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揭露水门事件的线人“深喉”马克·费尔特去世。这位将尼克松拉下马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二号人物引起世界广泛关注。同为告密者，塔姆只是小小的职员，但他揭露的一样是天大的丑闻：布什政府秘密窃听公民电话和电子邮件记录。尽管被折磨得精神恍惚，但塔姆坚信自己做了件正确的事。
塔姆出生于美国联邦调查局世家，是一个普通的职员。现如今，56岁的他已然满头白发，仍挺着大大的肚子。塔姆一直为自己的正直而自豪，用他23岁儿子特里的话来说，他有一种“正义的激情”。也正因为这样，塔姆觉得自己有义务揭露一个举世震惊的秘密。
“我是一个不合格的罪犯”
2004年春，塔姆刚刚完成在司法部门处理窃听恐怖嫌疑分子和间谍的任务。偶然间，塔姆得知了国家安全局高度机密的计划：窃听美国境内公民通话和电子邮件记录。令人吃惊的是，有同事向塔姆透露说，“这个计划是非法的。”接下来的几周内，塔姆辗转难眠，司法部无法无天的做法让他无法承受。最后，塔姆偷偷来到宾夕法尼亚大道一个地铁站附近的隐蔽电话亭。仔细环视四周确保没人看他后，塔姆拨通了纽约时报的电话。
这个看似普通的电话却在美国掀起惊天的波澜，险些吞没了白宫，也差点要了塔姆的小命。18个月后，纽约时报向全世界披露布什政府秘密授权国家安全局拦截美国境内公民电子邮件和电话记录的丑闻。面对丑闻，布什总统斥责告密者是“可耻的行为”。联邦调查局也展开刑事调查，发誓要找出告密者。
虽然塔姆的电话并不是纽约时报披露内幕的唯一线索，但却在整个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在过去的两年半中，美国联邦调查局一直追查此次事件。一直生活在阴影中的塔姆，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联邦特工不知何时便会逮捕他。未来的不确定性给塔姆的生活蒙上了阴影，所以，承受重大压力的他，终于在最近公开自己的故事。
“如果有人问我，我是以什么身份告密的呢？我会说，‘我已经宣誓要维护宪法的尊严’。在窃听计划链条中有很多高官，但他们却没有站出来为宪法说句话，这太不可思议了。”
塔姆坚持认为，在自己向纽约时报透露秘密时，并没有详细透露“来源和方法”，也不可能威胁国家的安全。他并没有向纽约时报记者埃里克·利希特布劳和詹姆斯·莱森透露国家安全局具体运作的细节。
但不可改变的是，塔姆确实因为这件事情而受到折磨。司法部解除他的工作后，塔姆不得不在一家公共辩护律师办公室从事关于遗嘱和遗产的案子。现今，塔姆已经有超过3万美元的债务。为了请律师，他不得不借债。长期的压力下，塔姆患上了抑郁症。语气温和、生性谦虚的塔姆不时露出一个顽皮的苦笑。“我想我是一个不合格的罪犯。”塔姆和记者开起了玩笑。
死刑、酷刑、窃听与不满
塔姆自小就在埃德加·胡佛掌控的FBI下长大。塔姆的叔父爱德华在FBI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曾经是胡佛的高级助手，并定期向罗斯福总统汇报国内情报事务。塔姆的爸爸奎因也是FBI一个高级官员，曾在胡佛局长的手下工作，并曾经担任犯罪实验室的领导。塔姆的母亲奥拉是FBI鉴定部门的一个秘书。
当塔姆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在胡佛办公室的桌子底下爬来爬去。塔姆在1974年于布朗大学毕业后又在乔治敦大学学习三年法律课程，后来他在蒙哥马利县检察官办公室工作。最终，塔姆成为一个负责起诉谋杀、绑架和性侵犯案件的高级审判律师。当时民主党律师称赞塔姆是“和我工作过的最好陪审员。”
1998年，塔姆在司法部死刑案件组工作，在这里，他负责划分案件的性质，并把要判处死刑的案件呈交上去。而塔姆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回顾案件的过程并对是否该执行死刑做出判断。当时，塔姆要和总检察长珍妮特·雷诺一起出席会议，后者凌厉的眼光和独到的见解让塔姆十分钦佩。此后一年，阿什克罗夫特接替雷诺担任总检察长，这让塔姆十分不满。美国司法部开始积极鼓励检察官尽可能更多地寻求判处死刑。与雷诺对死刑持有怀疑态度不同，阿什克罗夫特领导下的死刑案件委员会对死刑没有半点怀疑。
2002年，塔姆的不满情绪彻底爆发。当时，他被安排协助调查和审判嫌犯穆萨维。穆萨维在明尼苏达州被捕，当局认为他是9·11事件中的“第20名劫机者”。在审查过程中，塔姆惊奇地发现，FBI和情报机构在埃及和摩洛哥等地移交嫌犯时，对嫌犯使用了酷刑。更重要的是，中情局的官员对这些事情十分清楚，却并没有干涉。这也就意味着，美国政府间接地参与到虐囚事件中。
2003年初，塔姆成为情报政策办公室的一员，这是司法部中最敏感的单位，而他们其中一项职责便是审查国家安全方面的监听工作，外国情报监视法庭会对监听工作是否违法做出判断。外国情报监视法庭于1978年成立，旨在保护那些可能受到怀疑美国公民的自由权利。
但在抵达情报政策办公室后，塔姆发现在窃听中出现的一些不寻常情况。一些文件按理说应该只有总检察长才能签署批准，而在执行过程中，这一过程却被直接忽略。敏感的塔姆知道的是，这些窃听细节的不合要求定然隐藏一个大秘密。
事实上，这项窃听活动是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采取的一项范围广泛的侦察活动。当时，以副总统切尼为首的白宫官员认为，让外国情报监视法庭通过这样一项窃听议案过于繁琐，而且浪费时间，这样会造成美国情报机构和执法机构在对付恐怖分子时遇到麻烦。切尼的首席律师阿丁顿就曾称法院为“令人厌恶的法院”。通过一系列秘密命令，布什授权国家安全局在没有经过法院审查的情况下偷听公民的电话和电子邮件记录。这项计划完全是秘密进行的，除了白宫和情报界少数人知道外，其他人一无所知。有人透露说，执法机构就是通过这种手段知道斯皮策召妓事宜的。
打电话时“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塔姆认为，窃听行为绕开了法院的批准，这样的事情是不正常的。他开始向上司询问相关情况，但没有人回答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塔姆觉得整个事情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所有的情报都是伪装的，而且是非法的。
有一次，塔姆向资深律师丽莎询问情况。“你知道这个窃听计划是什么东西吗？”塔姆回忆说，丽莎当时是这样回答他的：“不要再问这个问题，我想他们这样做是非法的。”塔姆当时心想：“我是执法人员，也就意味着我也参加了这个计划，那么我的行为是不是也是非法的？”于是塔姆将自己的烦恼说给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审查死刑案件的同事桑德拉·威尔金森。“你看，政府在做着一些奇怪的事情，这是违法的。你跟情报委员会的人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了解其中的情况？”
几周过去了，塔姆并没有收到回音，所以他给威尔金森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问她有没有时间一起喝咖啡。这一次，威尔金森面无表情，冷冷地对塔姆说：“我不能告诉你。”心直口快的塔姆无可奈何，于是对威尔金森表示，“我想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将这个消息透露给新闻界。”
接下来的几周内，塔姆在极度痛苦中度过，他不断向法律学校的朋友卡尔平斯基和公共利益游说团体执行董事打听媒体的情况，希望能找到一个愿意报道此次窃听事件的记者。塔姆回忆说，他最初想到了纽约客的记者赫什，但并没有找到他的联系方式。后来他又想到纽约时报记者埃里克·利希特布劳，并在Google上找到他的电话号码。
塔姆此时已经离开国外情报审查办公室，并在美国联邦办公室找到一份新工作。他恨自己原来的工作，讨厌在法庭上听审案件。于是他在美国司法部广场附近的地铁站拨通了利希特布劳的电话。在电话中，塔姆声音颤抖：“我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我要揭露一个惊天的秘密”。自称马克的塔姆后来与利希特布劳约定在奥尔森咖啡厅见面。但塔姆马上就后悔了。“哦，我的天啊，我不能告诉他。”塔姆开始害怕事情的结局，如果真的把真相告诉记者，他很可能被判死刑。
在《布什的法律：重塑美国司法部》一书中，利希特布劳写道，他起初对这个消息十分机警。但和爆料人接触了几次之后，他认为这个消息是真实可信的，并且能引起全国人的关注，尽管也可能引发司法部和情报法庭的混乱。
最初，塔姆很担心，因为几周内这个消息并没有报道出来。他一直希望利希特布劳和莱森能在2004年总统选举之前将真相大白于天下。2004年9月的时候，塔姆彻底对共和党失去信心。根据当时的竞选财务记录显示，他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捐赠了300美元。
直到一年之后，纽约时报执行总编比尔·凯勒才亲自给这篇报道开绿灯。之前布什曾警告他说：“下次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你的手上沾满了血迹。”这篇名为“布什未经法律允许实行间谍行动”的报道在2005年12月16日报道出来，其中牵涉的高官达12个。民主党开始对布什政府展开猛烈攻击，其中就包括参议员奥巴马。
告密后的摧残
面对巨大压力，美国司法部开始展开刑事调查，要找出泄密给纽约时报的叛徒。
不久，塔姆就接到了FBI负责这起案件的劳利斯的电话。塔姆拒绝与FBI谈话，因为塔姆深深知道，对FBI撒谎很容易被觉察出来 。最终，塔姆雇佣了一名律师。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塔姆发现自己陷入更大的麻烦。FBI发现他曾经给同事威尔金森发的电子邮件，并向威尔金森询问相关情况。此时，塔姆陷入极度惊慌中，也不能安心工作。2006年底，塔姆被迫辞职。
2007年8月1日清晨，18名FBI特工穿着防弹背心，手里拿着枪支，闯进塔姆家中。当时，塔姆并不在家，他带着小儿子去医院检查。塔姆的妻子还穿着睡衣，惊恐地看着这些雇员在屋内搜来搜去。他们带走了塔姆的电脑和孩子们的笔记本，以及一些私人文件。塔姆的大儿子特里当时正在熟睡，FBI闯进他的屋子，并把他和他的家人一起带到楼下的大厅里。“他们问我们的房子里是不是有密室，问是不是有纽约时报的记者曾来过我们家，”特里说，“我当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为了保密，塔姆并没有向家人透露自己向纽约时报告密一事。
突袭行动后，司法部劝塔姆赶快认罪，但塔姆拒绝承认自己犯有泄露机密情报罪。此时，塔姆简直就像生活在地狱中，他不确定自己什么时候就会被逮捕。按照规定，他可能被判处两条罪名，一条是泄露国家机密，另一条是违反情报规定，两者加起来，塔姆至少会被判10年监禁。塔姆的朋友杰弗里·泰勒表示：“这对他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很长时间里他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甚至患上抑郁症。他不知自己的将来会是什么样。”
美国司法部至今仍没有决定是否在2009年起诉塔姆，到时候，布什政府已经下台，奥巴马即将组阁，而塔姆的案件也将会给奥巴马政府新一届司法部门带来困惑。在大选期间，奥巴马曾强烈谴责未经法律允许的窃听计划。
塔姆的律师阿萨·哈钦森认为，塔姆的案子应该从轻发落。“我认为塔姆告密是由强烈责任感的驱使，这反映出一名律师维护法治的崇高使命。”此外，哈钦森还对布什声称“泄露窃听秘密会让恐怖分子有机可乘”的说法嗤之以鼻。“任何了解这件事情真相的人都会判断出，塔姆的行为不会损害美国的任何利益”。哈钦森希望法庭在审判的时候利用其“自由裁量权”和严格调查来最终做出判断。
塔姆的遭遇也给所有举报者敲响了警钟，尤其是那些涉及国家安全计划的工作人员。一些美国人认为他们是英雄，因为他们冒险揭露政府最高级别的不法行为。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要严惩这些告密者，因为他们并没有保护好国家机密，没有尽到应有的义务。
面对外界的评论，塔姆表示自己能想象到一些人会把自己看成是叛国者，但他却没有后悔过。塔姆坚信，如果他没有打电话给纽约时报，很多公民很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布什政府的秘密监听计划。“我并不需要别人为我现在的处境而感到抱歉，我是这样选择的，我也这样做了。我相信我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