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我们华裔，美国将会怎样”，陈冲的声音响彻中国大饭店宴会厅。
2007年11月26日晚8点，400余人济济一堂，其中有40多位来自美国的华人，他们中有几位面孔比较熟悉，美国第一位陆军华裔将军傅履仁、“神探”李昌钰、Google中国区总裁李开复，他们都是“百人会”会员，此次专程赴北京参加“百人会”大中华地区第二届会议。
谭盾激昂的音乐，陈冲深情的解说，一个短短的宣传片顿时使喧闹的会场安静下来。
激情四射的宣传片过后，早已深居简出的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钱其琛现身会场，从“百人会”会长傅履仁的手中接受了“中美关系杰出贡献奖”，以表彰他对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而授奖单位“百人会”自创立以来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致力“桥接中美”，它所秉持的“求同存异”的口号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百人会”，听上去很江湖气，其实并非草莽出身：1990年5月由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和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等美籍华人在纽约发起成立，是美国一个独立、无党派、非盈利的会员制组织，由一批来自不同领域的杰出美籍华人组成。
其主要使命，一是鼓励美国与大中华地区人民建立良好而有建设性的关系，二是推动美国华裔全面融入美国社会。
“百人会”创立之初，更多着力于“推动美国华裔全面参与美国社会”，更多地考虑华裔在美国的利益和社会地位。
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崛起，“百人会”清楚地看到，中国影响的上升，中美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华裔在美国的切身利益，因此，“百人会”将主要精力转向“桥接中美”，“鼓励美国与大中华区人民建立建设性的关系”，正如其公关总监安平女士所言，“以前我们是将70%的精力放到华裔融合美国社会上，30%的精力放到中美关系上，现在完全颠倒过来”。
在美国，媒体和国会议员是两大权势集团，影响力极大，往往能左右政府的决策。
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的误解和偏见，这两大集团对中国的印象并不理想，尤其是在国会里面，每年的“反华提案”皆出于此。
2005年4月，佐格比国际调查机构（Zogby International）受“百人会”委托，发布“美国人对华态度”民意调查结果。
第二阶段调查对象为国会议员助手和企业界领袖，包括外事顾问、立法主管、新闻秘书等任职的101名国会助理人员参加了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国会议员助手与美国普通公众对华态度存在明显差异；只有19%的国会议员助手对中国持正面看法；高达54%的国会议员助手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
这一调查结果令“百人会”震惊：如果不能从整体上扭转美国国会成员对中国的负面印象，那么改善中美关系就是奢谈。
于是，2006年4月21日在旧金山举行的“百人会”第十五届年会上，美国参议员范士丹受邀出席，并发表题为“21世纪的美中、美台关系：深思熟虑、保持关注”的演说。
来自华盛顿知名公关公司的罗伯特先生应邀与会，并作主题发言。
此人曾经受托邀请一直叫嚷如人民币不升值便要对中国实施制裁的两位美国议员（其中一个从未来过中国）到中国访问。
通过那次访问，两位议员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推迟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议案。
也是在那次年会上，《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也被邀作为晚宴嘉宾发表演讲，在随后的11月14日，弗里德曼又应Google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并身兼“百人会”副会长的李开复邀请来中国做演讲，并给Google中国员工作内部培训。
2007年，“百人会”与Williams Mullen Strategies 咨询公司合作，启动“华盛顿公共推广创议”，以加深华府政策圈对中国和美中关系的理解，树立中国在美国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心目中的准确形象。
作为公共推广创议的一部分内容，“百人会”在国会举办农历新年招待会，以及关于如何接触中国的国会报告会，参与者包括近百名美国国会以及行政部门的领导和主要工作人员。
随后的4月19日~21日，“百人会”在纽约成功地举办了第十六届年会， 美国财长保尔森、美国私募股权基金巨头KKR创始人亨利克拉维斯和摩根士丹利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克等都发表了重要演讲。
4月24日，“百人会”在华盛顿美国记者俱乐部举办午餐研讨会， 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施正荣与弗里德曼就能源问题展开讨论。
在此次“百人会”大中华区第二届会议上，《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以及美国国会《库克政治报告》出版人查尔斯库克第一次来到中国。
为了增进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百人会”公关部门特意安排包括《环球》杂志在内的三家中国媒体的记者与他们进行了沟通和交流。
在交流中发现，两位美国同行对中国的了解的确十分有限，他们频频提出一些在我们看来司空见惯的问题。
顶尖的美国媒体工作者对中国如此陌生，一般的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更是少之又少。
在后来采访“百人会”会长傅履仁以及副会长李开复的过程中，记者感受到了“桥接中美”的不易。
“玻璃天花板还在”
《环球》：您觉得华人这些年来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有什么变化？
傅履仁：华人在美国社会中取得了很大进步。
我1950年刚来美国时华人很少，只有从广东来的一些老华人。
到上世纪70年代，约翰逊总统废除了一年只能有50个中国人来美国的法律后，华人才逐渐多了起来。
现在，亚洲人占美国总人口的4%~5%。
来美国的华人越来越多，为美国社会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
另外，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华人的地位也就随之提高了。
《环球》：听“百人会”公关总监安平女士说，美国社会曾做过这样的调查，如果黑人做总统很多人会认同，但对一个华裔做总统却不认可。
这么多年过去了，华裔头上的玻璃屋顶还那么低？
傅履仁：我想还有，不过慢慢地在改变。
李开复：其实我可能不会这么说。
确实有不少美籍华人感觉有一个玻璃天花板。
但我觉得应该没有大家想像的那么严重。
有些事情本来不是那么严重，但如果你相信了它就会变得很严重。
《环球》：听说“百人会”就此还做过专门的调查？
傅履仁：是的，我们曾做过两次调查。
一次是美国人怎么看黄种人，另一次是美国人怎么看中国。
好感和反感大概是一半对一半。
美国人觉得黄种人都很重视教育，家教比较好。
不过他们内心里还是有一些种族的观念。
这个我想不会改。
我小时候在北京管人家外国人叫大鼻子。
都是这样的。
国会议员眼光不长
《环球》：我们了解到，在“美国人对华态度”调查中，美国国会工作人员对华态度持负面的较多？
傅履仁：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政治因素。
有的是人权，有的是贸易，美国国会议员眼光不长，他们要为选民负责，你是这个区选出来的，你要替你这个区的选民说话。
美国的一些工厂关闭了，工人下岗了，这笔帐就会被国会议员们记到中国身上。
《环球》：据您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切身体会，普通美国人了解中国多吗？
李开复：整体的印象还是不理解的多。
但是不理解并不代表是负面的。
不理解可能有误解。
因为中国过去20多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而在美国社会，20多年前跟今天没差那么多。
但是中国已经彻底地改变了。
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20多年前。
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国人理解美国，可能要超过美国人理解中国。
《环球》：很多美国人好像并不太在意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和变化，也懒得去了解？
李开复：美国确实值得美国人自豪。
但同时他们可能会有一种思维，觉得美国的成功应该和世界分享。
当你有这种思维时，别人可能就比较难接受。
起点不同的人可能要采取不同的方式体现他的价值观。
这个时候沟通就会比较困难。
但是我发现只要来过中国的美国人就相对容易沟通些，没有来过的话就沟通不了。
求同存异谋共赢
《环球》：那在沟通方面，“百人会”的重点放在哪里？
傅履仁：我们的机构不大，会员虽然现在有149名，但真正办事的工作人员总共才6人，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
我们只能做我们认为是重点的工作。
例如，我们加强与国会议员们的沟通，我们准备有选择地去做一些重点议员的工作，因为很多议员不了解中国，也根本没来过中国。
有时候我们去拜会国会议员，就会趁机和他们的助手沟通，因为这些助手对议员们的影响很大。
李开复：例如这次我们请过来的三位记者，他们在美国都非常著名，其中有两位从未来过中国。
美国记者有很大的空间来发表自己的想法，而且可以用一些很好的描述方式，让很多人注意到。
我们不可能把美国的政治、社会、人文、科技等各个领域的精英都各请10个来中国，让他们回去传播。
这个成本实在太大了。
但是我们请了这三位特别大牌的记者，他们回去各写一篇文章，或者此行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和思维，导致他们写出100篇文章来，那这个影响就非常大了。
《环球》：二位对中美关系前景怎么看？“百人会”未来的方向如何？
李开复：我想每一个人士，无论是“百人会”的成功人士，还是其他的华人，都会希望21世纪是一个和平的世纪，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和平相处，互相信任，互相理解，达到双赢的局面。
具体到“百人会”上，我觉得其实蛮少有机构能够在中国和美国都能够直接接触到相当高的国家领导。
我觉得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去做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而更多的是去降低一些可以避免的误解，还有增加一些应该有的理解。
傅履仁：我对中美关系前景感到非常乐观。
中国经济越来越发展，国际地位越来越高，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中美关系都已非常密切。
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等于承认中国是个世界大国，在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都得有中国的参与。
我认为，中美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对方及如何建立信任的问题。
只要双方加强对话、交流和沟通，相信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此外，“百人会”还会继续秉持“求同存异”的宗旨，我认为这个模式同样适用于中美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