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批又一批学子远涉重洋赴海外留学深造，经过自己的努力，他们中许多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学博士。
今天，他们或是某一科研领域的权威人士，或是某一机构的领导人物，或是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弄潮儿”。
回首留学往昔，无不思绪万千，恰恰是这些金子般的留学经历和经验，铸造了他们今天一方的名成利就。
留学前辈们宝贵的留学经历经验，对现在或今后赴海外留学的人们或许有许多启发和借鉴。
赵擎宇，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副主任医师
留学德国海德堡大学的赵擎宇，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出国前他已经是一位在职医生了。
对于同期留学的“小弟妹”们，赵擎宇的评价是“聪明、勤奋、出色”。
中国的留学生给别人的印象通常都是不特别好学，甚至有逃课的（其实逃课是为了做兼职挣钱），但他们却能够在大学里拿到相当优异的成绩。
这并不是他们天资很聪明，其实他们是在暗地里不断努力学习。
”
对德国人的印象，赵擎宇总结为3点：准确性；准时性；干净、整洁。
这是德国人严谨作风的表现。
德国人对遵守交通规则要求非常严格。
亮了红灯，德国人绝对不会抢迈一步。
而看到其他人越线抢红灯，德国人会瞪着眼睛怒视他们。
德国人很守时、作息和工作很有规律性，同时，他们也是工作狂。
”也许是在德国留学时养成的良好习惯吧，赵擎宇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谦和有礼，谈话的思路很有条理，逻辑性很强。
作为肿瘤医院ICU的副主任医师，这些严谨很重要，也是长期养成的。
姜莉莉，莫斯科工业大学博士，现任广州捷力计算机有限公司董事长
姜莉莉博士回忆起那段留学的岁月觉得收获甚丰：“俄罗斯的基础科学教育非常扎实，由于市场经济的干扰少，加上自身的本科教育的底子厚，几十年的基础学科都保留了下来，比如数学、机械、计算机软件等学科。
当我毕业时，莫斯科工业大学校长说我是‘中俄外交关系正常化后该校的第一位中国留学博士’。
”
目前，姜莉莉是一个专门开发制造车间作业计划和监控管理软件的计算机公司老总。
她现在主持省里的中俄合作项目就有5、6项。
通过这些项目姜莉莉既能邀请昔日的导师参加合作项目，也不断铺砌中俄之间互相交流合作的道路。
我的一位俄罗斯研究生师兄也在我们公司长期参与研发工作。
”姜莉莉说。
陈校园，英国伦敦大学基因工程博士，现任广州康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校园去英国留学，在英国伦敦大学拿到了基因生物工程博士学位，并参与相关的研究。
国外的博士论文不好拿，不像国内只需通过答辩就行了。
在国外，必须得拿实验结果或科研成果出来，这样学位拿得扎实。
”
“在英国的日子，是我人生当中最好的学习阶段，也是我思想定型的阶段。
这也影响了我的一些处事方法，比如做一个报告或研究都讲究三化，即程序化、规范化、量化。
”
包芸，美国南加州大学航空力学博士后，现任中山大学力学系副教授
包芸说：“美国给我的最深感觉是竞争太激烈了。
美国作为世界强国，显得非常功利。
恰恰是这样的环境，让我提前感觉到生存的恐慌。
在美国必须在业务上与别人比拼，和任何人都是种竞争的关系。
一些科研项目业务虽然功利，但是很实际、很扎实。
不像国内的研发和生产相关性极低。
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看见的事情。
他们的每个研发项目都要求产生较大的经济利益。
”
包芸回忆说，“当时我住在洛杉机市中心附近，周围环境不很好，除了上班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家里。
即使是上街，也是挑人多的地方去。
”包芸还提到一段有趣的经历，就是她的“兼职岁月”。
我早上9点钟才去学校上班，在6～9点钟之间，我到一间早点店打工负责打扫卫生。
我还卖过香烟，由于我本人不抽烟，所以单是香烟的品牌，我花了两个多月才弄清楚。
”
“我去美国的时候20多岁，在美国学习3年。
但这短短的3年时间，让我感觉自己好像成长了10年。
留学的日子让我感觉到了真正是生存和生活的压力。
这也让我懂得现在要好好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
”包芸回想起留学的日子，深感庆幸和满足。
李伟良，法国波尔多第一大学博士后，现任中科院广州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
谈到法国外学习条件，李伟良博士认为，国外学校的条件是比较好的，而且国外很注重学生研究问题的独立性，让学生独立完成某些科研论文。
教授们都很尊重学生提出的想法。
在国外无论是师资、环境和硬件水平都比国内好，环境宽松，能让人专心去研究。
对我本人而言，出国留学其实是在国内学习的一个延续，增长了见识和知识。
同时，也由于社会环境和消费水平的差异，生活条件要比国内艰苦些，对此，出国留学的学生应有思想准备。
”
李伟良博士目前仍从事研究工作，紧密的对外交流合作使其原来在海外留学掌握的知识得以很好的延续下来。
相对而言，我获得学术和产业的资讯渠道会多一些。
”
王燕菲，瑞士巴塞尔大学生物学博士，现任广州医学院教授
王燕菲博士说：“瑞士的学术氛围很好，我的导师就是80年代的获诺贝尔奖提名人之一，尽管他最终没有拿到诺贝尔奖。
在这种宽松的学习条件和有强大资金作为后盾的情况下，这些大学非常专注于学术研究。
著名的欧洲分子生物研究中心就设在瑞士。
而且，这些教授都主张学生不懂就问，并希望学生能提出自己的观点来。
老师是很乐意解答学生的疑问的。
”
“瑞士是典型的欧式生活，不允许加班。
注重个人的隐私。
我们假期和娱乐时间相对多些。
娱乐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和学习机会。
”
肖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数学与计算机专业博士，现任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总经理
“当时是抱着出去看看的心理赴加拿大留学的。
滑铁卢大学在当地很有名，学习环境和条件很不错。
这跟在国内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肖戎谈起当年出国的初衷。
谈起当时学习的收获，肖戎还是兴致勃勃：“当时就是忙、辛苦，但很有节奏。
学习的时候非常刻苦。
因为我是在80年代末出去的，当时的学生都能吃苦，也非常勤奋。
由于学习和生活很有规律，除了读书，我没有别的事情可干。
于是就把闲暇时间放在体育项目上。
这些体育项目都是免费的，比如游泳、健身。
即便是网球，一个月10多加币办张卡就可享用服务。
”留学的这段经历，肖戎觉得对其人生的影响蛮大，“学习期间对我人生最大的影响就是，我现在的工作态度认真，做事的态度有责任心。
”
管武太，荷兰动物营养与科学博士后，现任华南农业大学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系副教授
“博士毕业后我想了解国外的科学态度、研究情况和先进设备，接触国际前沿的研究水平。
看看国外在研究方面是怎样去组织、管理、运营一个项目的。
”管武太这样评价自己当时出国的心态。
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
因为我在国外所读的是交叉学科，这样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既拓宽了自己的视野，也让自己完成了一些高质量的论文。
”
“留学生必须确定好自己的目标，制订几年的学习规划。
很多留学生刚出去就被国外五光十色的环境所迷惑，觉得一切都很新鲜，不知道从何下手，渐渐就失去了应有的目标。
”管武太建议即将出国的留学生们要确立并坚定自己的目标和立场。
“出国留学比国内学校的学习更优越，国外设备条件先进，能拓宽知识面。
在国内则有太多的局限性，缺乏国际视野，不能深入体验到先进的管理和组织水平。
现在我也经常参加国际性的会议，并保持与国际接轨的研究方向。
”管博士为拥有丰富的海外信息资源和科研渠道而十分自豪。
谢少华，澳大利亚Edith Cowan大学博士，现任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系教授
“澳大利亚的教育体系非常成熟和先进，多元化的办学模式，加上优厚的师资力量，澳大利亚对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更加强劲。
”作为教育政策研究的资深权威人士，谢少华对自己曾留学过的澳大利亚点评得非常到位。
“澳大利亚高校的管理效率高、对学生管理到位，这是国内不可比拟的，也是其成熟之处。
我当年是孤身一人去澳大利亚留学，在当地也没有什么亲戚，但一进入学校就感到特别贴心，像最基本的住宿等问题都有人替新学生安排得妥妥当当。
而且，学校除给研究生提供独立的研究场所外，还给研究生提供一笔经费。
同时，学校还另给研究生提供一个银行帐号，以便研究生在引用其他国家的资料时付费之用，而这些费用均由学校提供。
”
说起留学对自己的影响，谢少华依然觉得受益匪浅。
留学的经历让我改善了做学问的心态，我对研究方法论有了提高。
国内在研究课题上注重思辨为主，而国外注重时政研究，与社会实际结合得比较紧密。
同时，国外的学者更是把批判作为一种自身的社会责任和职责。
”
由于谢少华在国外读的是教育政策和行政管理专业，因此对国外先进的教育体制和政策很熟悉，对他目前所从事的工作帮助非常大。
回国后，因为所学专业关系，我参与了各级政府委托研究的课题16项。
”
王大庆，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硕士，现任GEA公司南方区代表
“出国留学让我学会了新的思维方法。
因为国内外学习的依据和理念不一样，国内比较注重的理论知识，实用性不强；而国外则注重应用科学，教学与实际紧密相连。
国外的本科生毕业后大都可以马上参加实际的社会工作，没有任何障碍。
”王大庆评价了国外学习的优势。
“留学既让我强化了专业知识，又见识和学到了国外的先进技术，从而提高了自己的专业水平。
在留学过程中，对国外的学习生活科研等情况的了解，增进了我和国外同行之间的交流。
”
同时，王大庆也给即将出国留学的学生们提出建议，“首先，要有一种全新的学习心态，不要拿国内的思维方法来套，要按照国外的教学方法来学习；其次，多交外国朋友，包括当地的华人。
因为刚去的留学生都喜欢与本国的学生呆在一起，由于文化背景相同导致进步不大。
所以多接触了解其他国家的人文，对自己本身就是一种提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