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海外的华人创造了令世界震惊的许多历史奇迹，迄今却没有一部属于自己的传记。
一九九八年五月，北京大学过分隆重的校庆正在进行时，我在学校的阅报栏里读到了印度尼西亚发生的骚乱：华人被屠杀、华人妇女被强奸、华人商铺被抢劫……出乎意料的是，我对此的态度相当冷漠，仿佛那些人并非我们的一部分。
过去几年，一些杂乱无章的新闻事件逐渐汇成潮流：世界各地，在戴高乐机场、在罗马的街道、在巴基斯坦的工厂、在莫斯科与以色列的工地……关于中国人命运的新闻开始不断占据著报纸的显著位置。
中国人海外移民的历史是一部毋庸置疑的史诗。
在过去五个世纪里，他们的交通工具由帆船变成了蒸汽船，由步行变成了火车与飞机，他们用各种方式来到陌生之地，开始新的人生旅程。
移民的速度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陡然加强，全球市场的形成、交通工具的改善，使得人力自由流动变得可能而且急迫；而中央帝国陷入衰败，则使中国人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寻求安全感、生活的富足和希望。
东南亚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地，移民则主要来自广东与福建——这两个长期被视作“不可信任的南方”、“被瘴气困扰的蛮荒之地”，因远离中央政权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
关于海外华人的描述几近千篇一律，最初的生活凄惨而悲剧，他们的勤奋、智慧与节俭似乎从一开始就震惊了他们所移居之地，但不管多么富有，他们从未摆脱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也似乎从未彻底融入当地社会，他们仍在很大程度上愿意称自己是“中国人”。
大约十七世纪时，散落在东南亚的中国人就赢得了“东方的犹太人”的称号。
几乎每一年，都有一本关于犹太人的著作面世。
但迄今为止，我们看到了很多研究海外华人的碎片，却从未见过一本全面的历史著作，将海外华人视作一部单一历史，是全球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犹太人作比，海外华人有显而易见的相似性，被种种社会动荡所压迫，远离家乡，被迫进入陌生的世界。
他们都在经济领域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又顽固地保持了自身的特性。
在纽约、伦敦的唐人街里走一圈，你会怀疑这世界从未改变过：孙中山昨天还在这里发表演说、募捐过。
但是，两者的差异更为显著。
海外华人从未有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关系中显现出的强烈的感情和精神力量，它是由宗教和民族性提供的。
对祖国的贸易关系和宗族关系才是海外华人的纽带。
长期以来，他们为自己身份所困扰，他们说自己是中国人，却发现自己祖国可能并不在乎他们。
他们像是生活在地铁中的人，地面上的世界变迁很少留心他们。
所以当他们在一九八零年代后期被研究与发现时，整个世界震惊了。
首先是日本的崛起，西方在一九七零年代末时开始兴起了研究日本的热潮，探索这个他们曾经看不起的民族缘何在三十年内超越了几乎所有的竞争对手；这股热情接著扩散到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他们被称作“四小龙”——“四小龙”的含义再明确不过了，他们都是古老中国文明的后代；中国的开放与重新崛起，加剧了这种研究的兴趣；到了七十年代初时，儒家资本主义变成巨大的热门话题，一些西方学者相信整个东亚地区都是受惠于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的伦理准则，在这种个人与社会价值观下，东亚正在创造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态，他们发明了很多类似的同义名词，比如“筷子网路”——他们都使用筷子，关系经济，这比法律契约重要；家庭主义——家庭也同样是经济组织的最重要单元……
后来人们逐渐辨清了一些基本差异。
比如日本式的经济组织与韩国不同，也与海外华人的家族主义不同。
不过海外华人从此进入世界视野。
谁都对他们的表现感到吃惊甚至恐惧。
想想吧，在一九九零年时，五千五百万华人所拥有的财富，竟然比十亿中国人还要多。
彼得·德鲁克曾经感慨，华人公司的管理是未来管理研究的秘密。
在香港大学的戈登·雷丁在一九九零年出版《华人资本主义精神》之前，世界未对海外华人进行过任何像样的研究。
那些由家族统治的庞大华人商业王国，是深不可测的富裕与神秘的代名词。
我们不知道他们以何种方式运转著自己的公司，也不知道他们遵循的基本价值观是什么，一些类似“儒家”、“家族制”的概念化的、似是而非的名词主导著外人对他们的看法。
雷丁的研究是马克斯·韦伯开创的文化研究方式的继续。
韦伯相信，是宗教传统塑造了现代资本主义，清教徒的信念与伦理规范造就了现代经济人。
那么华人资本主义有何不同呢？雷丁追溯了中国漫长的文化传统、社会动荡、政治形势，致力于使读者明白，中国人在动荡中如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心理习惯，他们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通过家族关系获得可怜的确定性与安全感。
不过，比起浩如烟海的对“欧洲奇迹”、“犹太人精神”的解释，对于华人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显得过分简单与教条。
这是一个尚未展开、却迫在眉睫的探求。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
他最近的一本书是《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