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网站副主编萨莫鲁科夫撰文评论祖博克的新著:《崩溃:苏联解体》(Collapse: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萨莫鲁科夫认为,该书客观地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后果以及戈尔巴乔夫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现将书评编译如下,供参考。文章观点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苏联解体30多年后,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这一进程的看法——仍然令人惊讶的模糊。在俄罗斯,对这一事件的解释仍然局限于略有不同的两个传说。一个是关于善良的戈尔巴乔夫如何给予人民自由和让国家崩溃(因为它注定要崩溃)的白色传说。另一人是讲戈尔巴乔夫有多么邪恶的黑色传说,他不知是出于愚蠢还是贪婪,变成了美国人手中的傀儡,最后他们通过这个傀儡摧毁了苏联,目的是为了赢得冷战。
苏联的解体并不是一段久远的故事,许多人更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但却没有弄清楚真实的情况。也许是这种“不久远”和情绪化阻碍了人们将其视为历史。对改革、民主化、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态度正在转变为某种政治信仰的要素,甚至是评价道德的标尺,这与客观的历史分析是不相容的。
《崩溃》一书的作者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Владислав Зубок)在导言中说,20世纪80-90年代,他已经长大,开始密切关注正在发生的事情,但他对这一时期的研究直到2021年底才发表。直到现在,围绕这件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情绪才开始退居次要地位,使我们可以更客观地看待当时所作决定的原因和后果,并评估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石油与宿命
《崩溃》一书不是一本辩论性的著作,相反,作者试图尽可能从无党派角度,仅基于事实和常识,来描述和分析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但关于苏联最后几年的争论在任何俄罗斯读者的脑海中都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最公正的描述仍然被认为是对流行神话的破译——既有辩护性的神话,也有妖魔化的神话。
苏联解体不是在激烈冲突中发生的,而是清晰的历史事件的一个副产品。X的情况导致了Y的决定,Y产生了Z的后果,在这些逻辑方程中,既没有世界性的阴谋,也看不到高尚的动机。
这本书有400多页,在这里复述这本书是没有意义的,哪怕是对最重要的内容。读者应该完整地通读一遍这本书,至少为了理解今天许多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但我可以尝试简单地列举一些被本书打破的关于苏联解体的神话。
这些神话大部分都与戈尔巴乔夫有关,戈尔巴乔夫的决定对事件的发展影响最大。事实上,描述清楚这种影响的大小已经是一个挑战,这本书就是要迎接这个挑战,它顶着这样一个主流观念逆流而上:即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接手了这个注定要灭亡的国家。世界石油价格停滞和崩溃是他得到的政治遗产,这一破坏性遗产并没有给他留下回旋余地。国家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他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至少保证了没有出现大的流血事件。
祖博克旁征博引,画出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是一个许多问题被忽视的国家,但戈氏的无能使这些问题急剧恶化。不仅如此,在戈尔巴乔夫统治初期,联盟的关系问题根本没有出现,只是在他统治结束时才浮出水面,主要是改革和苏联领导人的不作为交织在一起(电视剧),才导致这一局面的出现。
戈尔巴乔夫似乎不是从人人羡慕的阳关大道进入克里姆林宫的,而是从国家官僚机构的底层诚实地一步步爬上来的。但矛盾的是,他居然一点也不明白苏联的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从他领导国家的第一步就可以看出来。比如戈尔巴乔夫建立了一个“国家验收委员会”,这个由专家和工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监督国有企业的产品,以提高其质量。这种产品控制制度虽然其来有自,但产品控制标准忽左忽右,结果导致商品供应不足的情况加剧,最后不得不中止该委员会的运行。
改革第一步的失败,让谨慎的戈尔巴乔夫感到困惑,他没有分析错误,而是选择提高赌注,这样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国家验收问题可以收场,随后的经济改革却难以逆转。
苏联的金融体系已经如此低效,戈尔巴乔夫却又使其变得无法管理。他允许建立商业银行和合作社,取消了非现金补贴和现金之间的明确划分,但却不敢提高勃列日涅夫时期就确定的固定价格,即使是在企业之间的批发贸易中。所有这些都很快导致合作社在国内外市场上以低价出售从国有企业购买的东西,货币发行量的扩大则导致商品短缺问题更行严重,甚至超过了停滞时期最糟糕的年份。
苏联的统计数字不可信,但祖博克在其中找到了能够反映戈尔巴乔夫“改革成果”的指标。1986年,苏联印钞39亿卢布,1987年59亿卢布,1988年改革开始时印钞量已达183亿卢布,1991年更是达到934亿卢布。而在此期间官方确定的产品价格没有上涨。
上述情况加上企业自治法和其他破坏国家对经济控制的措施,引发出一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石油价格的下跌是致命的吗?当然,这加重了困难,但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将自治企业的石油收入纳入中央预算的情况下,石油高价又有什么好处呢?
暴力的替代
这本书同样沉重地打击了戈尔巴乔夫作为统治者的形象,他将民主原则置于政权之上,从未完全掌握权力。戈尔巴乔夫真诚的理想主义和他个人的正派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与权力和民主的关系却非常复杂。
可以看到,1988年秋天的政治改革,苏联朝着更自由的选举迈出了大胆的一步,但也可以看到斯大林以来最大的一次政党清洗,在这一年里,超过80万人失去了职位,许多部门被解散。这一决定是在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失败已经显而易见的时候作出的,心怀不满党员和党的机构考虑更换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对对手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打击,事实证明,保持自己的权力更重要。在一场严重的危机中,这位苏联领导人实际上扭转了现有的管理体制,他将权力交给大量随机产生的集体领导机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改革理想,同时也为了捍卫自己的职位。
随后而来的是“自由的施予者”的形象,但戈尔巴乔夫本人并不希望承担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风险。他避免作出最不受欢迎的决定,比如提高商品价格,也不敢参加任何自由选举。从1990年到1991年,他这种(对自由选举的)拒绝,在苏联社会看来,是对中央权力合法性的致命打击。当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和总统已经在统治各加盟共和国时,戈尔巴乔夫却端坐在克里姆林宫俯视众生——他是由前一届最高苏维埃推举产生的。
这种不愿按自己的规则行事的做法,使我们陷入了关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所扮演角色的另一个神话,即当时唯一的选择是像南斯拉夫那样大规模使用暴力的神话。如果在看完《崩溃》之后,我们退一步想,假如使用暴力作为保持苏联存在唯一办法的话,事态将会如何发展?这时这种二分法的错误就会变得显而易见。
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拒绝对分离主义者使用武力,将苏联从南斯拉夫式的命运中拯救了出来。也可能正是他一度让苏联危险地接近重演南斯拉夫的悲剧,因为当时他将许多权力和民主合法性转移到了加盟共和国,而将最不受欢迎的权力留给了中央,比如经济改革。此外,由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存在的最后两年犹豫不决,联盟中央甚至无法行使仅剩的一点权力。
在1988年,即使在波罗的海国家,也只是要求扩大自治权,在苏联解体前的几个月里,大多数共和国都没有大规模的独立运动。脱离联盟的普遍愿望与其说是由于民族主义,不如说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未能阻止迅速加深的经济危机,哪怕他当时做一点什么也好。
当时的苏联越来越像一个混乱发生器,人们只希望远离它,至少可以在自己的角落里恢复秩序。民族主义口号只是这一愿望的一种最方便载体。而当戈尔巴乔夫决定在民族自治区域(即苏联各共和国)举行自由选举时,他便亲自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领导人改造成了民族主义者。
没有幻想的美国
在这场完美的苏联风暴中,美国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但它并不真正了解该如何使用这种影响力。为了获得美国的好感,苏联的主要政客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当时美国的软实力在苏联的影响力已经超出预期,但布什很谨慎,害怕采取激烈的步骤,固执地不相信自己的运气。
祖博克讲述了华盛顿为如何应对苏联日益激进的变化而展开的讨论。从这些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它的变化规模就超过了美国人最疯狂的梦想。华盛顿并没有以某种方式指导或推动这一进程,而是相反,它在花时间控制新事态所带来的风险。有时,布什似乎是最担心苏联解体后果的人。
在1991年8月政变之前,美国领导层认为苏联的解体过于危险和不可预测。而且,自相矛盾的是,它为维护其冷战对手的领土完整作了很多努力。1991年夏天,布什亲自会见各共和国领导人,说服他们签署新的联盟条约。这远非象征性的姿态——要知道在当时,美国总统的话在苏联精英眼中的分量,比苏联总统要大得多。
这种支持背后有一个明确的逻辑。布什、科尔和其他西方领导人都对戈尔巴乔夫继续和平撤退的同时尽可能长时间地掌权感兴趣,担心过于剧烈的变化可能会引发保守派的报复。只是在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之后,人们意识到这场复仇将是一场更可悲的惨剧时,美国人才开始认真讨论,维持一个弱小的苏联或者解体对西方更有利。
描写1991年9月初的一章是这本书中最有趣的一章。美国国务卿贝克主张保留苏联,因为他担心联盟的迅速解体将导致南斯拉夫式的战争。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担心核武器的命运,也担心俄罗斯——苏联最大的民族,如果美国推动他们的国家解体,俄罗斯人将长期憎恨美国。
国防部长切尼认为,俄罗斯的民主化是一个可逆的过程,在短短几年内,这个国家可能会再次变为独裁,并改变对美国的热情态度,但苏联的解体已经无法逆转。因此,美国最好作好面对各种转变的准备。
这段对话的部分内容至今仍然是保密的,但我们记得,贝克和斯考克罗夫特随后都退休了,老布什在1992年秋天的总统选举中失利了。切尼在2000年成为小布什政府的副总统。
在这里,美国人可以被指责为忘恩负义——戈尔巴乔夫把一切都让给了他们,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但当时苏联的状况并没有给美国留下太多的援助机会,即使他们有援助的愿望。解体后的苏联一片混乱,到底应该把钱给谁?谁来分配这些钱,按照什么原则分配?谁应该控制开支,怎样保证美国的援助不会打水漂?
这只是戈尔巴乔夫逃避现实的另一种表现——他认为他马上就会与美国达成重要妥协,而美国人将给他一大笔钱作为回报来拯救苏联。他说服自己并没有失去一切并且可以继续掌控局势。几年时间里,他向西方领导人提出了数百亿美元的要求,但并没有在最低限度内说明究竟应该如何用这些钱将苏联从经济危机泥潭中拉出来。而且,他也无法明确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两德统一之后德国提供的数十亿援助资金花到哪里了。
理解问题
苏联晚期精英们惊人的弱智和不负责任,是阅读本书留下的最生动的印象之一。他们看起来都像是在苏联乡下和封闭的世界里长大的人,不具备理解周围现实世界的能力。可悲的是这一点影响了苏联所有人的命运。
戈尔巴乔夫曾天真地在列宁的著作中寻找解决20世纪80年代问题的办法。世界第二超级大国的强力机构领导人们居然没有意识到,不能把士兵丢在莫斯科街头的坦克里好几天不管,他们既没有食物,也没有地方睡觉,还没办法上厕所。叶利钦在政变后高兴地签署了承认爱沙尼亚独立的协议,却没有考虑到过境问题、军事基础设施和当地俄罗斯人的地位问题。克拉夫丘克正在倾听布什的问题,即乌克兰如何在不解决与俄罗斯经济联系问题的情况下退出苏联,并认真回答说,完全没有问题——乌克兰经济仅依靠单一的农业出口也能蓬勃发展。
这样的知识贫乏在政府和反对派中都是史无前例的。在政治局里,他们害怕反对戈尔巴乔夫最鲁莽的举动,因为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在大会上,各种空虚、脱离现实和孤芳自赏的幻想在几个小时内弥漫了会场。没有人知道自己能力的极限。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专家进入了总统顾问团,科研机构实验室的负责人决定了外交政策,而俄罗斯代表团在欧安组织会议上提出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建议竟如此的民主化,以至于美国人都感到震惊。
苏联到底在这样的氛围中存在了多久,引出了祖博克在他的书中着力揭穿的另一个假象。从表面上看,苏联解体的速度很快——它早就从上到下地腐烂了,所以,只要稍微动一动,一切就立刻土崩瓦解。但是,当您阅读对1990-1991年的详细分析时,您会明白在柏林墙倒塌和《别洛韦日协议》之间经过了很长时间,在此期间苏联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局势。正是这种中央意志的麻痹,将各共和国推向了独立。
即使在它存在的最后两年里,苏联大部分时间看起来也不是注定要解体的,相反,它的生存能力令人震撼,尽管它周围还有内部的一切都崩溃了——社会阵营、经济和中央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在1990年,甚至在1991年,人们发现了大量的点,在这些点上,事件可能会有一点不同,联盟的解体会更顺利,更少痛苦,甚至有可能让大多数共和国根本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当你读到《崩溃》时,你会明白,美国情报人员和分析人员无法预测苏联的解体并非偶然。这一事件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是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森林也不完全相信他们能够解散联盟。这种罕见的情况需要集中大量的自恋、冷漠和无知,然后再发酵几年才能做到。
《崩溃》是用英语写成的,尽管祖博克出生在莫斯科,曾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他这样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英语原则上是最好的系统化和中立化的描述语言,尤其在苏联解体这样一个痛苦的问题上比俄语好太多。但我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书的俄文译本将会问世,一个规模如此宏大、至今仍影响深远的事件,值得明确地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