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吕贤修报导／“你后不后悔跟着妈妈？”有时我也问她。“没有，我爱妈妈。”摇摇头，她说。
编者按
二月回国至今，贺家经历了许多挑战。“回中国后，我们家庭有些适应的过程。前几个月，的确有些矛盾。换了新环境，家人间彼此都要调适。”贺绍强说。目前带着3个孩子与丈夫分居，罗秦则认为“如果爸爸在做坏榜样，那还不如不跟他一起生活。”
这样的家庭情况，在美国媒体的报导中，不但像贺梅适应新环境的阻碍。更有人质疑：亲生父母真是孩子最好的希望？回中国真代表圆满的结局？多维专访贺绍强与罗秦，分两天连载。
“我要当第二个女总统”
最近，有朋友将美国的报导拿给我看。我几个晚上没睡好觉，一直在想这些事。我只想让小孩过平静的日子，美联社的访问，是贺绍强自作主张接洽的。就像重庆晚报曾有的一篇报导《贺绍强要休重庆妻》，我很担心，这会给孩子带来伤害。
Commercial Appeal的报导，似乎认为法官的判决是一项错误。但我觉得，只有亲生母亲，才愿意为孩子牺牲。我们家发生这些事很不幸，这也不是我愿意的。但孩子跟我在一起，我没让他们流离失所、吃不起饭、穿不起衣。他们有安定的生活，跟我在一起很快乐，而且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做为一个母亲，让这我觉得有无比的勇气与希望。
回重庆后，住在弟弟的房子。孩子的生活、学费全都靠弟弟，我当然感觉有压力。我不是懒惰，也一直在找工作。但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力。我现在40岁了，有人对我说“30多岁下岗，还有人40岁来找工作的？”
“我现在的目标是照顾好孩子，让他们快乐、开朗，有能力承受社会的压力。”
我们家里只有我和他两个孩子，所以从小感情就很好。我弟弟只是作一点小生意，并不富有，但是个很有责任感的男人。他只是告诉我“你要把孩子照顾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现在的生活并不富裕，用的都是旧家具。但我尽最大的努力，满足孩子学习的条件。以前，贺梅一回家就想打游戏机。我常对她说：“妈妈最不喜欢的，就是你打游戏。”在美国时，我就发现，我们一家人的手指都很短，只有贺梅的特别长。所我认为，她应该学钢琴。
“妈妈现在有些钱，我们可以用来买电视。但如果买了电视，就没办法买钢琴了。你觉得呢？”“让我想想，不买电视，你就没有电视看了。”“妈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
贺梅说想学钢琴。但刚开始学，弹不出任何曲子，真的很枯燥。“我不想学了. . .”“安娜、你答应妈妈要好好学、妈妈才给你买钢琴的。”现在，因为会弹了，所以她也更有兴趣。听到她已经能弹一些简单的童谣，我感觉很欣慰。
3个孩子，贺梅弹钢琴，妹妹跳舞，弟弟以前学功夫，现在打篮球。弟弟喜欢小号，可是我嫌吵，叫他学萨克斯风，他又不要，结果在学校学长笛。每个礼拜五，我请了老师，教贺梅和妹妹弹琴。周六，有老师帮贺梅补习中文。周日，打算让他们学画画。
不上课的日子，有时我会带他们去舅舅家玩。舅舅家也有2个小孩，他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去骑马、爬山。国庆节，我们一起去听音乐会。经历过一次地震，看到许多人没房子住。我觉得，现在孩子比在美国时要开朗、成熟。带他们去爬峨嵋山，都是靠自己爬上爬下，也不喊累。
我跟贺梅谈话，从不把她当小孩。她说过，长大以后想当医生。还有一次，在收音机听到伊拉克战争，她说她讨厌战争。
“如果当医生，一辈子可能只能帮助几百人、几千人。如果当总统，可以制止这场战争。”我告诉她。
“我们要支持希拉里，因为她是第一个女总统。我要当第二个女总统！”贺梅说。
我也告诉她“柯林顿还在妈妈肚子里时，爸爸就去世了。奥巴马的爸爸，跟你爸爸一样，也是留学生，但后来不负责任，离家而去。但他们后来都当上了总统。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许多人帮助了我们。妈妈也希望，你将来有能力帮助其他人。”
沮丧与愤怒
3个孩子都读寄宿学校，本来我也很舍不得。回国后，从长沙到重庆，贺梅转过3次学。刚到重庆时，读的是国际学校。学校只收拿外国护照的孩子，但学费实在太贵了。现在只是暂时的，将来如果经济情况好转，我还是希望让他们读美国人办的国际学校，接受美式教育。
“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许多人帮助了我们。妈妈也希望，你将来有能力帮助其他人。”
他们的中文不好，以前放学之后，功课都要靠我一个人辅导。光是贺梅就要花1个多小时，我还要煮饭。就算周末请了老师，还是忙不过来。贺梅成绩退步了，不是因为她不用功。而是面对一种新的语言，所以感到沮丧、愤怒。有一阵子，她甚至不想上学。
弟弟觉得我太宠孩子，建议先让他们读寄宿学校，也学习自己照顾自己。现在，3个孩子不但会迭被子，还会洗内裤。一个班上，只有20多个学生。老师可以多些关心，学习压力也小一些。我认为，多些时间跟其他小孩接触，对他们学中文也有帮助，帮他们快些适应中国的环境。
学校离家打车约10多分钟，但公交车的班次很少。除了周末孩子回家，我每个礼拜都去学校看孩子3次。一般在下午5点学校吃饭时，给他们送些水果、牛奶，还有洗好的衣服，有时也陪他们一起吃饭。
贺梅班上，以前有个女同学Sarah，是在美国长大的。现在有个小男孩，是从南非回来的。两个人现在坐一起，互相作伴。小男孩的中文好些，也可以帮贺梅翻译老师的话。
弟弟的教室，就在贺梅的隔壁。学校这样安排，他可以随时帮忙姊姊。妹妹与贺梅住同一间寝室，也可以互相照应。有时贺梅会说：“妈妈，你不要走，不然我会不高兴。”我就留在宿舍，等他们晚自习结束，吃完水果，洗完澡，要上床睡觉了才离开。
3个孩子，分别3、2、1年级。在学校，他们最拿手的科目都是英文。弟弟以前在美国，数学都是班上最好的。但回到中国后，反而退步了。弟弟、妹妹过去在美国有读中文学校，但都只是读着玩。回到中国后，弟弟第一次考7分，第二次考17分，第三次考46分，第四次考了61分。我告诉老师，很多中国小孩，到美国时一句英文都不会，但后来都能赶上来。
现在，弟弟、妹妹会比赛背课文，对中文也更有兴趣了。但贺梅还是比较困难，常需要我一个字一个字教她读。贺梅以前在美国成绩全A，但回中国后，降了一级，从2年级读起，而且连一年级的基础都没有。但我不担心贺梅，因为她很聪明。
“妈妈像座山，可以让你们依靠。”
上个礼拜六，老师给的作业要写一篇童话。贺梅写了“小鸭子减肥的故事。小鸭子，太胖了，医生叫他多运动……”我发现，她的错别字比弟弟还少，而且写得很流畅，看得出她已经很努力了。以前她总说“妈妈，中文太难了，我不想学。”现在，有时她还会帮忙教训弟弟、妹妹“你们不好好学习，将来就找不到好工作！”
“你爸爸比我爸爸好”
我和贺绍强目前分居。有时，小孩过生日，他也会发个手机短讯来问候一下。我觉得，孩子不是我的私有财产，所以偶尔我也会问孩子“你们想爸爸吗？如果想，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爸爸。”但他们都说不想。我也曾问他们“如果爸爸跟妈妈离婚，那你们就没有爸爸了。”他们说“我们不要爸爸！”
其实爸爸比较宠孩子，有时候儿子不乖，我还会威胁要打人。小孩子，有时候不会说，但发生什么事，他们会用眼睛看。有一次，儿子跟表妹聊天，他突然说：“我爸爸是教授。”表妹问他：“你想不想爸爸？”他说：“不想。不过你爸爸比我爸爸好些。”
贺绍强有3个硕士，文化比我高。他的确是个天才，14岁就上大学。但可能智商高，情商就比较低吧。发生过这么多事，都是我帮他扛的，但我从没跟他计较。有时觉得，其实在这个家，我更像个男人。以前总有人说，我有4个孩子，贺绍强是其中一个。为了维护这个家，我一次又一次地原谅他。只能说，一个不知忏悔的人，是不会成长的。
我一个人带着3个小孩，有这么大的压力，但我从来没抱怨，也从未向社会求救。但贺绍强是个一遇到困难，就无法坚持的人。我都跟孩子说“妈妈像座山，可以让你们依靠。”我认为，如果爸爸在做坏榜样，那还不如不跟他一起生活。
“我不觉得离开美国是错误”
贺梅很喜欢跟贝克夫妇聊天，他们也从美国寄来许多礼物。贝虽然克夫妇说，打算来中国看贺梅。但贝克家的财产，过去打官司时都花光了。现在贝克先生在家帮人带小孩，贝克太太在超市打工，一个小时才8元。对他们而言，机票也是很大的负担。
孩子们有时还是会想美国。我会带他们吃麦当劳，或是买一些以前他们在美国有过的玩具。贺梅很喜欢看童话书，因为这里的图书馆都是中文书，所以我也带他们去书店，找一些英文的旧书来看。
我一点都不觉得离开美国是错误，留在中国也很好。但孩子是在美国出生的，当然受美国文化影响较深。虽然贺梅说不出自己喜欢中国，但我认为，她不喜欢也没关系，我不会把自己的喜恶强加给他。
我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但小孩的适应力很强，有些中国经验，将来至少都有帮助。18岁以后，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抉择。在这之前，我只能尽最大的能力，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
虽然有很多不幸的事发生在我身上，但我觉得自己应该积极地面对每一天，也把美好的讯息传给小孩。我现在的目标是照顾好孩子，让他们快乐、开朗，有能力承受社会的压力，有光明的未来，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