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男子因涉嫌投毒被判死刑,27年后案情却逆转判无罪。(示意图/pixabay) 一个错误判决,害的是一整个家庭!山东省临猗县有一名男子,因涉嫌投毒导致5人中毒,在1960年被判死刑并处决,然而过了27年案情逆转改判无罪,家属心痛申请国赔,没想到屡屡遭到拒绝,令人心寒。 据《红星新闻》报导,男子刘忠武出生于1929年3月17日,被指控1960年3月17日晚上因不满被撤销公共食堂军需官职位,携带农药投入水缸中,导致5名社员饮水中毒,所幸经过急救才脱离险境。在同年7月10日被以投毒罪判死刑,8月29日执行。 刘忠武的儿子刘青水痛诉,父亲被判死刑时自己只有4岁,家里还有1岁多的弟弟、10岁的大姊和7岁的二姐4个孩子,死刑执行后12天,爷爷因为悲伤过度过世,母亲和奶奶带着4个孩子背井离乡。由于父亲被判刑,他虽然成绩优异,但不能继续念高中,弟弟也受到牵连,考中等职业学校迟迟不能录取。 ▲法院驳回国赔申请。(图/红星新闻) 当时村里有人认为父亲是被冤枉的,因为没有人中毒,刘青水便开始向相关部门申诉,直到1981年法院对该案复查,1987年判决称原判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判决不当,改判刘忠武无罪,但人死无法复生,这个错误给他们的家庭带来巨大灾变。 刘青水2021年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但法院驳回申请,理由是该案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尚未施行,法律不溯及既往,故不适用国家赔偿法的规定,随后其他法院也用相同的原因驳回赔偿申请。但是他不放弃,目前仍继续向相关法院反映情况,希望可以替父亲讨回公道。
美联社/NORC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77%的美国人和69%的民主党人认为拜登太老了,不适合连任总统。 《华尔街日报》本周公布的另一项民调则显示,73%的美国人和大约三分之二的民主党人表示,拜登的年龄不适合再次竞选。 正在印尼雅加达参加东盟峰会的贺锦丽周三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我每天都能看见他(拜登)。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共同度过了很长时间,我看到他在理解问题和解决复杂问题方面的能力超越了其他人,这让他可以代表美国人做出明智和重要的决策。” 贺锦丽补充说:“所以我要对你们说,我认为美国人最终都希望知道他们的总统是否兑现了承诺,而拜登做到了。” Vice President Harris just called Joe Biden an ‘extraordinary leader,’ and how she sees ‘his ability to understand – and ‘weave through complex issues in a way that no one else can.’ Who says Kamala Harris…
“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为因应来自中国的威胁,美国国防部考虑在未来两年内发展一个由人工智慧(AI)科技、无人机、和自治系统组成的庞大网络。 报道中还称,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Kathleen Hicks)将在今天的演讲中勾勒出一些五角大楼打算发展的陆海空能力。 根据“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自治系统中利用AI侦测及打击敌方目标,其中可能包括自动驾驶的无人机和无人艇。 美国国防部并未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
加州虽旅游业复苏势头强劲,但酒店地产交易却未能跟上。今年上半年,加州酒店销售件数骤减,衰退幅度甚至比2008金融海啸期间更严重,其中南加州地区的酒店地产销售萎缩速度更是居于全州之冠,年跌幅近60% 。 今年上半年,南加州地区最大的酒店销售交易是洛杉矶县的Fairmont Century Plaza。(取材自谷歌地图) 据总部位于尔湾的酒店地产公司Atlas Hospitality Group统计,今年上半年加州酒店地产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52.9%;而加州酒店销售最萧条的经济大衰退期间的跌幅是51%。在南加州地区,今年上半年酒店销售仅有62笔,比去年同期骤降59%;北加州上半年的酒店销售量也下降了45%。 报告指出,虽然加州的大多数酒店,特别是南加州地区,已从新冠疫情中逐渐恢复,营业收入和入住率也已回到疫情前水平,但这并没有让酒店地产市场交易活跃起来。 “与经济大萧条时期酒店经营状况不佳的情况不同,今年加州酒店销售急剧缩减的主要原因是利率的上升。”报告指出,联准会(Fed)大刀阔斧的升息动作导致潜在买家的贷款成本大幅攀升,出价低于卖家预期,双方对资产价值的认知脱节。 ” 在洛杉矶县,今年前六个月市场上仅有17家酒店成功出售,而去年同期的数量为36家,减幅53%,与加州整体水平相当。在这些交易中,共有1315间客房售出,比去年售出的客房减少55%。但与此同时,今年上半年每间客房的平均价格同比上涨16%。 除高升的利率外,今年4月1日生效的“ULA措施”(Measure United to House LA,俗称“豪宅税”)也重挫了洛杉矶酒店地产的销售,许多业主纷纷推迟了出售计划。该法令规定,对房屋售价在500万美元至1000万美元的住宅及商业房产交易课征4%的一次性税金;房屋售价超过1000万美元的房产交易课征5.5%的一次性税金,税款由卖方支付。 2022年第二季度,洛杉矶市共有20家酒店销售交易额超过500万美元。而今年同一时期,该市唯一一个超过500万美元的酒店销售案是位于世纪城(Century City)的费尔蒙世纪广场(Fairmont Century Plaza)。该案业主迫于债务违约压力,才出售了这座拥有394间客房的豪华酒店、公寓和零售综合体。该交易也是南加州地区上半年最大的酒店销售。 据彭博报道,为支撑流动性,包括高盛和摩根大通在内的大型银行,近月来也在出售以酒店作为抵押的债务,但由于市场对商业地产的忧虑显著升级,清理此类贷款组合并不容易,借贷成本的上升使商业类地产成为当前经济中受挫最严重的资产之一。
聊诺兰新上映的电影《奥本海默》为什么美国来说那么重要,不得不提上世纪50年代初曾轰动一时的“罗森堡夫妇间谍案”—— 1951年7月,美国公民朱利叶斯·罗森堡和艾瑟尔·罗森堡相继被警方逮捕,并随后因向苏联“透露核武器机密”的间谍罪被告上法庭。 在美国,一般被控间谍罪的案犯都会被处以数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还有交换间谍的潜规则,且罗森堡夫妇当中,只有丈夫朱利叶斯·罗森堡是物理学家、兼美国共青团的负责人,在1945年曾向苏联提供过一些关于曼哈顿计划的情报,妻子艾瑟尔只是对此知情并帮丈夫打印了一些文件情报而已。 这样一对夫妻,会因为间谍罪被判多少年呢?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引发了巨大争议——死刑,夫妻俩都上电椅。 法官在判词中对罗森堡夫妇的定罪非常严厉:“你们没有亲手杀人,但我认为你们的罪行比杀人还要严重,在杀人案中,凶手只是杀掉了受害者,而你们的行为让俄国人比我们最优秀的科学家(指奥本海默等人)所预言的提前好几年制成了原子弹。你们应当为战争(指朝鲜战争)死去的美国人负责…… 由于你们的背叛,历史转向了向我们不利的方向,现在全美国的民众都不得不为防止俄国人的核袭击做准备。” 法官的上述指控是否真实呢?从美国的国家立场去考虑可能确实是真实的。 《奥本海默》中有一个情节,当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主持曼哈顿工程的奥本海默受邀去白宫见总统杜鲁门,席间奥本海默提醒总统,苏联人可能很快也会搞出原子弹来,要做好与他们谈判的准备,出身南方农民的杜鲁门自信而傲慢的回答——“他们永远搞不出核弹”。两人的会晤在基础认识上就南腔北调,最终不欢而散。 当然,最终历史打了杜鲁门的脸,8月29日,苏联就试验成功了自己的原子弹,成为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苏核制衡时代由此开始。 那么杜鲁门的误判是因为他的傲慢与无知么?并不是。杜鲁门认为苏联永远(或者至少在他的任期内)搞不出核武器,是有原因的。首先是苏联当时并没有顶尖的核武器专家,且在当时苏联执行的斯大林体制下,苏联科学研究的方向完全听从“人类有史以来一切学科的天才“斯大林同志一个人的指挥棒转悠,苏联在1945年广岛核爆炸以前,几乎就没搞过像样的核武器研究,连理论预研也几乎没有。 而德国投降之后,瓜分纳粹的科技成果时,美国主要抢人,而苏联主要抢设备图纸。 但希特勒对核武器威力认识上的不足跟斯大林堪称是一对“卧龙凤雏“,他始终觉得这玩意儿就是个大号炸弹,不值得大力发展。所以给海森堡的研发资金始终没有超过同期给研究V2火箭的冯·布劳恩的十分之一。 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纳粹德国核物理学家的很多构思还停留在他们的脑中,苏联人搞回去的图纸和设备都很粗浅,甚至还因为走弯路有不少副作用,比如像电影中所表现的,海森堡一直在使用重水而不是石墨作为中子减速剂。 所有这些,让苏联虽然在1945年以后在斯大林的紧急指示下决定对美国“奋起直追“,可是想在短期内研发出核武器,正常看来几乎是天方夜谭。如果美国在二战后迅速冷却与苏联的关系,甚至双方爆发战争,苏联确实很可能如杜鲁门所说的”永远研制不出核武器“,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可是杜鲁门忘记了,当时的苏联对美国拥有一种威力不亚于现实核武器的“精神原子弹“——那就是美国当时知识精英当中,存在大量的苏联同情者,甚至崇拜者。 美国知识精英当时的集体“左倾“甚至”精苏“,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应该说,美国的政治制度本身就标榜”信仰自由“,那么理论上来讲,20世纪兴起的几个新思潮,比如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甚至纳粹主义,也都可以在美国合法传播。这导致战前美共的力量一度非常强悍,《奥本海默》所表现的美共当时频繁举行集会、社交酒会,美国知识界名流频繁受邀抛头露面的场景完全是真实的。 其次一点是因为在二战期间,苏联和美国是反法西斯盟友,为了说服美国民众对苏联提供大量的战时援助,美国媒体对苏联的报道一度是非常正面的,在斯大林因为大清洗已经在苏联国内树立无可动摇的权威的时候。美国很多报纸依然将其亲昵的称呼为“约瑟夫大叔“。 而当时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与苏联的经济体制确实似乎有一些相似之处, 这一点在电影中其实也有体现,影片中有人问奥本海默他是不是美国共产党,奥本海默的回答就非常有意思,他说:“不,我是新政民主党人。”——这里的”新政”指的就是罗斯福新政,作为试图挽救大萧条后美国经济的新政策,罗斯福新政一直被共和党批评为“从《资本论》上抄下来的“政策。所以当奥本海默的所谓”新政民主党人“与当时美共在主张上的差距其实非常微妙。 这使得大量美国知识分子虽然从来没踏上过苏联的土地,但对苏联却充满好感。在40年代末的美国,你在只是沙龙里喊一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左派知识分子可能真的有人信。 再加上二战中,苏联作为与德国对抗的主力,被很多美国犹太人、以及战前逃难来的德国犹太人,视为帮他们实现“复仇”的恩人。这导致美国犹太科学家中确实存在大批苏联同情者,认为美国政府应该与苏联分享核武器的研究成果。 除此之外,最为重要的一点,还是当时的美国有大量像奥本海默一样的顶尖核物理学者,的确被他们搞出来的原子弹的威力吓怕了。 “我成为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这是电影中奥本海默一再引用的名言,这背后的情绪是很多顶尖科学家惧怕自己的造物也许会在未来屠灭人类。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就会认为,制衡这种力量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让世界上另一个大国也成为有核国家,以便让双方达成核制衡。 于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就上演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可能影响最为深远的泄密事件。1949年当苏联原子弹引爆时,美国人发现苏联在整个研发过程中既几乎没有走弯路,也没有曼哈顿计划那样大的投入,最初搞出来的核弹在各方面还跟美国的十分相似,瞎子都能看出来,显然是泄密了。于是杜鲁门就勃然大怒,当即下令排查总计10万余名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研究者。 而排查的结果显示,确实有大量顶尖科学家有意对苏联进行了泄密,比如电影中所提到的英国学者克劳斯·福克斯。其实影片说他是”苏联间谍“是不确切的。准确的说,福克斯出生于德国,后来入籍英国,前半生他在苏联一天都没有呆过,但他就是一个异常虔诚而狂热的社会主义者,坚信苏联是自己的精神祖国。所以他主动联系了在美国的苏联间谍,并无偿提供了很多极为重要的核武情报。 这其中就包括但不限于: 1、不用铀235,用钚也能制造出原子弹。 2、在反应堆的天然铀中能直接提取钚。 3、不仅是重水,石墨也能作为中子减速剂。 4、提供了原子弹“小男孩”的尺寸、炸弹的引信结构装置、所有的数学计算、设计图纸等情报。 据估算,仅仅福克斯一个人,就至少帮苏联节省了五到十年的研究时间,所以此公被移交英国坐了9年牢出狱后移居东柏林,在苏联阵营获得了英雄般的欢迎,并幸运的死在了苏联解体前夕。也算是颇为传奇的一生。 但这里面有个问题,那就是作为整个曼哈顿计划主脑的奥本海默,到底对向苏联泄密保持什么态度。 这个回答其实非常微妙,因为如影片所表现的,奥本海默的弟弟、前女友、妻子,都曾是美国共产党员,他本人也自称“新政民主党”,毋庸置疑的是左翼思潮的同情者。所以在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后,曾经”以他早年的左倾活动和延误政府发展氢弹的战略决策为罪状起诉,甚至怀疑他为苏联的代理人”对奥本海默进行安全审查并吊销其安全特许权。并在1954年长达四周的安全听证会。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奥本海默案件”。 尽管诺兰在电影中将该案描绘成政客施特劳斯个人对奥本海默的陷害,但有更多证据表明,该案就是美国政府主导推动的,罗森堡夫妇上了电椅之后,旨在国内清除“精苏”的麦卡锡主义一度达到高潮,奥本海默在整个过程中“顶峰冒进”,说了很多“不合时宜”的话,比如他极力主张美国应该暂停对氢弹的研发,因为这种武器的威力过于巨大已经足够威胁到了人类整体安全,他幻想美国能以“研发氢弹”为筹码与苏联展开谈判,双方都保证不研发不制造这种武器,以达成制衡。 从这种提议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顶级科学家,奥本海默其实既不了解美国、也不了解苏联、更不了解人类残酷的政治逻辑。人类的“核制衡”不可能以他所设想的那种方式去达成,美苏之间的核裁军,是晚至1970年代冷战高峰期过去后才成为可能的。在核军备达到极致的疯狂,互相毁灭数百次之前,两个大国注定谁也不可能先松开互相瞄准的扳机,坐下来好好谈判。 奥本海默的呼吁,宛如唐吉可德与风车作战。 但是,我们真的可以说,奥本海默和他所代表的那一批美国核物理学者的矛盾、纠结是错误的吗? 恰恰相反,我觉得至少奥本海默的这种纠结,展现了知识分子人性中最伟大的那一面光辉,那就是不甘将自己和自己所掌握的技术一起工具化,而时刻审问人类的技术是否向善的那种自省精神。 同时代的纳粹德国也有很多很“听话”的科学家,他们很多从来不追问自己研发的技术是为了做什么,比如有人曾指责火箭之父冯·布劳恩“走过V2火箭工厂堆积如山的犹太苦工尸体堆,甚至不屑于去瞧一眼”。冯·诺依曼无论为谁工作,总之要把人送去月球的追求也许是伟大的。但他的人格并不伟大,因为他在追逐技术的时候不会犹豫,不会思考自己的技术是向善还是向恶。 但奥本海默会,奥本海默的很多同事会,于是他们才会奔走呼吁,试图让技术停下来,等一等人类的良知。…
怅望故园,一切都回不去了。(佳忆 摄) 回国一个多月后返美,发现家门口的紫薇已经高过屋檐,雏菊肆无忌惮地漫溢到街边。顷刻之间恍惚了——昨日之日,还在故乡走亲访友;今日之日,何以飘荡于异国他乡? 之前在国内的四十多天,四处奔走,马不停蹄。见了许多新朋旧友,尝了许多美酒佳肴,在美国乡村萧索了三年的心,因了这密集的信息刺激和爱的流动,突然被激活了。 如今重回安静的美国乡村,夜里听着橡子砸在屋顶的声音,感觉这趟回国之旅像一场奇异的梦幻漂流,如万花筒般绚丽跳跃。至于心情,常常惆怅,有时伤悲,偶尔欢喜。 东方之珠,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7月5日早上5:40,飞机降落在香港机场,先生专程从深圳坐火车过来接我和闺女。因为时间太早,我们在机场足足等了三个多小时。于是有充分的时间收拾一头飞渡的乱云,也整理一下纷乱的心情。 第一次去香港还是2009年,当时我一个人带着4岁的女儿及尚在读大学的外甥女来香港旅行。彼时的香港机场,人头攒动,接机大厅里的“许留山甜品店”坐满了人,我们等了好一会儿才有座。 那是香港的锦年。特别是夜里,当我抱着沉睡的女儿走过兰桂坊酒吧街时,分明感受到这个城市中西合璧的迷人味道。 因为那趟旅行,外甥女喜欢上了香港,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了两年,之后又考取了港大研究生,毕业后留港当老师。后来,我的几个朋友陆续移居到香港,他们对香港的印象无一例外地好。 14年过去了,这个小岛发生了太多事情,让人欲语还休。 那天清晨的香港国际机场,浑不似我记忆中的模样。到达大厅略显冷清,旅客从电子屏幕里倾泻下来的瀑布前走过,身影寂寥。我转了一圏,发现“许留山甜品店”不见了,周围多了几家快餐店,几个旅客低头默默用餐。最明显的变化是,曾经随处可见的外国人,如今在机场很少看到。一个身形丰满的女孩跑过来,用英文让我为她和同伴拍合照,我问她来自何方,答曰:菲律宾。 略显寂寥的香港国际机场。(林世钰 摄) 先生八点多才到机场,他捧着一束花,略显羞涩地出现我们面前。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大疫三年,我们无法相见,彼此遥遥想念。许是离别时间太长,一旦对方真的出现在面前,竟然觉得有点突兀,需要时间消化一下。 随后,先生的朋友带我们在香港转了几个小时。总体的感觉是,高楼依旧,香江依旧,铜锣湾依旧繁华热闹,行人来去匆匆。太阳炙烤着我的后背,想起这个城市过去几年经历的事,别有一番滋味上心头。 下午,站在太平山顶俯瞰百舸争流的维多利亚港,轻声问: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一个声音从夏日树叶的罅隙间传来: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 香江依旧,但是一些东西被改变了。(林世钰 摄) 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 在深圳待了三天后,回到阔别三年半的家乡。高速路上,当我看到家乡的标牌映入眼帘时,这几年困在异国的“梦回肠欲断,残月在天涯”的痛开始翻滚,同时伴随着“近乡情更怯”的惶恐——那些存于我记忆深处的人们,是否安好?那些童年时行过的桥,是否如初? 闺女已经五年没有回国了,激动和不安更甚于我。到家了,她有点胆怯地跨进家门。父母闻声从屋里走出,看到面前和他们一般高的闺女,惊住了,然后迅速搂她入怀,一遍遍地端详,似乎在看一件失而复得的宝贝。2018年夏天离开时,闺女还是一个黄毛丫头,如今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了。 闺女和外婆拥抱。(林世钰 摄) 不管幸福还是苦难,时间总是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永不停歇。 穿过三年多的光阴凝望父母,发现他们动了大手术后,较前苍老了许多。父亲的头发几乎全军覆没,头顶孤寂如荒野,诉说着岁月的苍凉。母亲的头发也白了许多,薄了许多,怯怯地贴在头皮上。由于过去两年她脑梗了三次,如今走路有点跛,深一脚浅一脚。我看了心酸不已。 走进以前睡觉的房间,看到墙已经受潮发黑,而女儿的书法作品依然贴在墙上,时间定格在“2018年8月12日”,心里突然像被针扎了一下,眼泪瞬间迸出——过去这些年,世事波上舟,所有的变化都突如其来,让人猝不及防。多少人在日光下哭泣,多少人受了本不该受的苦,多少人坠入黑暗,多少人离开这个世界。余下的幸存者,没有一个不是遍体鳞伤。 感谢神,经历了惊涛骇浪之后,让我回来还能拥有一个齐整整的家,男女老少,一个都不少。除了感恩还是感恩。 之后几天,我都在街上溜达,想看看经历三年大疫后,小城究竟有何变化。 街上的热闹程度,远超出我的想象,基本恢复到疫前状态。到了永辉超市门口,突然想起2020年初封城的情景。当时政府给每家发了通行证,每天一户只允许一人出门。当时母亲刚动完手术,卧床不起,我和爸爸每天手执通行证,轮流到永辉超市购物。那个冬天的太阳特别惨淡,每次拎着东西往家里走,抬望眼看到朦胧的远山,总要在心里叹息一声——这种内焦外困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啊。 走进超市,看到满满的米柜,想起2020年全城抢米的情景。那年抢米,抢药,抢口罩,如今是抢 盐。这个民族,几千年来,似乎生活在波涛起伏的海面上,不管贫富贵贱,内心总有一种不安全感,几乎没有从容地活过。要么抢,要么逃。我理解他们的心理逻辑,突然感到心疼。 入夜,一群大妈大叔在路边跳广场舞,歌声震天响,旁若无人。我有点“庄生晓梦迷蝴蝶”的恍惚——过去三年经历的那些痛苦、绝望和心碎,莫非只是一场梦?梦醒之后,一切了无痕迹,依旧歌舞升平,依旧山河大好。抑或,眼前这些热闹繁华是一场梦?或者,我活着本身就是一个梦,目睹和感知的一切只是梦的重叠? 我有点恍惚了。 跳广场舞的大妈。(林世钰 摄) 今晨刚好读到《博尔赫斯谈话录》,他说,“依我看,生命,世界,是一个噩梦,但我们无法逃避它,我依然在梦着它。我无法抵达拯救,拯救与我们无缘。但我尽了力,我发现拯救之于我就是写作这个行为,就是怀着无望的心情沉浸在写作之中。”瞬间,感觉找到了知音。 转到以前常去的几家比较有特色的服装店,发现没有易主。店主见了我,惊呼热中肠,彼此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欣喜。她们说苦撑三年后,现在生意慢慢上来了。可是旁边一些没有特色的服装店,有的干脆关门,有的还在惨淡经营,门上贴着“店铺转让”。 看到一家店铺门口写着“全场五折,店铺转让”,我走了进去。年轻的服装店老板正在训斥做作业的儿子,看见我进来,换上一副笑脸。我问她为什么不干了,她告诉我,现在顾客都没钱了,买衣服拼命压价,她挣不到什么钱,准备把店里的货清了,然后关门回家。 “下一步准备做什么呢?”我问。…
有一日,走在上海虹桥开发区前的天山路上,在陈旧的工房住宅楼下的街边,两个老太在互打招呼。其中一个手里端了一口小铝锅,铝锅看上去已经有年头了,换了底,盖上有一些瘪塘。这老太对那老太说,烧泡饭时不当心烧焦了锅底,她正要去那边工地上,问人要一些黄沙来擦一擦。两个老人说着话,她们身后是开发区林立的高楼。新型的光洁的建筑材料,以及抽象和理性的楼体线条,就像一面巨大的现代戏剧的天幕。这两个老人则是生动的,她们过着具体而仔细的生活,那是过去的生活。 那时候,生活其实是相当细致的,什么都是从长计议。在夏末秋初,豇豆老了,即将落市,价格也跟着下来了。于是,勤劳的主妇便购来一篮篮的豇豆,捡好,洗净。然后,用针穿一条长线,将豇豆一条一条穿起来,晾起来,晒干。冬天就好烧肉吃了。用过的线呢,清水里淘一淘,理顺,收好,来年晒豇豆时好再用。缝被子的线,也是横的竖的量准再剪断,缝到头正好。拆洗被子时,一针一针抽出来,理顺,洗净,晒干,再缝上。农人插秧拉秧行的线,就更要收好了,是一年之计,可传几代人的。电影院大多没有空调,可是供有纸扇,放在检票口的木箱里。进去时,拾一把,出来时,再扔回去,下一场的人好再用。 这种生活养育着人生的希望,今年过了有明年,明年过了还有后年,一点不是得过且过。不像今天,四处是一次性的用具,用过了事,今天过了,明天就不过了。这样的短期行为,挥霍资源不说,还挥霍生活的兴致,多少带着些“混”。 梅雨季节时,满目的花尼龙伞,却大多是残败的。或是伞骨折了,或是伞面脱落下来,翻了一半边上去,雨水从不吃水的化纤布面上倾泻而下,伞又多半很小,柄也短,人缩在里面躲雨。过去,伞没有现在那么鲜艳好看,也没那么多的花样:两折、三折,又有自动的机关,“哗啦”一声张开来。那时的伞,多是黑的布伞,或者蜡黄的油布伞,大而且坚固,雨打下来,那声音也是结实的,啪、啪、啪。 有一种油纸伞,比较有色彩,却也比较脆弱,不小心就会戳一个洞。但是油纸伞的木伞骨子排得很细密,并且那时候的人,用东西都很爱惜。不像现在的人,东西不当东西。那时候,人们用过了伞,都要撑开了阴干,再收起来。木伞骨子和伞柄渐渐地,就像上了油,越用久越结实。铁伞骨子,也绝不会生锈。伞面倘若破了,就会找修伞的工匠来补。他们都有一双巧手,补得服服贴贴,平平整整。撑出去,又是一把遮风避雨的好伞。那时候,工匠也多,还有补碗的呢!有碎了的碗,只要不是碎成渣,他就有本事对上茬口,再打上一排钉,一点不漏的。今天的人听起来就要以为是神话了。小孩子玩的皮球破了,也能找皮匠补的。藤椅,藤榻,甚至淘箩坏了,是找篾匠补。有多少好手艺人啊!现在全都没了。结果是,废品堆积成山。现在的生活其实是要粗糙得多,大量的物质被匆忙地吞吐着。而那时候的生活,是细嚼慢咽。 那时候,吃是有限制的。家境好的人家,大排骨也是每顿一人一块。一条鱼,要吃一家子。那时,吃一只鸡是大事情,简直带有隆重的气氛。现在鸡是多了,从传送带上啄食人工饲料,没练过腿脚,肉是松散的,味同嚼蜡。那时候,一块豆腐,都是用卤水点的。绿豆芽吃起来很费工,一根一根摘去根须。现在的绿豆芽却没有根须,而且肥胖,吃起来口感也不错,就是不像绿豆芽。现在的东西多是多了,好像都会繁殖,东西生东西,无限地多下去。可是,其实,好东西还是那么些,要想多,只能稀释了。 这晚,去一家常去的饭店吃晚饭,因有事,只要了两碗冷面。其时,生意正旺。老板和伙计上上下下地跑,送上活蛇活鱼给客人检验,复又回去,过一时,就端上了滚热的鱼虾蛇鳖。就是不给你上冷面,死活催也不上,生生打发走人。现在的生意也是如此,做的是一锤子买卖。不像更远的过去,客人来一回,就面熟了,下一回,已经与你拉起了家常。店家靠的是回头客,这才是天长日久的生意之道。不像现在,今天做过了,明天就关门,后天,连个影子都不见了。生活,变得没什么指望。
▲中国当局为了抢救低迷房地产市场,陆续推出一系列振兴措施,但民众仍没有信心买房。(图/美联社/达志影像) 中国当局为了抢救低迷房地产市场,陆续推出一系列振兴措施,最新措施是松绑房贷降低利率。但有中国民众认为,在经济放缓、失业率飙升的背景下,自己还要担心被裁员等因素,实在是“不敢买房”,没有购房的动力。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民众想要“旧房换新房”,但却找不到买家,而无法购入新房。 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国房地产行业债务缠身,自2021年以来一直一觉不振。北京当局为重振经济及房市接连出招,如调降首购房贷款利率等,但仍不足以重振民众信心。 一名在深圳制药公司工作、今年28岁的吴小姐,不断接到深圳房仲的电话,劝他在深圳购买一套公寓,但吴小姐表示,她太担心经济放缓了,不敢冒然购买。 有分析师警告,有许多中国人像吴小姐一样,没有信心买房。吴小姐表示,“虽然房贷条件放宽,但这并没有减轻我的任何压力”,她更直言“公司都在裁员,甚至倒闭,我和男朋友都不敢买。” 吴小姐表示,她看过一间标价100万人民币的房子,已经低于该地区平均价格,但她说,“听说价格可以再降20万元,但我们不敢买。” 另外一名住在深圳的周小姐,目前已经还清房贷,不过即使现在的利率、首付较低,依然不考虑出售现有的房产再购置新房。周小姐直言,且目前她的收入较少,因此不愿意冒险找新房,政府推出的振兴房市措施对她也不具吸引力。 一名在国营企业上班的陈先生则确实想卖掉他在南宁的公寓,然后在他工作的广州买一套更贵的公寓,但他没有在南宁找到任何买家,但如果不先卖房,他就买不起,“即使是较小的首付对我来说也太多了,只有降低房价和提供补贴才行。” 报道分析,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是比借贷成本更重要的基本因素造成的,包括债务担忧、白领上班族减薪以及人口下降。先前一项私人调查显示,中国8月份新建住宅价格连续第四个月下跌。 法国外贸银行(Natixis)首席亚太经济学家艾雷洛(Alicia Garcia Herrero)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尽管2022年以来,中国已多次下调抵押贷款利率,但中国家庭无动于衷。 报道指出,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龙头碧桂园正努力避免违约,而这也使得民众担忧债务危机“传染”给其它房地产公司,惠誉评级在一份报告中表示,碧桂园信贷事件更加打击购房者。 国际信评机构穆迪(Moody’s)认为,在房产业者难以完成各项目标、经济放缓以及高失业率等因素下,预估中国房地产市场将经历一段漫长的复甦过程。 瑞银中国及香港房地产研究主管John Lam预测,虽然中共很快地会再宣布更多宽松措施,但预计下半年房地产交易量将下降约15%,2024年将再下降10%。
住了 20 多年的房子、已经还贷 20 多年,最近 Ismael Ramirez 和 Angelita Ramirez 夫妇却收到了驱逐通知,要求他们腾空房屋给下一任房主,这个经历让这对依靠退休金生活的老夫妇震惊不已。 根据媒体介绍,这对生活在加州 Fresno 的老夫妇已经在这套住房中生活 20 年。早在 2003 年他们购买房屋时,他们是与自己的儿子共同购买的这套住房。 然而,在购买过程中,一位参与交易的专业人士曾经告诉他们的儿子,可以不把父母的名字加入到产权中,儿子听从了这位专业人士的建议。 尽管之后每月 700 美元的贷款 Ramirez 夫妇已经支付了 20 年,但儿子没有同意把父母的名字加入到产权中,并且告诉自己的父母无需担心。 Ramirez 夫妇不懂英语,他的儿子告诉他们一切都由自己来处理就好。 讽刺的是,住了 20 年之后,Ramirez 夫妇最近接到通知,儿子已经把房屋卖给一位女士,新的业主希望这对夫妇尽快腾空房屋来完成交割。 Ramirez 夫妇目前只有退休金的收入,根本不可能买得起新的住房,更糟糕的是,他们微薄的收入甚至无法支付房租。 最近两人到女儿家里暂时居住,并在寻找新的帮助。 他们曾经试图找律师解决此事,但律师得知房屋产权没有 Ramirez 夫妇的名字、只有儿子的名字之后,拒绝受理此案,因为他们认为此案不会有胜算。 Ramirez 夫妇的另一个小儿子表示,他曾经试图联系自己的哥哥,最后一次沟通是今年…
本周一传出的消息称,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不会出席周末开幕的G20峰会。虽然中国官方并没有说出具体原因,但习近平上台后首次缺席G20峰会,仍引起了德语媒体的广泛关注。 《新苏黎世报》发表评论称,习近平缺席G20峰会是向世界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即中国在外交领域变得日益谨慎和孤立。这篇题为《习近平缺席G20标志着中国外交的转折》的评论写道: “习近平不去参加G20峰会也有其内政原因。中国正在面临一场严峻的经济挑战,统治精英中腐败猖獗,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由于各项权力高度集中在习近平一个人身上,一旦习近平出访,整个党政机构就将无法正常运作。中国国内已经离不开习近平。 而如果去参加G20峰会,习近平将不得不面对一系列敏感和不可控制的局面。与会国家中,有些国家同中国存在争端,另外一些国家的对华政策则在过去几年中明显变得强硬。而峰会期间,习近平想必很不愿意同下列国家的首脑举行双边会谈: 日本:过去几周来,由于福岛核废水问题,一场反日浪潮正在席卷整个中国。 印度:中印在喜马拉雅山区一直存在边境争议,近来中国发布新版官方地图后,中印关系更加恶化。如果习近平宣布与会,对东道主印度来说,无疑是一场外交胜利。 美国:美中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涉及多个层面的大规模交锋。中国对台湾咄咄逼人的文攻武吓,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进程,中国现在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以及中国在俄乌战争中对俄罗斯的支持,都有可能会成为G20峰会期间中美首脑会晤中的议题。” 评论指出,此次习近平缺席G20峰会,并不是要向同样无法赴会的普京表示声援,而是想避免在峰会上就俄乌战争问题上选边站的尴尬。 “在中国国内精心安排的国宾会晤中,以及在由中国主导的多边会谈中,习近平才显得更有把握应对这类敏感话题,今年八月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峰会就属于这种情况。金砖峰会上,一切都以中国为中心,习近平也取得了成就:随着六个新成员国的加入,金砖国家人口已占到全球总人口的一半,形成了制衡西方的力量。而这也符合北京的一贯立场,即东方正在崛起,而西方正在衰落。从某种程度上讲,尽管金砖峰会是在南非举办的,但北京才是真正的东道主。 《新苏黎世报》:尽管金砖峰会在南非举办,但北京才是真正的东道主。 据《南华早报》周一报道称,中国方面认为习近平能否参加今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也还没有定论。中方称,美国应首先展现出’切实的诚意’。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谨慎而日趋孤立的外交政策仍会继续下去。” 对于习近平缺席印度G20峰会,对中印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商报》发表评论称: “新德里方面认为,除了俄乌战争议题之外,习近平不去印度赴会想必也同印度自我标榜为’全球南方之声’有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想扮演’全球南方之声’的角色,习近平此前出席南非金砖峰会时就证明了这一点。在争夺新兴国家盟友的竞争中,习近平显然不想成为印度总理莫迪在国际舞台上的陪衬。 而对莫迪来说,习近平缺席G20峰会同样也是一次机遇。本周末的G20峰会上,莫迪不仅可以以唯一一个’全球南部之声’的身份亮相,而且还可以成为’理性之声’的化身,即全球风云变化莫测之际,印度不会逃避自己的国际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