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中国著名作家蒋子龙对于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感到“非常高兴”。
他对中国目前文坛的评价是“成熟了”，中国作家不再模仿他人，他们充满自信，完全可以与任何民族在文学上展开对话。
据《世界日报》报道，蒋子龙率领一个历来规模最大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渥太华国际作家节。
他在会议期间接受世界日报专访时表示，对高行健评价不高只是各别报纸和官员的观点，不代表中国文坛。
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蒋子龙说：“高行健原是作协工作人员，他得奖，我当然很高兴。
可惜，由于他的许多书没有在大陆出版，因此，大陆文坛还没有对其展开评论。
”
蒋子龙说，他读近几届诺贝尔文学奖得奖小说时的感觉是作品质量有所下降，像中国的巴金、艾青，以及现在许多作家都在他们之上。
他说，他有一个观点，世界文坛进入了后经典时代，已经找不到文学大师和经典作品了，人们甚至不能说谁是最优秀的作家。
人们以前把文学称之为人学。
现代社会，人学的概念太广泛了，究竟是碳水化合物的人、复制人、还是机器人？
他说，诺贝尔文学奖只是西欧的奖，不应该看成是世界性的奖。
中国当代作家不比外国作家差。
他特别推荐获得过两次中国最高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青年女作家迟子建。
迟子建出生在中国最北方的漠河，她的小说带有中国东北情调，尤其是近作《伪满州国》用清明上河图的方式来写实，场面辉煌，从达官贵人至弹棉花手艺人等，个个栩栩如生，细节精彩，很难得。
谈到当代文坛，蒋子龙充满自信。
经过文革十年的压抑后，文坛先出现对社会现实关注的作品，这些作品像重磅炮弹引起大众回响；接着再有问题小说、寻根热、学习西方现代技巧的浪潮。
他说：“这么多年，我们几乎把国内外的流派都演练了一遍。
现在，文坛结束了模仿别人的历史，有了民族个性。
”
此外，商品经济开始的时候，文坛被冲击得六神无主。
这几年，一切都稳住了。
中国作家有了定力，成熟了。
他们该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再浮躁。
文坛相当活跃，流派纷呈。
1979 年，蒋子龙以《乔厂长上任记》轰动全国，一印几百万册，新疆建设兵团人手一册，一些大企业中，每个干部也都备有一本。
至今，蒋子龙已出版七十多本书，其中包括四部长篇，一百多个短篇，二十七本散文集等。
他最满意的是写文革的长篇小说《蛇神》。
他的作品依然触及社会，两年前，《人气》在报纸上连载后曾因受到阻扰而中断四天，结果引起读者抗议，报社只好继续连载。
他说，目前，全国每年出版一千多部长篇小说，由于这几年是散文、随笔热，这类书更是不知其数。
当今文坛以关注现实为主流，特别是长篇小说。
至于现在的现实主义与以前几十年提倡的现实主义有何区别，蒋子龙的回答是，现实主义是我移用的词，也许可以找到更好的表述方式。
过去的现实主义是，“事实如此，应该如此”；现在的理解不同了，现实是荒诞的，甚至比虚构更不可理解。
所以，现在的现实主义对于现实的挖掘要更为广阔、更为深刻，没有什么不可写，没有什么不被写。
为此，他特别举出一些写官场腐败的例子，因为这些作品涉及的对象是中央一级的大官了。
（萧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