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个特殊日子，二女儿“小二”35个月。
我给她剪了个超短头，一如她姐姐多儿小时的模样。
穿上她姐姐当年的衣服，仿佛时光倒转：我的多儿，怎么又变回刚来加拿大时的样子了？
大女儿多儿在中国的最后一天，是整整35个月。
两个孩子从今天开始，有了时空相同的可比性。
我教多儿的第一句英语“How old are you? I am three”，仍历历在目。
她刚来加国，看电视里人说“Come back! Come back!”问我：“妈妈他说干杯干什么？”
小二现在天天说：“我大了，我三岁。
”
多儿和我们一起经历了新移民的种种艰难尴尬。
一次去超市，她要尿尿，正在结账的我急得满头大汗，不得以她尿到了裤子里。
现在带着小二，我会对收银小姐说一句：“请等一下，我得带孩子上厕所。
”即使超市里没有公共厕所，也可以使用职工内部的。
不够从容，但不会团团乱转了。
鼻子下面有嘴，就这么简单。
刚落脚，我连电话还没安装，就想申请托儿补贴。
带着多儿打公共电话，她四处乱跑。
当我得知，托儿补贴只给低收入的全职家庭时，二话不说放下电话，一手揪住了登梯爬高就要摔下来的多儿。
现在，小二的托儿费是每天33加元，我家除了每月每个孩子55加元的牛奶金，再无其他政府补助。
早年，带着多儿在雪地里等公共汽车，说：“以后咱有了汽车，一定要把暖气开得大大的。
”现在，小二总唱“The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却从未坐过公共汽车。
来加拿大第一年，我们是个家；第二年，家里有了车；第三年，家里添了一辆车，多儿添了个妹妹。
第四年，我们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房子。
第五年，第六年，孩子长了，房子挤了，车子旧了，我和她爸老了一点。
多儿两岁半时，中国的家里一间屋半间炕，她只有手拿的，没有可以骑的，可以跑的玩具。
她很快对书本感了兴趣。
来加拿大前，多儿认得了60多个方块字，在幼儿园和家里学了无数儿歌。
前几天，我翻出了一本多儿小时看的“国家教委推荐优秀幼儿读物”，像出土文物一样，皱皱吧吧的。
小二说：“妈妈看！a little piggy，妈妈给二讲讲。
”我念起了用透明胶粘着的儿歌：“小白猪，傻乎乎，跳进泥塘去洗澡，洗得脏，洗得黑，变成一只小臭猪。
”念完了，我的眼睛也瞪得老大：“二啊，这可是种族歧视的大毒草啊。
”以后，再也没把这本优秀读物拿出来过。
现在，小二有一本在图书馆借的图画书，里面写着：“It’s OK to be the last one.”，看得我又瞪起了眼：这不是叫人不求上进吗？不过，“ It’s OK to come from other places.”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在一片白色的棕色的脸里，我们黄色的脸没有人惊讶。
两个孩子都羞怯，要用很长时间熟悉新人新事。
多儿在中国时，幼儿园老师曾当着孩子面对我说：“这孩子胆小，你们做家长的应该锻炼锻炼她。
”我和她爸都是怕人怕事的人，听了这话，心如刀绞：父母是羊，孩子也没能生出虎的性格来。
实在对不起。
大小孩子都有一个从睁眼到睡觉不能离身的东西。
多儿有个小毛毯“毛毛”，一直带了六年。
刚上幼儿园时，没有一天不哭哑了嗓子。
问起老师，说别人什么都不拿，就她个别。
那时，我一家人已经拿到了移民加拿大的登陆纸，我心里庆幸：生性敏感的女儿，可能要换一种生存环境了。
小二称她的枕巾为“my blankie”，一般情况不离手。
她的幼儿园里，还有比她过之的，大而厚的毛毯拎来拎去，一个人怡然自得。
我曾在多伦多动物园见过一个小猩猩，乐此不疲地玩着一个大纸盒子，像极了小二幼儿园的那个小朋友。
我来加拿大后看了一篇幼儿工作者的文章，说有的孩子在某阶段会特别贪恋一些睡觉时身边的东西，像毛毛熊，毛毯，枕巾等。
这会给孩子安全感。
尤其是从小独睡的一屋孩子。
我才知道，身为幼教工作者，孩子的这点小心理应该是理解的。
多儿六岁时我才敢让她独自一屋。
多儿像她爸一样，喜欢躲在暗处看世界，而多次的presentation和卖巧克力等活动，使她渐渐放开了很多。
这使吃杂食式的教育结果，润物细无声。
同样胆小，但喜欢与人隔着段儿距离显摆的我，如果小时候有这样当众讲演的环境，早就上蹿下跳的了。
多儿上一年级时，一二年级混在一起，老师说，她更适合于二年级的科目。
她后来跟着二年级的同学升入了三年级。
我告诉母亲，她很高兴：“多儿跳级啦！好好学学中国的数学课本，咱们争取再跳一级。
”
现在多儿四年级，她既没频频获奖，也没获得冠军。
她曾有过几次校长奖，老师在家长会上，悄悄对我说，校长奖是风水轮流转，每个人都会最终得到。
但每一次奖状的分量，是在老师心里的。
我明白了，多儿费劲巴力得到的“优秀论文校长奖”（Principal’s Award for excellent project），意义不小。
而多儿的“心眼”，比高她一头大她一岁的同学们还差点，我不想让她做“学业上的高人，行动上的矮子”。
千万不能考天才班，或再跳级了。
多儿正在学长笛和小提琴，长笛自己能鼓捣吹出加拿大国歌了，小提琴拉得比锯木头声好点。
她爸39 生日那天，多儿作了张贺卡，上面画着万里星空，写着：“you’re 39,and you’re out of this world！”可能是鼓励她爸大发展的意思吧。
没人教她怎样画，她爸也没问她要过贺卡。
原来我不理解，为什么总说加拿大的孩子数学不好，缺乏纪律性，但加拿大却还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地方，现在我明白点了。
多儿假如在中国，不会是个坏学生，但可能缺乏的是：自由思想，合作精神，平常心。
肯定缺乏的是：手足情。
小二一生下来，就有幸有了姐姐做伴，或打打闹闹，或一起看姐姐的录像片《Science Show》，说话表情越来越像她姐。
我想起了我弟弟小时候，别人说他“假姑娘”，就是因为有一阵子他是我的跟屁虫。
现在，小二别说认中国字，就连26个字母认全了，老师都说她“在学术上很擅长”（good at academic activities）。
小二说My hair is black，我曾以为她说My hair is bad。
不知道她说的是my lucky money还是my yucky money。
口齿不清的她却会改编儿歌，像“摇到外婆桥，外婆给我ice cream。
”
小二若生在中国，这个可能不是不存在，但她恐怕是高额计生罚款，高价学费，和被高度歧视的孩子。
假设没有这“三高”，她可能就是个学习好的穷孩子。
玩具，动手能力，可能和老师的笑脸一样稀罕。
我总是以我小时候的经验来衡量现在，但愿今天的中国不是我想的那样。
2000年前，为了我自己的面子，我和多儿说：“叫叔叔。
”她不叫，我一脸窘相。
2005年，为了孩子能放松，我对小二说：“Say Hi.”她不说，我和对方笑笑。
像我的女儿们这样天生笔直的树，如果再紧盯着去砍那些刚一冒头的枝杈，孩子就更没什么创造力了。
中国适合强者拼搏，加拿大适合弱者存活。
我相信，加拿大在未来的几十年，还会是我们喜爱的地方。
来加拿大这几年，小二从无到有，变化最大。
多儿从不会讲英语到忘了中国字，变化也很大。
她爸从英语不及格过到要用英语混饭吃，“进步“惊人。
只有我，到了加拿大才知道自己英语差得远。
不仅没觉着进步，到觉着退步了，或说退化了。
我和小二说：“等以后你长大了，你就会住到别的房子里，再也不和妈妈住一个屋里了。
”结果是，孩子吓哭了。
和没有孩子的人说孩子的美妙，是否类似于和不满三岁的孩子说，她有男朋友的美妙。
我们在小二的头刚能挺起来时，就开始带着她和她姐，连同尿布奶瓶，“游”过离家一百公里外的多伦多，六百公里外的渥太华，一千公里外的纽约，两千公里外的美国中部。
对于那些四十岁体态妖娆的丁克女人们，我们胖乎乎的“大妈”身躯是为她们不齿的。
关键是，我们得到了脂肪的同时，还得到了活蹦乱跳的孩子呢。
有位中国作家说：女人心中有一个铃，没响之前，年纪多大，她总是女孩子；开始响时，不管有没有孩子，她便有了做母亲的心。
拉着小女儿温润的小小手，大女儿瘦瘦的大小手，看着他们奔跑时随风飘舞的柔软发丝，我心中的铃就音乐般地响个不停。
（雅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