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位官员透露，目前正在商讨，十七大政治局委员选举可望差额选举，这是中共执政以来首次采用。
二十年前的十三大，中央委员的选举才开始实行差额选举。
对各地选举产生的十七大代表由主流媒体公布，令人耳目一新，这在中共党史上尚属首见。
这是一场历史的大阵痛。
现实，以历史来充实；历史，藉现实显真容。
五十年前的一九五七年，一场“反右运动”，全国至少有五十五万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因言惹祸，被打成右派，作为中共政治“盟友”的中国民主党派沦为“改造对象”。
神州大地，群英尽毁。
毛泽东通过“反右”消灭了党外民主，一年后中共党内的“整风补课”和紧接着的中共庐山会议，把党内民主也消灭了，从此中国开始“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执政党透过发动阶级斗争和各种政治运动走向集权。
五十年后的今年秋天，中共将召开十七大，五十年前的那段历史，成了中国政治反思的资源。
种种迹象表明，中共正要寻找回失落了五十年的反右运动前党内外的民主风气，中共尽管排斥多党制，但权力制衡的精神却是人类的普世价值。
在呼唤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中共十七大出现新突破的端倪。
据悉，十七大党代表总人数达二千二百名，比十六大增加一百人，与历届中共党代表选举相比，十七大党代表选举的民主性和透明性有所突出。
一是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代表候选人一般多於应选名额的百分之十五，差额比例比中共十六大时增加了五个百分点。
二是提高了生产和工作一线党代表的比例，各地一般比十六大时相应提高了五个百分点，以往连续几届党代会代表中，官员占七成以上，成为社会议论颇多的话题，这次出现身为民工的党代表，私有企业家党代表增多，还首次规定省区市要有适当数量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代表。
三是要求省区市在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之前，要向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并听取意见，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举动。
这一切虽刚刚起步，但将成为中共高呼“执政为民”的一种实践。
透明度上升党史上首见
不断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和范围，已成为中共执政的民主发展的大势所趋。
比例越高选择性越大。
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位官员透露，目前正在商讨，十七大政治局委员选举可望差额选举，这是中共执政以来首次采用。
二十年前的十三大，中央委员的选举才开始实行差额选举。
对各地选举产生的十七大代表由主流媒体公布，令人耳目一新，这在中共党史上尚属首见。
过去，党代表产生只在中共党内进行，党外群众不知情，在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难免出现“问题代表”。
而今，由地方媒体事先公布地方十七大代表当选名单，既为公众监督党代表提供了对象，更为代表资格审查机构提供了相关依据。
对此，一些党建理论家认为，中共领导层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已形成一个思路：完善中共自身的民主制度建设，国家的民主政治才容易起步。
其实，中共执政初期，党内外的民主风气还是有迹可寻的。
一九四九年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源於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五一口号」的倡议，口号的第五条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是中共首次提出的倡议。
中共对执政后的政治设计是协商共和。
长期研究中国社团党派史的北京学者章立凡说，当年中共承诺的是联合政府，而后的事实表明中共一党独大，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还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事实是民主党派监督不了。
中共统战部根据中共“八大”《关於政治报告的决议》精神，提出了八条意见，其中主张：必须扩大政协的民主生活。
政协应当更广泛地发展民主和自由，政协的各种机构和各种会议，应当充分反映民主人士的意见，开展自由争论。
应当培养大胆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的民主空气。
毛泽东曾设想上下议院
章立凡说，中共中央批准了统战部的意见，并在指示中对后来成为大右派的交通部部长章伯钧的提议有所回应：“政协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具有统一战线组织的作用，而且在实际上起着类似‘上议院’的作用”。
为了“发展国家的民主生活，充分实现我党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互相监督，就必须充分发挥政协会议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
毛泽东在指示稿上批示：“大约在一九五七年夏季，中央将召开一次专门讨论全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会议”。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统战部意见的时间是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其他记载也表明：将政协作为上议院、人大作为下议院的议题，当时在统战系统和民主党派内部已经存在。
可以确定，“两院制”的讨论至少在一九五六年底就开始了，而且在党内外高层形成了互动。
然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发生了变化。
这是民主党派史上的转折之年。
初始，中共自我整风，五七年四月十日，中共动员全国各地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大胆给中共提意见，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却发出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指示，他不再提先前作出的绝对“不会报复”的承诺，要求中共各级组织对他们歼灭性的打击。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於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同一天，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麽？》的社论，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的言论提高到“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高度。
在毛泽东的部署下，“整风”急转为“反右”。
一九四九年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继承的是民主宪政和联合政府的共识，但从五七年“反右”到六六年“文革”，“人民民主专政”只剩下“专政”两个字。
所谓右派言论，大体上就是批评党和非党的合作不够，非党人士普遍有责无权，希望有责有权。
陈铭枢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
章乃器说，不要搞个人崇拜，毛也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
储安平指出的“党天下”论认为，中共执政初期还容得下各党各派，共同治理天下，中央政府有非中共的副主席、政务院更有多名非中共的副总理，但到后来这一切都没有了，成了党天下。
右派言论多切中时弊
当时的国务院还有几个非中共的部长，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粮食部部长章乃器，反右以后都没有了。
五七反右运动快结束的时候，中共统战部就搞了一个改造民主党派的方案，认为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就是自我改造；后来人大换届，在五九年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部长名单中，党外人士比例由上届的百分之三十七降至百分之二十三；再后来律师制度取消了，把司法部也撤销了。
毛泽东当时说，宪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住啊？我们还是靠政策办事。
五九年后，法制化进程中断，一党独大的中共权力越来越集中。
章立凡说，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中有点能量的是民盟和章伯钧的“农工民主党”，大知识分子都在“民盟”，大资本家都在“民建”。
章立凡的父亲就是大右派章乃器。
章立凡说：“父亲在粮食部任部长时，与党组意见不同时，他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果分歧无法解决，就请示国务院；再解决不了，就请示毛泽东。
我父亲就是这样做的，后来没有人敢这样做了。
我父亲是搞经济的，是专业人士的秉性，不管什么政治问题。
”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章诒和的父亲，是最后都不能平反的五大右派之一的章伯钧。
章诒和认为，反右运动首当其冲的是民主党派，民主党派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同盟。
章诒和说，五七年以后，中共独霸全国，毛泽东独霸中共就正式形成了。
独霸是很具体的，比如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国家行政资源的全面控制，所有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全部被踢出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党能如此全面的把持国家的资源。
当年右派提出诉求，今天看意义重大。
今年来，“协商民主”成为政协的新词汇。
三月，全国政协宣布政协将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国家机关领导将有民主党派负责人出任要职。
前不久，上海同济大学校长万钢这位致公党副主席出任国家科技部长，他是三十五年来第一个出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正职的非中共党员的人士。
留学法国医学博士、美国科学院院士陈竺出任国家卫生部长，是第二位担任国家部委正职的非中共党员人士。
这只是中共政治改革的一小步，与当年“联合政府”、“上议院”的提出还不是一回事。
当年右派被定性为敌我矛盾，二十二年后的七九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右派”获“改正”待遇。
但作为政治运动，反右仍被中共确定为“完全必要”，属於不能平反的铁案，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的结论，为此，还特意不给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等大右派平反。
在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之际，中共对当年的重要历史文献依然保密。
但根据中共发表的数字，五七年，中共将五十五万二千九百七十三人打成“右派”，后来承认其中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是错了。
时至今日，中共没有向受害者公开道歉，也没有给予受害者以合理的国家赔偿。
在反右五十周年之际，中共对当年给千百万中国人造成伤害的“运动”讳莫如深。
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一再下禁令，不允许举行有关反右的纪念活动，严禁没有官方正式许可的任何历史研究和回忆记录文献出版。
当局至今讳莫如深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海、北京等地二百零八名右派及其亲属发出《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申诉信——要求国家对右派分子正式道歉并给予经济补偿》；三月三日，全国六十一名右派发出《为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三月八日，浙江四十一名右派及其家属发出《给全国人大的公开信》；三月九日，新疆三十七名右派发出《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四月二十一日，三名右派和一名右派后代联名上书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彻底否定反右的错误政治运动；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学十名右派发出《致北大校长的公开信》等。
签名联署以上公开信的右派及其亲属和支持者至今已有五万人。
这些公开信主要提出三点要求：开放言禁，允许人们用多种方式反思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以适当方式郑重宣布反右运动是违反宪法的错误的政治运动；对在反右运动中遭受摧残而至今仍处於困境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给予必要补偿。
与此同时，关於反右运动的回忆、研究和反思的文章大量出现在互联网上。
把“反右”打进检索引擎，在“百度”上是四十八万五千条，在Google上是二十五万八千条。
右派出回忆录仍被禁
四月六日，北京数十名右派和友人在苏州桥附近的芙蓉国湘菜馆聚会，先为林昭等无数右派死难者默哀。
这是二零零七年首次当年右派的聚会，其间多辆警车前来监视，聚会后，不少与会者遭警方问话。
这类右派聚会，在各地陆续有来。
六月八日上午，四川三十多名当年被打成右派的老人，在成都大慈寺聚会，在聚会现场约有二十多名官方人士在旁观望、监控。
五十五万字的《不肯沉睡的记忆》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前不久遭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认定为非法出版物。
这是五十年前在反右中遭无妄之灾的北京师?大学中文系、俄语系部分学生的回忆录，二十多年受尽屈辱和折磨，还株连无数亲人。
此书由四川的俞安国和身在美国的雷一宁主编，他俩都是当年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右派。
七十二岁的俞安国说：“我们都是历史的受难者，把这些痛苦记忆留下来，对时代有个交待。
同学们今天都七十多岁了，纯粹出於责任感。
”两个月前，成都中共崇州市委宣传部人士上门找俞安国，传达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认定意见，说早有规定，反右内容的书不准出版。
他们要了解出书经过、谁找出版社的、找的是谁、印了多少书、如何发行。
俞安国说，出书具体经过不了解，自己只是编稿，出版社是雷一宁联系的，目前他人在美国。
新疆石河子诗词学会会长唐世政主编的一部《红羊悲歌》，因涉及反右内容而遭新疆自治区新闻出版局查禁。
此书由在北京的作家出版社出版，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出版，初版三千册。
据唐世政介绍，书的下卷内容涉及反右。
二零零七年一月九日，新疆自治区新闻出版局“扫黄打非”办公室副主任陈洁一行四人，来石河子找唐世政谈话，说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委派，前来查办政治性非法出版物《红羊悲歌》一案。
他们声称此书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强行将所剩下的一千一百四十册《红羊悲歌》全部运走。
唐世政生於一九四四年，一九六零年从四川移居新疆。
唐对亚洲周刊说：“他们的言论於法无据，我严辞批驳，并表明态度：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编辑此书是历史责任感和诗人的良知使然。
”当天下午，当局召集石河子市各大报刊负责人开会并宣布：今后不得刊登唐世政的诗词稿件。
三月六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闻出版局“扫黄打非办”向兵团党委宣传部等各单位发文称：唐世政拒不认错。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同意对唐世政一案的处理意见：一、《红羊悲歌》序言和内容有较严重的问题，销毁已收缴的书，尽量收回赠书；二、责成中华诗词学会、兵团诗联家协会和石河子诗词学会，通过正常选举程序，免去唐世政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新疆建设兵团诗词和楹联学会副会长、石河子诗词学会会长等职务。
大陆被禁，首选香港，牛津出版社最近推出北京文化人的专着：邵燕祥的《别了，毛泽东》、章诒和的《顺长江，水流残月》、钱理群的《一九五七，个案研究》等。
掩埋自己的足迹是不明智的，历史也是掩盖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