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到访多伦多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蒋子龙表示，中国文坛在经历国内社会变革冲击和西方创作思潮影响之后，已经进入一个可能产生、培养大师的成熟时代。
他认为中国目前的文学创作基本不受官方意识形态的控制，并称华人作家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作协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但中国作家并不以诺贝尔奖肯定自己的文学成就。
据《星岛日报》报道，由蒋子龙率领的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一行五人在参加渥太华“加拿大国际作家节”之后，顺道访问多伦多，并于前晚与本地文学创作者组成的“加拿大中国笔会”进行餐叙。
这是中国作家首次参加加拿大国际作家节，除蒋子龙之外，另外几名青年作家迟子建，徐小斌，周大新等都就自己创作的深刻探索进行了主题发言，与会者也就中国文坛现状，传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女性文学及女性作家的创作等问题对中国作家展开热烈提问。
蒋子龙认为，文革结束以来，中国文学创作经过了深化现实主义，寻根热，反思历史等不同阶段，又受到西方后现代文化创作思潮的巨大冲击。
在短短十几年里，中国作家几乎将西方文学中所有后现代的创作手法，什么先锋主义，结构主义等等，统统“演练”了一遍。
此后中国经济的巨大变革潮也令文坛六神无主。
可喜的是在最近七八年，文坛的浮躁气逐渐消失，作家们开始回归文学创作本身，也找回了久违的自信与实力。
蒋子龙对这种景象非常满意，他表示，中国近年来深刻的变革对现代社会具有摧毁性的批判力，亦帮助文化走向成熟和深刻，再加上三十年来积累的丰厚文化土壤，令中国文坛进入一个可能产生大师的时代。
蒋子龙表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原是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的翻译，自已亦从事文学创作。
他在中国作协受到培养，因此无论如何他的获奖对于作协是一件值得高与的事。
虽然中国的确有比高行健更出色的大师级作家，但高的获奖使中国作家对诺具尔文学奖有了更真切现实的体验。
他的这番谈话与当初中国官方对高行健获奖时发表的评论相去甚远。
他表示，由于不同的语言体系，诺贝尔文学奖确实存在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理解问题，令中国文学在同世界接触时吃亏。
他举例说，不少根据小说改编的中国电影作品都在国际获奖，只是因为电影将文字转化成了形象。
但其中最主要的文学要素，如故事，人物均来自原作品创作者的功劳。
中国作家目前有这样一种自信，即使没有任何国际性的文学大奖，也丝毫不影响中国文坛创作的发展。
等到中国文学发展到具有更深刻的影响力，以致世界文坛一定要关注中国作家的创作时，这种交流障碍就有可能被克服。
中国在文革时期及其后“反精神污染”时代曾经存在过文字狱。
但蒋子龙声称，目前官方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目前的问题是“自由度太大，作家的本事在哪里”。
作家不再将注意力放到作品的政治倾向，而是文学创作本身的水准和质量。
他表示，目前中国有至少三、四十位重量级作家，文学创作的整体力可能仅次于美、法等几个国家，中国作家每年创作仅长篇小说就达七百多部。
（脱立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