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习氏倒行逆施日甚一日，不知何时，任其“加速倒车”、以“加速”换“短痛”之论在墙外颇为盛行了；在墙内，虽然言禁愈发严酷，但此类观点也频频隐约浮出。持此论者还似满怀希冀地称之为“加速师”，言之凿凿“加速倒车”会致习氏下台和中共败亡。倘若果真如此，也许“加速倒车不止”所致的“短痛”尚可忍受。但问题是，“加速倒车”不止，必定换来“短痛”吗？当然并非如此。不仅“加速倒车不止”和“短痛”之间并无绝对因果关系，而且，不论是从事实层面还是理论、逻辑层面，都让人更倾向于认为：“加速倒车”不止，导致“短痛”的概率极小，但酿成“长痛”的概率很大！拙作不揣浅陋，试从制度促变概率、中国历史走向概率、现实问题的持续恶化概率这三个层面进行论述。
拙作论点涉及中国大陆未来政局走向概率的问题，因为这一论点本身就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争议空间，论述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拙作论点不像一些预测性观点那样（几乎）无可争议，如：“中共专制独裁腐败暴政必有灭亡之日，只是灭亡时间与方式未定”。但是，拙作存在的争议性，也许能为更多的有志于促进大陆民主转型的仁人志士提供佳作问世、灼见表达的引玉之机，扩展见仁见智的讨论空间，在关于中国大陆政局走向的判断和相应的现实抉择中注入更多的理性思考。
一、制度促变概率：面对相似困境，进入“长痛”的概率，更大地出现于专制国家（地区）及专制势力过大、自由民主力量脆弱的国家（地区）
首先，可由一个关于制度比较优势的重要现象切入：为什么在当今发达国家中，民主国家占据主流？为什么像新加坡这样的半专制国家也不断吸收民主国家的发展精髓、坚持改革？
这是因为，面对很多相似困境，民主制度及民主体制的发展成果比专制制度有着更好的适应性、修复力和稳定性，因此，民主制度下，造成“长痛”的概率很小，导致“短痛”的概率也不大，很多时候是“微痛”、“无痛”修复，所以可以保证持续发展进程、稳步前进，从发展走向发达、从发达走向更发达。
例如，最高权位更替的无序和失序，是导致很多专制王朝、专制国家内战频发、内斗加剧、由盛到衰、进入长痛的重要因素，目前红朝就是被“连任”与“反连任”的这一争斗所困。习的连任，已成为中国大陆走向“长痛”的最大危机所在。但是，最高权位更替的失序，在民主国家就很少发生，民意选择用选票实现，为权力交接的和平完成提供了充分保障，即便偶有困境，往往也以“短痛”告终。再如，面对是“严加隔离”还是“与病毒共存”这样的“防疫”难题，民主国家更倾向于在疫情不太严重的情况下顺应多数民意、但也为少数（如，老年人）提供防疫服务，这样的“防疫”政策不至于招致广泛反对，因此可保证社会主流的稳定与发展，避免了多数反对的洪流和进入“长痛”的危机。相反，像中国大陆这样的高度专制僵化之域，“防疫”出发点根本不是基于多数民意、同时也严重损害了少数（如，老年人）的基本人权，而是为维护一人脸面、一人独裁和一派之私，因此，等于是把本属医学范畴的“防疫”问题政治化和扩大化，在全社会范围加倍放大了“防疫之痛”。故而，对比民主国家的“民主防疫”、“自主防疫”、“人道防疫”、“福利防疫”，在“专制防疫”、“习氏防疫”、“强制防疫”、“暴虐防疫”、“剥削防疫”下，“小痛”成为“大痛”、“短痛”酿成“长痛”的概率就大得多。
对比专制国家，民主国家进入“长痛”的概率很小，还在于民主制度作为“最不坏的制度”，对严重社会危机具有“兜底”效用。由于拥有充分的市场经济，自由开放的国际交流环境，足够的民意表达空间，有效的权力分解、制衡与监督机制，以及军队国家化的硬约束，因此即便像印度、孟加拉国这样的人口激增、人多地少、经济欠发达的民主国家，也不会酿成类似于毛时代的“三年人祸”。一旦某一地区出现粮食危机与人道危机，言论表达与信息交流机制、市场机制、政府救助与监督机制、国际救援机制等各类机制会同步发生作用、在最短时间内消除危机。至于邓时代的“六四屠城”之类的重大灾难的发生因素，在民主国家更是对应着重重制衡机制，发生概率极小。但在专制国家，独裁者出动军队镇压民众抗争的惨案屡见不鲜，一次次将国家拖入“长痛”之中。
正是因为专制制度在扩大社会痛苦、增加“长痛”概率、制造社会危机等方面，有着远甚于民主制度的“固有劣势”，所以，专制制度下，出现问题社会、成为不发达国家的概率很大；而民主制度下，出现文明社会、成为发达国家的概率较大。如今发达国家几乎全是民主国家，专制国家均是不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
民主制度有效避免“长痛”、战胜“短痛”、促进国家持续发展的优势，还充分体现在美国、英国等民主国家的发展历史中。以美国为例，它之所以会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主要因为独立建国后受益于民主制度，虽有倒退但都是“短痛”，不论是废奴运动、南北战争还是1930年代前后的经济危机，都是积极因素压倒消极因素，在美国建国两百余年的历史中，未发展成为“长痛”。而且，“短痛”之后，国家之伤愈合的更好、对类似问题更有免疫力。
民主制度还能为社会注入有益于减少“长痛”与“短痛”的长期免疫力，这种“免疫力”在自由民主力量相对较大的国家社会生态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在这些国家，即便发生了民主制度衰落、甚至专制复辟的情况，潜存在社会肌体中的“免疫力”也不会消失，甚至会被充分激发出来，成为战胜专制复辟、重振民主的强大力量，使国家脱离“短痛”。典型例子如，辛亥革命后，由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捍卫共和的力量不断壮大，因此袁世凯、张勋两度帝制复辟均只是嚣张一时、很快败亡，相对进步的政治力量再度主导政局，中国大陆的民主共和体制又得以持续一段时间，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也不失为中华之幸，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红朝席卷华夏、神州沦入地狱的时间。法国、巴西等国，在走向民主共和之路上同样屡经专制复辟的曲折险阻，但由于社会肌体已受民主共和的润泽、已吸收了针对专制病毒的强大免疫力，因此不论是君主专制复辟还是军政府专制复辟，都最终在民主与专制的漫长博弈之路上成为一缕飞烟。
既然民主制度可以为社会肌体注入反专制的免疫力，同理，专制制度也可以为社会肌体注入反民主的毒素。往往专制独裁统治时间越长、专制势力与政治共犯团伙、既得利益团伙势力越大，社会肌体中的反民主毒素就越深广，开明专制或民主自由的时期就越短、进入暴虐专制、野蛮专制等“长痛”时期的概率就越大。
由于专制制度更容易扩大问题、激化矛盾、酿成危机，因此，在数量庞大的专制国家中，尽管一些时期或也出现开明专制和积极变革，但是，不仅“短痛”频发连发、且被“反改革”逆流拖入有退无进甚至“退无可退”的“长痛”，这是专制国家的历史常态和大概率事件。
有些国家虽然在某段时期不是专制国家，但专制势力极大。如，属于混合政权国家、或民主力量过于脆弱的民主国家。在这些国家，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是，由于专制势力在武力方面拥有强大优势（如缅甸、马里，主要军头或多数军头热衷于专制独裁统治），以及排外性、极端性宗教专制势力过大（如马里、阿富汗），因此当严重问题出现后，扩大问题、激化矛盾、侵害民生、增加痛苦的概率也很大，很容易导致恶性循环和局势动荡，让军方坐大、造成军政府专制，或被极端宗教势力乘虚而入、纂夺政权，从而进一步加大了“短痛”与“长痛”的概率。如，新冠等传染病的流行，为一些国家的独裁者和野心家提供了难得的扩权集权、实现或加强专制独裁统治、促进专制复辟、将国家拖入“长痛”的机会。再如，IDEA研究报告指出，近五年来，在新冠流行、世界经济普遍下滑等问题困扰下，世界民主化程度有倒退迹象，民主国家数量有所减少，缅甸由民主国家降为专制政权，阿富汗和马里由混合政权降为专制政权，这些国家大概率堕入暗无天日的“长痛”之夜。
如果以二战结束为时间起点来检视，当今多数专制国家，在二战结束之后至少出现过一次“长痛”型的倒行逆施和“反改革”逆流，人民饱受煎熬，改革成果化为乌有，持续发展动力丧失，即便此后勉强摆脱了“长痛”，但也已在“长痛”拖累和困束下出现了严重“后遗症”，“短痛”频发、连发，之后甚至不得不采取“饮鸩止渴”式的疗痛手段、则无可避免地又进入另一次“长痛”。
朝鲜、伊朗、俄罗斯等有着漫长专制历史的专制国家，都是在一段时期的（相对）开明专制后倒退、进入“长痛”的典型例子。
例如朝鲜，在金家建政后也不是一直如此声名狼藉，在历史上确实有过相对（毛时代）开明的专制时期，甚至还一度赢得了几分相对毛时代和韩国军政府专制高压时代的微弱光彩。由于金日成在建政初期就除去了主要政治对手，加上他不像毛泽东那样热衷内斗，又能在长期敌对的苏共与中共之间左右逢源，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故而，朝鲜的供电网在1970年已超越韩国，覆盖了农村家庭。在1971年，人均能量消耗为1326千瓦，远超韩国人均能耗的521千瓦。1976年，朝鲜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领先韩国。1980年代以前，有不少中国朝鲜族人，因不堪忍受中国大陆的各种人祸和过度贫困，逃往朝鲜；文化大革命期间，朝鲜更成为接纳中国难民的一方，与邓江胡时期大量朝鲜难民逃向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朝鲜的相对辉煌期大约延续到1980年代。在199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大陆进入了相对开明的专制时期、与韩国和美国的距离拉近，与朝鲜的距离拉远，加上前苏联解体后断绝了对朝援助，外援急剧减少，使得朝鲜的专制痼疾和内部问题彻底凸显出来，专制僵化加上闭关锁国，其状况犹如毛时代，沦入世界末流国家之列，从此再无金日成时代的运气，进入“长痛”时期，迄今仍无任何好转的迹象。
再如，如今高度专制、政教合一、摧残妇女的伊朗，在1979年之前却并非如此。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巴列维国王统治的中后期，伊朗处于开明专制时期，在世俗化、现代化的改革之路上取得了突出成就，成为世界第九大工业国，人均GDP长居中东之首，文明发达程度之高领先西亚，一些方面足以媲美当时的欧美发达国家。然而，由于巴列维改革不彻底，无法消除重重专制弊端，从而为霍梅尼上台提供了机会。霍梅尼上台后，迅速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专制体制，疯狂打压女权、提升教权，取缔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世俗化、现代化改革方案。伊朗曾经的开明专制光彩不复存在，国势愈衰，一退就是几十年，如今常与朝鲜相提并论，“长痛”时期不知何时才能结束。
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等前苏联加盟国，均长期处于前苏联专制统治下。在苏联解体前后的短暂时期中，有过一些开明专制乃至民主萌芽，但因极权专制体系树大根深，相对宽松的时期只如昙花一现，随后再度进入严酷专制、高压专制的“长痛”之中。
综上，由于民主制度及民主体制的发展成果比专制制度有着更好的适应性、修复力和稳定性，因此，面对相似困境，专制国家（地区）及专制势力过大、自由民主力量比较脆弱的国家（地区）比民主国家（地区）及自由民主力量强大的国家（地区）更容易进入“长痛”。诸如最高权位的更替、防疫的开展，在民主国家（地区）不容易酿成“长痛”，较坏情况大抵是偶发“短痛”。但是，在民主制度下较易化解的难题，在极端独裁僵化的专制国家（地区），都很有可能成为破坏力惊人的隐性炸弹，很容易激化固有矛盾、酿成新的问题、形成恶性循环、加强“短痛”效应，导致其国进入“长痛”的概率很大。何况，再加上专制统治者顽固保守、刚愎自用、志大才疏、嗜权如命、骄狂蛮横，其种种自身问题只能进一步加重专制痼疾、进一步扩大“反改革”逆流、加大其国进入“长痛”的概率和加重“长痛”的恶果。
二、中国历史走向概率：从中国历史来看，加速倒车后，进入“短痛”的概率很小，且于个体而言“短痛”时期也普遍不是太短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进三尺、退一米”地进行专制循环。从文明发展整体程度上看，从秦王政二十六年到道光二十年，漫漫两千年后，大致上还在原地打转。进步多少，大概就要退步多少来“扯平”。一退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情况，满目皆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清国状况，在很多方面甚至不如晚明，退步两百年之久。朱温废唐后进入五代的兵荒马乱，“长痛”之苦更甚晚唐，比上一个巅峰期（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更是退了近三百年。
中国历史，不论是总的历史，还是某一朝历史，相对开明的专制时期不是很长，但平庸专制、暴虐专制、严酷专制、高压专制的时期却不短。中国历史上的相对开明专制时期，未必有十分之一。中国大陆的民主共和时期更是只有短短几十年。“太平盛世”的故事之所以长期流传，是因为比例太低了，才为众艳羡和乐道；仁君清官的形象之所以世代美化，也是因为比例太低了，才被民景仰和神话。
就红朝历史而言，也不例外。中共夺取大陆后，也是在进进退退中延续专制独裁统治，而且退就是一退千里、退入“长痛”，进也是跛足改革、畸形发展、“短痛”不断。如果说毛时代相对于民国统治大陆时代和历代王朝而言进入长痛，那么，邓江胡时代是在短痛、阵痛中有限的进。如今，轮到毛魂不散、附身于习，再进入一个退的时代，也不算什么奇事，同样符合中国的“历史周期律”。
除了“历史周期律”，“历史惯性”也能提高加速倒车后进入“长痛”的概率。“历史惯性”，可以理解为，历史传承下来的、或有某些历史传承特点的文化观念、经济基础、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对外关系等因素对此后的国家走向的推动作用。中国皇权专制延续几千年，可理解为强大的“历史惯性”的推动作用。“历史惯性”决定了“历史周期律”，“历史周期律”延续了“历史惯性”。而“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红朝，不仅引入了苏共体系中的最为极权专制的部分，还充分汲取了皇权专制的统治理念与方式。例如，由于红朝一直进行严酷的封网禁言和愚民统治，所以很多历史糟粕不仅沉渣泛起、甚至被红朝洗白、发扬光大，在红朝统治区域的各种影视剧、文艺作品中被堂皇美化或隐性宣传，被称为千古第一邪书的《商君书》及书中的贫民、弱民、疲民、愚民、辱民等邪恶专制独裁理念，漫漫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历代帝王大力践行，如今仍充分体现于红朝腐败暴政的各种恶法恶政和虐民言行中；再如，“老子打江山就该儿子坐江山”的理念，如今在中国大陆仍有一定市场，助长了习薄之类的太子党、红二代的永霸高位的独裁野心；“闭关锁国”也有被洗白的倾向，而且正以“清零”等理由和方式被付诸实施：诸如，对出入境人员的严控和“隔离”，护照发放数量的降低，国际航班减少，边境增筑高墙电网，等等，既是毛时代“闭关锁国”惯性的当代体现，也是历代王朝“闭关锁国”惯性的隐性酵化；毛时代的很多谬论也有卷土重来之势，习共做大做强“国企”的理论与文宣，以及对本居弱势的民营经济的反复打压、对本就占据垄断地位的国有经济（党控经济）的一再加强，同样是对毛时代的计划经济的某些程度的沿袭，也是对历朝的经济垄断政策的借鉴与继承。
就算习的加速倒车成为罕见的历史运气、果真成为“短痛”，“短痛”也不见得太短。参考中国历史，秦、隋二朝是为数不多的“加速倒车”导致“短痛”的例子，习加速倒车后，重蹈秦、隋之覆辙，够幸运了吧?但是，秦朝延续时间也有14年之久。14年，在中国历史上当然是“短痛”，但对个体短暂的人生而言，就是“长痛”，而且苦秦之痛还变异为胜者之战，楚汉之争就是“苦秦之痛”的延续，再加5年。19年，人生有几个19年？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加速”倒车导致“短痛”的典型例子，但也有38年之久，时长是“苦秦之痛”的两倍！
因此，仅就中国历史特点与走向而言，习加速倒车后，不仅大概率进入“长痛”，而且即便成为概率极小的“短痛”，时间也未必太短。
故而，不知一些“加速”论者何故如此自信？
三、现实问题的持续恶化概率：从现实来看，习加速倒车已置民于倒悬，所致民瘼愈甚；其若连任，其祸心所向还会持续下去！
贵州“隔离转运”车的夜半倾覆，在墙内外引发舆论怒潮，再度让习成为众矢之的，很多墙内网友无法压抑久积愤怒，再也不惧中共暴政的打压风险，在网上呐喊：“为什么死的人不是他”、“中国人不能太老实了，总有一天会爆发”！短时间内，点赞者就有万千之众。由此可见，饱受习氏“清零”恶政之苦的民众数量之大，“清零”恶政所酿民瘼之深之广！细思，贵州“隔离转运”车倾覆的惨案当非个例。考虑到“隔离转运”的各地做法与境况的相似性，考虑到中共一贯对此类消息严加封控，考虑到此前隔离酒店的坍塌压死的无辜者数量更多，因此，贵州翻车之事极可能是冰山一角！不知“清零”恶政酿成的类似惨烈人祸究竟还有多少！？
近期，各省“清零”暴政下，民间抗争频发，但也无法阻止“清零”这一滚滚浊流。无数民众为求活路，冒险翻墙、远走他乡，虽非灾年而堪比灾年。人祸之惨无极限，远胜天灾。甚至，有民众因不堪苦痛和重压而放弃基本尊严、以“下跪”这样的自辱性、悲情性方式换取生存，由此，可略窥意欲媚上、愈演愈烈、层层加码、以疫虐民的“清零”惨况之一斑。从今年10月份到明年两会结束期间，由于习派团伙即将进入变数极大、危机重重的篡权关键期，自知其倒行逆施愈发不得人心，担心党政军民中随时发生抗争，因此坐卧不安，唯恐一招不慎全盘皆输、成为袁氏第二，会变本加厉地以“防疫”“清零”、“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无耻借口，行加强专制管控、困束打压官民之实，时时刻刻挥动“清零”铁钳、昼夜不停消耗官力民力，“占尽先机”，“先发制敌”，“以疲制敌”，以求将各地随时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民变、政变、军变危机困死于疲顿之中、钳压于未发之时、消灭于萌芽之中。新疆、西藏的严酷“清零”，定然是基于这两省的“不稳定因素”素来较多的考虑；一线城市、省会城市的频频暴虐封城，同样是担心大城市成为大规模民变、政变的酝酿发生之地，故而“先发制人”；深圳、上海等城市几十年来一向引领中国风气之先、聚集了大批支持真正意义的改革开放和追求自由民主的力量，本年度发生于深圳的举牌倒习事件，必令习派如芒刺在背，担心深圳成为一呼百应的倒习基地，因此，以“清零”为由、行“维稳”之实，对深圳、上海等城市进行严酷封困与打压，就成为习派“维稳”祛险、纂权窃国的不二之选。习派若纂权得逞，若认为还有不吉之兆，必然还会捡起“清零”这一杀手锏到处捶打，或者很可能会制造其他什么病毒投放，如此下去，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清零”恶政还重创了大部分经济领域，导致了大面积、持续性的经济滑坡、失业率居高不下，直接威胁亿万贫困民众的生活乃至生存，使得略有积蓄的民众也为维持生活而积蓄无多！这是迫在眉睫的民生危机，若不及时消除，后患无穷！而只要习皇多在位一日，则此民生危机必定多延续一日！
由于习氏的选择性反腐、权斗式反腐、人治反腐不仅无法根除贪腐，还因加强集权、党权、官权、吏权而加重了各层级专制权力并导致贪腐有增无减，如不久前发生的“几斤芹菜罚款数万”事件，就是基层腐恶的令人惊诧的体现，中高层腐恶更是可想而知！因此，天量贪腐导致民众负担一重再重！
习的天文数字的“大撒币”早广为人知，以“一带一路”之名、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实，以逞其扩张野心和权欲，对“普帝”和“俄爹”更是孝顺至极、动辄一掷万金、狂奉民脂民膏，不仅收获有限、留下了大量“烂尾工程”，而且最关键的是：给本就在贫富高度分化中苦苦挣扎求存的大陆民众造成了极大负担，还激化了红朝与世界民主阵营的矛盾，引发民主国家的外资撤离、高科技出口管控、进口关税提升，这样又进一步恶化了大陆的经济环境和大陆民众的生存困境！如此恶性循环的内外交困，让国民之苦无可休止！
大陆民营经济在缓解民众就业压力、激发市场活力和行业技术创新、促进民生品质提升等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不是垄断了重要经济命脉的实为“党企”的“国企”、所谓的“国有经济”所能比及的！然而，习上台后，毛魂附体、权欲如炽，意图通过加强经济垄断实现高度集权，一再狂呼“做大做强国企”，变本加厉打压民企，民营经济频遭打压，诸如孙大午、李怀庆等有志于推动大陆民主化进程的充满社会责任感和解民倒悬心的民营企业家，更是被构陷下狱、被加以重刑，让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无奈“润”出，导致依靠民企打工换来的微薄收入养家糊口的亿万弱势民众的生活状况和生存处境更是雪上加霜！
为实现其连任野心、高度集权以求保位的无边权欲和为滔天罪错狡辩的无耻目的，指使或暗示无耻文人为“闭关锁国”洗白，重弹“阶级斗争”高调，加速倒车，正在将中国大陆拉回到一个西朝鲜式、毛式独裁、高压严控、互联网防火墙（东方柏林墙）更高、以言治罪更为频发、（部分）恢复计划经济、（一定程度上）重演阶级斗争、（相当程度上）闭关锁国、内循环为主的“长痛”境地。以“清零”恶政为例，贵州翻车惨祸发生后，一条ip地址为四川的网友留言: “这事之后，我们这隔离的要求全部签免责声明，如果转运途中发生事故，不负责任。真的无语了。”再度揭出习共当局将人民当作牛羊驱使和奴役、全然不顾人民死活的极端冷酷！
另据报道，重庆、云南等地的集中隔离点开始收费，费用每人每天100至300元不等，再度引发大范围民愤与惊惧。“据重庆“长寿发布”9月20日发布通告称，对在长寿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人员，在集中隔离期间收取一定的食宿费用。收费对象是在长寿区集中隔离场所隔离管控的人员。”云南昭通市镇雄县、彝良县也出台类似的通告。就目前状况而言，此类暴虐做法有蔓延中国大陆之势。这等于是强迫老百姓进入集中营、还要老百姓高额付费坐牢！以“清零”防疫之名、行虐民盘剥之实，一再突破民众承受底线，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没有习共高层的默许、暗示、纵容，只怕地方官衙无此欺民之狗胆！企图强迫百姓进入“高价牢狱”的元凶祸首，只能是对防疫恶政“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清零宗”！“清零宗”一日不倒，民之倒悬一日无解！
倒行逆施之恶象，日益浓重；驶向朝鲜之祸心，日渐成真。中共《光明日报》近日发表文章《以新型集体经济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称：必须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将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作为下一步“三农”工作的核心工作之一。还诡辩道：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不是走老路，而是适应农业农村发展新形势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不是走老路”，让人大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感，忧心忡忡，不寒而栗。据《炎黄春秋》杂志前副社长杨继绳先生等人的观点，不难得出结论：习共推动“农业集体化”的实质，是企图以“公有”“集体”之名，在广大农村构建“党控”“官有”的高度经济垄断机制和极权管控体系，让广大农民被残酷剥夺，不得不服从于农村基层的专制管控，为整个中国大陆恢复毛式极权专制统治奠定充分基础！
真可谓是：妖氛漫天，黑云压城城欲摧；浊气卷地，民贼乱邦邦将毁！
综上，结论如下：
从制度促变概率来看，面对相似困境，进入“长痛”的概率，更大地出现于专制国家（地区）及专制势力过大、自由民主力量脆弱的国家（地区）；
从中国历史走向概率来看，加速倒车不止，进入“短痛”的概率很小，且于个体而言“短痛”时期也普遍不是太短；
从现实问题的持续恶化概率来看，习加速倒车已置民于倒悬，所致民瘼愈甚；其若连任，其祸心所向还会持续下去！
因此，习加速倒车不止，成为“短痛”的概率极小，进入“长痛”的概率极大！全力制止其加速倒车，解民之倒悬、扶国之将倾，已是迫在眉睫的时代使命、刻不容缓的国运抉择、人人当负的民族责任！虽然制止习加速倒车并不等于废止中共专制、实现民主转型，但只有制止习加速倒车，才能为中国大陆未来的民主转型换来最为基本的生机与转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