量。”
经历了角色扮演带来的内心冲击，徐云丽告诫自己一定不能再伤害女儿。为了避免说错话，她开始控制表达欲，在心里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说话，打死都不说”。
陈可莹发现，母亲突然间温柔得可怕。很少讲话，连自己犯错的时候都不多嘴，要钱就直接打钱，甚至还哄着出去玩，一旦开口说话，就会紧接着问：“我这样说你有没有压力？”陈可莹感到有点害怕，“好像黑暗到来之前的感觉”。她早已习惯了母亲从前的说话方式，可以熟练地应对每一句贬低自己的话，但现在，她不知道怎么办了，甚至问母亲：“你就不要变，像以前一样好不好？”但陈德华很欣慰，至少妻子第一次开始有意识地改变了，自己说了几十年都没有起过作用。
再次回到治疗课，文汉宜发现了一家人的“不习惯”，他们共同讨论调整的办法。徐云丽说多少话合适？什么时候可以说？这些时刻其他家庭成员的感受怎么样？就像做一场家庭实验，慢慢改变，感受和调整，再继续改变，直到大家都感觉舒服了。
起初，徐云丽的话匣子一打开，很快就会回到原来的指责模式。陈德华感到很头疼，在医院，妻子是一副知错的模样，但一出医院大门就变了回去，“好像只有7秒的记忆”。陈可莹的病情也跟着起伏，一次争吵后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急得徐云丽通过医院找到文汉宜接电话，她才同意开门。
文汉宜试图让徐云丽慢下来。起初，他让陈德华作为中间人提醒徐云丽不要吵了，但没用。他们还想过用录音让徐云丽收敛，但一吵起来大家就激动了，没人想到去打开录音设备。徐云丽还试过在手机上把想说的话写下来先检查一遍，意识到原来这些不经大脑的话“这么难听”，她马上删掉了。
尝试了很多方法，他们发现声音的刺激对徐云丽最有效。陈德华买了三个黄色小锣，一个放在客厅，两个在卧室。每当徐云丽说话刺激女儿的时候，他就走过去敲。如果不停，继续敲，大力敲，直到徐云丽被吵到回过神，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说不好听的话了。渐渐地，徐云丽一看见锣就会自己停下来。
文汉宜也让徐云丽和女儿每天写情绪日记，增强对自己感受的察觉和控制。为了避免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犯错，徐云丽习惯了道歉，出门遛狗的时候，路人离她有一段距离，只是“哎呀”一声，她就马上“对不起对不起”。陈可莹发现，随着母亲输出的负面情绪减少，自己的心情更稳定了。
改变是如何发生的？
徐云丽平时很少带两个孩子回娘家，因为不想面对自己的家人。心理治疗期间，徐云丽的父亲生日到了，她不得不带着孩子们回家。那段时间她患上了膝关节炎，只能拖着脚走路，但没有一个娘家人主动关心，大哥说：“老人家也没有说自己腿脚怎么样，你这么年轻就要说？”还有家人说：“你这么懒，这个病肯定是懒出来的，我们是不会可怜你的，你先思考一下自己有没有错。”
那几天，徐云丽和陈可莹都感到压抑。看到女儿双手抱头摇晃，用力抓着自己的头发，徐云丽知道这是发病的表现。回家后，陈可莹又开始割手，她既心疼母亲，也知道这些影响是原生家庭带给母亲，再带给自己的。徐云丽也意识到，自己那些自然流露的语言、行为和神情，都是原生家庭中与生俱来的，难以克制，丈夫和孩子都是“受害者”。
李艳在徐云丽身上看到了许多家长的影子，“上一代人很多都是在资源不足的环境下成长的，家长本身就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照”。而随着社会生活的节奏加快，家长们的焦虑更加无处安放。她既希望家长们能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也不要有太大压力。
文汉宜说，虽然父母接受治疗最初的目的是修复和孩子的关系，但在这个过程中自身也能得到疗愈和成长，家庭关系中的行为模式会延伸到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一位母亲在接受完治疗后，从强势的状态变得温和而坚定，在工作中也更能接受别人犯的错误。
在文汉宜治疗过的青少年中，疗效较好的大致占30%到40%。疗效一般的家庭中，家长改变的动力往往不高，他们认为自己没有问题。这种情况下，治疗只能对孩子起到稳定情绪的作用，有时连孩子自己也会怀疑改变的持续性，“是不是我好了？回到家又会变回去？”
还有一部分父母会在治疗中直接向孩子表示“我是为了你才改变的”。他们压抑了部分的情绪和自我需要，为了缓解孩子的症状而附和。这样的改变难以长久，即使一开始孩子的情绪改善了，后期往往会出现明显波动，孩子也不再相信新的家庭相处模式了。家长的改变是否发自内心，孩子的表现是有效的检测器。
今年高考前，文汉宜专门给陈可莹做了回访，她的自杀倾向已经消失，情绪也基本恢复稳定。克服多年的惯性做出改变是困难的，徐云丽依然控制着自己不要和女儿说话太久，但她又很喜欢聊天，仍在摸索着和女儿交流的“尺度”。
考试结束后，陈可莹在电视机上摸索一番。屏幕突然亮起，她才发现这个尘封的机器从未坏过。一向过于紧张的母亲也支持了她出国留学的决定。18岁这年，她终于拥有了看电视的自由和许多更大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