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底中英文媒体都报道了同一消息，安省省长麦坚迪(Dalton McGuinty)宣布，安省纳税人将支付1,230万元，购买安省南部Caledonia一处有争议的住宅建筑工地，麦坚迪说，除了1,230万元之外，还需要额外支付未来利润的损失，目前仍然在协商这笔额外赔款。
麦坚迪还解释说，目前是原住民结束占领住宅开发工地的时候了，因为这对公众带来潜在威胁。
读了这则报道颇有感慨，比较中国大陆那些因拆迁而威胁跳楼、而上京告状甚至以汽油自焚的居民而言，真为土著民感到庆幸，只是这么轻轻一闹，政府马上就慌了手脚，忙不迭地背着钱袋子“送货下乡”，以尽早让原住民撤出由他们占领的住宅开发工地，并美其名曰是为了避免他们的行动给公众带来潜在威胁。
往前推几周，多伦多公车司机来了个“野猫式” 罢工，让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将几十万上百万号人折腾得苦不堪言；随后他们将TTC历史上最能干的总经理闹下台还不作数，工会主席近日扬言只要预期目的未实现，罢工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继续把多市市民置于惶惶不安之中，担心公车工会又来个突然袭击。
再往前推三多个月，社区学院教职员罢工罢课的事件仍然记忆犹新，15万安省学子被白白地耽误了几个礼拜的学习时间。
其罢工罢课的理由十分简单：涨工资减工作时间外加缩小班级，而打出的旗号则是提高教育质量云云。
上述事件或直接或间接多多少少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影响，也让我们体会到加拿大这种“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我们的原住地是多么不同，也与我们自身的经历与观念大相径庭：土地是国家财产，要拿就拿去吧，只要有说得过去的补偿；而罢工罢课是不可能的，谁要领头那就是“枪打出头鸟”，轻则开除工职，重则有牢狱之灾。
不过有一点无论在加国还是中国都是相同的：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或者是，哭得最凶的孩子有奶吃。
中国的例子很多，仅举一例：出国前读过一本禁书“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讲的是长江上游一条支流建水电站后给下游居民农田带来侵蚀和冲刷，受害农民不断反映但当地政府和电站把灾民的正当诉求踢来踢去，后来农民们接受教训，形成一个非正式组织样的东西，由一名小学教师在后台出谋划策，一个能说会道的裁缝活跃在前台，有组织、有策略地向上告状，从县、地区、省一直告到国务院，最后成功得到一次性赔偿。
中国水库移民何止千万，但如“大河”一般成功者凤毛麟角，其原因在于他们会“哭”会“闹”，把个分寸把握得十分到家，当地官员又急又恨但始终抓不住把柄，而灾民自己总结出“小闹小有，大闹大有，不闹没有”的心得。
加国现实何尝不是如此，无论土著民，公车工会还是社区学院教职员工，他们既有“哭”和“闹”的本钱，又有“闹”的经验和技术。
笔者读过《多伦多星报》上一篇专门介绍公车工会主席的长文，讲这个人十分了得，既有勃勃野心，也有坚强意志，还有三寸不烂之舌，据说从小到大，凡是与他争辩的人无不甘拜下风。
难怪罢工之时，TTC主席莫斯高不敢接他的招，市长苗大伟只在一边忙着安慰市民，而省长麦坚迪则更是退避三舍，生怕给自己惹上麻烦。
土著可以占领建筑工地来要挟，因为他们拥有土地；公车司机可以来个“野猫式” 罢工，因为他们掌握城市交通命脉；社区学院教职员也可以罢课，因为他们可以拿莘莘学子为赌注。
一般市民百姓，尤其是到这块土地不久的新移民，犹如 “一穷二白”的散兵游勇，拿什么来“哭”？拿什么来“闹”？
曾几何时，出国之前我们多么讨厌没完没了的会议，有名无实的工会，甚至鄙视那些管头管脚的书记或别的什么干部类的头头脑脑；出国之后，当我们无依无靠，举目无亲的时候，多少有些怀念那个“单位”，那个“组织”；看来移民真个是有得有失：自由有代价，追求也必须付出。
（吴楚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