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星期六)的清晨,电话铃声骤响,一位女士透过《加拿大都市报》报料热线直接找到记者。
这位自称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周永君在电话里急促地说:她在本月中旬在工厂的工作间內,被泄私愤的同事突然袭击,报警后无奈语言不通,无法准确向警察诉说清楚,致使警方判爭拗双方为互相殴斗而不予指控。
周女士在电话中数度追问:号称法制社会的加拿大,怎么会这样?
记者 李海涛
对于周永君来说加拿大是孤独和冷漠的代名词。
摄影 李海涛
周永君在见到记者时说,由于施暴者遭公司主管袒护,希望小事化了,所以,警察做笔录时她虽然谈了袭击过程,但还是被充当翻译的老板轻描淡写地结束了笔录,令警方相信双方属于互相殴斗而不予指控。
周永君告诉记者:目前她居住在政府的福利屋,马上面临著被公司逼迫辞职的严峻局面。
一方面白白被打,另一方面又马上失去工作,她感到號称法制社会的加拿大,竟然还存在这样的奇冤,简直难以接受。
起因只是没有关灯
在周家,当周永君向记者回忆起发生在11月14日清晨的一切时,身体明显颤抖。
据周永君介绍,她在密西沙加一家由华裔经营,名为“Rick电子”的照相机维修公司工作。
该公司规模不大,员工在20人左右,她们中有近半是同一教会的兄弟姊妹,她本人也是该教会的一员。
11月14日早上上班时,公司老板之一R发现一盏属于同事孙女士的仪器检测用灯彻夜长明,由于该灯是专用检测灯,功率很大,公司以往曾多次强调要人走关灯。
当周永君听到老板询问谁没有关灯时,就顺口回答是孙女士昨晚走的时候忘记关,自己昨晚走得匆忙,也没有及时提醒。
老板因此就找到孙女士,对她提出了批评。
孙女士因此大为不满,在周永君的工作间內,当著另一位同事的面,拿起一块工作用的板子摔摔打打,发泄情绪,同时嘴里还不干不净不指名地骂她,但是周永君并没有理睬。
周永君说孙女士打了她
周永君告诉记者,后来,孙女士等在场的那位同事出去后,就再次返回她的工作间,快速把门关上,冲上来就骂:妈的X,你这个缺心眼儿的告诉R。
骂的同时对著她的脸甩手就是一巴掌,周永君被她突然袭击嚇得惊呆了,就拼命尖叫一声,并抓住孙女士的双臂拼命往外推。
周永君说她身高在1.6米左右,而对方孙女士身高在1.7米左右,孙女士在和周永君互攀双臂的同时,还不停用脚猛踹周永君的膝盖部位。
周永君所在的工作间关起门来就是一个暗室,她担心自己受到更严重的袭击,就用尽全身力气把对方往外推。
靠近门的地方有一个摄影用的三角架,孙女士在边退边踢时被三角架所拌身体失去平衡摔坐在地上,此时闻声赶来的同事推开大门,看到了这一幕,她们两个才住手。
老板小事化了支走警察?
周永君说,冲出工作间的她趁势向经理办公室狂奔过去,边走还边惊慌失措地喊:孙女士打我了!孙女士打我了!
在办公室,周永君见到了公司其中的一位老板R,就告诉他孙女士打了她,还踢了她。
看到对方反应不大,她马上打电话给另一位还没有上班的老板L,说自己被打了要报警。
L给她的回答是:隨你了。
在这种情形下,不諳英语的周永君只有打通911报警电话,她希望警方可以派一个讲国语的警员到场,因为她不相信这里任何一个人作翻译。
周永君说,老板L闻讯后迅速赶回公司,并召集了几个目击者到办公室了解情况,警察很快也到了公司,他们是两位讲英语的警察。
在周永君无法与警察沟通的前提下,老板L权作翻译。
周永君告诉记者,当时她思维已经混乱,花了大量的时间讲述对方忘记关灯的事情,还没有讲到孙女士袭击她的过程,她看到老板好像已经协助警察做完了笔录,于是她提出还没说完,警察就让她继续讲,老板L继续翻译,但警员没有作任何记录。
最终,老板L告诉她警察断定她们两人是互相打架,因此对谁也不指控,公司內部解决。
如果认定谁有罪的话,就会被遣送回中国。
这时她才意识到老板不希望事情闹大,本著小事化了的原则支走了警察。
教友劝她相信神
周永君告诉记者:她感到相当难过的是,自己是在工作场所遭到他人袭击,到头来对方竟然平安无事,这是不是没有天理?这还是不是號称法制社会的加拿大?
周永君说,由于她的腿部受到对方猛烈踢打,当天就不能走路,她到就近的医院诊断,医生开出了一周因受伤不能上班的假条,教会的朋友还帮她为伤腿拍了照片。
她本想既然在公司得不到公正的解决,就寄希望于教会,希望教会可以帮助她。
但无奈公司两位老板亦是教会內的知名人士,所以教会里有地位的人都劝她就此算了,不要再追究。
还有些教友劝她平静下来,告诉她在发生袭击的时候,神就在那间黑屋里看著一切,神的心里最明白谁对谁错。
周永君就此反问记者:我有一个巨大的疑问,那就是:神可以上庭为我申冤作证吗?
这件事情让她感到,当人们面对一个无亲无靠,无权无势无钱弱者的时候,善良的心都会被眼前的利益所左右,即使是她所熟悉的教人从善做人的基督徒也不例外。
警方错了吗?
据周永君介绍,由于她不懂英语,也不知道面对警察时自己应有的权利,所以当时警察的笔录是怎样记载的,案件號码和警员號码是什么都不知道。
面对一个陌生的国家机器,陌生的语言和法律,她说她简直不知道申冤之路从何开始。
根据周永君的敘述,她对警方在翻译的选择上相当困惑。
记者就此向皮尔区警队公共事务分局警员瓦雷德(Valade)询问:如果警方在警队中实在找不到翻译人员时,是否应该选择一名与案情无关的第三方来充当翻译呢?在周永君声称被殴案中,警方允许与涉案双方以及公司有利害关系的L作翻译,是否会將L的处理意见带入其中,从而导致翻译的公正性。
瓦雷德对此表示,在警方相关指引中,仅仅对家庭暴力案件中的翻译人身份有所限制;对于其他案件的指引,则是只要是在场的任何非当事人,在警方没有合适警员的情况下都可以充当翻译,警方都是假设翻译不会作假为前提,如果翻译有意作假,可以被提出妨碍(误导)司法公正的刑事指控。
根据警方的这个解释,事件中,L作翻译是符合警方工作指引的。
周永君要翻案
周永君告诉记者,自己平白无故蒙受羞辱和殴打,让她觉得再难也要搞个水落石出。
她之所以想起给《加拿大都报》报料热线打电话,除了向媒体伸冤之外,还希望通过记者,找到一条合法的维权路。
为了能了解事发当日警方的处理记录,《加拿大都市报》记者于星期六深夜陪同周永君一起前往皮尔区第11分局查索案件號码。
11分局的值班警员表示,要查索档案,必须要到位于宾顿市的皮尔区警察总部申请,因此只有等待星期一(11月26日)才能办理。
11月26日,周永君在记者的陪同下,再次前往皮尔区警队总部,她在提出调取案件档案的同时,对该案的调查提出异议,希望警方重新派员调查。
皮尔区警队总部公共事务分局警员瓦雷德透过记者了解情况后,即向值班督察匯报情况。
值班督察随后指派22分局警长斯提(TeR Steege)负责对周重新做笔录并填写申诉报告,斯提在完成笔录之后询问周永君是否对当时调查此案的两名警员提出投诉,周永君表示她仅仅希望对案件重新调查,并不希望投诉警员。
由于此案属于第11分局辖区,警长斯提前后花了3个小时,对周永君的投诉写出报告、做笔录、拍摄伤处的照片等,在所有工作完成之后,將所有卷宗转交第11分局刑事调查部,由他们指派探员接手重新调查。
皮尔区警队公共事务分局警员瓦雷德表示,皮尔区警队总部再加上5个分局,总共有1703名军装警员和25名学警,其中17名华裔警员是注册的中英文翻译。
此次警方会指派专门的警员充当翻译,再次认真调查此案,以维护司法的公正。
11月27日(星期二),皮尔区警队第11分局刑事探员爱德信(Edson)两次致电记者,表示分局已经安排他和另外一名讲国语的警员,在11月30日(星期五)对此案进行重新调查,警方同时邀请记者全程跟踪报道。
社会机构能提供合理帮助
周永君对记者说,她所在公司的老板上星期已经要求她尽快提交辞职报告,因为公司从来不辞退人,所以希望她自己辞职。
她在教会里的一些好友,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希望她尽快提出辞呈。
由于她因伤已经两周没有上班,生活来源没有了,马上还要面临交房租的压力,她询问老板这期间是否会有工资,但是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
多伦多东南亚法律援助中心行政总监吴瑶瑶在听完记者的情况介绍后表示,如果周永君被打成立的话,可以认为是工伤,她可以向职业安全保险委员会(WSIB)提出申请,至于公司方面在她不能上班期间是否该付工资,由公司自行决定,关键是看公司的福利制度。
安省职业安全保险委员会(WSIB)罗女士表示,周永君目前可以同时申请失业保险(EI)和工伤(向WSIB申请),但只能领取其中一份补偿。
因为工伤鉴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调查人员会综合警方、医院、雇主、申报人等各方面的资料来作出判断,如果失业保险先批下来,就先使用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批下来之后,再使用工伤保险,总之不能重复领取补助。
雇主在此期间不能以工伤为理由来辞退员工,员工辞职与否完全由自己决定。
如果员工是在工作场所被打,雇主是有责任保证工作场所安全的。
如果周要申请工伤,也要告知雇主填报相应的报告,当然雇主拒绝填的话,政府会主动上门联络调查。
回忆起当天发生的事情,周永君的情绪依然激动。
腿部的瘀伤10天后还依然清晰。
本文原文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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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架事件”的不同解读
孙女士 – 与周永君发生冲突者
星期二,孙女士透过电话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她表示严格来说这不应该叫采访,她只是希望说说当时发生的一切。
略带东北口音的孙女士告诉记者:她于2005年移民加拿大,目前的这份工作是她在这里的第一份工作,从一个外行做到现在的小组长,负责维修相机和检测工作。
孙女士告诉记者:事发当天,老板R批评她前一天下班时忘记关检测仪的灯,由于设备昂贵,老板一向强调人走关灯。
为此她心中很內疚,在得知是周告诉了老板,她就到周的工作间,告诉她如果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希望她可以帮忙把灯关掉,如果不会关的话(该灯需要遥控器操作)告诉她,她会返回工厂来关掉。
而周则一直重复,“反正不是我打的”(至于周所说的“打”是打小报告还是打开灯,孙没有说明)。
总之当时气氛比较紧张,孙说完之后很生气又说了一句:“就是和正常人不一样,神经病。
”隨后转身离开向门口走去,当她接近门口准备用左手开门的时候,忽然觉得背后有人扑了过来,扭头一看,只见周举著一个三脚架向她砸来,最后砸在她的左肩上,周也失去平衡摔倒在地。
她开始惊呼“打人了,打人了”,隨后率先冲出周的工作间。
为了不引起混乱,她马上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没过多久,老板R就告诉她,周报警了,然后警察就到了,她就把上面说的经过通过同事翻译给警察。
孙表示自己没有袭击周的理由和动机,平时看到周比较可怜无助,很多人都像训斥小孩子一样和周说话,自己却常常开车帮助周做一些事情,没想到最终落得这个下场,心中十分不解。
Selina – 家庭主妇
Selina是周永君在教会的教友,在生活中也经常开车帮助她处理一些事情。
周永君在事发当天报警之后,就立刻致电Selina,希望她可以前来帮助作翻译。
Selina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和该公司业主以及周永君都是教会的好朋友,因此这个时间让她说出自己的见解比较困难。
后来,她答应就当天她所看到的一切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根据Selina陈述:当天上午8时30分左右,她接到周永君的电话称被人打了,而且不相信公司的任何人作翻译,希望她可以去帮助翻译。
等她赶到该公司的时候,警察已经在作笔录了,她就在一边安慰周并旁听。
她认为公司经理L向警员如实地翻译了周的敘述,在警员准备结束笔录的时候,周曾经表示自己被打的经过还没有敘述。
在得到警员同意之后,周作了敘述,L也一一翻译。
在这一点上和周向记者敘述的有所不同,周表示警员虽然通过老板翻译听了她的敘述,但是在报告上没有作任何记录(没有动笔)。
Selina表示,至于周的腿部瘀伤,她记得当天曾经三次问周,她都回答是当时和孙推搡的过程中,被孙踢中跪在地上所造成的。
这和周敘述的是被孙踢打所致有所出入。
此外她后来听目击证人表示,目击者打开房门的时候,孙是摔坐在地上,周则手持一个三角架。
周永君对此的解释是,她工作的房间是一个狭长的暗室,被人堵住的时候根本没有出路,当时她拼命推孙,试图冲出去喊救命。
在门口的地方有一个三角架,孙在边踢边退的过程中被三脚架绊倒,三脚架也同时倒下挡住了出路,周就顺手拿起三角架试图挪开冲出去,这时候门被同事推开,她表示没有使用三角架作武器,而且对方身上没有伤。
前员工 – 曾在该公司工作过两年
该前员工在一年前已经辞职,原因就是对公司的氛围深感压抑和不快。
他觉得这个公司很怪,按说大多数人都是教友、中国人(不论来自哪里)且又是同事,应该是充满爱心和和谐的气氛,但实际上里面的故事层出不穷。
员工完全没有正义感,只要说老板向著谁,舆论统统往一边倒。
他表示周永君是一个太老实的人,因为语言不好,怕失去这个得之不易的工作,任何来自同事、老板的藐视、蔑视和欺辱,她都是忍气吞声,从来不敢抗拒什么。
而涉嫌袭击周永君的孙女士,这位员工的评价是她是一个很势利的人,用得著你是一副面孔,用不著你就立刻是另一副面孔,在公司比较霸道。
王志强 – 密市证道浸信会美城堂牧师
周所在教会的牧师王志强据闻在本案发生后一直非常关注周的情况。
据闻向记者介绍,王志强牧师一直希望她可以平静下来,不要再追究了,相信神是公平的,神在看著一切。
但周向记者反问:神可以出庭作证吗?可以为她伸冤吗?
记者分別在11月26日(星期一)和11月27日(星期二)致电该牧师,但都是电话留言,记者留下口信也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周的女儿 – 在读大学生
周的女儿现在上大学,周向记者介绍:她女儿深知母亲的懦弱,所以在今年7月31日,也就是周的生日前,女儿写了一封短信给她,表示加拿大不适合她,因为她太老实常被人欺负,还不如回到中国去生活,起码活得有尊严,女儿希望尽快给母亲买机票,送她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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