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纪军编译报导／7月4日晚9时，两个生日聚会正在天赢歌厅举行，参加者一边喝酒一边唱歌。
在洗浴中心，男人们浸泡在热浴缸内，享受着妓女的陪伴，而其它客人则在一个小赌场试试自己的运气。
这时，天赢歌厅便发生了爆炸。
用来在附近开矿的超过400磅的硝酸基爆炸物，把天赢歌厅炸成一片废墟。
许多参加生日聚会的人，连同几个路过歌厅的行人被当场炸死。
附近的建筑物也被炸毁，被震碎的住宅玻璃让几位正在家中看电视的居民受伤。
华盛顿邮报8月1日发表长篇文章介绍了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田师付镇天赢歌厅的爆炸事件，以及辽宁省当局如何对当地媒体进行审查和限制报导。
文章称，7月4日那个闷热的晚上所发生的一切无论被任何人定义，似乎都是一个“爆炸性”新闻。
它是这个有4万多居民的小镇历史最严重的爆炸事件。
但辽宁省和本溪市的中共新闻监查官员却作出另外的决定，他们阻止爆炸新闻被披露出去，不准当地的报纸和电视台，还阻挡来自省会沈阳的新闻媒体对这起爆炸案展开调查。
爆炸现场。
华盛顿邮报说，中共庞大的宣传和审查机构一直以控制国内媒体而闻名，长期以来对各省的报纸和电视台进行着最严厉的新闻管制。
那些会让北京对地方官员有不好印象的不利的消息和信息，正例行公事般地遭到乡镇、县、市、省各级宣传部门的打压。
因此，居住在城镇或是乡村的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习惯于生活在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的环境里，因为不敢追问更多的真相而满足于一知半解。
这种严密控制信息的手段，一直是为共产党维持其垄断权力的一个有效工具。
它在过去20多年来甚至变得更加重要，尤其是腐败已蔓延到中共各个阶层，许多地方官员都急于掩饰他们与当地企业家的密切关系。
“我们老百姓不知道都发生了什么，”在已被炸毁的天赢歌厅后面的露天食品市场摆摊的一名当地妇女说，“他们还没有告诉我们。
”
华盛顿邮报接着指出，在北京，胡锦涛的中央政府官员已多次表示，在手机和互联网时代，采取更开放的态度是必要的。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7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曾表示，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地方官员想阻挠负面新闻的作法是“幼稚的”。
至于国新办所呼吁的更多公开性，还不知道是否有诚意，但这个信息显然没有在象辽宁省这样的各省级宣传部门得以传递。
在这个级别上，宣传部门的高官们往往密切关切着当地报纸和电视台的编辑，他们参加同样的党内会议，遵循相似的职业生涯。
对本溪市田师傅镇天赢歌厅爆炸案的报导，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辽宁省委宣传部部长知道如何控制媒体，”一名当地记者说，“他以前就是一家报纸的编辑。
”
一位来自省会沈阳的记者说，在天赢歌厅发生爆炸后不久，他从一位朋友的电话中获知这个消息后，便立即上报给他的编辑，希望报社立即派记者去现场。
但这位经过多年审查磨炼的编辑却告诉记者要等一等，看看省政府要求如何去报导这个案件。
因此，这家报纸象其它报纸一样，都没有在7月5日出版的报纸上报导本溪歌厅爆炸案。
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指出，与此同时，本溪市和辽宁省的宣传审查官员却采取了立即行动。
在7月4日晚媒体对爆炸案都保持沉默后，辽宁省官员批准在该省官方的东北新闻网上发布一条消息。
这条在7月5日早6时20分被发布简讯称，爆炸炸毁歌厅，导致25人死亡。
两个小时后，这条只有几句话的简讯出现在新华社的网站，这意味着全中国都知道了这起爆炸案。
大约在同一时间，辽宁省宣传部门给辽宁省的报纸和电视台发去传真，称他们只能发表官方通讯社的相关报导。
据一位看过这份传真的当地记者说，传真还明确要求，不得派记者赴现场调查此案，报纸必须淡化这起爆炸案，报导中不准配上任何爆炸现场的图片。
与此同时，新华社的记者被要求收回有关爆炸案的报导，只能依靠官方调查人员通过宣传部门所发布的调查结果。
一篇网上报导引述闹情绪的当地记者的话说，辽宁省宣传部门还要求，任何与爆炸案相关的报导和发现只能在内部报导，只有那些被允许的官员才能看到这样。
据当地一名新闻从业人员透露，尽管辽宁省封锁本溪歌厅爆炸案，但在爆炸后的第二天早晨仍有不少记者出现在田师傅镇，不过这些记者很快就被警方“护送”到另一家歌厅，并告诉他们不得再继续工作。
在被问道为什么就没有记者站起来挑战这项禁令时，一名记者回答说，“谁敢啊？”
7月5日下午，东北新闻网和新华社发表了有关这些爆炸的最新报导，称死亡人数已升至25人，警方正在调查爆炸原因。
据几位辽宁省记者说，这就是当天全中国媒体对这起爆炸案的报导，也是被当地的电台、电视台和7家主要报纸中的5家报纸播发的“新闻”，而另外两家报纸根本没有出现这条新闻。
“正因为它发生在我们的后院，所以我们才不能报导，”一位失意的沈阳记者说，“一家报纸或电视台想调查这条新闻，那是不可能的，所有人都清楚知道，他们无法进行报导。
”
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档案照。
辽宁省委宣传部新闻处负责人李鲜平(音译)说，诸如此类事件的“标准做法”是，政府调查人员应该是唯一的消息来源。
他说，正是这种情况下，当地出版物和电视台才被告知要与新华社的报导保持一致。
华盛顿邮报指出，李鲜平还说，“对于一些社会问题，记者可以进行他们自己的调查，但在一些严重事故上，那是政府部门应该做的工作。
如果记者可以对所有事情进行调查，那么政府部门还有什么用？”
在本溪歌厅爆炸案的第4天，新华社发出了一份简讯引述调查人员的话说，最后共有25人死亡，爆炸原因是歌厅内的炸药“自燃”。
报导没有提供更多的解释。
当地一位46岁自称姓谢的男子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说，爆炸发生的当晚，他正与一些同伴在洗浴中心享受，爆炸前他们闻到强烈的烟味，他说，由于满屋都是烟，所以他们就从紧急出口逃了出来。
在本溪第一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谢姓男子说，“我是最后一个跑出来的，当我跑到门口时，歌厅就发爆炸了。
”爆炸让他的头部和大腿多处受伤。
谢说，他不知道是什么引发了这次爆炸。
但田师傅镇的其它居民说，他们听到的故事是，一位在天赢歌厅地下赌场输了很多钱的男子，返回赌场进行报复。
还有人说，歌厅老板的长期情妇对他新找情人进行报复，有可能想跟他“同归于尽”。
天赢歌厅的主人名叫曲乙杰，当地人都叫他“曲娃子”，他也在爆炸中丧生，当晚正在歌厅庆祝康复出院的曲家大哥和大嫂也无一幸免。
据当地居民说，“曲娃子”的老情人已被警方带走问话。
据附近的居民介绍，天赢歌厅于2006年冬季开业，以前只有个洗浴中心，并不属于“曲娃子”。
4年前，他将洗浴中心买下，去年进行了翻新扩建，增加了歌厅，取名“天赢”。
“社会上的人”这是当地人对歌厅老板“曲娃子”的第一印象，再追问，得到的回答就是“大老板，开煤矿的”。
有媒体介绍说，“曲娃子”家中兄弟4个，他排行老四。
父亲早年在本溪矿务局下属的林业处上班，由于孩子多，家里生活很困难，“就靠着父亲一个月70多块钱的工资，养活6口人”。
上世纪80年代初，当兵复员的曲乙杰到本溪车务段工作，在田师付火车站担任连接工。
小镇上的铁路是日伪时期修建的，主要是往外运煤。
结婚后，在车站上班的曲乙杰开始和大舅子合作，做起了“发煤”的生意，“找买煤的客户，当个联络人，发一吨煤提十几块钱”。
靠着“发煤”的生意，曲乙杰开始结识当地的矿老板。
一位开小煤矿的老板说，90年代初，小煤窑开始在当地兴盛，曲乙杰承包了大堡村煤矿，“六七十人的规模，是家大煤矿，有执照”。
此后，在这张合法执照的掩护下，曲乙杰又陆续开了五六家小煤窑，“拉上十几个人，就用铁锨、洋镐挖，投入万八千块钱，一年就能挣个几十万块”。
在那位煤老板的眼里，“曲娃子”是个“厉害人”，“一般事都能摆平，别人不敢放炮的时候，就他的小煤窑天天放炮”。
“曲娃子好赌”，在当地几乎人所共知。
一位曾经去过天赢的煤老板告诉记者，“有个耍钱的地下室，一晚上输个十几万元也正常”。
爆炸发生时，正在洗浴中心的镇派出所一名副所长和一名警官丧生，更增添了人们的猜测，“曲娃子能量大着咧”。
除了死亡人数，引起人们猜测的还有炸药的数量。
事后，有居民看到武警从废墟中搬出8箱炸药。
一位曾开过煤矿的人说：“国家对开矿用的炸药采取限量供应，一般大点的煤矿，一天也不过用两箱，一箱就能开上百吨煤。
”但他也承认，“即便当天不用，也可以去领两箱存着”。
按照国家规定，煤矿必须建有专门的火药库用来存放炸药，“但也有些小煤矿老板，从山西、抚顺等地的私人炸药厂买来，不用的时候就放在家里”。
因为开矿用的炸药一般必须使用通电后的雷管才能引爆，煤老板们的警惕性并不高。
对于这次爆炸原因，政府给出的结论是“自燃”，这令很多人不解，“扔到火里都不会爆”。
但大家的担心却是相通的，“谁知道哪个老板家里还有炸药？一箱一百来块钱，很容易搞到”。
华盛顿邮报说，不受辽宁省新闻管制限制的外地记者和数家大城市报纸，都在报导中披露了一些有关这起爆炸案的细节。
北京新闻和设在北京的法制日报在官方媒体未正式公布爆炸原因的头两天就指出，爆炸可能是歌厅老板曲乙杰私藏炸药引发的。
而网易的一篇报导则引述当地警方的话报导说，他们不能排除有人故意引爆炸药的可能。
但辽宁省内的媒体则遵循政府方面要求保持沉默的命令。
此外，田师傅村的居民还说，警察已警告居民不得谈论这起爆炸，甚至要求居民间也不得谈论。
为此，这些居民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都要求隐去姓名。
当地居民说，政府已向遇难者家属提出赔偿，最高可获得2.6万美元的赔偿费。
但当地居民还补充说，如果在这个小镇要与警察站错了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危险的。
在华盛顿邮报记者要求解释一下歌厅爆炸原因时，一位当地居民说，“每个字可能都会引来麻烦，我们甚至不能与邻居谈论这个话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