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於讨论自身的命运缺乏热情，外来者的评价似乎更至关重要。
那十八根灰色、光滑的混凝土柱子笔直、静默的矗立在江水中。江面宽阔，江水清澈、静止不动，下午三点，阳光依旧灿烂，打在水面上，泛起耀眼的金光。对面的山峰若隐若现，山前则是拥挤在雾中的高楼，像是海市蜃楼。
我站在江北岸的太平溪镇的江边广场，身后一块巨大的花岗岩，它被称作「太平石」，是为了纪念那条横跨整个江面的巨大水坝而立，一位本地现代墨客为此撰写了「太平石赋」，提到了盘古、女娲与大禹——中国历史的神话源头，都与水、石相关。
二零零八年的二月七日，我站在湖北宜昌市的太平溪镇，第一次看到了三峡大坝。水坝像是一条悠长的水泥走廊，没有期待的那样的壮阔，却可能适合傍晚时散步。被它拦截住的江水，正汇聚成平静的大湖。即使再讨厌陈词滥调的人，也会不由自主的念出毛泽东的诗句「高峡出平湖」。
这是一次姗姗来迟的旅行，一直到飞机降到宜昌机场那一刻，我仍不知三峡大坝修建在何处。过去的十五年中，这座「世界上最大的水坝」，像是我成长的一部分。即使我从未关注过，但关於它的新闻却从未停止进入我的视野。一开始，我记得在全国人大上的那接近三分之一代表的质疑态度，那是一九九二年的春天，中国社会仍笼罩在三年前流血事件的阴影中，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的热情还未来得及再次鼓动整个社会。这项在将近一个世纪里不断被讨论、又不断被搁置的工程的被擧动，象徵了受困的中国政府对自身能力的坚定信心；而在肃杀的政治空气中，仍有一百七十七票反对，六百六十四票弃权，二十五人「忘记」按表决器，为了他们对此的深刻质疑。
然后是一九九七年的十一月，大江截流成功。这是个惊心选择的年份，香港在四个月前回归中国，从而结束了中国一百五十年历史以来最后的领土屈辱。自一九八九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前疲於应对，外交上的孤立、权力交接、财政的匮乏、经济过热、意识形态的破产……但到一九九七年结束时，似乎一切都被化解了。邓小平在二月的去世，没给社会带来混乱，权力的真空已被填补，在九月召开中共十五大时，新一代领导人的权力已经稳固，而在两千多名代表中，再没有曾经参加过长征的红军了，在某种意义上，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史正在完结。
一九九七年之后的中国，像是一台轰鸣滚动的滚筒洗衣机。她把更多的人群、物质、资金卷入其中，似乎没什麽力量能阻挡住她的速度。所有对增加她的转速无用的东西，都被抛离轨道。三峡大坝的移民问题此刻变得突出起来，它是一小群新闻记者、环境专家、人权组织热衷的话题。但是，这些声音尖锐，却很轻易的被淹没在中国绚目而嘈杂的经济奇迹中了。一种无力感开始弥漫，一百万的移民的背井离乡的个人命运，被江水淹没的历史遗迹，在大坝即将产生的发电量、创造的经济效益面前，似乎不足为道。
而且，过去十年中，中国社会的一个越来越显著的趋向是，严肃的公共讨论越来越稀缺。不断增加的网路页面、电视台、报纸杂志，带来了表面上的资讯繁荣，但实际上，人们的头脑面临着疲倦感、封闭感的双重压迫。娱乐与刺激似乎变成了最后的选择。关於三峡大坝的质疑，最权威的描述仍来自戴晴和卢跃刚，他们的情怀与方法，属於一九八零年代的中国。冷静、怀疑的独立性声音，在公共生活的各方面，都可怕的缺席了。几位年轻一代的新闻记者，曾经用摄影机镜头、文字记录过三峡移民，但都未能引起足够反应。
唯一的例外是电影导演贾樟柯。他的电影《三峡好人》是这一代人对这项工程所做出的最富有趣味的思考。因为它在国际上引起的广泛关注，而在国内曾短暂的激起人们的讨论。这真是富有讽刺性的结果，我们对於讨论自身的命运缺乏热情，外来者的评价似乎更至关重要。因为得到了威尼斯的金狮奖，人们才对这部关於三峡的电影表现出少许的兴趣，只有当斯皮尔伯格（史提芬•史匹堡）宣布辞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顾问时，人们才知道中国与非洲关系的复杂性。
但是，当站在大坝上时，我仍更多的像是个观光客。江水的平静清澈、下午的阳光、偶尔到来的船?、灰色的大坝、江岸的山峰，像是一幅超现实的画卷。我感受到它的平静下，所隐含的更多情绪。旅行刚刚开始。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於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是《中国纪事》[email protect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