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举足轻重，加拿大人对此并非没有认识。
然而，在利用中国经济增长来推动本土企业利润上扬方面，加拿大似乎正在“掉队”。
美加经济血脉相联。
然而今年以来，多伦多股市的两次戏剧性下跌都不是受包括美国房地产下滑在内的美国经济因素的影响，而是因为2月底中国股市急挫和4月中旬中国继续抑制经济过热的冷风而“着了凉”。
仅从双边贸易量和加拿大对中国的投资额来看，中加经贸关系似乎不存在很大问题。
中国继续稳坐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宝座，进口和出口量分别在加拿大占第二和第四；加拿大对中国的投资虽然总量和比重在这两年有所下降，但仍高于欧洲主要国家。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中国迫切需要加拿大拥有的资源和能源，两国市场关系不会冷却到哪里去。
但是在企业的全球化，特别是世界各大企业极为热衷的“亚洲化”——即利用中国、印度等国的经济提升实现从设计、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国际分工，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分散风险，开拓未来市场等方面——加拿大企业则明显滞后。
加拿大在中国鲜有“知名品牌”
加拿大媒体是最早注意到本国企业正在逐渐拱手失去中国机遇的。
2007年年初到现在，加拿大著名的《麦克琳》（McLean’s）杂志上，作者安德丽·曼德-坎贝尔（Andrea Mandel-Campbell）在一系列文章中发出警告，认为加拿大人和加拿大企业如果再不努力调整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必将错失中国市场。
曼德-坎贝尔的忧虑并非没有来由。
美国、日本、韩国及欧洲的代表性企业早已驰名中国，加拿大的知名品牌却很少为一般中国人了解。
我认为许多加拿大大型（零售）企业，比如加拿大轮胎（Canadian Tire）和（著名咖啡连锁店）提姆·荷顿本能够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 安德丽·曼德-坎贝尔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但因为他们在加拿大已经很壮大了，反倒变得缺乏国际眼光。
”
在她看来，目前只有少数的加拿大大型企业成功进入了中国。
比如航天及铁路设备制造商庞巴迪（Bombardier）、通讯业巨头北电网络（Nortel）以及德马雷（Desmarais）家族控股的鲍尔（Power）等公司。
它们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在进入中国前已经是国际化企业了。
此外，他们可以利用加拿大政府的信用，和中国官方建立沟通。
”
不过这些企业也不满意自己在中国市场的表现。
北电网络产品发展经理郑超然（Charlie Cheng）告诉《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和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对手比，北电在中国的成绩‘不理想’。
”虽然早在上世纪70年代，北电就已经现身中国，但由于缺乏长期策略和目标，三十多年来三进三出，到现在仍步履艰难，让后来者赶上。
今天在中国，北电不仅要和来自欧洲、美国、东亚的电讯商竞争，而且要和日益强大的本土公司展开厮杀，时间优势早已不存在。
国家性格导致缺席？
谈到加拿大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尴尬状况，很多人都首先归结到加拿大的国家性格。
他们认为“中和、平稳、保守”的性格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加拿大人在生意领域缺乏积极进取的姿态。
华裔加拿大人刘敦仁（Richard Liu）在2000年被任命为加拿大旅游委员会驻北京办事处主任。
他努力数月，打通各方关节，终于有望让加拿大成为中国公民的旅游目的地。
但是他的努力却功亏一篑，加方的推诿理由之一是：可以等待美国先和中国签订目的地协议，然后吸引一些中国游客前往（美加边境上的）尼亚加拉瀑布。
刘敦仁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想要加拿大吃一道大餐，但他们只想吃残羹剩饭。
”
“造成加拿大在中国投资失败的原因是综合性的”，曼德-坎贝尔说，“加拿大将近85%的出口商品是出口到美国，和美国做生意相当容易：语言相同，文化差异不算太大。
加拿大人缺乏用其他语言、以其他方式做生意的经验。
从性格上讲，加拿大人比较谨慎、不愿意冒险。
他们做事情喜欢直截了当、一清二楚，依赖规范和合同。
”
郑超然也认为，国民性格是北电公司不如美国和欧洲一些公司的重要因素。
“加拿大人做生意进取性不强，在产品、价格、进入市场的方法，与当地人合作方式等领域，都不像美国那样咄咄逼人。
第二，北电缺乏一种长期的、坚定的策略，态度有些机会主义。
欧美和日本公司则明显不同，他们有长期目标和长远打算，策略坚定，虽然同样会在中国市场遭遇挫折，但不会轻易退出，”郑超然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起步不久，在一段时间内，还不能达到西方市场经过数百年沉淀形成的严格的规范。
这对于“一切讲究原则”的加拿大人而言，似乎特别不易适应。
不少加国生意人虽然看好中国市场，但因为对这片陌生“丛林”缺乏了解，或者即使了解，却缺乏灵活调整的意愿，不少投资以失败告终。
曼德-坎贝尔说，“至少在过去，加拿大人并没有意识到在中国做生意有多么不一样，又有多么困难（在他们看来）。
”她的文章中介绍了许多失败的案例，有的由于轻信合作伙伴，有的由于不熟悉地方对外资的政策，有的陷于中国式的官商文化，也有的是一味把加拿大的生意经套用到中国身上。
曼德-坎贝尔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和美国相比，中国的方式并不是那么直截了当的。
”
“加拿大公司做生意的确有很强的原则性。
”郑超然说，“北电有一个极为坚决的政策：绝对不使用贿赂手段打开市场。
这种坚定的道德准则自然使它失去了不少市场机会，北电并非不了解中国的情况，而是选择不这样做。
”
政治因素有多重要？
北电的道德原则，很容易让人想起加拿大总理哈珀所谓“不以人权换经济”的口号。
政治家的这种选举式宣言，当然会影响两国经贸的稳定发展。
但另一方面，如同曼德-坎贝尔指出的，即使在立场较为亲中的自由党执政时期，密集的政治互访和合作，也并未有效推动投资贸易的增长。
郑超然认为，政治和经贸在中国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在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过程中，政府能起到很关键的推动作用，美国和法国都属于此例。
偏偏在加拿大，政府和企业谁都难以影响谁，因此前总理克雷蒂安几度率领企业家团队访华，效果依然平平；同时商界也很难有类似美国企业那样的影响力，无法令强硬的对华外交立场发生有利改变。
从政治角度看经贸，就涉及到中加关系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加两国谁更需要谁？这种问题以全球化的国际关系观点分析，其实是一种并无意义的命题，但它却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不少人的思维方法。
最典型的，要算哈珀总理“中国对加有贸易顺差，发展中加贸易对中更有利”的说法。
至今在两国政治出现分歧时，他的这个命题仍被人用来当作中国更需要加拿大的佐证。
可是他忘了，尽管中国是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但加拿大在中国的贸易伙伴排序中，连第十名的位置都早已被印度挤掉了。
“对于中国来讲，加拿大并非特别重要的国家。
”郑超然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其重要性更多地在于能源资源，（这一地位）也许和澳大利亚差不多。
就像北电在中国市场上的角色：它是重要的，但不比别人更重要。
”
曼德-坎贝尔恰好在博客上对比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争夺中国机遇方面的得失。
“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和中国签署旅游目的地协议的西方国家，中国游客纷纷南下；澳大利亚在吸引留学生方面正在赶超加拿大；中澳正在商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对华出口在2005年增长了40%，而加拿大则是负增长。
最关键的是，由于缺乏中国客户，加拿大把‘门户工程’——建设从将阿尔伯塔省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海岸的石油运输通道——拖延至2012年。
澳大利亚则在2006年签署下历史上额度最高的出口订单——在未来25年中向中国出口天然气，协议金额为250亿澳元。
”
失去中国，就错失全球化
加拿大制造暨出口业者协会和亚太基金会曾有一项研究，发现加国只有17%的企业制定有“中国策略”。
加国企业主管协会主席也曾说，企业界仍未把加拿大当成一个太平洋国家，多数人的视野仍局限于北美。
这多少可能和环境有一定关系。
以往加拿大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就是美国，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才将目光放到了墨西哥，近年逐渐开始对南美感兴趣。
但也就集中在西半球。
此外，加拿大各省各自为政，目标分散。
加东主要靠石油、渔业，中部靠农业，西部靠石油、矿业、林业等。
真正科技含量高的、商业性的企业，主要集中在魁北克和安大略两省。
魁省因为说法语，对欧洲的兴趣更大；安省人又很杂，关注亚洲，又有能力影响决策的，少之又少。
郑超然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加拿大人其实对全球化有兴趣，也有很大优势。
多年倡导多元文化政策，移民来自世界各地，因此对世界各个国家的情况比美国更了解。
但可能正因为了解很多，所以兴趣也分散。
”
曼德-坎贝尔认为，加拿大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总体缺席，是加拿大公司未能拥抱国际市场的一大病症。
她说：“中国是国际市场的最大代表。
当世界其他国家纷纷打入中国，也让这个市场更为耀眼夺目。
加拿大生活容易，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资源丰富而人口很少；二是我们紧邻世界最富裕的国家。
这两点加在一起，让加拿大人很自足。
但是，以中国的发展为特征的全球化正在改变这一切，我认为加拿大人仍然生活在危险的自足当中。
是否能及时醒悟，我不敢保证。
”
不过在激烈的竞争态势下，加拿大已能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全球化的压力。
以北电网络所属的电信界为例，各大企业都争先投资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因为那里不但市场庞大，而且人才极多，劳动力价格便宜，产出的利润也不断提高。
这迫使北电也不得不跟进”，郑超然介绍说，“虽然多少有些被动，但确实把加拿大逼到全球化道路上来了。
”
而曼德-坎贝尔则期待一种更为主动的姿态。
她觉得，加拿大企业进军中国，最大的希望在于华裔加拿大人，因为“他们能够在两国间搭建桥梁”。
(宋念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