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出国前，家里人嘱咐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意思是让我在外多多交朋友。
我就不信那个邪。
我这个人一向只相信交朋友靠缘分，为任何功利的目的而交的所谓朋友，在我的眼里，都不是真朋友，最终都不会长久。
我相信没有缘分的人即使放在一起，对彼此也没有多大进益。
更何况我在国内的朋友大都是那种“无心插柳”而来的，一交就是多少年，都是“死党”，打也打不散，我喜欢这样的朋友。
果然我在多伦多的头几个月，几乎一个人都不认识，更不用说什么朋友了。
没有电话电视电脑，带来的一个小收录机只能用耳机听，偏偏耳机又在路上弄坏了。
于是头几个星期，我基本上过的是与世隔绝的生活，每夜卧床，细数窗外经过的车辆，连别人上下楼梯的咯吱声都叫我激动好一阵。
那时候如果有一只小耗子在我屋里窜的话，也说不定我真的会克服恐惧心理、收留它给我作伴呢。
后来买了一付新的耳机。
有了耳机，我暂时算是和外面的世界接上了线。
为了练听力，我天天把收音机调到“68NEWS”上。
以至时至今日，我一听到“68NEWS”熟悉的背景音乐，就不由自主地回到了我的小阁楼、又看到蜷缩在床上的我，一边努力把自己沉浸在收音机里，一边为着只有收音机的声音回荡的空荡世界而畏惧着。
在国内，我除了女大学生宿舍，还从没离开过家人，而女大学生宿舍是八个人一间的大房子。
从没有像这样这么彻彻底底地独居着。
我开始渴望着和什么人说说话。
唐人街是有些脏乱，但就是在那里，我遇到了第一个跟我说话的人——ROGERS公司的销售代理、CBC文森。
文森虽然不会说普通话，但态度极诚恳，而且他的英文我也基本上能听懂，于是就给他交了押金拿了手机回来了。
手机一开通，我就给家人拨电话，终于听到熟悉的声音了，我那个激动啊。
文森利用工作之便，拿到了我的电话号码后，就开始给我打电话。
我也顾不上考虑他的动机什么的，只是很高兴有人和我说话。
文森也没车，来看我时也是搭巴士。
然后不顾他自己站立了一天的疲劳，还是带我去附近的街上转转，吃东西什么的。
逐渐地，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虽然后来我们并没有如他所愿，成为男女朋友，但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
不愿成为文森的女朋友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是CBC。
除了黄皮肤黑头发之外，他对中国可说是一无所知。
而且他的爱好，不是吃日本菜，就是唱卡拉OK或看电影，也和我的有很大出入。
既然道不同，就很难真正沟通，我的内心还是觉得很寂寞。
我租的房子，因为带一张床和桌椅，每月要收575加元。
这对当时还没有收入的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于是我在网上登了一个广告，准备换房子。
沙郎是第一个上门来看房子的。
我开了门，看到一个梳着马尾巴、瘦小精悍的南方女孩。
我一边请她自己看，一边把煮好的菜面混合物倒进碗里，问她要不要来点。
她说不要，房子她只大概看了一眼，就完了，看完了却也不急着走，就坐在椅子上跟我聊天。
等我的面吃到一半的时候，她就起身告辞了。
不知怎的，我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还会再见面。
果然不出一个月，她又打来了电话，说我的房子她没有看上，但是问我愿不愿意出去跟她逛逛街。
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
于是我好好梳洗打扮一番，弄得比跟文森出门还要隆重。
后来我们逛遍了QUEEN街上所有的大小店铺，又兴犹未尽，跑到湖边上去看船只听音乐，坐了很久。
那时微风习习，我和沙郎交流着来加拿大的种种人和事，不时开怀大笑。
记忆中那天是我来加拿大后最快乐的一天，因为我终于不再孤单了，我终于有了一个朋友，一个可以和我一起分享我的新生活的种种感受的人。
沙郎和我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都是新移民，都在为进入研究生院而努力着；都是偏大龄的单身女人，都处在对男人既恨又爱的阶段。
我们一起去过中国同乡举办的“联谊会”，坐了没有十分钟，又跑出来了，笑得几乎晕到；我陪着她去找工作，沿着长长的YONGE街，一直到走不动为止；我们一起和文森去唱卡拉OK，唱到声嘶力竭……就因为此，我们有了许多可以一起笑一起骂的故事。
有了朋友，异乡人的生活才开始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我和我现在的老公的相识，也是沙郎的功劳。
一个夏天，她死活说服了我跟她走一糟“多大”的学生PUB，那是她一贯的“近水楼台”的主张。
结果那天我认识了一个跟我一见如故的男人，我们五个月后就订了婚。
而沙郎还在天马行空地漂游着。
沙郎一直在做着上MBA的准备，但加拿大的大学总也不肯痛痛快快给她一个OFFER。
等我和男友决定回国结婚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已经拿到了去美国的签证。
我们在国内待了两个月，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沙郎已经像风一样去得不留痕迹。
她的EMAIL说她去了美国，要我自己珍重。
顾不上惋惜，我随老公搬到了他的城市，连文森那样的朋友也不能经常联系了。
在新的城市，我干着一份兼职工，混在一群“洋鬼子”里；每周末去公婆家吃晚餐；定期去和老公的朋友们一起看电影。
我虽然有了一些新的亲戚和老公的朋友，但谁也无法替代一个像沙郎那样的可以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我的心又开始无端地落寞起来。
在我打工的超市，另外的一个中国人就是做寿司的女孩小杨。
每次我抬头乱张望的时候，总看到她一个人默默地在包寿司，偶尔会自顾自地微笑着，多数时间她都是一边忙着手中的活，一边两眼直楞楞地盯着什么地方。
我就知道她在不自觉地“心不在焉”——准是个有梦的女孩子。
我看了她好几天，也没有勇气开口，只是每天和老公唠唠叨叨地说我在店里看到了一个中国人什么的。
唠叨了好几天，老公就明白了我的心思，说，那你为什么不和她交个朋友呢。
交朋友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可是在经过了来加头几个月的“幽闭恐惧症”的袭击之后，我也开始内向起来，除非万不得已，决不主动招呼人。
要我迈出第一步还挺难的。
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
老公是本地人，朋友自然多，每周都有定期的和朋友们的活动。
我虽然每次都在被邀之列，但因为他的朋友多是男性“光棍”，常常一聚一堆男人，谈的不是冰球就是电影，我听着也没什么感觉，后来就不想去了。
虽然说好了他可以一个人去的，但有时他回来了，经常会遭到我的抱怨，以至于越演越烈，大有歇斯底里的架式。
老公是直线思维，不知道怎么办好：不去见朋友，等于让他死；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回家后准没好果子吃。
我看他抓耳挠腮得十分可怜，就给他一个提示：傻瓜，我也需要我的朋友啊。
他两手一摊：你叫我怎么办？
我一想也对，光跟他发火也没有用，他又不是孙悟空，能给我变一个朋友出来。
想通了，第二天，等我看到小杨坐在桌前喝咖啡，就迎上去说：HI……
现在,我和小杨已经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了，我的生活又重新风花雪月起来。
看来在加拿大，什么都得自己去争取，包括朋友。
我的那种“无心插柳”的方式看来在这里是行不通了。
（阿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