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本刊记者历时近一个月深入到北京四个相对显著的红灯区调查采访，其间感受丰富。遴选这样几个特定区域进行细致探访，无非基于如下两个考虑：首先，深入到小姐中间能够更为直观、更为深刻地知道她们的想法与生存环境。其次，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其小姐队伍的现状理应具备更为强烈的时代色彩和代表特征。
黑社会控制下的小姐团体
角门路这个红灯区的采访颇费周折。
据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的洋桥一带曾经是小姐的集中地之一，记者首先便去了洋桥。在洋桥车站，记者却并未发现上述朋友提及的“店面一家挨一家，足有几十家”的景况，摩的尽管有，也并未形成“长长的队伍”。从洋桥路口往里走，的确可见大大小小的门面，但基本都已锁门或者改作他用。往前走，发现一大片一大片的城中村建筑已被推平，一家暂时还未被推倒但早已关停的店面很突兀地立着，而其旁边却都是砖头瓦块，标牌上“泰国按摩足疗一条龙38元” 的字样还算显眼。“都搬走了，一拆迁就都搬了，整条街的小姐都分流了”，一位街边卖水果的小贩一边削着菠萝一边操着听不清归属地的方言告诉记者，“没有公安局的事，他们也不管，就是因为城中村改造拆迁，没办法，就走掉了。”
“要往前走好远，去角门路，很多这里的小姐已经搬迁到了那边”，地摊卖菜的小伙子看起来不过二十五六岁。于是，去角门路。
摩的司机自称四川人，姓王，今年52岁。车子颠簸了足足20分钟，老王说，到了。
当我走进角门路(马家堡西路)对面的又一片面积更大的、低矮的城中村时，不禁有些震惊，其时不过下午五点，天根本没有黑。记者在该城中村首先走了一遭，发现这里至少有20家店面，且每家店面里至少有两名小姐。记者进得其中一个临街的出租屋，里面的小姐正频频地向记者点头示意。
房间逼仄狭窄，屋里陈设粗陋，四面单薄的墙体，墙壁的白灰脱落后露出黑黑红红的砖头，理发的工具一概没有，除了一张可以称之为桌子的东西和两把椅子外，就只有一张长长的木沙发，同样破旧不堪。小姐自称江西人，“我1987年的，今年刚好20岁，不相信可以拿给你身份证来看”，女孩子显示出与其年龄不符的大胆与成熟，嗲嗲地，“哥哥，您这发型我可理不了，我们做个交易呗，保准让您舒服”。记者刚刚进入这个小屋子不出一分钟，她便开始大胆地推销自己，并主动向记者伸手要烟抽。当拿过记者递给她的一根烟后，她更是动作娴熟地点着并边吸边说起来，“我们这边几十家小店，都是一个老板管理。老板现在不在北京，在这里看场子的只是他雇佣的几个马仔。还有，我们不能出去做，这是我们老板的规定，当然也是为了我们好。我们老板势力很大，所以我们也愿意听他的。”
记者面前这位显然年龄太小的女孩子却表现出令人惊叹的职业化特色。“按摩、推油、打飞机、做喽。随便你喽，100块没商量的。”说着就要往记者身上靠，记者以“再看看”为由转身出来，其间逗留不过5分钟。据这位年轻的小姐讲，如果嫖客进入小姐房间超过10分钟，旁边观察的马仔便认定生意已经做成。于是记者没有迟疑，出来，小姐无奈地看着我离开。
记者再次前前后后在城中村走了两遍，但仍旧不确定究竟哪个或哪几个就是所谓的马仔，唯一确定的是，这里的老板确实有些后台，小姐隔着玻璃窗沿街卖笑且有恃无恐，这与记者采访到的其他场所的战战兢兢是有区别的。
进第二家店面主要是看到两个看起来既没有文化又没有姿色的小姐在使劲地敲窗户，并远远地喊 “帅哥，过来玩啊”，记者略做迟疑，走进几步，倒要看看这是怎样的两个大胆女人。屋子同样布置，两个人更为直接，“我们两个可以一起陪你做，200块，一个人100，”一个操东北口音、长相粗鄙的女人进一步解释说，“找小姐又不是搞老婆，漂亮有什么用？”见记者萌生退意，另一个年龄稍长的女人更是几乎贴了过来，并很大胆地将手往记者下边摸，记者本能地后退并拉门出来。“他妈的有病”，东北口音的女人一边摔门一边骂街说。
记者分别几次进入该红灯区小姐出租房，大致的感受如下：第一，这里的小姐组织严密，管理严苛，平常很少上街，更很少出去玩，“不做就没钱”。另据一位小姐说，“我们老板在北京的黑道里很有名头”。第二，小姐基本没有多少文化，长相也并非具备竞争力，且大部分是江西和四川籍农村女子，平均年龄不到25 岁。第三，尽管组织严密，但她们可以拿到一半的收入，也即小姐可以拿到100元中的50元。第四，各个小姐都接受过专门的培训，专业化意识很强且拉客的胆子很大。第五，小姐的生存环境恶劣，而且绝不“外卖”，更不提供“包夜”。
游离状态的暗娼与站街女
三里屯酒吧街甚至将其扩散到亮马桥、长虹桥一带的狭长区域，值得关注。
晚上七点，使馆区的灯光渐次亮了起来，路上行人匆匆，大都往三里屯方向汇集。几个烟贩开始扯灯拉线，准备趁着夜色做点生意。八点钟，记者仍旧未曾与“皮条客”正面接触，记者得到的消息是，两会召开在即，很多
人大代表入住附近的“21世纪饭店”，于是小姐有所收敛。按照之前的采访计划，记者准备前往附近的关东店后街，据称，那里存在数目不少的站街小姐。
操着浓重北京腔的出租车司机老刘看起来五十五六岁的样子。他说，现在的确打击比较厉害，原来亮马桥一带是小姐尤其是站街女的重点区域，尤其在晚上九点以后，人数更多更主动。“现在两会期间，冷清多了。再有，也有小姐过年还没回来的。”老刘说。
据老刘讲述，三里屯的小姐一般在7点以后尤其是晚上八九点的时候最多，主要是鸡头带领，皮条客拉人，小姐完成最后交易，交易所得按比例分成，一般三百的话，小姐拿一百，鸡头拿一百，皮条客拿一百。“这些鸡头手里起码都有四五个小姐，他包这些小姐的吃住、安全、疾病治疗，都是一水儿的东北人控制。北京人不行，北京人就是吃好、喝好、玩好，做这个不敢。”记者表示疑问，老刘接着说，“这些东北人做这个买卖不是一天两天了，在北京有不少关系，即使出了事情，他也基本能兜得住。”
另据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三里屯酒吧街的小姐基本是这样完成交易的：一般来讲，在三里屯酒吧街，皮条客会主动上前搭讪，介绍小姐情况，如果嫖客有 “嫖”的愿望，他可以迅速拨通一个号码。大约五到十分钟后，便有一个小车开过来，四个门依次打开，至少四五个小姐，随便挑选，如果不合适可以再换一拨，但如果鸡头发现嫖客有意为难的话，情况很可能不妙，这样的斗殴并不鲜见。知情人士透露，鸡头的车子上都有铁棍、斧头、刀子，以备不测，“他们下手也狠。”
老刘的出租车开得很快，不过10分钟就到了。
老刘带我到的，正是关东店后街菜市场。这里的路面崎岖不平，加之没有灯光映衬或灯光不够明亮，总感觉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污水顺着脚下的泥土路汨汨流淌，在昏暗的灯光下发出闪动的光芒。
“这几个就是”，老刘无所顾忌地指着胡同口且靠近菜市场的几个女人，一个着粉衣，两个着红衣。“你看一下，不满意再说”，并继续往前走。
记者有意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个菜市场背靠一个大马路，但大马路边上有几栋年代稍久的楼房，而其后就是大片低矮的如同大多数城中村建筑的房子，看起来历史应该不算太短，石头砖墙的土泥灰很厚，墙角显露出被水浸泡后粉状班驳的样子。除了蔬菜之外，这里还有一个理发店，一个菜馆和面馆。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构成了入住这里的大多数。
记者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走过两个女人站脚的地方。两个女人满脸堆笑地过来搭讪，“小哥哥，玩一下吗？”记者表示不解，“怎么个玩法？”“随便你怎么搞喽，你能怎么搞就怎么搞喽！”“多少钱？”“100块。”“去哪里？”“离这里很近，就在胡同里，我宿舍。”
记者靠近这位自我推销的女人，这位看起来还算周正的女人应该不少于四十岁，皱纹清晰。记者说，“好，你带我去。”
进胡同，真正深一脚浅一脚，不小心碰到路面隆起的小石头，我险些跌倒过去，而这位粉衣服的阿姨级小姐却健步如飞，看起来果真轻车熟路。没走一百米，粉衣服推开一个平房的门口，说，到了。并补充说，“你别担心，这个小院里住的都是我的江西老乡，他们也做这个，互相不打听不干扰的。”
这是一个乱糟糟的平房小院，空间小得几乎回不过身来，门口的过道里堆满了蜂窝煤和几个不知道装什么的纸箱子，横七竖八的木头斜挂在两边墙上。“进来吧”，她推开第二道门，进来后却发现里面的房间再次在中间打了隔断，于是进第三道门。粉衣服闪身进来后迅速把门别住，并开始准备脱衣服。记者一惊，表示并不与她做，但钱照样给她，只是和她聊聊天，为写作小说而体验生活。“那有什么好说的呀”，粉衣服显然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这是一个破旧的出租屋，但却一定是一个还算温馨的民工住处。简陋的梳妆台上放着一些简单的化妆品，床头摆着的是一个“TCL”标志的电视机，床头的被子被收拾得还算干净整洁，屋子中间被一条绳子横穿过来，绳子上挂着或男或女的衣服，显然，这里并非她一个人居住，更像是两口子的住所。做饭的工具也摆放得整齐，屋里也并无发霉的味道，反倒有了一些生活的气息，记者惊讶得厉害。
据记者了解，该小姐为江西吉水人，农村户口，自称38岁，从事小姐行业“有几年了”，“老公在家里种地，孩子在老家上学”，因为没钱就出来做了。粉衣服表示，春节前她在十里河一带做，生意也并不好，一天也就两三个，最好的时候也不过三个，基本都是民工。“每次都要戴套子的，不戴可不敢”，当记者问及是否定期体检，她说，“那没有，我们没病的，有病就不做了嘛”。
记者与其交流时，门外有人用江西方言嚷嚷(与粉衣服口音一致，于是记者认定是江西方言)。听粉衣服转述，外边已经有人反对她与记者谈这些。“你就不用问了嘛，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事情，就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复杂的……”门外继续响起嚷嚷声并开始砸门，记者不好纠缠，表示可以走了。“没有什么好说的，有什么好说的呢？”她似乎在喃喃自语。
门外居然已经有四五个小伙子站着，互相在说着同样口音的话。看表，晚上十点半，步行五分钟，非常庆幸打到一个出租车，于是直奔三里屯。
出租车刚刚在酒吧街边上停下，立刻就上来四五个小伙子，其中一个操东北口音、体形显瘦的男子称，“哥们，玩玩吗？”“玩什么？”“谁不知道三里屯是红灯区啊，你一个人指定寂寞，我给你找个小妹妹好不好？”“要多少钱？”“400，包夜800”，说罢该男子向远处招手，紧接着迅速跑过来一个着白色羽绒服、同样操东北口音的女子，应该不超过25岁。“400块，这个还不行吗？”男子进一步拉皮条，女子毫无羞涩也并不显张狂地看着我，嘴里嚼着口香糖类的东西。
记者表示先看看，并没有提前想好这个事情。记者沿着酒吧街往前走，男子一路紧跟不放。街道边上的酒吧里，人已经基本坐满了，音乐声、哄笑声不止。从街面的窗户望进去，几乎每家酒吧都在歌舞表演，小姐的大胆时尚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鸡头三三两两地分布在整条街上，并不停地招徕着生意。
各有阵线的小姐“小团体”
3月20日下午5点，记者赶到知情人提供的另一红灯区—-石景山首钢厂厂区附近。因地点不甚明确，所以只能先行探路。
经过一番周折，记者进入老古城村，距离首钢不过千米。
村庄很大，街道横纵穿梭，记者几次尝试以一种方式将其走遍却始终不可得。胡同套胡同，低矮的平房一间挨一间，人流如织。据了解，这里居住的人群基本为首钢职工，包括临时工(民工)、合同工、长期工。
下午6点，记者在该村一横一纵的主干大街两侧连续走了两个来回，粗略估计，这里以按摩房、洗浴中心、足疗房为标识或者任何标识都没有的小姐出租屋至少在30家以上(尽管有标识但已经关停的并没有计算在内)，且每家场所容纳的小姐平均在7-8个。
据了解，老古城村非但明确场所的小姐店面一家挨一家，村里胡同深处站街的小姐也不在少数。记者首先进入村子里探访。经过数次打听，记者得知，这里确有不少站街的小姐，“要价50块，30块拿下”。但正如村中某性用品商店的老板讲，“因为你不是这个村的人，村子又太大，我告诉你去找，你也未必能找到”。记者在村子里绕来绕去，前后停留近三个小时仍旧没有看到站街女的身影。
在决定正面接触三陪女之前，记者再次在红灯区走过一圈。其间，记者每经过一间店面，总会有几个小姐向外张望，并总有一个人在招手并说着些什么。
准备进入一个名曰“双旭旭”的按摩房。
这是一个左右都有旁门中间却没有任何标志的奇怪入口，记者实在无法知道该从哪个小门进入。出于谨慎，我抬头向右手边的窗户看了一眼，隐约可见几个嫖客模样的男子正在与几个小姐周旋，于是从左门进入。敲门进入。空调开得很大，空气里弥散的是一种说不清的味道，7 个女人分成两排，或躺或坐，漫不经心地打量着记者，记者刚要开口，对面沙发上坐着的光头(此人必是鸡头)说话了，“说吧，看上哪个了？”开门见山。记者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将7个小姐扫视了一圈，这些女人也同样以一种记者不能猜透的目光瞄着我。记者问是否还有其他小姐。鸡头分明领会了我的意思，“这都7个了还不成？找什么样的？！”据该鸡头称，所有小姐一律150，出去包夜500，而这也是整个该红灯区的“行价”。
记者继续接连进入四五家店面，这些店面面积相差不多，布置也大同小异，小姐看起来尽管没有多少竞争力却一个个非常放得开。从她们的眼神里，我并没有看到半点伤感与被迫的成分，而趾高气昂的成分却更多了一些。据一位店面经理(或称妈咪、老鸨)讲，相对其他店面，她店里小姐年龄最小，尽管都是从农村来且刚刚初中毕业，但“该有的技巧，她们都会，如果有哪一样她做不到位，回来我不要您一分钱”。但记者从她手底下的几个小姐眼里看到的分明是单纯、幼稚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后据某北京黑车司机讲述，该红灯区里的各个店面基本各自为阵，互相之间并无关联，更无集中领导，小姐分别属于各个堂子老板，“跟谁混，谁就负责到底”。堂子老板互相之间也不多打听，反倒是在附近“趴活儿” 的司机知道得更多。“来这边嫖的，大多数是附近首钢职工，当然也有从市区过来的。周末的时候生意会好一些。”该司机称。
三陪女的感情生活
阜成门坐地铁到前门，出C口，绕过一个巨大的环行通路，进入快速公交站台，终点站“大兴德茂桥”。
凌晨12点40分，记者进入一家按摩美容中心。
一位年龄在30岁上下，装束整洁且看起来并非小姐的女人走了出来，热情地和记者打招呼(后得知，该小姐之前曾做过长达数年的性工作者，只是后来退出并改行做了领班)。一名中年男子慵懒地斜躺在大厅的长条沙发上，而对面的几个小沙发上，4个衣着暴露的小姐正对着宽大的镜子说笑，暖气很热。
为了能与三陪女深入交流，记者提出要带小姐出去。“我这里的房子很舒服的，隔音也很好，在这里不是一样吗？”领班仿佛不解，并幽幽地说，“我们不熟悉你，怕出问题，而且我们这里比外边的宾馆还要安全的。”
上二楼。三个小间，“这里是做按摩的地方”。三个大间，“这就是包房了”。她开了灯，房间冷飕飕，屋子里除了一张低矮的木床、两个黑红的柜子以及柜子上一个灰白且个头很小的电暖气之外，什么都没有。当记者表示不满意，并提出“如果到周围最近的宾馆也不可的话，那就算了”后，领班立刻与那个依旧在长沙发上斜躺的男子开始用湖南方言交流起来。“可以，那边还是很近的，带上手机”，男子用普通话和记者“点”到的小姐说。片刻，领班、男子、三陪女开始用湖南方言再次讨论起来，具体内容听不完全明白，大意是，“危险性不会太大，可以出去”，并提出，要该男子送该小姐到宾馆门口。
后来得知，他们都是湖南籍老乡，但具体是不是同一个地区则不甚确定，而该男子也并非老板，只是来看店帮忙的。但与想象中看店的“小混混”形象略有不同的是，该男子却是一副纯粹的书呆子模样。
亚亚(化名)，湖南湘潭人，身高1.60米，生于1975年，相貌娇好，面相和善。据其自己坦承，即使在其供职的某按摩院，她的年龄“也算是大的了”。
“做我们这一行的，谁都知道风险，但又有什么办法，没有钱就什么都做不了，搞钱才是最重要的”，她说，“我出来做小姐，家里人是不知道的。我从湖南坐火车直接到了北京，因为这边有熟人。其实，如果我胆子再大些，长得再好些，就去广东了，那边的老乡其实比在北京的老乡混得要好很多”。
据称，从家里出来一直到现在，已经近一年时间，其间从来没有回去过，而她和父母的交代是，“一直在美容院做‘美容美发’”，其父母也未曾表示过怀疑，她也隔段时间就打个电话回去和父母念叨念叨。
记者与这位自称亚亚的小姐交流了一个晚上，时间长达近五个小时，而其与记者的交流，也开始由不信任转变为非常信任。一开始，她就在言谈中流露过“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再后来她又拒绝承认，说只是交往了几年的男朋友，而到最后，她见记者“是个好人”，在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非常伤感地谈及了她的那段婚姻和自己之前的孩子。
“人就一条命，怎么过都是过，死了就完了。我没有钱就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钱想做什么都不可以。他不努力嘛，不上进嘛，为什么要在一起呢？……我不想谈这个东西了”，当记者进一步类似残忍地追问她，那段婚姻究竟给她造成了哪些具体的伤害，是否改变了她的人生观时，她再次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与其他同质小姐存在很大差异的是，亚亚的谈吐和涵养要远高过一般小姐的粗俗和市侩。她懂得文学，知道大学文化，知道很多时尚浪漫的风物，尽管她不过初中文化，而且“从小就讨厌学习，成绩不好，不想学”。
“听一些嫖客和我讲，其实东北小姐是很厉害的，但有时候她们太厉害了，嫖客反倒不喜欢”，亚亚说，东北小姐往往太主动、不含蓄、体形高大，于是对男人的心理是一个压力，“有些男人其实是喜欢含蓄的、小鸟依人的那种。”
谈到东北小姐，亚亚介绍说，东北小姐一般都很漂亮，而且身段也好，“在北京，混得最好的，就是东北小姐了。”
“我是不愿意和她们(其他小姐)交流技巧的，她们之间也交流，但我很懒，也懒得学”，她坦承，很多小姐的职业技巧也是在不断切磋中进步的，“我进这一行以前，对这个东西一概不知道，而且在接第一个客人的时候，心理上特别不舒服，非常不情愿。被一个互相不认识的人摸来摸去，这与和自己老公做爱是完全不一样的”。亚亚表示，对小姐这个行当，她还是有一个接受过程的，“但一想到可以挣钱，我就只能做这个了，这是来钱最快的方式了。我已经很反感了，不想做了。其实，我才做了不到一年就不想做了，你说，我是不是很懒呢？”她反问我。
记者向亚亚探询，是否担心这边的老乡把她现在的情况告诉家里。她说，“不可能的，家里人不会知道的，她们也是不会说的，她们自己也怕被别人知道”。 “如果你的老乡恰巧来北京，而且恰巧经过这里呢？”记者问。她沉默。当记者进一步问及，她是否担心，哪一天她的老公来北京并从这里经过，进而知道她的情况。她目光迟疑，“你说，这有多大可能呢？”从她的表情里我知道，其实，她并非反问，而是真正在征求我的看法。记者表示，这是有可能的，而且迟早大家都会知道的。言毕，她至少两三分钟沉默不语。
“其实，我父亲是50年代后期湖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他曾经的同学做什么的都有，其中有很多在政府做官，他一直在大学里当老师，今年62岁。我母亲对我也不多问”，不论如何，起码从我这里看来，她的这些表述确是发自内心而并非杜撰的。
“我当初在酒店当过服务员，在商场卖过衣服，一个月累死也只能挣到800块，而现在呢？我既可以休息，一个月还能拿到2000块左右的工资”，她说，老板提供她们的食宿，治病也是老板出钱，出了事他们也要管，“所以我们的出台费我只拿一百，剩下都是他们的。他们也不容易，每个月要给这边派出所几千块，还要交乱七八糟的税哦，他们自己还要赚钱。对了，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什么营业执照？”记者确在其按摩院看到了裱起来的东西，但并没有凑过去看端详， “我们的执照是休闲中心啊”。
关于小姐收入。“一年拿到十万块的也有，但不多。有的拿得多一些，有的就少一些了，但几万块总是有的吧。KTV的小姐是要多一些的”，亚亚给记者详细计算小姐收入，而她如此盘算，看来心里确有细致的规划，“就说我自己吧，一个月哪怕2000块，一年不是24000块了吗？不过，我到年底就不做了，回去做点别的事情。”
颇为诧异的是，在经过与记者长时间的交流后，亚亚非常信任地和我讲述了她在做三陪女过程中所经历的一段感情，并征求我对这段感情的认识。
“其实，去年有个北京男人对我很好，他来过两次，是给了钱的。后来，他提出不让我做这个了，他愿意每个月给我八百、一千的，说要和我出去租房子。我去过他家，也在他家里做过，三室一厅，他父母都在航天部工作。但那时候我刚刚开始做这个职业，心想，如果和他出去租房子，我就没钱了哦，所以，我就没有答复他，也有半年没怎么联系。后来他来电话说，他已经和一个北京女孩子要结婚了”，亚亚反复絮叨这个事情并几次和记者交流，“你说，我是不是很傻哦？”当记者表示，那男子未必真的对她好，失去也未必就是坏事，因为那男人是否只是为了欺骗她的嫖资也未为可知。“是哦……”她略有沉思，接着说，“但他当时真的对我很好，给我买了好多东西。而且，如果我们中间半年还保持联络，你说，他还会和那个女孩子在一起吗？他是一个很有孝心的人，他和我说，和他在一起，首先要孝顺父母，我是做得来的。”说到这里，记者面前的亚亚，眼睛里满是浪漫的光芒，感情一下子丰富了许多。
但她仍旧难以回避理性的忧虑。“如果我和他结婚以后，他会给我钱吗？如果他不给我，我就没钱花了……其实，如果他要是把钱给我管着就好了。但如果他不给我呢，我能向他要吗？……”
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些许变化。记者问及，做小姐前后，对人、对生命有了怎样不同的认识。“我现在看到男人就烦！”感觉打击面似乎有些宽了，她补充说， “我其实并不适合做这个的，我很懒的。比如老板发工资，这个四千那个三千的，自己少了就感觉不好意思，感觉自己没努力，但我有时候就是不想做。人生多短啊，说结束就结束了……”
亚亚透露，她舞蹈很好，而且唱歌也很好，所以一直想去KTV发展，“那样说出去会好听一些”。“是哦，做小姐有惯性的哦，做小姐时间长了就不想做别的了……”，记者问她，如果年底退出不做后，经济来源再次遇到尴尬时，是否会重新选择做小姐，她说，“应该不会了吧，不会了，不做就永远也不做了。”
记者最后的两个问题令亚亚几次陷入长久的沉思和沉默。大约，这正是她最为焦虑的事情：第一，是否有过再婚的想法，如果再婚，是否害怕今后的老公知道自己目前的经历。第二，是否害怕将来的孩子知道自己现在从事的职业，怎样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关于性交易中的性高潮以及性技巧，亚亚谈了不少，但因文章篇幅所限以及其内容的敏感性，此处略去。
“你是一个有善心的人”，临别前，亚亚似乎依依不舍，并为记者做上述评价，大略是因为：第一，记者没有与她发生任何接触，只是聊天，“没有为难她”。第二，钱，一分没有少她的。
制度缺失
灰色的小姐以及灰色的性产业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严正关注，多位相关学者先后提出小姐队伍规范化甚至娼妓合法化的动议。他们认为，只有将娼妓非罪化、合法化提高到国家立法的高度，小姐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2007年3月14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五楼。该院皮肤病、性病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建中在接受《财经文摘》记者专访时表示，娼妓合法化，就从事性病治疗与研究的学者看来，不是不可以考虑的，因为合法化之后，妓女的管理就不再成为问题，而非法的、地下的性服务是无法集中有效管理的。“与其让它地下，反倒不如让它浮出水面，这样便于政府管理、便于疾病预防、便于政策的贯彻实施，而在这方面，欧洲很多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也完全可以借鉴”，他进一步说，“推进娼妓合法化，具备积极意义。如果能够集中管理，可以有效杜绝性病、爱滋病的蔓延，通过体检与检验可以把患病的女性提前甄别出来，如果提前诊察出某位从业者已经感染爱滋病，告之不能从事该行业，并给予相应治疗，总会比不知情要好得多。前一段时间，韩国有一个小姐，她知道自己得了爱滋病，与 2000多个男子发生性关系，有意报复社会。所以说，不实施娼妓合法化，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也一定会发生或已经发生了，这是很恐怖的。”
尽管如此，张建中仍旧认为，在中国提倡“娼妓合法化”虽然出发点是好的，是善意的，但推行起来将非常困难。从政府到民众，人们很大程度上对小姐问题存在偏见，他们会提出相反的逻辑，他们会认为我们要一个“干净的社会”，而娼妓合法化很明显是冲击人们的道德底线，认为“社会不干净了”。
“能在人大会上提出这样的提案，已经说明中国在进步了”，张建中认为，十年之内，中国的性产业在政府决策上不会有大的变化，“首先政府很难定夺，我也很理解政府在这个行业上的举棋不定。究竟是往前走让它合法化呢，还是往后退取缔它呢？往前走障碍会非常大，而退后会更加困难，最可能的结果是维持现状，保持现在半明半暗的灰色状态。往前往后都不现实。我认为取缔很难，因为那是走老路，是历史的倒退，而合法化是可以讨论的话题，那是前进的眼光，当然，往前走也是需要过程的，我估计10年之内不会有大的动作”。
在人民医院皮肤病、性病科候诊区，《财经文摘》记者与一名刘姓(全名不详)患者有过交流。在谈及小姐以及娼妓合法化问题时，他更是提出了与众多专家近乎一致的看法。他认为，性产业已经成为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又一有力引擎，而在中国社会财富再分配过程中，小姐队伍扮演了重要角色。针对中国性产业现状，他提出了如下几个观点：第一，政府有责任。政府可以组织小姐定期体检，她们不承认小姐身份也无所谓，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不公开。“我不问你是否提供性服务，也不说你就是小姐，但要求你必须有健康证。小姐无论在什么场所服务，一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内要到正规的健康中心、医院进行体检，我觉得这是做得到的，不一定要她承认小姐身份”。第二，卫生机关应担负相关社会责任，定期的卫生指导不可或缺，但避免与媒体过多交流。第三，普通民众应看淡小姐问题，应把小姐看做普通人，把小姐问题看做是必然存在的社会现象，这才是起码的正常心态。
与各方热议截然不同的是，政府尤其是公安机关对娼妓问题讳莫如深。2007年3月15日，记者先后到朝阳区三里屯派出所、朝阳区公安局采访。前者的采访本来很顺利，但话题一谈到娼妓合法化，其所长立刻颜色大变，表示不可以谈，并请记者到分局。到朝阳分局后，记者通过保安、前台、助理等多人确认，得知，局长肖兴国未在，但至少还有两名副局长在楼上，但当记者与某局长秘书面谈并将采访提纲交到其手中后，秘书匆匆上楼，再也没有回来。该秘书晚上九点给记者打电话过来，并做出如下回复：第一，娼妓合法化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我们认定这是胡说八道，是假的。第二，我们局长目前不在，而即使在，这个问题也回答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