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转来一位上海老人写给睿达居委会转新江湾城领导的信，简述他在封城禁令之下，出门买药的遭遇。
按规定两小时必须回小区，步行时间不够，只好骑共享单车，结果一上车就摔了一跤。他已经78岁，40年没有骑车，还好没有摔成重伤，又骑40分钟才赶到药店。药店门外排近百人，还要扫“场所码”，只好找保安求情，还出示他的军官证、记者证和身份证，得到通融，排队的人也通情达理，同意他插队。
买了药，老人含泪向队伍里的人鞠躬，转头又骑车飞奔回家，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到了门岗也已经超时。老人信中问：“回到家中，百思不得其解，这个两小时外出规定是哪位父母官下的狠心？请问是关爱还是折腾？人民至上何在？生命至上何在？”
信末署地址姓名：“66弄7号1202杨德昌”，姓名之后还要括号注明：“中共党员，光明日报驻海军记者，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十次”。
整个过程没什么特别，全城封控之下，比他更惨的多的是，特别之处是他要强调自己的身份。杨德昌是很普通的姓名，全中国可能有数十万同名同姓者，重要的是，他是中共党员，是光明日报驻海军记者，又立过功，证明他是对革命有贡献的人。
把自己的身份和贡献注明在信末，有保护自己的意思，表示我是自己人，可以直说，不要找我麻烦；但也有抗议的意思，表示我有功于党国，我对政策不满，有权提出意见。
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普通公民向政府部门写投诉信，有必要这么讲究，这么瞻前顾后吗？更何况，今日有上海网民向王剑先生节目报料，说上海市委出面否认居委会是政府机关，以往居委会的政策都是他们自定，市委不负责任。
居委会若不是政府机关，为何上海市政府不一早宣布，却利用这帮爪牙在两个多月内胡作非为，鱼肉百姓？现在疫情管控已到尾声，居委会民愤太大，上海市政府赶紧与居委会割席，以后凡事居委会孭镬，市政府又可居高临下了。
这位杨德昌老先生，应该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他有军人身份，又有记者身份，更有党员身份，按理他应是对中共最忠贞的人了。一个中共的忠贞之士在政府无差别封控的政策下身受其害，其中苦楚唯有自知。他写一封信吐吐苦水，质疑政策的必要性，有人会听取他的意见吗？当然不会有，即使他是中共党员、有功于党的老革命。
全上海会有多少像他这样的退休干部？恐怕以十万计，除了小部份人的子女占据一定的政府岗位，大部份人退休也就退休了，最多替子女谋一份有稳定收入的职业而已。中共九千万党员，个个退了休都要照顾，那在位的人还有什么着数？
上海封城期间，据报道在人大政协官员住宅区有特别供应，其余不住在官方小区内的，也只好各自求生了，他们的遭遇与一般市民不会有太大差别。政府的管控措施基本上是无差别的，一旦有差别就顾不过来了，极少数照顾，大部份自生自灭。
这便是这位老革命今日碰到的新问题。一个没有人性的政府，执政唯一出发点只是维护政权稳固，人民的祸福从未上心。当你碰上这么一个政府，你在政府心目中就只是十四亿之一，数字而已，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这样严酷的现实，穷苦百姓要面对，革命的有功之臣也要面对，你在这个冷酷的专制巨灵脚下，牠踩到你时，牠也不会有特别感觉。
七十八岁的老人，对现今掌权的革命晚辈，还要恭而敬之地称为“父母官”，我真替他羞耻与抱屈，他的战功都喂狗去了？以他的资历，他完全可以冲进居委会去，对那些他有份养起来的狗官和爪牙们，大喝一声“混账”！
先前上海一个老太太，与大白争辩时脱口而出，说你们来抓我吧，我都准备好去坐牢了，这才像个做人的样子。之前也有一个年轻人，回复上门骚扰大白的威胁，说对不起，我们是最后一代了，那至少也是一种抗议的姿态。
简单的道理是，不要以为养肥了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有功就有偿，听话就安全，专制统治的无人性是无差别的，人人碰上都会倒霉，今日没有倒霉，只是时候未到而已。
另一个道理是，每次你都忍了，总有一天你会忍不下去，到那时，你已经没有反抗的力气了。七十八岁骑单车摔一跤还爬得起来，下一次摔一跤，可能就倒地不起了。
重要的不是你是否有功于党国，重要的是你有份养起一只巨灵，你就有份被牠反噬。彭德怀刘少奇如此，胡耀邦赵紫阳如此，薄熙来如此，说不定，习近平也将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