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曾亲自签发的一道通缉令，对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要格杀勿论。最近，有关媒体披露了当时风云变幻而又鲜为人知历史过程。
在国共两党斗争史上，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先生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世人称之为“第三党”，从事反蒋活动，其经历已广为人知。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亦曾有人野心勃勃地试图组建一个区别于中共的“新共产党”，试图走一条既别于国民党也别于中共的第三条道路。此人就是中共党内的大叛徒、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
顾顺章，又名顾凤鸣，上海宝山县白杨人。其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小工头，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罢工中表现活跃而加入中国共产党。顾1926年被党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1927年回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在党内初露头角。
“4·12”政变后，顾顺章转移到武汉从事秘密斗争，制裁叛徒和特务，颇有立功。“八七会议”后，顾在上海参加中央特委，于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担任行动科(三科)负责人。其时，他领导的“红队”(又称“打狗队”)极为活跃有名，确实也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务，震慑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顾也由此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顾顺章却居功自傲，往往不把他人放在眼里；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渐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当时任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就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就在党中央考虑将其调离特科之际，顾顺章亦有所闻，对此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
不久，党中央决定张国焘及陈昌浩赴鄂豫皖苏区，由顾顺章护送至武汉。但任务完成后，其顾并未立即回上海复命，而在汉口停留下来，并以“化广奇”艺名在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敛钱。一日，曾是顾的下属、而后叛变的尤崇新碰巧在游乐场发现了顾顺章。经跟踪，导致顾顺章在汉口被捕。特务在其身上除搜出我党重要文件外，还有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可见其叛变之心早已有之。
顾顺章被捕后即叛变，并供出所知一切中共机密。幸亏打入中统内部并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取顾叛变的绝密情报，并抢在特务动手之前通知党中央机关转移，在上海的党中央及江苏省委才未被破坏，周恩来等党中央主要领导得以幸免于难。据当年也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元帅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由此，有人称，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亲率中统特务组组长顾建中等大批特务，带顾顺章连夜赶到上海展开大搜捕。徐意欲借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将中共在上海的一切机关、组织、领导人，尤其是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驻沪机构，一网打尽，以在蒋介石面前立功请赏。所以，他到上海一连3天3夜没有睡觉休息，指挥顾建中等带顾像疯狗一样四处搜捕……但结果一无所获，令徐恩曾十分沮丧。
不过，顾顺章叛变还是让徐恩曾有了在蒋介石面前讨好的机会和本钱。他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其时，恽代英正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结果，在恽代英经党组织多方营救，眼看即将出狱脱险之际，却被敌人杀害在南京雨花台。
此次上海的失利，并未使极具政治野心的顾顺章罢手。他一面千方百计破坏中共在各地的组织和机关，搜捕人员，一面为中统对付共产党献计策，并为其培训特务。曾为顾当过贴身保镖的林金生称：“在中统特务疯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过程中，顾顺章经常亲往策划、指挥。”突出的一例即是1931年6月，顾顺章带领特务捕获中共另一领导人蔡和森，终致蔡惨死狱中。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发出“通缉令”。1931年12月1日发布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的通缉令。通缉令历数顾顺章的种种罪行称：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这份特殊的《通缉令》，可以说是对顾顺章下了“格杀勿论”的“严令”，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下这种“通缉令”，可谓极为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