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征文)尽管在国内,我最厌恶的就是“保守”两字;尽管来加的目的是做个自由自在的人;尽管不愿意看到加国政客之争带来的纷乱,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基因的沉淀加上体验新生活的冲动,还是让我冒着缤飞的雪花走出了地下室,走到了加拿大人政党集会中去了。 12月6日,在如迷宫般的多伦多DOWNTOWN的地铁旁的商店转了几圈,重见天日之后,我又运用望闻问切的中医疗法,终于在十点左右,找到了保守党集会的第一地点:坐落在Dudas ste 与Broadview交界的林顿办公地点。 中英文写的“打倒夺权‘三人帮’”的标语吸引眼球 在51无忧网的论坛上,我认识了一些保守党的成员,通过与他们的交谈,大大转变了我对保守党的看法:保守与思想保守并无关联,它的基本执政理念是小政府,而这正符合我的胃口。虽然我们相识已近几月,但从末相见,而这次集会,给了我一个认识新人的机会。他们都是年青人,英语水平与本地的洋人相差无几。与充满朝气的他们站在一起,我的古典和地方色彩就显得突出了不少。 林顿的办公地点被手执标语和国旗的保守党人士围了起来。参加集会的人们色彩鲜明,黄的黑的白的,可以说包罗了加拿大的所有族裔。其中最为活跃的是一个中年黑人,从朋友那我了解到他原是市政议员,现任一所教会中学的校长。在几个人的带领下,我们挥舞着加拿大的旗帜,唱着加拿大的国歌,并高喊着“不要黑幕交易!”等支持政府的口号。每当一部车子从林顿办公室的门口路过时,我们便发出阵阵的口号,而不少的车子也鸣笛响应。几部警车也时不时地过来关照一下。由于人多,集会的组织者还不断地提醒人们,不要站得太靠后,那可是私人的领地。 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就准备转战到女王公园。上了一个印巴人的车,车上有个在保守党党部工作的女士将两打加拿大国旗交给了我,让我帮她来分发。 女王公园的省议会厅前,加拿大的枫叶旗迎着簌簌的寒风猎猎招展。最早出现在公园中团体是由华人组成的“Chinese Canalian Conservative Association”,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是那用中英文写的具有很强打倒四人帮时的色彩“打倒夺权‘三人帮’”的标语,标语上的三个 “反动派”的头像更是引起了洋人的阵阵笑声。 一个白发老人举着枫叶国旗向大家宣传着保守党的政纲,他那风趣语言,富有活力的肢动作,时不时地激起了集会者们的笑声。在一片笑声中,女王公园的集会拉开了序幕。 集会由一个金发女士主持,先是为阵亡的将将士默哀三分钟,然后是几个政治保守党的人物也轮番上阵,从各自角度表达了对保守党政府的支持,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胸前满勋章的老兵和保守党重磅人物托尼的演讲。 演讲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让人吃惊的是,虽然寒风凛冽而且还夹着满天风雪,但公园里的人却丝毫不见少。而且参加活动中还有不少的老人和小孩,他们的参与为加国的民主增添了几点亮色。 一天的活动在加拿大国歌声中落下了帷幕,虽然英语大大地限制了我从中享受到的乐趣,但是加拿大人对民主的追求和乐观还是让我充分领略到了西方的民主,她不是枪弹的较量,而是各方利益的博弈,让代表不同阶层民意决定胜负。
(加拿大都市报)据早前的一份统计资料,加拿大已婚人士占的比例为49%,其它婚姻状况人士的比例则占51%。在社会日益开放的今天,“结婚还是同居?”成了很多恋人都面临的选择。 “不同居怎敢结婚?”与男友处于半同居状态的Vivian这样说。她与男友各自都曾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对再婚都很谨慎。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孩子,有自己的房产。Vivian说:“我们计划在孩子上大学后同居,以后能否结婚就要看两人是否相处和谐了。如果结婚我们的经济会相对独立,当然也会互相帮助。” 结婚20年后离婚的James说,他对婚姻有恐惧感。他希望以后能够找个彼此欣赏的伴侣。合则在一起,不合则散。“要用感情维系两个人的关系,而不是用婚姻。”他说,这样两个人都会比较紧张和珍惜对方,而不是把对方的付出当成想当然的。 愿为婚姻负责的好男人 与太太育有一名女儿,婚姻稳定的张先生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家庭不稳定,社会秩序会乱。同居不具备家庭的功能,虽然比婚姻更自由,更可追求个人的幸福,但不利于养育儿女。不过,他也承认,在这个时代,婚姻作为一种契约,已越来越经不起考验,甚至一钱不值,可以随时丢开。不过对于他来讲,愿意为婚姻负责,他说:“人生在世还是要负点责任的。” 谈起对婚姻和同居的态度,女士赞成结婚的多,男士倾向于同居。高女士30多岁,离异,她交了个男朋友,各方面条件都比较满意,自己也很喜欢对方的个性。但男朋友只愿同居,不愿结婚。她一方面对这段感情放不下,另一方面,也担心自己年龄越来越大,男朋友如果变心,自己就会很被动了。Peter与女友在一起两年了,女友多次提起结婚的建议,他还是很犹豫。他比女友的财产多得多,担心如果离婚,损失会很惨重。对于他来说,同居要安全得多。 年轻一代对同居的态度则开放得多。读大学的Koko与男友同居,他们在一起很甜蜜。但Koko说:“我不知道我们以后会不会结婚,那么远的事现在想也没用。”现在,五六十岁的人们也对子女的同居由无可奈何变为宽容和接受。“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我们只好接受了。”周太说。 下面是记者采访的几个个案,读者可从中了解到人们对婚姻和同居的态度和想法。 严女士与男友恋爱一年多了,同居几个月。男友提出要结婚,她还很犹豫。 她和男友感情很好,都认定对方是终身相伴的对象。但严女士对结婚还没有准备好。她有一些顾虑。过去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的经历让她对再婚慎重。她说:“一结婚,关系稳定了,就有可能不太珍惜对方。如果仅靠一张纸把两个人系在一起,对谁也没好处。两个人在一起,恩爱更重要。”她觉得跟男友在一起很好。她的财务状况比男友好,不会跟男友算得太清楚,但男友则不愿让她吃亏,如果某次刚好没带钱,由女方支付,很快就会还。 严女士还有个顾虑,就是自己的女儿还没有上大学,她担心女儿不能接受自己的新婚姻。她希望将结婚推迟到女儿离开家之后。 “危害婚姻的一般不是大事,而是生活细节问题。”她这样认为。比如,她很爱干凈,如果对方在个人卫生方面不拘小节,她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很难接受。同居是认识和了解对方的过程,生活习惯是否兼容,价值观是否一致,朝夕相处就可以知道了。“恋爱的时候,大家都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给对方看,有意无意地隐藏自己的缺点。但同居会将自己的缺点都暴露给对方,这样就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接受对方。”严女士说,“我晚上睡觉有时会磨牙,有点儿担心男友接受不了。但我每次磨牙时,男友摸摸我的脸,我就不磨了。” 对两人认识、恋爱、同居的过程,她都喜欢时间长一些。她和男友认识快一年,才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她觉得他们在拉手之前的关系非常美好和让人回味。他们一起出去远足、爬山,一起吃饭,两人心照不宣,不说破,连手也不拉一下。严女士清楚地记得,在去年情人节的时候,男友送给她一个礼物,看起来像一个画轴,她看到不是巧克力,收的时候很自然,像收一般朋友的礼物一样。但当她打开时,发现这是巧克力,很惊喜,也很感动。那天晚上,他们一起去喝了酒,喝完后,就各自回家了。 “同居是双方磨合的一个过程,就像酿酒,时间越久越醇厚。”严女士说。她希望再过一段时间再结婚,这样对以后的共同生活会更好。 婚后不吵因同居磨合好 30岁的杨小姐今年夏天结的婚。这之前,她和男友同居了多年。结婚时场面很浪漫,在市中心的一间酒店定了宴席,双方的父母都从中国飞过来了。 她在上大学时曾说过:“我要在26岁之前把自己给嫁出去。26岁前是我挑别人,26岁后是别人挑我。”但后来,她似乎把这句话给忘了。她在东南亚的一个国家读研究生时认识了现在的先生,他们恋爱一段时间就同居了。父母都是很传统的人,催他们结婚,无效。杨小姐说:“如果没打算生孩子,结不结婚无所谓。” 杨小姐和男友的感情非常好,男友很细心,也会煮饭,把她照顾得很好。如果他们坐车去旅行,杨小姐刚刚好坐在阳光直射的方向,男友就会细心地跟她换位置。大概两三年前,杨小姐想出国来加拿大,男友就跟她一起办了移民。本来杨小姐喜欢温哥华,也能在温哥华找到工作,但男友的专业比较偏,于是他们就一起到了内地的一个小城。那个小城夏天非常热,冬天非常冷。夏天蚊子很多很大,手一直需要不停地打蚊子。最要命的是,没有中餐吃。她的姨妈在温哥华,每次到温哥华探姨妈,她都要到超市买很多中国调料,特别是担担面调料。 他们同居的时候,每次来探望姨妈,姨妈都会很关心他们怎么吃。“你们谁煮饭?”杨小姐的男友说:“我煮。”姨妈问:“那她呢?”杨小姐心安理得地说:“我负责吃啊!”其实她也不是什么也不干,她会洗碗。 结婚是因为父母催得太多了,需要给父母一个交代。结婚后,他们的关系非常好。过去,杨小姐很任性,同居这么多年,性格温顺多了。现在她什么都听老公的。本来新婚夫妇会有个适应的过程,要吵架和磨合。但他们不需要,因为已经磨合好了。 杨小姐的姨妈本来不赞成婚前同居,但现在也改变看法了。她发现婚前同居也有好处,能让双方了解真实的对方,合适就在一起,不合适就分手。但姨妈说,年纪太小同居不好,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最好是大学毕业后,心智成熟了,在双方都有诚意的情况下同居。 李女士婚在婚姻门前犹豫 来温哥华生活了5年的李女士,原籍是中国的广西。她来温哥华一年后,与丈夫离婚,原因很象小说中描写的情节:一个中年男人,移民、登陆来到温哥华,在陌生的城市里,独自打拼,孤独求生存,认识了同乡——带着幼子、苦熬移民监的中年女人,开始是互相给予生活上的帮助,慢慢地变成了对方精神上的慰籍,最后,各自背叛了自己的妻子和丈夫,走到了一起。 这个象故事一样的事件中的男主角,就是李女士的丈夫。李女士是来到温哥华几个月后,才发现丈夫有外遇的,而且外遇的对象还是自己的老乡。这件事,对来自一个小地方的李女士的打击很大,她无法接受国内的乡亲们对自己和父母的指指点点,也很难面对温哥华的老乡们同情的目光,毅然决然地与丈夫离婚了。 当时年仅14岁的女儿也很支持她,李女士离婚后与女儿一起生活,找了一份工作,一心要培养女儿读大学。 光阴荏苒,5年时间一晃而过,李女士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来温哥华时,为人妻、为人母的她,对崭新的移民生活充满了希望,却遭婚变,变成了单身母亲;为了能让女儿进一所好的中学念书,以便将来能进大学深造,她不惜几次搬家,并把全部的心思、精力和金钱都用在女儿身上。 最终李女士的女儿在2007年考进了名牌大学——安河的滑铁卢大学,她成了一个自豪的母亲;女儿在读中学期间,认识了一个和自己同病相怜的女孩Emily,只不过Emily是和父亲一起生活,她的母亲抛下他们父女回中国了。两个女孩既是同学,更是好朋友,单亲家庭的生活让她们早熟和懂事。她们都很感念自己的母亲、父亲为自己做的一切,也希望自己的母亲、父亲能有更圆满的生活,便有意为自己的母亲、父亲做红娘。这样李女士又成了一个恋爱中的女人、Emily父亲的女朋友。 现在,李女士和男朋友交往两年多了,彼此的个性也合得来。她在烈治文拥有一个不大的两居室,是在女儿上大学以后买的,她的男朋友则住在温哥华,男朋友的女儿Emily也上了大学,是卑诗(UBC)大学。 大概从一年前开始,李女士和男朋友过起了半同居的生活——平常各自住自己家,周末她男朋友会来她家共度周末和节假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男朋友来她家住的日子越来越多,有时从星期四开始就来她家了,“我想,我的男朋友是想和我结婚的。他现在每个星期都有4到5天和我在一起,也试探性地对我提起过结婚的事,但我真的还没有想好。”李女士缓缓地说。 通过和李女士的长时间交谈,记者发现,让李女士裹足不前、畏惧婚姻“围城”的,并不是“还没有想好”这么简单。 李女士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性,前夫的背叛,不仅让她觉得颜面尽失、身心受创,更让她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她很担心未来的婚姻,能否持久,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李女士还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这几年的单亲母亲新移民生活,让她变得越来越坚强,她相信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她现在工作稳定、女儿也上了大学、房子也有了,婚姻对于她,似乎是可有可无。 还有,李女士的前夫目前也没有结婚,而且也住在烈治文。那个第三者女人也离婚了,但她没有和李女士的前夫结婚,两人只是同居着。这一切情况,都是李女士的广西老乡们告诉她的。 也许,在李女士的心里,第一个婚姻留下的痛,还需要多一些时间来疗治。再次走进婚姻的“围城”,还需要鼓起更大的勇气。 头条直击报料电邮:[email protected] 原文出自: http://www.ccue.com/ccp_east/2008-12-11/1229046571d1486853.html
由于经济危机的深化、北美汽车制造业陷入崩溃的边缘,联邦总理哈珀于昨日(周五)在渥太华紧急召见安省省长麦坚迪。会谈后,两位领导人一致同意给予本国汽车业最多33亿元的紧急援助,用维持本国的汽车产业。然而,政府方面又表示,这项紧急援助能否付诸实施,要看美国政府对汽车业所采取的援救行动。 在该消息公布后,联邦工业部长甘礼民(Tony Clement)表示,政府此举一是为了挽救本国的汽车业,避免大量工人失业;二则是为了给美国方面一个“信号”,敦促他们快点拿出挽救汽车业的计划。虽然美国参议院在11日(周四)晚刚刚否决了给3大汽车巨头注资140亿的法案,但是布什政府并没有放弃,仍然考虑从其它途径来拯救濒临破产的北美三大汽车巨头——通用 (General Motors)﹑福特(Ford)和克莱斯勒(Chrysler)。 甘礼民表示,三大汽车厂的主要重组计划在美国执行,不过加拿大也会帮忙,因为这个行业在安省养活了数以十万计的员工,政府绝不能置之不理。因此,政府决定将出钱的份额与本国的汽车产量对称,就是美国政府140亿美元紧急援助方案的20%(即33亿加元)左右。 然而甘礼民强调,加拿大的援肋方案不是无条件的空白支票,而是这是有条件支援。这项计划能否顺利实施要看汽车商自己的长期计划:他们要跟零件供应商合作﹑要有工会谈判﹑要有美国的参与方案,所以是有条件的。毕竟联邦政府需要对纳税人的钱负责,不能不惜代价、无止境地往里面投钱。 (联邦工业部长Tony Clement;来源:环球邮报) 甘礼民继而表示,他预期美国政府很快公布救市方案,而美国方面一旦批准方案,联邦和安省政府就会很快行动。 财长:仓促决定可能导致不良后果 昨日,联邦财长费拉狄(Jim Flaherty)在一个集会上再次出言安定人心。他表示,以全球经济衰退对本国经济可能造成破坏性的打击,但是联邦政府还是有信心带领国民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 费拉狄表示,虽然本国已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美国的影响而陷入经济衰退和财政赤字的漩涡,但是他仍然坚持加拿大的情况比其它发达西方国家要好。和这些国家比起来,本国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可以最快恢复元气。 (联邦财长表示,政府有信心带领国民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来源:CTV News) 费拉狄还强调,虽然业内(如本国的汽车工会)和民间纷纷敦促政府快点那出挽救经济的方案,但是行动太仓促可能导致做出错误决定。费拉狄继而表示,政府非常清楚目前的经济形势:全球经济衰退、金融市场几乎崩溃、商品价格大跌,让本国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但是在看到预算案之前太快下结论对本国的家庭和经济都没有好处。政府需要一个长远的计划,而不是乱救急。 至于美国参议院否决了挽救汽车业计划,费拉狄表示,汽车业的情况每天都在变化,下个月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上台后,情况应该有所不同。 业内质疑联邦政府的援救力度 虽然政府已经表态,不会置本国汽车业于不顾,但是业内还是质疑联邦政府的援救力度是否足够。在140亿美元的救命钱被拒后,通用周五当即宣布1月份将关闭北美所有汽车厂,第一季度减产25万辆。 而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工业分析师Joe D’Cruz表示,如果白宫再不介入为三大制造商提供紧急援助,克莱斯勒将在几天内宣布破产,随即通用便会步其后尘。而这一连锁反应是无法想象的,加拿大的汽车业结构将空前改变,数千人将失业,一场失业狂潮也在所难免。
美国连锁快餐店肯德基家乡鸡(KFC)加州一间分店的三名女职员,在店内的洗碗盆洗澡,其中一人更将出浴照放在网上,3人事后被解雇。 美国传媒报道,在加州一家分店工作的三名女孩,某日关上店门后,穿内衣或泳衣,在店内用作清洁碗碟的洗碗盆洗澡。 其中一人将相关照片放上自己的网页,公开任人浏览。 KFC发言人表示,感到很震惊,已经将3名女孩解雇。
据英国路透社报道,由于国会对底特律汽车业救援计划反应迟缓,底特律的工人阶层已经发生了情绪上的巨大波动。他们震惊,愤怒,或平静。底特律将走向何方? 威廉-福特是一位失业的汽车工,当他意识到政治家们的讨论结果是推迟对曾经建造了底特律的汽车工人进行救援后,他的心情又再次变得愤怒起来。 周四下午,正当美国参议院讨论对汽车工业的整个救援计划的时候,福特正在等候前往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巴士。他说:“他们能够花费数十亿美元在战争上,他们能够花费数十亿美元在华尔街上,他们就应该能够救援汽车三巨头。”这位今年三月从克莱斯勒液晶显示器车间离职的25岁年轻人说:“我们需要帮助。这是联邦政府应该做的。” 福特说,他对汽车业巨头们和他们的私人飞机感到失望,他对底特律低劣的城市品质感到失望,他对这个行业以及他的家庭类似的只能期待华盛顿救援的命运轨道感到失望。“在我的生命里,还从未见过三巨头像这样遭受冲击。” 克莱斯勒旁边的杰弗逊-诺斯装配厂还留着戴姆勒克莱斯勒的标志,尽管它已经被私人公司博龙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于2007年8月收购了。克莱斯勒宣布了一项180亿美元的新计划更新装备,以开发一个新的吉普车模型。但是克莱斯勒遭遇的财政危机导致生存能力受到怀疑,公司殷切希望的一项联邦贷款让这个计划还是处于模糊不定的状态中。 沿着杰弗逊街区往下走,通用公司已经关闭了总部办公楼部分的灯了。他们在焦急等待着议员们对80亿美元贷款以及在1月份兑现的申请的回复。 等待,还是等待。 和克莱斯勒、福特一样,通用的员工们也被要求继续做出牺牲。缩小了的联合汽车工会只好做出新的让步。 通用已经开始研发更高能效的新一代小型汽车,这和雪佛兰科鲁兹有些类似。9月份以来,通用的前景逐渐暗淡。CEO里克已经向密歇根州申请了一项3.7亿美元的新计划。通用的银根见底了,裁员也超过了10%。 联合汽车工会的一个分会主席比尔-乔丹说:“我刚从与350个退休者的商谈中离开,我已经告诉他们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我不知道他们的退休金将怎样,我也不知道通用的未来将怎样。” 在俄亥俄州的罗德斯通,希望的火花也在逐渐熄灭。联合汽车工会的一个分会主席大卫-格林是通用在罗德斯通冲压计划的代表,他说汽车工人们已经失望并出离的愤怒了。因为他们的未来还在议员们的讨论中,还被一直拖延着。可是议员们却同意对大银行展开救援。他喃喃自语:“曾经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相信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认为我们做出了优质的创造性的东西,让通用更有竞争力。可是现在呢,我们只有等待,只能等待。” 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在美国总共雇佣了大约15万名工人。包括供应商、经销商和相关产业在内,汽车业提供了250万个工作岗位。 汽车制造商发出警告,他们中任何一家倒下都将对共同供应体系的基础造成致命冲击,成千上万个工作岗位将失去。而这也将导致当前美国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并使底特律陷入持续时间将超过10年的危机中去。 克丽丝-马约以前是汽车工人,现在她和其他人一样都生活在失望中。她在2004年失去了在福特公司的车间工作。本周,她前往一个在大萧条中首次开办的慈善施舍。她为她的家庭领取食品和衣物,她说:“困难,太困难了。从每个星期收入1000美元到什么也没有,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
2008年12月8日,两艘中国海洋调查船巡视中方钓鱼岛海域。12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提出的无理抗议,给予义正词严的强硬回击。值此法国“耍赖”、中欧交恶之际,中国继对法国强硬之后,又主动开始对日本强硬宣示主权,这一系列的外交举措,既深思熟虑,自然进退有理!应该说,钓鱼=主权,而维护主权就是硬道理。 虽然“钓鱼”是硬道理,时机的选择却依然有着深刻的寓意。因为,眼下最大的时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关乎G20各方的核心利益。当然,中国不急,因为中国的思路是一贯的,既不排除大刀阔斧式改革,更坚持渐进式、“摸着石头过河”、从局部扩展到整体。因此,笔者在《日中携手再造秩序》一文里,始终把日本摆在前头,因为中国必须把精力放在处理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日本当然更愿意在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全球战略目标上,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领导能力。日本首相面对国内内部的“民主”政治制衡危机,也迫切需要在外交领域,抓住眼下这一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并反过来赢得国内的议会选举。 在《日本柔道的奋力一击》一文里,笔者已经把欧洲和日本的较量做了分析。法国失德,日本有义。因此,笔者希望新兴国家支持日本,做下一届G20峰会的主持。中国有一句《老子》的话:“将欲取之,必故与之。”同理,“将欲与之,必故取之。”因此,中国现在“取之”在先,未来对日本或有的大动作,也就不言而喻。 试想,假如中国支持日本发挥在G20峰会的主持地位,那么,中国国内的民间反日情绪,届时又该如何处理?因此,中国政府吸取了以前的教训,把钓鱼的鱼杆从别人手里,拿回到自己的手里。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聪明之举。因为,凡是破坏中日关系的图谋,最容易得手的就是“钓鱼”,并借此挑动中国民众、形成对政府的情绪对立。 中国必然会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国家。因为,一国两制证明了她的确可以包容异己。这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大“太极”,其含义就是“仁者无敌”。中日在东海问题上已经“搁置争议”,把“主权”和经济利益挂钩,给后续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先例。其实,笔者在这里要提一下“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中国民众对此没有任何敏感的民族主义情绪,难道亚洲的邻国不该对此做一个反思?事实上,中印之间也有领土问题,在争议地区,可否也采取“自由贸易开发区”式的公司化治理?当然,在钓鱼问题上,中国大陆一定会考虑台湾同胞的利益。甚至于,这有可能成为国民党执政之后,所能得到的最高大礼。 东亚都讲究围棋,一条问鼎“天元”的长龙,至少要有两口“气”。此正所谓《易经》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之意。欧美现在是僵而不死,日中能否携手,关键还要日本拿出诚意。 在此,本文对钓鱼岛问题稍做历史回顾: 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钓鱼岛也被划入“归还区域”。 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乘坐的飞机秘密降落在北京南苑机场。 1971年9月13日,中共战神林彪陨落蒙古。(有说:为此,毛泽东中风二次;周恩来痛哭一场。笔者认为完全符合情理。) 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1971年12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日两国政府公然把我钓鱼诸岛划入“归还领域”。之所以选择在年底抗议,并放弃了琉球群岛的主权问题(并因此钓了一条“大鱼”),相信这是毛泽东当年的无奈之举、也是明智之举。至于此前毛泽东反“韬光养晦”的外交“大跃进”,给中国造成的巨大损失,笔者已经在《美元与人民币》一文里,做过全面简述。 1972年2月28日中美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 1972年6月17日,发生“水门事件”:在华盛顿水门公寓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查获窃听事件。当时有5人被捕,他们带着手套、电筒、复杂的偷听工具和电子窃听器。(“深喉”成为美国英雄,相同的林彪事件也同样有这样的英雄。只是,你我都应该动一动脑子……)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 可以说,中日关系、中美关系都来之不易。相比中共战神林彪,现在的国内民间反日情绪,已经今非昔比。中美两国的领袖,面对各自军方的巨大压力(想想看,当时双方还在越南激战,《第一滴血》表达的就是那样一种反对和平的激进情绪),开创的是一个太平洋的太平世纪! 中国对日本或有大动作,和平依旧是主题。日本想当世界领袖,主导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那就要拿出携手中国的诚意。否则,渐进式改革,中国是主动力,而美国也不会成为阻力。东盟+中国=亚洲崛起,对此东盟和中国一直在行动,对韩日的参与,态度上也一直很谦虚。
又有3名加军士兵阿富汗遇袭身亡 据英文网站最新报道,一周前在阿富汗阵亡的3名加拿大军人刚刚下葬,坎大哈前线又传来不幸消息,阿富汗当地时间周六,一组加军士兵在执行任务时遭遇路边炸弹袭击,其中3人身亡,1人受伤。 目前当局正与阵亡士兵的亲属联系,在此之前他们的名字不会公布。上次袭击事件发生在12月5日,有3名军士遇袭身亡。迄今共103名士兵在阿富汗殉职。加拿大国会早前做出决议,加国驻阿军队将于2011年如期撤军。近日美国国防部长暗示,希望加军再次延长在阿富汗的驻军时间,但加拿大国防部长马凯回应说,加拿大不会改变国会通过的决议。 加国基建拨款将倍增至60亿 加拿大移民部长康尼昨晚出席全国少数族传媒协会的圣诞晚宴时表示,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联邦保守党政府准备将基建拨款增加一倍,由原来的30亿元增至60亿元;为了推出明年元月27日公布的财政预算案,总理正与自由党新党领及专家讨论如何改进预算,而财长和工业部长则正忙于和美国政府商讨拯救汽车制造业的办法。 在谈到移民问题时,康尼明确表示加拿大移民政策不会因全球经济危机而改变移民政策,也不会削减移民数量,明年的移民额将与往年基本持平。政府会继续向移民安置服务增加4倍拨款,同时增拨1亿元加快办理移民申请。此外,政府还打算在各少数族裔媒体上刊登广告,解释新的移民政策以及加快某些职业移民申请的必要性等。 士嘉堡老人院凌晨起火 无人受伤 据城市新闻最新报道,今天凌晨2点半左右,士嘉堡区Neilson 夹Ellesmere的 Rouge Valley Residential Care 老人护理院突然起火,32名老者被迫从床上拉起来并撤离到街上。 当局说,由于消防队和救护人员反应及时,不仅很快扑灭2级火灾,而且派出的车辆将冻得瑟瑟发抖的老人们转移到暖和的车内,避免耆老受伤或是感冒。事件处理得当,除1名消防队员吸入少量烟雾略感不适外,基本无人受伤。消防当局正在调查起火原因。 万锦市Stouffville医院死亡率全国最高 根据加拿大医疗信息研究所最新发表的统计数据,万锦市Stouffville医院(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在07-08年度的医院标准死亡率高达129,不仅在大多地区最高,而且在全加拿大排名第一。 资料表明,该医院在06-07年度的医院标准死亡率为126。而在06-07年度的排行榜上,多伦多Humber River Regional Hospital 以医院标准死亡率高达136而名列全加第一、安省Kitchener的Grand River Hospital以死亡率133而名列第二、大多区士嘉堡医院(Scarborough Hospital) 以死亡率高122名列第三,但这3家医院在07-08年度均有改进,分别将医院标准死亡率降低为117、119和109。此外,加拿大全国的医院标准死亡率在过去4年来已经降低4%。多伦多地区标准死亡率较低的医院包括Princess Margaret Hospital、Toronto General Hospital和Toronto Western Hospital,这3家医院在06-07年度的死亡率为85, 07-08年度略升至88,但仍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温哥华男子遭解雇后圣诞餐会枪杀同事 昨日下午4点左右,温哥华一家健康食品供应公司正在举行圣诞餐会,办公室外张灯结彩,室内则一片欢乐气氛,不料1名持枪男子突然闯入,当着十多名员工的面开枪射杀其中1名男子,有消息说被杀者可能是公司老板或高层管理人员。警方接报后如临大敌,立即封锁附近街道,派出谈判专家劝说凶手,后者最终弃械投降,警方立即予以逮捕。 后查实,开枪者原是该公司职员,61岁,最近才被解雇。警方说,男子开枪杀人之后,并没有伤及其他人,他先让其他同事离开,自己则在现场守着被害人。警方则派出谈判通过电话与凶嫌谈话,直到傍晚6时左右,凶嫌终于走出大楼并向警方投案。温市警方发言人范宁说,现场只有1人丧生,无其他人受伤。 CTV新闻的网站下午更新的消息说,枪手名叫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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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电视)20年前留学加拿大的杨文邦如今在多伦多经营铸铁件,他既是这间规模不小的铸铁厂的老板,也是设计师,更是铁匠。 意外发现铸铁业商机 父亲曾经是中国一个机械厂的厂长,从小就对机械感兴趣的杨文邦留学时选择的是汽车修配专业。毕业后买了辆二手面包车做起了搬家生意,没想到生意越做越大。 “做搬家是暂时的,不可能一辈子做这个生意,我的兴趣不在这一块。”杨文邦一边开着货车一边寻找新的机会,有一次他给一个做窗花铸铁的华人搬家,发现铸铁零件贸易的利润非常可观。 “我问这个窗花你买来多少钱,他说5块钱,吓了我一跳,因为当时中国同样重量的铸铁大概只要5毛钱。”杨文邦毫不犹豫地投入资本。 出师未捷 几近一无所有 93年回上海参加华交会,杨文邦订了一批货回来,却发现上当了,用砂轮片打磨铁切割铁的时候,会发红,割不下去,铸铁的焊接性能不好。有一个西人客户很不客气地对他说给你钱并不是来买你的垃圾的。“有次我从上海回来,在飞机上没有睡着,我跟宁波的商人从97年交易到2000年,他们中间有的人已经很发达了,我去的时候,他们请我吃饭,意大利的皮鞋,意大利的西装,假牙也换成银牙了。我说你们发了,我的钱都到你们那里去了,你们的货在我仓库里放着呢!上当好多次。一共导致我损失了大概有27万美金,非常惨重的损失。” 靠一台切割机起死回生 痛定思痛,杨文邦决定调整思路,从贸易转向生产制造,一台切割机让他起死回生。 “当时我给完发房租后大概只有3000多了,我想应该自己搞生产了,就在网上看,发现美国有家公司生产数控的等离子切割机,就是我们厂房里的一台。它是可以割任何形状的,字啊,花叶啊,甚至机器零件什么的都可以。”杨文邦没有用过这种机器,很多技术上的问题都不懂,他查了很多资料,不停地实验,终于在六个月之后能够切出很好的东西来。终于把产品质量牢牢抓在了自己手里,而对铸铁和工具的勤奋钻研让他成为铸铁制造的专家。 自称“技术竞争力全国第一” 产品生产出来了,可是想要推广并非易事,刚开始的时候杨文邦采取的是挨家挨户去推销。“有的客户去过十几次,有一个客人很有趣,我去了很多次之后有一段时间不去了,他打电话给我说:你好,为什么你不来了?” 慢慢地就有客户开始尝试着买一些他的货了,如今杨文邦的铸铁厂无论是工艺,材质,造型都有了跨越式的发展。“综合的技术竞争力量,在整个加拿大我们可以说是第一的,因为其它同类型的公司只是一个买和卖。而我有研发能力,在向更高档的锻打发展,我要搬到比现在大三倍的地方去。下一步的发展不是光卖这种配件,我们要进一步发展成品。”杨文邦信心十足。 节目制作 晓露 文稿整理 周芷冰 《星星新枫采》是新时代电视台于星星生活报的一个合作开办的栏目,也是新时代国语节目《新枫采》的一个延伸。本栏目将选登部分该电视节目所采访的华裔移民创业故事,心路历程,由新时代采访记者编纂成文,以真实深度的视角呈现加国移民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和多彩多姿。 本周《新枫采》节目预告: 新创业: 电脑刺绣生意越做越红火 新焦点: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多伦多房产交易 新生活:苏荣:加国开创广阔羽毛球事业空间 新话题:街访:陈秀兰事件是否需要讨说法
8250万元人民币!”这不是一项巨大工程的投资数字,而是江苏省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的单笔受贿金额,其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最大单笔受贿数目,一举打破了由云南省昆明市原副市长、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保持的“收受单人行贿3200万元”的最高纪录。 2008年10月22日,在国内被抓的姜人杰因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被南京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而曾经外逃到新加坡又返回,被判无期徒刑的胡星却正在昆明市郊的一所监狱里栽花种草,等待着未来的减刑。 “但是并非所有的贪官都如同姜人杰一样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更多仍然逍遥自在,有些更是顺利外逃了。”曾经办理过褚时健、李嘉廷等众多官员腐败案件的律师马军说,“贪官们一旦顺利逃出中国,政府就将面对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大量资金被带走挥霍,另一方面是社会舆论的大肆声讨,而要把贪官和资金重新弄回国内并审理判决,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外逃归来的贪官往往比在国内被抓的贪官获刑更轻。” 2008年10月,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和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区委书记杨湘洪先后在法国考察期间“失踪”,再度引发了国内民众对贪官外逃现象的强烈关注。滞留法国15天后,51岁的忻伟明经劝说已回国,而52岁的杨湘洪仍然称病滞留海外,不知所踪,有媒体披露“之前其女儿已定居法国”。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日前表示,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高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更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而且,贪官们成功携走巨额资金,逍遥法外并肆意挥霍的情况,对国内潜在的贪官形成了强烈的“示范效应”。 现在,随着媒体再度对贪官外逃事件的大肆报道,其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民心向背。 总能成功出逃? “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有两类官员最容易获得非法收入:一是掌握人事权力的,二是掌握经济权力的。前者主要从买官卖官过程中获取,后者主要是从国家项目投资中获利。”云南省一名财政研究学者指出。 然后,如何花销,如何真正拥有那些贪腐钱财,成为贪官们日思夜想的问题,逃往异国他乡于是渐渐成了最佳选择。广西乡村社区治理研究中心学者郑明怀将贪官逃亡的原因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主动的、有预谋的。“逃亡贪官为了逃避法律制裁,长期安全占有和享用非法所得,从始至终就打算外逃,这种外逃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并且都是在任时就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准备。”他说,“先将赃款转移到国外,然后安排家属出国,等家属在国外定居之后,自己再找机会逃之夭夭。” 其次是被动的、无奈的。郑明怀认为:“贪官往往比普通人聪明,不会轻易作出外逃的决定;但在中国反腐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他们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渐渐没有了‘安全感’;如果不外逃,就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人财两空,所以一旦嗅到对自己不利的气息,就‘走为上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外逃贪官们基本上都拿着合法的中国护照,乘坐各种合法的交通工具离开中国,迄今尚未出现因偷渡而被闷死在集装箱里或者淹死在太平洋之类的报道出现,甚至被一些境外媒体戏称为“合法输出的一种中国产品”。 “在杨湘洪带领考察团出国前,已经被有关部门约谈过,很难想象他为何还能大摇大摆出去。这与胡星、杨秀珠等人的经历非常相似。”马军说,“多年的工作经验使我有两点判断:一是当地有关部门的工作太疏忽,二是有人故意向贪官通风报信,总之结果是他们都成功外逃了。” 他认为,有关部门肯定知道杨湘洪的家人当时已在国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裸官”,其外逃或者说外出不归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好像还没有听说有哪名外逃贪官是自己跑出去,而把家人留在国内的。” “在国外其实只有一种‘被抓回国’的风险,而在国内则什么风险都可能遭遇。一句话,外逃总比坐牢要好。”马军律师说。 为什么贪官总是能外逃成功?郑明怀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出逃的机会太多。外逃的前提要有护照,但对他们来说,办几个护照根本就不算问题,也不需要自己操什么心。目前中国官员公费出国考察的机会非常多,成为‘干部福利’,有些贪官正是利用这些名正言顺的机会外逃,杨湘洪就是以‘考察’的名义出国的。” 以胡星为例,其在出逃之前除了云南省公安部门颁发的身份证和护照,还持有广东省某地的户口及护照、澳门的居民身份证,以及南太平洋岛国瑙鲁护照等,而且都“人是名非”。被悬赏20万元人民币通缉,2002年已经外逃的云南省原省委书记、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拥有“高严”、“高庆林”和“张传伟”等至少3个不同名字的身份证,4本中国护照及一本港澳通行证。与之对应的是,近年吉林、湖南等地已爆出数起公安机关参与倒卖护照的丑闻。 一名长期与高级官员往来的商人透露:“官员们无论因私、因公出国,外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以什么身份、什么名字出去的。那些名字、证件有些是官方允许的,有些则是个人偷偷办理的。” 他表示:“在中国许多地区,花上三五万元人民币,就可以另办一个正式的身份证,而不需要迁移原户口。达成‘一人多个身份’的途径往往只需向一名派出所所长行贿就行了,而有了身份证自然就可以办理护照。长期以来,不但许多中国内地人这样做,不少港澳台商人也都拥有国内的正式身份证,目的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及在内地活动方便。” 2008年10月27日,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区分局在致该市中级法院的一封复函中就承认给香港居民刘容清办理了一个内地居民身份证,原因是“塘吓派出所民警由于工作疏忽”。 “其次是一些国家非常希望中国的腐败分子出逃到他们那里,并积极为中国贪官提供各种便利。”郑明怀说,“目的地国家的纵容助长了外逃贪官的气焰:为企图外逃的贪官在案发之前或之后转移财产提供条件,使他们在出逃后有足够的生活来源;中国贪官拥有大量的财富,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逃入国的消费;还有些国家希望把贪官们培养成反华势力。一旦中国希望引渡这些贪官回国,这些国家就会向中国提出各式条件,将贪官作为交换的筹码。” 国内外媒体不断披露:在美国洛杉矶、纽约、夏威夷、休斯顿,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等地,经常可看到住豪宅、开靓车的中国男女,他们结成自己的圈子,不参加当地华人社区的活动,不在公众场合露面,行踪诡秘。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贪官二奶村”和“贪官子女村”,可见外逃贪官之嚣张。与此同时,各种海外华人社区的日益繁荣也让部分贪官在海外生存更加容易。 “再者是国内利益集团中有人帮助贪官外逃。任何贪官的背后都会牵涉不少人,出逃不仅仅是保护自己的问题,而是为了保护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更高级别的领导。”郑明怀表示,“贪官外逃,案件就查不下去了,背后的贪官也就挖不出来了;于是明明知道有人要外逃,也不加以制止,更不会向相关部门通报消息,对其外逃的准备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还暗中相助。” 抓回来的难度 “很少贪官愿意主动回来,否则他们当初就不会逃。”云南省的一名资深反贪官员说,“他们所携带的款项,主要来自土地开发、税收、城建工程经费、金融机构‘贷款’、截留的政府开支、大型国家建设项目资金等。”2005年5月,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在荷兰被国际刑警组织抓获,但中国何日能将其引渡回国,仍是未知数。 目前,中国对待外逃官员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引渡;二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缉捕;三是在两国之间开展区域性的刑事司法协作。其中“引渡仍然是最正规和高效的追捕外逃官员的途径”。 想抓回贪官的难度远远超出普通人的想象。目前,中国只与全球31个国家签订了引渡罪犯的条约,这些国家里并不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3个中国外逃官员的“潜逃胜地”,欧洲国家也只有4个与中国签订条约。 边境线漫长、接壤国家众多的云南省已经成为众多贪官外逃的首选通道,该省一名检察官表示,有不少贪官是通过云南出境的,“但是大贪官一般都选择北美或欧洲国家,原因是它们都拥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小贪官则选择相对容易入境的东南亚及南美大陆”。事实上,在整个缅北和金三角地区,一直生活着不少中国逃出去的“神秘人物”,他们最大的共同特点都是“不敢回中国”。 “逃到加拿大的赖昌星,一直为了避免被驱逐出境而打官司,而且不断获得成功。”马军律师说,“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的申诉期至少有10年,这样就会使许多案件变得遥遥无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肆违法犯罪的贪官们及其家人,一旦到了国外,基本上都非常低调,非常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往往与在国内判若两人。居住在加拿大的华人马先生说:“他们不想惹麻烦,不想引起邻居和警察的注意,而且他们也不缺钱花,不需要到处抛头露面;平时他们的社会交往很少,所以许多人都不注意他们的存在。” 马先生还透露,事实上许多贪官(也包括一些正常移民的中国人)到了国外就改名,甚至离开中国时就用了假姓名,所以按照一般的方式很难查找到,并不是许多中国人想象的“去当地警察局就可以查到”。而正在英国伦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李韧也表示,“除了贪官们自己的低调外,事实上当地人也不关心这些人曾在中国做过什么,为什么要来到欧洲,前提是只要他们不触犯当地法律。” “贪官涉及的金额越大就越难引渡他们,除了他自己能够请律师周旋,另外司法引渡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经济成本太高了。”加拿大的马先生说,“还有一个关键,一些西方国家总认为贪官们被遣返后会遭遇酷刑甚至被处死,或者受到政治迫害,出于人道正义考虑不愿意主动处理这些问题,这也使遣返变得更加困难。” 从“余振东”到“胡星” 由于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多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抓捕外逃贪官的力度,积极进行国际谈判,取得了一些成果。 2004年4月,美国驱逐了被指控盗用中国银行4.8亿余美元公款的余振东,成为第一名由美方正式移交中方的外逃经济嫌犯,后来其被广东省江门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当时,有学者把这个特殊案例称为“余振东模式”,理由是该判决是在中国自主审判下作出的,司法主权的实现源于余振东在美国的认罪和自愿选择解押回国,认为可以复制这一模式。 事实上,余振东一案中美双方谈判就长达3年,其间6次公务往返、查证取证,花费巨大,最后才采用引渡替代措施将其遣返回国。同时,美国在配合调查和引渡等方面,也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与余振东同案的许国俊、许超凡尽管陆续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但一直没有下文。 “成本巨大使余振东模式很难复制,不可推广。”胡星案的辩护人、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的张振宇律师说,“并且在谈判中对美国政府、对余振东本人都作出了许多让步——脏款不全部追缴,最后余振东是向美国法庭认罪后遣返,并非直接向中国的法庭认罪,并且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诺和美国法院的保证。” 张振宇律师表示,与余振东模式相比,以“劝返”为主要手段的“胡星模式”更具合理性。作为胡星的辩护律师,他认为“劝返”的方式有着“快捷、低成本”的好处,胡星之情节较之余振东之情节,涉案金额更少、造成的损失更小、主观恶性更浅、认罪更主动。 2007年初,第一名被“劝返”回国受审的外逃新加坡的贪官“胡星”曾轰动一时。虽然中国与新加坡之间既无双边引渡条约,也无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但还是最终劝服胡星自动回国接受司法调查,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并退还全部赃款4000余万元人民币。 2008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原处长于兵同样由最高检察院从南非“劝返”回国接受调查,又成就了一起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