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谭天媚／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泛民主派延续多年惯例，发动七一游行，但政府推出四百多项庆祝活动吸引市民参与，曾荫权年轻务实及以公务员为主的新班子亮相，赢得媒体和市民普遍正面的反应，很难找到新的口号鼓动游行。
六月的香港热浪滚滚，庆祝回归十周年也“热”爆全城。
十年人事几番新”，香港政府准备了大大小小四百多项庆祝活动，从六月起一直延续到十月国庆节期间。
国家主席胡锦涛六月底到香港，七月一日出席特区成立十周年庆典，并主持特首曾荫权新班子的就职仪式。
香港一些人却忙于准备“争取普选七一游行”。
发起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估计有五万人参加，但一些民主派人士估计只有二万人。
民主派一度决定派出几个人游行当天跳进维多利亚港海水中，以示对没有普选的抗议。
但本来有意参加“跳海示威”的民主派元老级人物李柱铭说，征求过太太的意见，认为海水污染太严重，决定不跳海了。
本来民主派认为可能会刺激市民走上街头的“炸弹”，例如北京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关于“中央给特区多少权，特区就有多少权”的言论、特区政府有没有干预学术自由的教育学院风波、皇后码头争议等等，正逐一被北京和特首曾荫权降温或拆除。
而今年游行的主题“争取普选，改善民生”，正是曾荫权经常挂在嘴边要解决的问题，区别只在民主派要求二零一二年落实普选；曾荫权向港人保证的则是，二零一二年前彻底解决普选的问题并定出可行方案。
至于改善民生、听取民意，则在曾荫权六月二十三日公布其新班子时重申，新一届政府首要工作是搞好经济。
自二零零三年的七月一日“回归纪念日”五十万人上街游行后，民主派已把每年的七月一日附加了另一层意义：上街游行争取普选、表达对当时具争议性的政策的不满。
对于七月一日回归日的这种“变质”，北京及特区政府自然相当不满，却也无奈，只能尽量减低游行的影响力，最重要的是消弭民怨：日前公布下届政府主要官员是重要一招，令香港社会看到了未来五年政府管治团队有效运作的雏形，舆论反应普遍正面。
新官专业务实有承担
新班子加入了七位新人，其中五位局长年龄在五十岁以下，平均年龄比上一届减少了两岁多。
六位原任司、局长不再留任，包括卷入教育学院风波的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被传与曾荫权不太合拍的环境运输及工务局局长廖秀冬，还有被指表现一般的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
新团队提出了“务实、专业、有承担”的口号。
传媒的焦点集中在传统左派出身的连任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被视为政府智囊的中央政策组顾问、前《大公报》总编曾德成身上。
可靠消息人士对亚洲周刊表示：中央明白并接受曾荫权锐意改革其管治团队的理念，以加强市民对新一届政府的信任；若市民更乐意与政府沟通而非事事选择走上街头抗议，目的也就达到了。
政府吸纳公务员、学者和传统亲北京阵营人士，这是香港社会的包容及多元化的最好表现与证明。
北京消息人士指出，两年多前，曾荫权推荐了曾在零三年参加过反对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的黄仁龙出任律政司司长这一重要职位，中央接受了，因为北京认为“任人唯才”更重要；这次曾德成以亲北京阵营的身份出任官员，北京同样支持，原因不是他的亲北京背景，而是他有能力。
而曾德成的入阁，也显示了亲北京阵营也有人才，政府用人应不拘一格。
对曾德成的任命，北京和曾荫权事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曾德成之所以成为传媒焦点，不单单因为他的“红色”背景，更因为他在一九六七年因散发反对殖民地教育传单而入狱，是唯一一位有“犯罪纪录”的特区高官。
一九六七年香港发生的事件，传统亲北京阵营称为“反英抗暴”；但一般市民则认为当年亲北京团体受到文革极左思潮影响，曾有过激行为，例如在公众场合放土制炸弹，因此被港英当局定性为“六七暴动”。
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对事件并无新的评价，因此“六七暴动” 仍是官方定论。
但北京及曾荫权相信，曾德成不同于当年那些参加过激行动的人士，他当年是香港名校圣保罗中学的高材生，只因为在校园派发反殖民传单就坐牢两年，这样的经历恰好突显了殖民统治的丑陋。
而且曾德成多年来一直给人谦和、低调的君子印象。
本著应显示特区政府广纳各方人才的原则，北京同意特首提名，让曾德成入阁。
令北京及曾荫权暗自庆幸的是，市民没有对曾德成当局长持太大异议。
北京因此相信，香港社会重视的是人品及能力。
正如曾德成本人在记者会上说，六七年的事已过去四十年，香港是个包容及多元的社会，大家应该向前看。
连日来，许多评论都认为，以曾德成沉著的性格及冷静的分析能力，出任掌握民情的民政事务局局长相当合适。
本来极可能是最具争议性人物的曾德成也初步为社会接受，可以让曾荫权松一口气；但曾荫权不敢轻视七一游行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一直透过不同方式化解一些有可能突然爆发的矛盾。
六月二十三日公布新班子名单，当天中午随即宴请民主派，商讨普选问题；较早时政府宣布向冻结薪金多年的全体公务员集体加薪；新任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刚接受任命，就表明听到社会上关于保育文物的声音，会深入群众，早日与反对清拆皇后码头的示威人士会面商讨解决方法。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连月来推出一系列放宽内地投资机构到港投资的规定，香港股市升浪不绝。
香港失业率则达近年新低的百分之四点二。
在这些措施及市场良好气氛下，怎样刺激市民参加七一游行？民主派也大费思量。
医界及社工也要加薪
不过，政府为公务员加薪也带来后遗症：跟从政府薪酬标准的公立医院医护人员以及社会工作者，由于不是公务员编制，这次加薪被排除在外，于是引发他们要求 “同工同酬”的示威，七一还要上街抗争。
政府虽已马上决定拨款追加他们工资，但有关团体认为不能接受。
六月中，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公开表示今年她还会再次走上街头，并说七一游行争取民主与庆祝回归“并不对立”。
陈方安生对香港政坛影响力虽有所减弱，但她再次上街仍是话题。
香港大学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支持二零一二普选的市民有五成七。
本来，争取民主与庆祝回归的确应该并行不悖，但若七一游行继续被视为民主派与特区政府甚至与北京角力的象征，“并不对立”的预期还能达到吗？
