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巴基斯坦的出租车司机塔赫尔死了，是被两个飚车的年轻人撞死的。
也许英文主流媒体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这个故事的新闻价值，多伦多的每家大报都发了消息，有的甚至以罕见的系列文章进行连篇累牍的深度报道。
一时间，出租车司机塔赫尔之死震动了多城，也牵起了千万多伦多市民的心，甚至加拿大各级政府要员都出面表了态。
各大媒体闻风而动
《环球邮报》在1月26日的相关报道排在头版头条，以两篇文章“A Canadian dream cut short”、 “Pakistani was poised to send for his wife” 和两幅图片占了头版三分之二的版面，该报对塔赫尔之死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文章特别讲到塔赫尔是个“a good-natured guy” 和“a hard-working individual”：为了多挣钱，他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为了省吃简用，和一个同乡在一个一居室的公寓住了5年。
《多伦多星报》从出事的1月24日至31日不断有关于塔赫尔的报道。
1月29日的这篇题为“Cabbie’s dream still lives”，描述塔赫尔葬礼的盛况，有1000多人，包括出租公司的同事、生前好友乃至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都为这位出租车司机隆重举哀。
文章既讲到渥太华将出面帮助他的亲人入籍，更谈到伊斯兰基金会将全面介入此事，不仅为塔赫尔讨公道，还将主持包括赔偿及亲人来加的各项事宜。
《星报》在27日的报道中特别提到，一个以塔赫尔名字命名的Trust Fund已经建立，其CIBC的帐户及帐号也随之公布。
这笔基金是专门用来帮助塔赫尔遗属的。
《国家邮报》在1月27日的相关报道 “ Grant dead cabbie citizenship, MP says”则主要讲士嘉堡议员多方游说，为塔赫尔赢得公民身份。
议员Tom Wappel说，在塔赫尔距公民身份仅一步之遥时遭此横祸真是太悲惨了，即使给他公民身份可能只具有象征意义，但对他的亲人多少也是个交待，是个安慰。
以报道多伦多社区生活见长的《多伦多太阳报》自然也不甘落后，在1月29日报道了塔赫尔的葬礼 “Hundreds mourn cabbie’s death” ，其文章的第一句话读来让人心碎：居住在半个世界之遥的塔赫尔的亲属无法出席他的葬礼。
文中有个细节谈到塔赫尔生前所在公司的总经理Jim Bell说，他们将尽全力让这位员工得到加拿大公民身份。
按公司的政策，塔赫尔的遗属将可获得10,000元的保险金。
但Bell建议进一步启动民事诉讼以获取更多经济赔偿。
在2月1日的一篇短文“Khan’s body flown to Pakistan village”，《太阳报》的记者告诉我们，塔赫尔的遗体已经在空运途中，将被安葬在他旁遮普老家的村子里。
截至当日，给塔赫尔的捐款已经达到11,500元，而他所在公司给他的抚恤金不是10,000而是20,000元。
新闻价值在那儿？
主流大报的报道尽管侧重不同，角度也不一样，但事实上大同小异。
笔者感兴趣的是出租车司机之死的新闻价值究竟在那儿？
一是塔赫尔死得实在冤枉。
从各方报道来看，塔赫尔在驾驶过程中毫无差错，直接肇事的是两个玩飚车的年轻人。
死得冤枉，死得无辜，自然引来人们的同情与惋惜。
二是同为开车人，命运却是两个极端：身为新移民的塔赫尔不仅靠开出租活命，还要凭加班加点及辛勤劳动养家。
更重要的是，他的妻子儿女并不在身边，而在天另一边的巴基斯坦。
塔赫尔不得不加倍努力开车，多拉快跑，为亲人支付来加拿大的机票和旅费。
据说塔赫尔的母亲久病在床，他也得花钱为其母治病，以表孝心。
这边厢，两青年不仅出身富裕之家，而且闲来无事开起父母的豪华奔驰玩飚车。
警方后来说他们可能在飚车之前看过赛车竞跑的游戏，两人于是加大马力，看谁的车跑得更快一些。
飚车不打紧，却是要了无辜者性命。
真所谓“富家子弟飚车，勤劳司机送命”。
三是塔赫尔移民加国6年，立马就要向伊丽莎白二世宣誓成为加拿大公民。
而这是来自世界每一角落的人们实现移民梦的主要标志。
这就难怪大报的标题均用了“移民梦碎”、“加拿大梦断”之类的标题。
其实主流社会并不在意你在加国究竟活得是否舒坦，是否自在，能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出来进入一个发达社会，就是一种世俗意义上成功，也仿佛是一种个人地位的提升。
这就是为何各大媒体对此均津津乐道的理由，也是力主塔赫尔死了也要追认为加国公民的原因。
这一招多多少少道出了主流社会的心态，也无意中露出了英文媒体为何如此热情的奥妙。
如果塔赫尔的亲属愿意移民加拿大，这对英文媒体又是好消息，后面还大有文章可做，犹如所谓的追踪报道之类。
移民为加拿大的国策，移民也影响了加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与移民有关的人和事就成为这个地方最有新闻价值和挖掘潜力的故事。
想起了钟道昌
读了有关塔赫尔的报道，不由得想起了来自山东的钟道昌。
虽然钟道昌之死与塔赫尔的情况多少有些不同，前者的车祸原因可能是其本人违反交通规则所致，但钟道昌同样也是加国移民，甚至移民前戴过博士帽，主持过重大科研项目且身为堂堂的大学教授，却在多伦多打累勃、骑自行车上班导致车祸身亡，按说也具有一定新闻价值。
但就笔者所知，除了《多伦多星报》一则呆板平常的豆腐块以外，其他英文报纸似乎少有见报，更无后续报道。
倒是中文媒体，报纸加上网络给予了较多关注。
令人遗憾的是，钟道昌出事这么久了，华人社区整体上反应迟钝而冷淡。
较之塔赫尔，更是相形见绌。
这里的问题出在那儿？
也许有和钟道昌某种相似的经历，比如同是出身寒门，同是寒窗苦读20年，同是人到中年移民加国，笔者特别能体会到他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失落与迷茫，也特别哀其客死他乡的悲惨与不幸。
比起塔赫尔，钟道昌之不幸在于他只是刚刚登陆不久，还没有来得及落稳停好，没有来得及熟悉周围的环境，没有来得及拉扯起自己的人缘网络，更谈不上体味到这个陌生国家的福利与好处，他就这么匆匆离开，而且是以一种很不利的方式，而且因此为联系上他的家人费了不少的曲折周章。
比起塔赫尔，钟道昌之不幸还在于他尴尬的身份：既非公民，也非留学生，还不是比如访问学者甚至什么观光客类型，他就这么处于两个国家之间、处于两个国家外交使馆部门可管可不管的，或者管起来也不必太用力费神的微妙地带。
据说中国大使馆也进行了多方联系，听说加国警方也通过加拿大驻京大使馆寻找，但最后找到钟道昌家人的不是那家使馆，而是多伦多的齐鲁同乡会。
笔者无意指责两国使馆没有尽心尽力，但也许钟道昌的身份使他们未能放开手脚。
钟道昌之不幸还在于他是华人，华人社区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能凝聚人心的宗教团体。
塔赫尔则不一样，出事之后多伦多伊斯兰基金会立马介入，该基金会主席艾林(Mohammad Alam)说，其组织已与塔赫尔的亲人联络，如果他们想移民加国，伊斯兰基金会将出面操作。
巴基斯坦驻加大使馆也不含糊，承诺将会支付费用将塔赫尔的遗体送返他的家乡安葬。
对照更为鲜明的是，如上所述，在伊斯兰组织推动和主流媒体的帮助下，塔赫尔之死一下子引起全社会关注，甚至一下子通到了现任移民部长那儿，由于塔赫尔差几天正式宣誓入籍，胡平藻责成有关部门研究破例给予塔赫尔公民身份的可能性。
新旧政府均表态愿意协同出力帮助塔赫尔的未亡人 ，多伦多市长苗大伟也不失时机地表示，市府愿意为塔赫尔在巴基斯坦的妻儿和患病的母亲提供所需协助。
塔赫尔之死甚至惊动了刚刚竞选获胜准备上台就总理之位的哈勃，他的发言人表示新政府考虑尽快为他的家人做点事，将会全力促请新任联邦移民部长优先处理塔赫尔及家人的事情。
按中国人的说法，这事儿到这份上算是通了天了。
话说回来，其实华人社区也不能一概而论。
如果钟道昌是台侨，事情可能好办一些，因为台侨经济文化办事处不仅有专人负责，还有政府背景，人力财力均不成问题，不会让一个同胞走得如此凄凉。
如果钟道昌是香港移民，事情或许也好办一些，香港人在家国不仅有许多历史悠久且发展成熟的同乡会和宗亲组织，更关键的是，这里取得政府资助的社团，全部由香港移民把持，或许也有能力把事情打理得妥妥贴贴。
钟道昌的事让笔者想起，竞选的关键时刻，华人社区的头面人物纷纷登场亮相，不失时机地号召我们华裔选民给谁谁谁投票；农历新年之际，侨界的头头脑脑也是盛装出席了多伦多领事馆的千人招待宴会。
但我们华人同胞出事的时候，需要他们来出面、来组织、来关心的时候，不见了他们活跃的身影，也听不到他们曾经响亮的声音。
谁都知道，出面操持诸如发起筹款、收集捐款、登记一笔笔款项、再将善款如数交给死者遗属是个十分麻烦而琐碎的工作，基本上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难得象大选时振臂一呼那么引人注目，也不如在千人宴会上那么谈笑风声并轻松自如，更难得从一个意外身亡的大陆移民身上捞到什么现成的好处。
去年年初大陆移民许先海车祸罹难、杨先生车祸重伤，社区各界发起筹款，华裔同胞伸出援手，出钱出力协助许家料理后事。
但鲜为人知的是，当时为了弄一个接受捐款的银行帐号费尽了周折。
按规矩，作为捐助善款的帐户既不能是私人户头，也不能是公司户头，而必须是非营利组织的帐户。
在无奈之际，最后是留学生一个小小的协会帮了大忙，他们主动贡献了银行帐号，才使后面的捐助行动得以进行，不仅给两个不幸的家庭送去了温暖，也使孤儿寡母在绝望中重燃生活希望。
无论塔赫尔，还是钟道昌，他们的离去都让人心痛。
因为他们都是移民，尽管来多伦多的时间不同，但都为了追求更好的日子而艰苦打拼，都有和我们不完全相同但相似的移民经历。
在整个事件中，笔者注意两人出事后有一个相同的细节：他们去世的噩耗一开始都瞒着双方的老人。
白发人送黑发人为人生之一大不幸，何况他们是客死异乡。
故人已去，生不再来。
但愿我们的华人社区能给钟道昌先生的家人一些温暖，分担其家人的一些痛苦。
在这一点上，我们华人社区的侨领们应该向巴基斯坦的侨领们学习。
（楚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