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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出生于一个典型的香港中产家庭，父亲为中学老师，妈妈当文职工作，小时候家雇有一个佣工，日子简单而快乐。
生于1997年，已满25岁的他说， 之前自己没有太强的身份意识， 对“中国人”这个身份也没有特别的抗拒， 看着特区护照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又是香港身份的证明， 这是内地人没有的， 自然就认为自己既是中国人又是香港人。
家人也时不时和他谈论中共的历史。John告诉BBC中文，还在上小学时， 新闻节目前会播放国歌，他并没有反感， 反倒认为画面颇为吸引人， 在08 奥运、神舟5号6号升空期间， 他都为此而感到光荣， 感到自己国家强盛。
但之后， 日渐认识到中国人权方面的一些黑暗面，往后又有中港矛盾， 内地人在香港抢购奶粉和贩卖水货问题……对国歌便开始感到厌恶， “到现在仍然感到这首歌很讽剌，这是一首鼓励你去革命的歌。”
John表示，让他真正确立“香港人”身份是2014年的“雨伞运动”， 而到了2019反送中运动，对他来说，是一个实践作为一个“香港人”的使命。2012年政府强推国民育教育到2014年中国人大有关特首普选中候选人资格审查的决定，让他慢慢意识到所谓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原来是一个谎言， “那一刻感到很失望，对中国的印象更为反感”。
John
最近， John特地抽空到母校香港中文大学（中大）校园走走，这是培育他成长的一个重要地方，校园的每一个地方都承载着沉重而深刻的记忆。
2019年，香港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反修例运动，而中文大学是一个重要战场，烽烟四起。 John也参与了这一场运动。他说，那些日子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不同岗位都有参与， 可能是物资支援及急救性质， 哨兵也当过， 不经不觉就越行走越前，”他说。
刚开始时他瞒着父母跑上街头抗争， 当他们知道了后， 初时并不理解， 认为这是一场以卵击石的对抗，对他的付出感到不值， 忧虑他作出无谓的牺牲。 经过多次沟通后，父母逐渐理解。
“以往香港人的价值观很现实， 买房子买车子， 成家立室…..” John 说，“然而，在反送中运动当中， 他们意识了更重要的东西， 就是要有民主、自由、法治才可以建立自己理想的人生， 于是很多人不顾自己，就是牺牲了自己前途也走出来去争取公义。”
John认为， 香港人和内地人的分别是: 香港人对公义、自由、民主的坚持， 对不公不义的事勇于发声；在中国的管治下， 香港人仍然勇于发表自己的声音及反抗， 展现的是他们勇气及智慧。
“香港人有着无私精神， 不会光顾着个人利益， 愿意分担社会大众的伤痛。他能成为这一个群体的一份子， 让我不会感到孤单， 是一件很光荣的事。”
对于7.1“回归”周年日，John 坦言没有特别感觉，冲其量是一个公众假期而己。对于未来， 他坦言很悲观， 新的选举制度令市民的真正声音不能被带入议会， 而香港政府一味效忠中共，不是站在香港人的角度上出发。
例如他说，第五波新冠疫情，政府在“与病毒共存”和“动态清零”间左右摇摆，对病人分流、全民检测，举棋不定，因为他们不是站在市民角度出发，而是一味迎合中央政府的要求。另一方面，国安法下，执法界线模糊，让市民的自由空间继续收窄。
但John坦言自己没有计划移民， 而是希望留下来与其他香港人一起走这条艰难的路。“香港是培育我成长的地方， 这是我的家， 我仍然希望留下为这个地方付出，”他说。
六月早些时候，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一国两制25周年中期民情总结”之“市民身份认同感总结”， 报告显示，香港人的中国身份认同感跌至2017年6月以来新低；但与此同时，18至29岁青年自称为中国人的比率只得2%。
同样生于97年，今天十月将满25岁的刘学廉认为他是一名“中国人”， 2012 年反国民教育事件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身份认同， 2014 年的“雨伞运动”及2019的反修例风波， 就更让他坚定了自己“中国人”的身份。
刘学廉成长于一个普通的香港公务员家庭，小时候父母没有刻意向他灌输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看升国旗、听国歌也没有特别感受。小学四年级，2008 年北京奥运开幕礼升国旗那一幕让他有了一份民族自豪。“哇， （当时觉得）我们的国家这么强劲， 很振奋，感到很自豪”。
然而，真正让他开始思考“中国人”身份是在2012 年反国民教育， 当时很多人认为，那是洗脑的教育。 但刘学廉说，他感到迷惑， 为何阅读自己国家的历史会是一个问题并引起冲突， 于是他主动找老师讨论， 也去阅读教材， 发现并不如大家所指的的那样， 于是就有了后面的身份反思。
他回忆起高中时通识科有一课堂教导身份认同问题， 大部份同学都称声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国的“香港人”， 是纯然的“香港人”， 那种对立情绪颇为强烈，让他感到不悦。
他说，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 自己注意到了香港出现“去中国化”的现象， 感觉当时很多人希望把“香港人”和“中国人”两个身份进行割裂，自己也陷入了身份认同的危机，之后的思考以及后来的反修运动， 帮助他确立了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他说，两个身份没有冲突也没有矛盾，“中国人”身份是一个国民身份，而“香港人”是一个城市的公民身份，自己既是“中国人”， 也是中国的“香港人”。
刘学廉认为，中国人是比较大度及无私的奉献，愿意帮助其他人； 而中国香港人， 老套的说法就是坚强的狮子山精神： 刻苦耐劳， 团结互助。
刘学廉
2019年5月份，刘学廉刚大学毕业，六月就发生了反修例风波。那时候很多感情要好的朋友一夜之间划清界线，对立的情绪比2014年还要严峻，自己感到很不开心，感到大家没有认真坐下来讨论将来的路应该怎样走，找不到一个令大家喘息的空间。
香港的那种本土意识很强劲，同学之间可以一夜翻了脸，“他们的态度根本上很敌视，仿佛就是，沟通不到就直接把你踢出群外，”他无奈的说。
“那时候，感到很不高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为什么有我们会有这个矛盾对立，甚至社会撕裂? 一家人吃着饭，尽管大家避谈政治， 从彼此的眼神和回避的目光，你会感受到那份隔膜，”他说。
他对BBC 中文表示，明白众多原因令年青人思想激进而上街抗争，甚至实施占领行动。 这缘于他们认为自己的声音改变不到政府的施政，加上向上流动的空间及机会细小，甚至追赶不到生活的基本要求。
香港年轻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仍然有很多不同看法。
刘学廉说，自己不认同那些激进，甚至诉诸暴力的做法。
他认同现在青年人向上流动的机会真的很少，因此加入政党工作后，希望能提出一些政策去改变及倡议政府。
他认为，尽管香港已经回归25周年，但社会一直未解决人心回归的问题，港人未能完全认同己经完全回归中国的事实。他认为现在的年青人其实不太愿意去理解内地， 甚至对内地仍然有不信任的态度；他反问年青人，是否应该给予自己一个机会去认识国家?
他建议，疫情后应该增加带领香港学生前往内地交流的机会，让他们了解中国的发展已经是今非昔比，在很多范畴甚至超越了香港。
但他认为， 香港对于中国有着一个特别的意义， 就是和国际社会接轨，了解国际社会发展趋势。 他说， 因此他深信50年之后，“一国两制”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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