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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爱情逝去了,但生活还要继续

文章发布时间:January 8, 2005

采访对象:Aileen Chu
性别:女
年龄:35岁
人物背景:多伦多金融保险经纪,与late husband John育有一子,现已6岁,在湖南老家。

记者:丹妮
采访时间:2002年12月24日

2004年12月24日,多伦多雪后日出。

清冽的冬日阳光穿过湛蓝的天空,刺得压枝的积雪融化,于是枝条上或是裹着或是吊着水晶般的冰棱,耀得满枝晶亮。

白雪、松枝、浑然天成的圣诞树,装点着绿色彩灯和红色花结的民房……整个多伦多沉浸在童话般的圣诞气氛中。

在去采访Aileen的路上,脚下的积雪吱吱作响,我心中一直在为Aileen而遗憾。

1997年,29岁的Aileen在深圳遇上30岁的加拿大人John,两人年貌相当,一见钟情,很快青春做伴。

但不幸仅在婚后不久,孩子半岁之际,John就患上了胃癌,两年后转移为淋巴癌过世,抛下了娇妻弱子。

今晚就是圣诞夜,我们却要讲述一个伤心的故事……

我这个故事,怎么说呢,与别人的不太一样。

我是湖南长沙人,老家就在湘江边上。

有人说:悠悠洞庭,湘女多情。

皓皓楚辞,湘女多思。

三湘四水的确把我们那儿的女孩子养育得个个玲珑宛转,妩媚风情。

现在很多大陆的一线歌手像宋祖英、张也、汤灿,阿朵,都是我们湖南妹子。

不少人说我们湖南妹子很泼辣,那只是在工作中,事业上,要说感情事,我们很明理,也很重情。

我是84级湖南大学的毕业生,学外贸的。

88年毕业后没有去分配的国企工作,到了深圳,做起了自己的生意。

到1997年,我29岁时,已经经商多年,在深圳有房有车了。

那时我做纺织品进出口生意。

我和John是在1997年年底相遇的,那年他30岁,已经在中国呆了两年,也是做纺织品进出口生意的,因为生意事我们相识。

有人总觉得嫁老外一定是图他点什么的,其实在中国做生意时John被人骗过,也没挣到什么钱,认识我后,我给过他一些帮助,他很感谢。

John金发碧眼,1.89米的大个子,长得非常英俊,非常帅。

我和他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那时人们的想法不象今天这样开放,很多人还不能从感情上去对待跨国婚恋,总觉得嫁个老外,将来是很不容易把握的。

但我这人思想也很前卫,遇上John后,面对那么多风言风语,我就想,变就变,我已经29岁了,早晚得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我就想要他一个漂亮的孩子,变了我就自己带,我也有这个能力独自抚养孩子。

我们的感情进展得很顺利,也很迅速,才一个月就开始谈婚论嫁,那时家里不知道,其实直到结婚家里也不知道。

后来知道了,就有点担心。

有人觉得我很盲目,但我自己倒没觉得,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们是1998年登记结婚的,结婚后John先回了加拿大,办我过来。

他必须先回加拿大,然后才能办我。

当时我已经怀孕了。

所以签证一下来,我就过来了,那时孩子也快生了。

孩子生在1998年秋天,是个男孩,很像John。

生完孩子后,因为我在中国的公司业务还没有完,我就又带着孩子回到中国,处理善后。

大约是在1999年春天吧,那时孩子半岁。

当时公司里有不少事需要我一个人上下打点,孩子又小,我很累,John总是打越洋电话来问长问短。

一天我在家中像往常一样接听他的电话,说了点别的事后他突然告诉我说他查出了胃癌,刚做完手术。

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和我开玩笑,没相信。

因为那之前他怕我一个人带着孩子,知道了着急上火,就一点也没告诉我,都自己挺下来了。

为照顾他,我心急火燎地处理完深圳公司的业务,就带着孩子赶来多伦多和他团聚了。

他开车来机场接我们,人比过去消瘦了一些。

他好长时间都没见孩子了,见了喜欢的了不得。

John以前结过一回婚,有一个儿子,我们结婚时他大儿子已经8岁了。

他的前妻不是很照顾家庭,儿子的监护权虽然归他妈妈,但从我来了以后大儿子都是一直跟我们一起住,我们也从来没和他妈妈提出过什么把他的牛奶金拿过来的事。

大儿子和我相处得很好,也很喜欢弟弟,经常带着他玩儿。

那时虽然我刚来,他又有病,但在经济上我们还没有大问题,他生病住院及恢复期政府给付伤病福利金,每月1,000多块,我也带了一些钱过来。

另外因为我对保险比较有认识,我第一次过来时怕有意外,买了很多保险,John在我影响下也买了保额10万块钱的重病保险。

因为他身体一向很好,所以买的不是很多。

虽然不多后来也都应了急,他得病后保险公司赔付了10万块钱,只是人寿保险是再没有人愿意做了。

等John的健康恢复了一些后,他开始加入到保险业,因为现身说法,使他认识了这个行业的重要性,也能更好地影响别人。

我也是受他影响加入到这一行的,我是2001年7月拿的保险经纪人执照。

John入了保险这一行后又开始像往常一样没白没黑地工作,他是那种乐观的人,再加上身体一向都好,所以一点也不像是生过病的人,总觉得自己已经好了,没事了,完全能康复。

但客观地说我知道他这种病有可能复发。

从2002年夏天起,他开始发烧,身上痛,一开始以为是在感冒发炎什么的,家庭医生查了好半天也查不出结果。

在这儿癌症康复者都是半年一复查,等一去专科医院复查,医生马上让他做病理切片,得出的结果就是淋巴癌晚期,我马上就知道没救了。

John自己也是当时就知道了。

淋巴癌晚期很痛苦,但John始终很坚强。

他是基督徒,面对死亡,和我们的观念不一样,信仰让他认为他只是将要开始新生活了,但他很留恋家和孩子们。

他说我很贤慧,给了他一个幸福的家。

他说他没福气,没能多些时间和我在一起。

他母亲也这样说,说他没福气。

因为他结过婚,所以有比较,他以前的妻子不那么照顾家庭,回来就噗噗抽烟,而我对他,对孩子,包括大儿子,都很care,而且我也是凡事不计较。

大儿子受到这种家庭气氛的影响,曾说过等长大了也要娶个中国女孩儿。

John是2002年10月病情加重过世的,他走的时候有留恋,但是很平静。

一个好好的家就散了。

John走后那半年我什么也干不了,常看着孩子想,这么小,怎样长大呢?

我们在一起时日子过得挺幸福的。

我是学外贸的,英语比较好,刚认识他时说话就都懂,不像许多其他这种家庭有沟通上的问题。

他很照顾家,照顾我,在家也挺能干活的,一回家来就里里外外忙,什么活都干。

我现在的家也很整洁,但朋友们还是说他在时家比现在还要整洁。

我自己开玩笑说那几年我是猪脑子,什么都不用想。

我以前自己能开公司,但和他在一起时凡事有他,他走了之后我连给车加油都不会。

虽说他对生死的态度影响了我,我也相信他只是不得不离开我们开始另外一段新生活了,但我们在一起的日子还是太短了。

从结婚他就回这里来办我们,我生下孩子又回中国,其实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也就两年。

因为都相信来生,别人问过我想没想过来生还要和他在一起的事儿,怎么说呢,我和他的缘分也就这么几年,来生是来生,另外一回事了。

现在想的就是怎么工作,把他的孩子带好,将来能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孩子在他爸爸去世后就送回湖南老家了。

你知道保险这个行业工作起来没时间,压力很大,整个行业淘汰率是80%。

那时孩子才4岁,太小了,我要是带着他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其实我可以自己带着他,领政府的福利金,可1,000多块钱够干什么?再说我不想我儿子在领政府的钱、住政府的房那样的情况下长大,我想什么都给他最好的。

现在他还小,我妈妈照顾他会比我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他好得多。

大儿子在他爸爸走了之后就跟他妈妈住去了,但他跟他妈妈不是相处得很好,跑了两回,后来政府就把监护权收回去了,现在住政府看护的地方。

因为有他母亲在,我没有监护权,什么也说不了。

孩子正在青春期,也很难管。

他有时也和我们联系,毕竟还有弟弟嘛。

至于我自己,现在人们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余地也很大,但我还是想再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我自己也愿意有一个人白头携老。

至于对象嘛我不排斥是咱们中国人,但觉得有可能是西人,因为孩子有他们的血统,长相又比较像他爸爸,再说我嫁的也是西人丈夫,生活已经是这样了,好像再找个西人更顺理成章。

现在朋友们都说我应该找个男朋友了(笑),因为John的事我父母到现在也不知道,还以为我们在这边过得挺好的呢。

我一个人在这里,他们看不着,知道了不知会有多担心,所以一直也不敢说。

出事时孩子小,只知道家里出事了,也不懂是什么事,就都瞒下来了。

现在都是电话网络的,孩子逐渐长大了,也找爸爸,去年问过,就找了一个朋友帮忙说了几句话糊弄过去了。

他爸爸说英语,又是在电话里面,这么远,又看不着,他们也没听出来。

明年要回家,就又成问题了。

朋友们说你赶快再找一个,好歹有个交待。

但也不是说快就能快,总要合适。

采访Aileen后,有一句话总是闪回一样地在我头脑中出现,那就是王朔曾说过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Aileen不肯表述她的热恋,但我知道,相识一月即谈婚论嫁,他们一定曾炽热的爱过。

Aileen的路是坎坷的,Aileen的故事是不寻常的,但在采访中Aileen一直很平静,好像从来讲述的都不是自己,而是别人的故事,好像那些摧毁了很多的一次次打击,从来都未曾落在她肩上。

采访结束后,好长一段时间在内心深处我一遍遍地问自己,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厄运时,什么是真勇敢?在面对生活的磨难时,什么是真坚强?是一种达观,亦或一种信仰?我自叹弗如。

这个女子承强负重,孤身一人奋斗在异国它乡,她举重若轻,滤去了生命中的苦涩,平静地承受生命内涵中所包含的一切,同时又在顽强地创造着自己的新生活。

我相信,破冰的焰火会有更热烈的燃烧,我希望,我也知道,加拿大的天空不会辜负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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