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法制下的罪犯天堂？法律观念冲突中的省思
华人远隔千万里，带着梦想来到加国，将之视为人间公正的乐园。
然而枫叶国绝非净土，现实挑战着人们固有的观念，绝对公平、公正仅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愿望，冲突往往激起移民对加拿大法律制度的疑惑。
而恰恰是这种法律文化华人必须融入、熟悉，无法以抱怨而代之。
只有直视现实，才能从新的游戏规则中保护自己权益，维护社会的公义。
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周围发生了很多惹目且颇具争议性的案件。
臭名昭着的杀人女魔王贺莫加(Karla Homolka)不仅在监狱中逍遥自在，最近刑满出狱也是异常风骚，平民百姓为之气结；勒死妻子尚葵的李博最近以误杀罪被判刑8年，按假释惯例以及扣除拘留期，李博可能一年半後即可申请假释。
尚葵之姐尚阳为死者公开喊冤，直斥判决不公，加国形同罪犯天堂。
相较於杀人犯的「轻判」，一些华人因不了解本地法律，小小纠纷却又酿成大祸，言词冲突之下的推撞，最後面临刑事检控，甚至其间有华人投诉受到政府人员警察不公对待。
许多华人不禁在问，加拿大是否是法律公平、公正的国度，对严重罪犯判刑过轻是否会造成罪犯天堂？尤其是来自不同法律制度背景的中国移民，以往听惯「民愤极大」、「杀人偿命」、「严打速打」等法律口号，如今确实心理上很难接受加拿大的法律现实，如何来看待这种社会、法律的差异，适应一种新的文化背景，这并非是容易之事。
对此本报采访了几位华人律师，由他们简浅分析不同国情之下的法律制度，加深对加国法制的认识。
国情决定不同法律 世上没有绝对公平、完美的制度
孙家骅律师对此一言以敝之：人制订出来的制度不可能绝对完美，只能达到适应社会环境的尽量达至公平原则的目的。
他表示，法律制度追求公正，是调停人与人之间的纠纷，避免动物世界般以强暴解决问题的方式，但在实行及解释法律时，人的资源是有限的，一定会造成不公平的问题，特别是文字背後的文化背景的不同支持。
很简单的，我们同族人沟通，几句话就能互相了解，因为语言背後有文化背景的支持，但即使如此，父子沟通还可能有误解，更何况不同种族人之间的沟通。
你向法官、警察解释一大通，可能对方还是不理解你所讲，语言背後的意思可能并没有沟通。
经常会听到华人投诉法官、警察有歧视问题，这一定会有，但绝大多数被视为不公平的情况，往往是当事人不懂本地法律游戏规则，或是在法律技巧上掌握不足所造成的，尤其目前中国新移民不懂加国文化及法律制度，就会有吃亏、被欺的感觉。
孙家骅又称，西方法律是很贵且很慢变动的制度，好不好？就看社会效果如何，并没有绝对公平。
比如警察没有搜查令就闯入杀人犯家中搜查，最後明知证据确凿，但法庭仍不采纳，就算大家都知被告杀了人，但还是不能依此证据将其入罪，原因就在於西方社会法律制度是在民主基本概念下渐渐发展起来的，其目的第一是监察权力机构如政府、警察，防止集权、滥权；第二是对付有组织犯罪团夥及活动，第三才是为平民伸冤，所以为了防止警察滥用权力，任意私闯民宅搜查，有时就只能牺牲私人的利益。
这肯定与中国的司法制度有所不同。
黄严焕卿律师则表示，每个国家都有不同国情之下的法律制度，就像中国有死刑，加拿大就没有，难道加拿大恢复死刑才有公平吗？自然不是如此。
加拿大小偷小摸都会告上法庭判决，但在中国往往就简便化处理，不能依此来判断不同社会公平性问题。
这世界上任何人制订出来的法律制度都没有绝对的公平，不同角度、文化背景对具体个案，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对案件审理的公平性理解也不同，原告叫不公，被告可能拍掌称好，同样陪审团平常人也可以对案件有不同的理解。
法律的修改时间漫长
孙家骅律师表示，从西方法律制度根源，可以理解不少华人认为加拿大量刑过轻的问题，加拿大一直是一个比较平静的国家，所以影响到其判刑比较宽松，就像中国宋朝最兴盛时，家不闭户，刑处也较轻一样。
加拿大量刑的标准是第一刑期能否阻吓社会同类犯罪，第二能否阻止犯人再犯，第三才看是否能给犯人再新机会。
一个治安较好的社会，自然第一项考量就减轻很多，所以处罚方面可能就较多注重犯人以後自新的机会。
当然现在社会治安情况已与制订法律时有很大的不同，但改动法律需要很漫长的时间。
孙家骅续称，法律由人来制订、执行，不可能完美无缺，都会有被滥用的机会，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一样有被法官、警察无理粗暴对待的情况，即使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连番被人告的情况一样，就是总统也不能避免。
另外对於加拿大死刑问题，至今仍有不同法律意见，废除死刑最主要观点基於，死刑不能根本阻止犯罪，而且目前司法体系下错判情况太多，死刑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结局。
还有像法官终身制问题，也是有争议。
但法律修改是很慢的过程，尽量公正，但永远都会有缺点，这是人制造出来的文明制度，不可能没有缺失。
孙家骅同时强调，加拿大有健全的法律上诉机制，避免不公的判决，尤其是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水准相当高，法官真正追求社会理想，可以对许多不公正判决的个案加以纠正，但不可能所有上诉案都由9位大法官做出裁决，法院只能选一些有代表性的个案，再去影响其他个案的判决，以健全法律的公正性。
对於加拿大法律现状的公平性，黄严焕卿律师也表示，不要说是从其他地方移民来的华人，就是加拿大本地人就认为现在法律制度合理公平吗？伯纳多与贺莫加杀人案，花了纳税人几千万元打官司，贺莫加如今出狱这样风骚，对普通加拿大纳税人能感到公平吗？但这是依据加拿大法律精神的规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满判决可以上诉。
就算律师常常也会在办案中受到不公平的事，包括不同法官不同的态度及判决，但这社会必须按照现有的法律程序尽量达到公平原则。
学会现有的法律游戏规则
熟识中加法律体制的周毅律师表示，不少中国移民认为加拿大是罪犯天堂，量刑过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法律往往与情感是两回事。
关键是两地是不同社会环境及法律体系，中国属民法体系，主要依照法律条款来定罪；而加拿大是延用英国普通法体系，也称案例法。
加拿大法官判刑主要是依据以前法官的判例，除非更高一级法院推翻以往的判决。
如同同性婚姻法一样，由上诉庭一直打到高等法院，由上一级的法庭再来推翻原来的判案。
但加拿大刑事法已很久未作较大修改，变动缓慢之中出现一些不公平的情况，这是完全可能的。
而且现实之中确实存在法官或是警察歧视问题，再加上律师善於利用法律上的漏洞，完全避免不公平情况出现确实很难。
官司胜负很大因素取决於律师的作用，最明显之例莫过於多年前O.J.辛普森涉嫌杀妻案，在无法定其入罪之下，曾引发社会极大震荡，其中辛普森倾尽家产所聘请律师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民众至今还是认为是金钱赢了官司。
这一现实问题影响最大的是华人新移民。
大量接触新移民个案的周毅律师认为，这绝对是一个现实社会问题，法律追求「人人公平」的原则，但实际上在金钱方面并不能做到。
比如许多新移民面对一些民事纠纷，或是受到一些不公平对待，想打官司又不足享用法律援助，本来打工薪水低微，加上中国人传统上心理怕打官司，所以最後往往就消极对待，怨气很重。
这实际上就不能达到法律面前 「人人公平」的原则。
现在社会法律服务资源有限，法庭当执律师也是临时应付案件，真正打官司聘请高水准的律师，对许多中国移民而言还是有很大困难。
(文: 王迅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