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不是“人”，所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尚未实现。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须有公平的机制做保障，否则就会让一部分投机倒把的“坏蛋”先富起来，让本分人吃亏，激化社会矛盾。 “我绝对不反对改革，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但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 《新世纪》周刊：最近有一种说法是出现了倒郎风暴，很多经济学者出来对你有批评，有些言辞还很激烈，你对此怎么看待？ 郎咸平：我一直以来对于学者都是相当尊重的，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不会忽略，都认真倾听过。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与他们分享什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不会跟进行人身攻击的所谓学者辩论，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做判断。当然，我也是有一些失望的。所有的批评者都是在看了、听了我的言论和观点之后而发的，所以似乎都是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是，当我仔细读完这些批评后，却发现少有人真正把握我的思想核心，因此他们要么攻击一点，不计其他；要么大而空洞，上纲上线。坦率地说，是一场文不对题的批评。 《新世纪》周刊：对于这场争论，你觉得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其他学者的意见没有一些可取之处吗？ 郎咸平：当然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的讨论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很多年轻人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多年下来，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 0.5。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因此我反对各种形式伤害剥削大众的例如国企负责人MBO那样的“伪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好像反对最激烈的就是MBO等“国企改革”。 郎咸平：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方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得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得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 《新世纪》周刊：很多人说你是“反改革”，说你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你觉得是这样吗？ 郎咸平：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我绝对不反对改革。邓公说过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非常鼓舞人的，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而且我提醒大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面是有潜台词的，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最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地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强调公平很多，请完整阐述一下你在此刻强调公平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郎咸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是法治化和信托责任的建立,保证起点的公平。现代资本主义的福利经济学中“帕累托改进”,讲的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加不能建立在对他人的掠夺之上。但公平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重要地位，却是得益于社会主义的开山鼻祖马克思。原始资本主义是没有考虑公平问题的，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下，才逐步引入公平的概念，并在法律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和实施。中国现阶段忽略了公平，只追求效率。因此，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只有民众认可的改革，才是公平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一直强调民间的声音和观念很重要，有人质疑这和你强调的大政府主义有冲突。 郎咸平：强调民间和主张大政府主义根本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不存在什么对立的关系。社会到了一定的程度会僵化，需要反思。以前我用案例的方法来提出这种思维，但是很多人已经不再关注具体的问题，进而关心制度的变革。对于医改、教育改革的关注就是如此。我非常喜欢网络，网络上一样有很多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现状的人，他们经常能够提出很多精彩的见解。有人骂我、批评我，有人赞同我，而网络给不同观点的人提供了空间，让大家在一个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以前的思想太僵化太惯性，对于这么复杂的经济现象，我们需要各种不同思维的冲击，只有网络才能让整个社会的民众参与思考和讨论，我认为应当鼓励这种攻击。一个人提出的想法是对是错，需要大众的判断。社会在不断进步，社会公平在民间。 《新世纪》周刊：有哪些例子令你感觉到民间的深刻、理性和建设性？ 郎咸平：我注意到有人提出一个非常有洞见的观点，这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作者杨先生明确提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由这个事情我更加深深体会到，其实社会上还是有人认真研究社会问题，我希望所有人都把注意力转到这个范畴，真正解决社会固有的一些严重问题。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开始强调你关心的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有声音质疑你作为一个公司财务专家，为什么要对社会各个层面指指点点，是否有点不务正业？ 郎咸平：很多人认可我对个别企业的分析，而且和我一样都希望避免同类悲剧的再发生，但是他们却不能容忍对大环境的质疑，反击我的言论也不从大环境的角度着手，而拘泥于具体某一事件的对错。 中国人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任何事情大方向都是对的，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是个别现象。这是惯性思维，也是滥用辩证法的结果。我一直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不能认真地想想，中国公司出了这么多问题，究竟只是偶然，还是从根本上就错了，所以才导致这样必然的结果呢？我们并非一定要等到事情变得糟糕，才回头反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所付出的成本会小的多，何况问题已经变得十分严重！ 首先我要说，作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我有权利评论任何我认为值得关注的事物，尤其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事物，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与我的教育背景没有关系。其次，依靠对方所学专业来评价其观点的方法，最不值得提倡。按照这种论调，难道只有学医学的人方有资格谈论医疗改革，难道你没有学教育学就不能讨论中国教育问题吗？我想提醒诸位，每个人的专业方向，都只是他的积累的开始，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是不断深入，不断进步。更何况，我的主业公司治理就是跟法律政治牵涉极深的。过去数十年的市场经济认识告诉我，其实往往是社会出了问题，经济才会跟着有问题。 《新世纪》周刊：有经济学者盛赞现在是五千年最好的时代，而你觉得有很大问题，你的判断是因何而来？ 郎咸平：问题恰恰就在这里！现在大量的所谓经济学者只是局促在经济范畴之中兜圈子，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私有产权改革，其实都不能解决社会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可以问一下很多商人和企业家，他们每天在经营问题和经济层面上花的时间不足30%，其他大量时间花在搞关系和保护自己利益上面，睡觉的时候，都怕有非市场因素来干扰他们做生意。不适合的社会环境会抑止经济增长，社会问题是不能够用单纯的经济手段来解决的。我对中国五年多的研究，越来越感觉到，异常经济现象的社会原因才是最关键的。例如有人偷钱，有人偷窃国有资产，有人悍然剥削中小投资者，这些坏的经济现象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例如监管不严、社会道德标准失范。这才是我为什么频频对于社会问题发言的主要原因。 我呼吁大家全社会睁开眼睛看看，呼吁所谓的学者跳出象牙塔，不能对社会各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假装视而不见。全社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一定要替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合理良性的环境。而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范畴里面解决这个问题。我本身是财务专家，我何尝不希望就是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里面把研究做得精致痛快？但是我不能自欺欺人，就像看到有人盗窃而不能不大声喝止一样。

“沈大一家亲，新春共团圆”2009年正月十五联欢晚会 加拿大沈阳同乡会与加拿大大连同乡会将联合举办“2009年正月十五联欢晚会”。欢迎所有曾在沈阳、大连生活, 工作和学习过以及关心沈阳、大连的乡亲们，朋友们共聚一堂，欢庆中国的传统节日。 晚会时间：2009年2月7日（星期六）晚5：30-11：00 晚会地点：Bond Academy，720 Midland Ave， Toronto M1K 4C9 (West of Midland Ave & South of Eglinton Ave E) 免费停车，鼓励car pool 晚会内容： 5：30 登记入场 6：00-7：00 聚餐 （每份3菜1汤）， 自由交流 7：00-9：00 集体拜年，表演和互动节目 9：00- 11：00 有奖游戏活动 （灯谜，套圈，迷你篮球，迷你保龄 球，Bingo，乒乓球赛等）和卡拉OK，POKER, 打牌等 收费标准：入场费：每人$5 （5岁以下幼童免费）；餐费：…

昨日是妙龄花旦阿莹自杀的第4天，阿莹家属仍未现身，而其遗体还停放在市殡仪馆无人处理。但剧团知情人介绍，发现阿莹尸体当晚，其母亲等人就已抵达广州，但一方面他们怀疑阿莹的死因并非自杀，另一方面急于拿回峰哥遗嘱上留给阿莹的两处房产和钱物，无暇露面。但该知情人拒绝透露阿莹亲属的联系方式。 殡仪馆： 阿莹后事仍无亲属处理 阿莹自杀当晚，遗体就被转移到广州市殡仪馆，但几天来一直没有其亲属前来处理。而在阿莹的生前住所、自杀现场、艺术团演出地荣华楼……各媒体苦守多日，也不见阿莹的任何家属前来悼念或举行相关追思仪式。阿莹自杀的地方，峰哥妹妹之前点的蜡烛早已烧尽，之后再也无人前来烧香、点烛，而阿莹的生前住所仍铁门紧闭。邻居也纷纷表示，事发后一直没见过阿莹的家属，还以为他们仍然在湛江。 然而，云峰粤剧艺术团一位和阿莹生前关系很好的老伯告诉记者：阿莹的母亲其实早在事发当晚就已经从湛江来到广州了，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无暇露面。 知情老伯： 峰哥遗嘱留两房给阿莹 老伯说，实际上，阿莹的母亲得知女儿出事后，在阿莹叔叔的陪伴下，连夜就从湛江赶到了广州，并在第一时间到有关部门认领了女儿的尸体。老伯前晚应约在一个茶座与阿莹母亲见了面，一同见面的还有阿莹的叔叔和表哥。当时，阿莹的母亲详细询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对于女儿是自杀的说法，她十分怀疑，虽然在死亡现场有阿莹亲笔留下的遗书，但她仍一再表示，不相信女儿会无缘无故做出上吊殉情这种极端的事情，怀疑女儿的死可能另有隐情。老伯猜测，有可能是这种原因导致她迟迟没到殡仪馆处理阿莹的身后事。 据这位知情老伯介绍，白云峰临死前曾立下遗嘱，清楚地写着：自己共有4套房子，其中两套房子留给自己的妹妹，另两套房子则留给阿莹，同时还将银行2个保险柜内财产以及一些金银首饰留给她们，但在阿莹上吊自尽后，这份遗嘱却不翼而飞。 阿莹母亲急于拿回财产 老伯还表示，这段时间，阿莹的母亲急于拿回本属于阿莹的那部分财产，同时保险柜一直打不开，这也是家属们没有时间到殡仪馆料理阿莹后事的另一个原因。 记者试图通过这位知情人士，联系阿莹的表哥，但是该知情人士表示，阿莹的亲属在与其见面时，曾再三嘱咐不愿受到外人的打扰，因此不便透露联系方式。 峰哥八旬老母： 尚不知长子去世真相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净慧路，白云峰的母亲梁阿婆住在这里，老人今年84岁，身体健康，不过6年前患上了老人痴呆症，对于大儿子白云峰去世的事，老人还完全不知情。 现场陪伴老人的是白云峰同母异父的妹妹杨女士。杨女士从深圳赶过来，专程来照顾老人和参加白云峰的后事。杨女士目前已经退休，她对记者说：“我和峰哥并不太熟悉，峰哥逝世前，他的表弟仇伟忠才把峰哥病重的消息告诉我。峰哥和阿莹的事情非常感人，我对阿莹很佩服。峰哥的后事一直由他同母同父的妹妹和粤剧界的众人在操办，当时很多人前往殡仪馆祭拜，（追悼会）办得很好。”

网易娱乐1月17日讯 TVB2009年国际中华小姐竞选全球总决赛17日晚20：30在佛山举行。最终来自多伦多的24号佳丽苟芸慧勇夺冠军，来自香港的陈倩扬和来自温哥华的陈娜良子分获亚军和季军。来自香港的陈倩扬获得“友谊小姐”称号，来自德国蒂宾根的25号选手林玉春荣获“青春小姐”称号。 当晚多位艺人担任表演嘉宾，其中包括黄宗泽、吴卓羲、吴家乐、杨千嬅等，曾志伟更与上届国际中华小姐朱璇及徐萌大跳探戈，逗乐现场观众。 来自多伦多的苟芸慧勇夺冠军。(资料图片) 来自香港的陈倩扬获得亚军及“友谊小姐”称号。(资料图片) 来自温哥华的陈娜良子获得季军。(资料图片) 来自德国蒂宾根的25号选手林玉春获“青春小姐”称号。(资料图片)

行刑前，死刑犯的父亲被安排与判了死刑的儿子见面。临别前，老父亲跪下给儿子磕头：“我没有教育好你，按我们农村老家的规矩，给你磕个头。” 15日下午,南岸区看守所内,死刑罪犯王某与其父亲见了最后一面,这是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联合制定的《关于死刑罪犯与其近亲属会见的规定（试行）》实施以来安排的第一起会见。 死刑罪犯王某与其父亲见了最后一面 死刑犯：“我错了，也晚了” 在会见前，法官对王某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死刑裁定书。17时10分，王某的父亲在民警陪同下走进看守所，在一道牢实的铁门两边，父子二人隔门而望。 父亲身材瘦小，脸色平静地坐在椅子上，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发黄的一寸黑白老照片，递给了儿子说：“这是你妈妈的照片，你拿着，她有病不能来送你了。虽然你犯了错，要受到最严重的惩罚，但我们还是认你这个儿子。”儿子眼圈红了，手压着鼻子，哽咽着说：“你们要保重身体。” 父亲接着说：“你要坚强，犯了错要承担责任，配合法院。要不是法院的同志，我们见不了面。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儿子眼泪流了下来，哭着说：“ 我错了，也晚了，爸爸妈妈你们要保重身体，不要太想念我了。”父亲点点头：“我们会照顾好自己，你不要担心。”儿子重重地吁了一口气，没有说话。 父亲：“没教育好你，给你磕个头” 父亲望着儿子说：“现在你站起来，有一个规矩还是要讲的。”儿子楞了一下，慢慢站了起来。父亲站了起来，随即跪了下去：“我没有教育好你，按我们农村老家的规矩，给你磕个头。”儿子马上跪了下去，眼泪又流了下来：“爸爸你不能跪，该跪的是我。”父亲站了起来：“该说的都说了，其他的话也没有意义了。我走了。”说完，最后平静地望了一眼儿子，转身快速离开没有回头。 法官说法》 试行阶段 会见需申请 市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说，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之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无关于死刑犯行刑前能否会见亲属的规定，各地司法机构遇到类似情况，一般都不允许，个别地区法院出于人性化的考虑，也曾自行安排过，而重庆则是从无先例。从此案之后，我市范围内的死刑罪犯或其近亲属提出会见申请的，法院均会按照规定的程序予以审查、安排会见。 律师观点》 人文关怀 应写入《刑诉法》 针对这一案例，我市著名律师认为，死刑就是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权，是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惩罚手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执行死刑前，罪犯提出会见其近亲属或者其近亲属提出会见罪犯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准许死刑犯在临刑前会见亲属是善待死囚最后的人权，更是国家和社会进步、文明程度提高的标志。律师们建议将死刑犯临刑会见亲属权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明确写入《刑事诉讼法》，使之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进一步得到体现，让更多的死刑犯人临刑前能够沐浴亲情的春晖，安静地上路。 死刑罪犯可与其近亲属会见 规定已实行的部分城市 西安、北京、重庆、青岛、江苏、厦门、广州、汕头

2008年，源自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金融动荡迅速演变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各国经济均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正当危机在全球蔓延之际，近日，西方某些学者和政客在媒体上抛出言论，指责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高储蓄助长了美国的过度消费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并声称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的高顺差才是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这一言论因何而发？所谓“中国责任论”有何依据？应如何看待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就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 “中国责任论”属于“强盗逻辑” 记者：最近，行将卸任的美国财长保尔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专访时，抛出了所谓的“中国责任论”，称国际金融危机的部分成因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导致全球经济失衡，而充盈的资金又导致美国投资者购买高风险的资产，您认为这种观点是否成立？其用意何在？ 张健华：这种观点是极其荒谬和不负责任的，属于“强盗逻辑”。此次金融危机是在全球失衡的背景下爆发的。从表面上看，金融危机似乎和全球贸易失衡存在着某种关联。但事实上，美国的经济政策、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的多重失误，才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如果将全球经济失衡归咎于顺差国，显然是推卸责任也站不住脚的。 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加强了国际储备和国内储蓄，这是这些国家吸取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提高危机应对能力的措施，其实也是此前IMF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给亚洲国家开出的“药方”。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救助过程中，美国政府主导了IMF对亚洲国家的救助政策及救助条件设计。在 IMF给亚洲国家开出的“药方”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亚洲国家实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利率、减少财政赤字，增加国际储备。 10年来，亚洲国家尤其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主要国家吸取教训，增加了国际储备和国内储蓄，提高了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现在却又被西方国家的某些人看成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其论调明显自相矛盾。 我个人认为，“中国责任论”的说法除了是为西方一些主要国家自身经济政策失误及监管不力开脱外，恐怕也是为这些国家今后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或对中国进一步施压寻找借口。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并要予以澄清，否则将不利于全球加强国际合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共同应对危机。 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最终酿成危机 记者：您刚才提到，美国的经济政策、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的多重失误，才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提出这种观点的依据是什么？ 张健华：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现在进行全面的经验教训总结也许还为时过早，但从各种主流观点来看，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的重大缺陷以及监管不足等问题无疑是导致此次危机爆发的最重要原因。 从宏观层面来看，美国的经济政策只关注了其国内问题，忽视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应承担的责任，最终酿成此次危机。2000年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裂，为刺激经济，美联储13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直至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的历史最低点1%，并将如此低的利率水平保持了相当长时间。就财政政策而言，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减税以刺激经济增长，使原本已经过度依靠消费拉动的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另一方面，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导致美国政府开支及赤字不断扩大。美国所实施的赤字财政政策和大规模减税计划，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催生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扩大。资产价格过高引发的“财富效应”，又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的过度消费，直至危机爆发。 从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来看，近年来，负有维护全球金融安全和稳定职责的IMF将较多的精力放在了应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型市场国家的金融风险上，对于具有更大影响的发达国家，特别是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和金融稳定状况关注不够，不仅未能发挥早期预警作用，而且在危机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应对亦不够及时。 微观和监管层面所暴露的问题更为突出 记者：除上述原因外，此次危机是否也同时暴露出微观层面和监管层面存在的问题？ 张健华：从微观层面和监管角度来看，此次危机所暴露的问题更为突出。一是以美国大型投资银行为代表的许多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缺陷。这些机构漠视风险控制，追求短期利益，缺乏制衡机制，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例如，一些金融机构的董事会放任管理层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而疏于对风险的适当评估和有效控制，甚至纵容欺诈性的资产承销和经营行为，以追求市场份额、业务增长和高额奖金。这样“绅士俱乐部”般的公司治理，无法阻止高管层在短期利益刺激下过度扩张有风险的业务。 二是创新过度导致金融风险扩大化。正常的金融创新有利于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和分散金融风险，但过度的衍生加上缺乏有效监管，导致了金融机构风险与收益不匹配，风险不仅没有分散掉，反而被放大许多。评级机构没有真正承担起金融市场“看门狗”的责任，不仅因利益关系产生一定的道德风险，其顺周期的评级结果还与“盯市”的会计准则一起，共同助推了资产价格的螺旋式上升和泡沫的积聚，并加速了资产泡沫的破灭。 三是金融监管体系存在重大的缺陷。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当局过于相信市场的理性，长期奉行自由放任的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的漏洞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监管手段的不足又导致在问题发生时无法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2005年5月，面对质疑衍生品泛滥、要求美联储介入次贷监管的舆论，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认为金融市场自我监管比政府监管更为有效，坚决反对政府加强金融监管。而2008年10月23日，格林斯潘在国会就金融危机作证时，不得不承认当初的做法存在“部分错误”，承认缺乏监管的自由市场存在缺陷。事实上，美国金融业近年已进入了创新迭出的混业经营阶段，其金融监管仍沿袭旧有的体制，没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尤其是当一些金融产品、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已成为系统性风险新的来源时，监管重点没有及时调整，大量高风险机构和业务游离在审慎监管体系之外。如对冲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衍生产品场外交易市场等均处于监管真空区。监管缺失的场外衍生产品加剧了市场动荡。就拿以信用违约掉期(CDS)为代表的场外衍生产品来说，因其属于场外交易、不受监管，监管机构对其束手无策。在本轮金融危机过程中，CDS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气氛，对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高顺差与美国低储蓄并无因果关系 记者：既然“中国责任论”站不住脚，那么导致美国低储蓄、高逆差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张健华：美国低储蓄、高逆差是其长期以来的政策选择和消费习惯造成的，中国的高储蓄、高顺差不是美国低储蓄、高逆差的原因。从时间上来看，中国高顺差与美国低储蓄的出现存在明显的时期差异，两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 实际上，在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之前美国高消费的习惯就早已养成。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个人储蓄率就曾降到零以下，1933年甚至降至历史最低点-1.5%。美国新一轮的个人储蓄率下降从1984年就开始了，到1999年就已降至2%左右的水平，并维持了长达6年之久，2005-2007年均低于1%。美国的贸易赤字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现在，已历经近30年，同期财政收支除1998-2000年，也就是克林顿执政的最后几年之外也均为赤字，这些都不是近些年特有的现象。而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在2003年之后才开始大幅增加。显然，认为中国的高顺差导致美国高消费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导致美国高消费和巨额逆差的根本原因，除了美国自身扩张型的国内政策刺激了个人消费增长和公共开支扩大，导致居民个人和政府储蓄率不断降低；另一方面,美国在大量进口消费品以满足本国市场需求的同时，却对出口设置各种障碍，阻止本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两方面的综合作用导致美国储蓄率持续下降和贸易逆差大幅上升。 巨额外贸顺差并不是中国追求的目标 记者：我们还注意到，西方还有一些言论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的成因，把金融危机归结为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的贸易顺差，对此应如何看待？ 张健华：中国的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全球化背景下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深化的结果。过去 20年间，美国等发达国家完成了低附加值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结果是发达国家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越来越依靠进口。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顺差是在这种新的分工条件下的必然结果。巨额外贸顺差并不是中国追求的目标，目前这种分工模式也不是中国能完全主动选择的。 中国的出口增长是全球产业转移的必然结果，具体有以下三种表现：一是从1999年开始，加工贸易顺差均高于当年贸易顺差总额。2008年前三季度我国贸易顺差为1800亿美元，加工贸易顺差则达到2100亿美元。二是2002-2007年，外资企业的顺差占总顺差的比例从31%提高到51%。 2008年前三季度，外资企业的顺差占比进一步提高到61%。三是出口转移明显。 不仅发达国家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制造业也向中国转移。近年来，中国在对美欧拥有较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对东亚和一些石油输出国的贸易逆差也在不断扩大，中国有相当一部分贸易顺差是其他国家转移过来的。从进口来看，中国的低进口也不是自愿的，这与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高技术贸易壁垒有关。中国经济的较快增长带来对高科技产品的旺盛需求。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中国应当大量进口高端产品，但发达国家设置多重贸易壁垒，限制和禁止高科技技术装备出口到中国，导致我国进口增速持续低于出口增速，加大了贸易顺差。 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纠正并非一日之功 记者：应如何理解和纠正当今全球经济失衡现象，中国在其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张健华：应该认识到，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纠正并非一日之功，需要主要贸易大国在相当长时间内的共同努力。当今世界，大国行动对推动解决全球失衡实际上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美国首先应加快自身政策调整，减少财政赤字，提高国内储蓄率，加强金融监管，减少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美元既然是储备货币，美国政府的美元政策，就不能一味追求美国一国的经济政策目标，要负起大国责任，负起世界主要货币发行国的责任，更多考虑和追求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 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政府一贯保持负责任的态度。今后将继续贯彻落实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各项政策措施，大力完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领域的体制机制，稳步推进资源价格和汇率形成机制方面的市场化改革，下大力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依靠内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推动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来自以色列政府的消息说，该国总理奥尔默特将宣布结束与哈马斯的冲突。 奥尔默特将在电视讲话中做出这一宣布。 他将表示，尽管没有同哈马斯达成任何协议，但是以色列已经达到目的，所以战斗可以停止。 奥尔默特将称，如果哈马斯继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将以定点打击作为回应。哈马斯在贝鲁特的一名发言人说，如果哈马斯的要求没有得以实现，就会继续战斗下去。 哈马斯的要求包括以色列撤军。 不过，在以色列内阁即将就停火投票之际，以军继续通宵轰炸加沙。 与此同时，加沙地带的联合国官员说，两名分别为5岁和7岁的儿童在以色列坦克向联合国一所学校开火时被打死。当时那里有数百人躲避战火。 联合国救援机构在加沙的发言人呼吁对这一攻击是否构成战争罪行展开调查。 以色列外交部一名发言人说，没有迹象显示以军曾经犯过这样的罪。 正在黎巴嫩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再次呼吁和平。 武器偷运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声明称，总理奥尔默特和国防部长巴拉克完成讨论后，以色列国家安全内阁将在星期六开会，投票表决是否采用这一停火方案。 此前，以色列外长利夫尼在华盛顿表示，如果以色列决定单方面停火，一旦哈马斯继续向以色列境内目标发动炮火攻击，以色列将恢复战斗。 利夫尼星期五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赖斯签署了一份旨在阻止哈马斯向加沙地区偷运武器的协议。 赖斯表示，她希望这份协议意味着加沙再也不会被当成向以色列发动攻击的跳板。 “不接受条件” 赖斯在签署这份协议前与下任总统奥巴马以及下任国务卿希拉里进行了磋商，因为协议必须在美国新政府领导下实施。 尽管其相关细节还没有公布，据估计，华盛顿将向以色列提供阻止哈马斯向加沙偷运武器的后勤和情报支持。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最新袭击已经整整持续了三个星期。哈马斯领导人再度返回埃及就停火问题进行讨论。 哈马斯坚持要求以色列军队在一个星期内撤出加沙地带，同时要求以色列解除对加沙地带的封锁。 哈马斯领导人梅沙尔还声称，哈马斯不会接受以色列提出的停火条件。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约旦河西岸地区会晤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导人，并再呼吁以色列立刻停止对加沙的武装行动。

《百年林彪》主编丁凯文跟踪报导／李作鹏追悼会原定于1月17日上午在八宝山低调举行，不料，17日凌晨，中纪委派员到李家，强令停办追悼会，李家现处于被看管的状态，电话也无法打出。 中纪委还通知八宝山殡仪馆停电。 与此同时，中纪委通知四野干部子弟以及军委大院的人不许参加李作鹏悼念活动。中纪委还传达了胡锦涛、习进平的有关批示，具体内容目前尚未得知，声称“以不发生问题为重”。 李作鹏将军灵堂（舒云摄） 中纪委说，据他们所知，可能会有近万人参加李作鹏的追悼会。人们悼念李作鹏，因为这是对四野主要战将中的最后一位离世者的告别，怕情绪化出事。 李作鹏是开国中将，“文化大革命”中，担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在中共九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李作鹏被押。198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裁决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后被保外就医。2009年1月3日早晨7时30分，李作鹏逝世，享年95岁。 明镜出版社出版的由丁凯文主编的《百年林彪》。 （本文作者主编有《重审林彪罪案》《百年林彪》等书。）

因食用三聚氰胺严重超标的“问题奶粉”死亡的婴儿移凯旋的父亲——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移家村村民移永胜，本月１４日亲手拿到２０万元的赔偿款。据悉，这是全国共６例死亡病例中首个接受、放弃诉讼的家属。 １６日中午，移永胜在电话里向新华社记者简短地证实了已经拿到赔偿金的事实，就急匆匆地挂线了。 “现在的赔偿对他们来说是有了个交代。”为移永胜提供法律援助的上海联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董君明对新华社记者说。 去年５月１日，移凯旋因“双肾结石、肾功能衰竭”等症死亡。据中国卫生部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前全国累计报告因食用“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达２９．６万人，住院治疗５２８９８人，已治愈出院５２５８２人。 “问题奶粉”事件爆发后，近百名公益律师组成了法律援助团，为受害者免费提供法律援助，进行索赔。 去年１０月初，移永胜联系上了老家也在天水市的律师董君明。在和移永胜沟通之后，董君明接受委托，帮助这个不幸的家庭通过法律手段获得赔偿。 １０月１３日，移永胜和律师向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各项损失逾百万元。 １２月底，三鹿集团等２２家责任企业表示将对确诊患儿给予一次性现金赔偿。 据悉，２２家责任企业共拿出１１亿多元资金，除了用于设立医疗赔偿基金的２亿元，以应对未来后遗症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外，其余９亿多元用于患儿的现金赔付。赔偿标准统一为：死亡病例补偿２０万元，重症病例补偿３万元，普通症状补偿２０００元。 从２００８年底开始，河北、甘肃、山东、河南、山西、江西等地相继开始发放赔偿金，发放工作得到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协助。甘肃省相关部门也组成了工作组，协助２２家责任企业对这些患儿和他们的家属展开赔偿工作。 赔偿工作显然是迅速的：１月１４日，董君明得到消息，移永胜在天水市填写了一个表格之后，就得到了２０万元的赔偿款。 “我的当事人接受赔偿方案的原因之一是，在当地来讲，２０万元的赔偿款他们已经能够接受。”董君明说。 河北省律协副会长马越平说，责任企业主动赔偿使得患儿家长不需要经过复杂的诉讼过程，有助于避免大量患儿家长因举证困难而面临不确定的诉讼风险，大幅度降低高昂的诉讼成本，有利于患儿家长高效便捷地实现合法权益。 对于２２家责任企业的一次性赔偿方案，董君明认为，除了一部分还在进行后续治疗的患儿之外，大部分患儿家属都能接受这样的赔偿。 据石家庄市政府介绍，全市３０００多名患儿，除了少数没有联系到的之外，已全部接受赔偿金。 对于外界关注的“问题奶粉”是否对儿童存在长期影响问题，卫生部发言人近日表示，卫生部正在组织专家进行跟踪调查及研究，以确保这些儿童的身体健康。 在赔偿工作进行的同时，三鹿“问题奶粉”系列案件已于１２月底陆续在石家庄和无极、行唐、赵县等地法院开庭审理。 据参与审理的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透露，案件将于下周，也就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之前宣判。而引爆奶粉危机的三鹿集团已因严重资不抵债，于去年底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京华时报1月17日报道 4年前，得了一种叫做皮肤松弛症的怪病后，20岁的朱燕(化名)长得如六十老妇一般。昨天，协和医院王晓军医生解释称，这是一种罕见的后天性皮肤松弛症。 朱燕来自广东。2004年，读高一的朱燕发现自己长了荨麻疹，很难治好。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她看遍了当地的医院，尝试各种皮肤药，但仍不见起效，皮肤也逐渐开始松弛。2006年，本已考上大专的朱燕不得不放弃读书。前年夏天，朱燕抵京治病。 昨天上午，记者看到，朱燕的脸部、额头、脖子部位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皱纹，松弛的皮肤让人无法相信她仅有20岁。 20岁的朱燕拥有一张不属于她这个年龄的容貌。本报记者张沫摄 朱燕说，新认识的人问她年龄时，她开玩笑似的让对方猜，“一般都会说五六十岁”。 朱燕称，咨询多家中西医院后，她决定做整容拉皮手术。去年8月份，在协和医院进行了20天的治疗后，并没有多大的改观。 朱燕的手术医师王晓军说，皮肤松弛症发病率极低，朱燕是她从业24年来遇到的第2个病例。手术将朱燕多余的皮肤去掉后，因获病皮肤松弛速度快于正常皮肤，术后效果不明显。“这种病只能缓解，暂没有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 昨天，朱燕说，因容貌的问题，她没法找到一份工作，在日常生活中也刻意避开亲戚和熟人，但她仍未放弃希望，“希望通过媒体找到一个能治好我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