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共卫生官员权衡是否要告诉病人潜在的健康威胁时，迟早会陷入公众知情的权力与担心制造恐慌的两难境地。
据星报通讯社报道，官员不经过向民众谘询，自认为作出最有利于公民决定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总之，当今社会已经不再接受家长主义及官僚自以为是的作法。
但在过去几个月来，每周公布的新健康警告不禁使部分人士怀疑钟摆是否太偏向一方，制造了不必要的紧张。
略举最近发生的几例：
越来越多的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宣布之后，恐慌在南安省蔓延开来，即使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感染病例会发生严重病情。
多伦多一家超市一名受感染的员工引起的感染甲型肝炎传染的危险导致一万八千五百人接受疫苗接种。
部分散发的大肠杆菌病例在约克区家长及参加基秦拿-滑铁卢（Kitchener-Waterloo）一个婚礼的人们中引起恐惧。
一名沙省男子死于致命的?珚疯牛症?珗之后，接受一种常规检查的七十一名病人被假设遇到感染类似疾病的风险。
多伦多医院透露，由于在抗排斥药物的临床药物中没有对人类样本进行普查，接受器官移植者有感染爱滋病毒的风险。
病童医院一名婴儿因肺结核死亡，另一名测试阳性的情况之下，其他婴儿有感染的可能。
伦理专家说，公布这些消息是朝向更加透明、更负责任方面发展，确保若有人可能遇到伤害的风险，应当将消息公布。
新宁及惠仁医院（Sunnybrook And Women’s College Health Sciences Centre）临床伦理部门负责人何柏特（Philip Hebert）博士指出，人们希望获得更多信息，没有人希望被蒙在鼓里。
然而，这在同时，又会形成过度恐慌及紧张。
按照何柏特的观点，防止人们焦虑并非医疗保健人员的职责，有时，获得知识的代价便是引起焦虑。
政府从九十年代震撼全国的污血丑闻中吸取了教训。
在八十年代，至少六万名加拿大人由于接受了未经适当检验的污染血液感染了丙型肝炎，近一千二百人感染了爱滋病毒。
在当时，政府经常拖延向民众公布消息或官员决定干脆隐瞒实情。
一名多伦多男子于一九八四年于心脏手术期间接受了输血，但无人告诉其有可能因输血感染爱滋病毒。
红十字会于一九八九年通知了医院，但医生从未建议该男子接受爱滋病毒化验，医生不仅不告知病人实情，还假定他不会与妻子发生性行为，结果夫妇二人均感染了爱滋病毒。
麦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医学伦理及法律中心总监苏慕薇莉]Margaret Somerville）指出，正是这些事件促使人们希望了解实情，并有机会作出决定。
她指出，从伦理学的角度而言，无论告诉公众与否，任何回答都不可能不带来负面影响，这不是个伦理问题，而是在许多互相竞争的因素之间取得平衡。
导致更多公布实情的另一因素是害怕诉讼。
涉及Loblaw甲型肝炎案子的两项集体诉讼已经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